萨克拉门托作为加利福尼亚的州府，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我知道这个容易被忽略的小城市，是因为格蕾塔葛韦格。在《弗兰西丝·哈》中，她饰演一个从萨克拉门托前往纽约追求梦想的舞者，作为《伯德小姐》的编剧、导演，格蕾塔把故事的发生地再次放在了萨克拉门托，渴望离开小城的女孩最后同样来到了纽约，如果对格蕾塔稍有了解，你会发现，萨克拉门托正是这位好莱坞才女的故乡，与电影中的伯德小姐一样，她在高中时接触戏剧，大学在纽约继续着表演和剧本创作。即使格蕾塔否认了这是一部自传性质的电影，但影片中明显的个人经历的投射，让我不由自主地把她看做另一个伯德小姐。
　　这是一个在成长中与自己、与家人、与朋友和解的故事。《伯德小姐》上映后，跨越了文化差异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观众的共鸣，影片中所呈现出的那些琐碎的日常事件和生活化的细节，一次次与观众的个人生活体验重合：被母亲要求把衣服挂好、把喜欢的人的名字写在墙上、给父母写欠条……作为格蕾塔的导演处女作，这部电影相当成功，她的厉害之处在于，从自身经历中充分汲取创作素材，对生活进行细致的体察和提炼，准确地表现了青春期女孩在成长过程中遭遇困境时的真实反应。这成为了《伯德小姐》在没做到类型突破的情况下依旧能从一众成长记事电影中脱颖而出的原因。
　　电影中，年轻的伯德小姐想要离开萨克拉门托，她坚信“生活在别处”，她的“别处”是美国东岸的城市，那里有作家住在森林里，有着这个城市没有的人文气息，她厌倦了与母亲日复一日的争吵、排斥离家车程只要半小时的大学，以家为圆点，半径越大就越令人向往，“别处”承载了她关于未来的浪漫且理想化的想象。她抛弃了原有的名字，叫自己“Lady Bird”，这个充满符号性的名字，意味着逃离与自由。萨克拉门托不能提供给她想要的氛围与机遇，在她眼里这个无趣的小城更像一个牢笼，而自己则是一只被困住的鸟。就像伯德小姐问的那句“你看我像是从萨克拉门托来的吗？”小城装不下自命不凡并且欲望满满的年轻人的梦想，他们坚信繁华的大都市才是自己的天空。有理由相信，萨克拉门托同样放不下格蕾塔的梦想，后来她前往纽约读书，前往好莱坞发展。告别故乡，实质上是对于庸常生活的推离和对于一种新的生存方式与生命形式的寻求。

　　成长中难免会有失去与不舍，一部分人的青春会以一种残酷的方式收尾，而伯德小姐的青春则是以一种温暖的方式结束。以这种角度来说，伯德小姐还是一个Lucky Girl。

　　随着故事的进行，我们发现伯德小姐所经历的，正是所有人在青春中面临的，来自爱情、友情、亲情的纷扰与抗争，她在试错中不断地向前走。电影没有用太多镜头来渲染情绪，但无论是电视中播放的伊拉克战争，还是日常对话中出现的911事件，大世界不平静暗喻着伯德小姐内心世界的混乱。和母亲针锋相对的争吵、发现自己被男友用来掩护他的性取向、凯尔的谎言、好友的疏离，她的生活似乎充满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但电影开头藏着答案，伯德小姐听着《愤怒的葡萄》并默默流泪，她懂得斯坦贝克在书中所说的爱与谅解，并以这种态度跨过了一道道成长中的坎，逐渐走向成熟。
　　家对于青春期的孩子们来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地方，当遭到外在撞击时，家会是一个给予缓冲的避风港，格蕾塔在创作《伯德小姐》时，叙事重心在家庭关系的撕裂与归属上，初版剧本完成时，片名叫做《母亲与女儿》，删改后才成为了现在的样子。在影片中，母亲是伯德小姐飞向远方的一大阻力，她以非常现实的理由“我们供不起你读那里的大学”打断了伯德小姐对于远方的想象。小到房间整洁、大到人生理念，母女两人在思想上的差异，造就了激烈的家庭矛盾，如何與父母和解，几乎是每个青少年成长阶段不可避免的课题。母女两人在一次次争吵中撕裂着、消耗着，伯德小姐渴望得到母亲的认同，但两人倔强的性格让她们难以轻易的坦白心迹，只有父亲这一角色在中间调和，把母亲扔掉的信交给在异乡的伯德小姐，这对别扭的母女才得以和解。成长中难免会有失去与不舍，一部分人的青春会以一种残酷的方式收尾，而伯德小姐的青春则是以一种温暖的方式结束。以这种角度来说，伯德小姐还是一个Lucky Girl。
　　从“Call me lady bird”到“Hi，I am Christine.”伯德小姐离开了萨克拉门托，只身—人到了纽约，现实戳破了“别处”的乌托邦假象，生活本来的面貌逐渐清晰地呈现在眼前，成长中经历的一切事情让她收获了成熟的自我认知，接纳了真实的自我，也重新爱上了自己的故乡，她用一种回归的姿态进行告别，以离开实现了一场成长蜕变，从一个人生阶段跨入另一个人生阶段。尽管电影没有展现纽约之后的生活，但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个充满野心，为目标执着坚持的伯德小姐，会用她生命中本质的勇敢、坚韧，成为更好的自己，而萨克拉门托女孩格蕾塔葛韦格已经用《伯德小姐》证明了她告别的意义。

伯德小姐

　　LADY BIRD
　　导演：格蕾塔·葛韦格
　　编剧：格蕾塔·葛韦格
　　主演：西尔莎·罗南/蒂莫西·柴勒梅德/劳里·梅特卡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