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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英语教材的发展历程
《英语学习》:刘老师,您好!改革开放40年间,中小学英语教材在编写思想和内容设计上发生了怎样的变革?取得了哪些进步?这些变革和进步的背后又反映了英语教学理念怎样的转变和革新?
刘道义:英语教材和教学理念的发展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1977年国家组织集中编写通用教材,1978年把“文革”期间各地编写的教材全部替换完毕。这一阶段英语教材是依据以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等为理论基础的结构法或句型法进行编写,初中教材重视语音、语法等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强调句型教学,书中句型操练占了相当大的部分。虽然每课的最后设置了“Everyday English”的板块,但因为缺少语境,并不能真正训练学生口头表达的能力。高中教材则以语法为核心,每一篇课文配有词汇与语法的练习。教材还根据中国学生学习和认知的特点,适当加入了英语和汉语相比较的内容,帮助学生理解。这一时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使用了直观教具,主要是教学挂图、卡片、投影片,还有录音带。
《英语学习》:我国居然在这一时期就有录音带了!
刘道义:对。20世纪80年代是录音带发展最快的阶段,在教学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当时,“看”的资源稀少,幻灯片、录像还没有普及。
通用教材改变了原来突出政治、不尊重语言学习规律致使教学质量低下的局面,为英语教学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社会开始越来越重视外语教育,学生由不爱学英语到对英语开始产生兴趣,英语教学质量确实有所提高。“文革”以前,人们上大学后是从零开始学习英语的。这之后的大学生入学时就具有了1600到1800个词为基础的语言水平,这是一大进步。这一时期的教科书在历史上具有功不可没的作用。但是,这套书有明显的缺陷:机械,教法陈旧,句型操练枯燥,课文内容偏重文学,与现实生活脱离,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不利于教师培养学生运用英语的能力。
这个时期教材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从以教科书(textbooks)为主,逐渐发展为教材(teaching materials)。为了弥补教学资源的稀缺,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除了出版教学参考书和练习册以外,还出版了一套英语简易读物,弥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英语课外读物的空白。同时,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还编写了一套配合人教社教材的教辅,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一下子火遍全国。从那以后,各家出版社开始做教辅,教科书的概念也就从一本孤立的课本变成了系列配套的教材了。
《英语学习》:“一纲一本”是指这个时期吗?
刘道义:是的,全国用的就是统编教材。80年代中期,高教司和基教司联合举办了全国中学英语教学质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当时使用的英语教材和教法都比较陈旧,重视模仿记忆,强调语言的准确性。学生虽然语音、语法掌握得较好,但不会实际使用语言,用英语进行交流的能力差,而此时引进的很多外国教材开阔了人们的视野。社会各界都渴望着英语教学的改革,因此就迎来了第二阶段的教材改革。
《英语学习》:第二阶段应该涉及中外合编教材的历史了。您作为第一批中外合编教材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当时的中外合编教材有何创新之处?是什么样的契机,促使我国从独立编写教材到中外合编这一改革的实现?这次改革又为后来我国英语教育的发展带来了哪些启示?
刘道义:中外合编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天时”指的是当时的改革开放形势的深入发展促进了中外的文化教育合作;“地利”指的是地处北京,因为合作项目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教科文组织联系十分方便;“人和”指的是教育部、外经贸部、人教社等部门领导以及我身边同事的支持。我本人因为曾赴英学习教科书出版,并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进修过应用语言学,面对祖国英语教学的问题,我非常渴望改革。英语教学的目的是教会学生用英语进行交流,实现语言的功能,而不是只让学生学有关英语的知识。我们需要与国外合作,“借他山之石为我所用”。合作的原则是“以我为主,洋为中用,互为补充”。教材编写必须以教学大纲为依据(如贯彻“寓思想教育于语言教学之中”的原则),充分考虑中国人学习英语的特点(如语法和语音教学的系统性),继承传统而有效的方法,同时吸收功能法、交际法之优点,有所创新,立足本国国情编写教材,保证语言的地道性、原创性,且解决版权问题。
《英语学习》:这时候所有的英语教材基本上都是中外合作的吗?
刘道义:不是,只有人教社一家这样做,不过当时全国已有数套不同版本的英语教材了,包括上海版、广东版、北师大版和四川版。1999年,也就是首届使用中外合编教材的高中生毕业的时候,全国又进行了一次质量调查。调查结果表明,跟1985年相比,英语教学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特别是学生听说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关于第二阶段的英语教学和教材特点,可以总结为五点:
1. 打破单纯以语音和语法为主要脉络组织教学内容的框架,根据交际目的的需要,既考慮语言的功能意念和话题,也考虑语音、词汇和语法结构等因素,并将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例如在起始阶段就让学生开口说英语,用英语介绍书中的主要人物,同时仍然穿插字母教学和语音教学。每个单元围绕一个话题开展听、说、读、写的活动。过去教材以语法句型结构为主线,而今结构与话题、功能交织在一起,用循环式的方法编排语法项目,保证语法结构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地呈现。
2. 教学内容贴近现代生活,符合学生的需要。教材话题具有时代感、思想性、知识性和真实性,不再像过去课本中大部分课文与现实社会相距甚远,学生背记课文后却无法谈论现实生活中的事。根据初中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教材设计了一群中外学生同校学习的故事,书中人物富有个性。课文描述了他们在三年中的种种经历和成长,加上录音、录像的配合,使教学内容生动活泼,引起学生极大的兴趣。书中李雷、韩梅梅、吉姆等人物给学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至今仍是使用过这套教材的“80后”青年的共同记忆。通过调查了解到高中学生的兴趣和需要后确定的16个话题,反映了当代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如生态平衡、环境保护、妇女权利、饮食卫生和航天技术等。这些话题渗透了思想情感的教育,同时生动地展示了中外文化的差异,可以增强学生跨文化交际的意识。 3. 通过听、说、读、写的全面训练,培养学生初步运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初中从视听说入手,听说训练主要通过课堂上师生和生生间的互动和各种口头信息交流活动来完成,体现了“学中用、用中学”的理念。在发展听说能力的同时,逐步培养学生的读写能力。高中每个单元仍然设有听力和口语专项训练,但侧重读写训练。
4. 促进了教法和学法的研究。通过中外专家在全国各地开展教师培训,与本套教材相配合的“五步教学法”深入人心,也为后来的教学改革铺垫了基础。
5. 推动了测试和评估的改革。由于这套教材强调听说,20世纪90年代不断试验听力和口语测试,最终促成了全国高考增加听力测试的举措。这为解决“聋哑”英语问题找到了突破口。
这次的改革,用中英合编教材的英方主编格兰特先生的话来说就是“a revolution without the first letter ‘r’”,是evolution,是一次gradual change。我觉得这种说法恰如其分。这是一次过渡,即从传统的以知识结构为主的教材设计思路过渡到了以交际目的为主的教材设计思路。可以说,这为下一阶段的改革揭开了序幕。
《英语学习》:第三阶段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刘道义:从21世纪初开始至今,基础英语课程为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依据课程标准研制教材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变革。2001年,全国小学开设外语(英语)课程。新教材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有以下五个特点:
1.人文性
教材编写的整个过程都以学生的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选择的话题、内容都有育人价值;语言编排、程度分量和活动设计符合学生的年龄和身心发展的特征,能激发其学习兴趣与动机,并能潜移默化地渗透学科核心素养,提高学生素质。
2. 综合性
语言是文化交流的工具,兼收并蓄,综合使用各家所长,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用语言做事的能力,体现语言的工具性。教材编写不依赖某一种方法,而是采取功能、结构、话题、活动相结合的方法。如果只采用某一种从国外学来的方法,这种方法到了中国,往往会“水土不服,食而不化”。因此,现在教材在保证基础知识与技能训练的同时,强调围绕话题的中心意义设计有语境的语篇和多种形式的活动,强调学用结合。教材既用了归纳法,通过听读语篇呈现语音、语法、词汇知识,又运用演绎法总结语言规律,并通过听、说、读、看、写的活动,帮助学生内化所输入的信息,经过“同化”与“顺应”,构建自己的语言机制,从而使学生能运用语言表达思想。现在除了听、说、读、写,还增加了“看”(viewing)的活动。因为现在是信息时代,除了纸质的、平面的文本(插图、图表、地图等),还有立体的内容。通过视频,学生能够看到语言是如何在语境中运用的,包括说话人的表情、动作。这样的视觉体验能够激活学生的思维,调动其主动参与性,提高其获取知识和信息与运用英语做事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培养其综合语言运用的能力。我们可以发现,当今的教材中既有传统的翻译法、直接法、结构法的痕迹,也有交际法、任务型教学的特点。
3.探究性
以学生为主体,促使学生的学习方式发生转变。改变过去注重知识传授的取向,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探究式学习、合作学习,提高其学习能力。首先,面对我国近两亿中小学生,如何调动他们自主学习的积极性,这是巨大的挑战。目前虽然教材已初步实现多元化,小学约有30套不同版本的英语教材,初中、高中分别有10套和7套不同版本的英语教材。但离个性化学习的要求甚远,好在有多种形式的网络教材和地方与校本课程,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学生的需求。当然,各家教材也提供备选的语篇和活动,增加教材的彈性。第二,摈弃注入式教学法,通过听、读、看,让学生观察、发现、感悟、体验、内化以及生成这一探究的过程,并启发学生运用学习策略,特别是元认知策略,比如制订计划,确定目标,进行小结、反思、评价、监控等。第三,无论是个性化还是探究式学习都需要加强互动性。语言交流离不开群体,教材非常注意引导学生进行合作学习,诸如问答、角色表演和讨论等多以小组活动的形式进行,这就使课堂教学的互动性大大加强。
4.创新性
教材的创新性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为培养学生文化意识,教材加强了中外优秀文化的呈现,特别增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科技发展成就的内容。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还可使学生能用英语讲述中国故事,增进文化交流。(2)教材编写与研究相结合。实验和调研为教材修订提供了实证依据;教材的编者和编辑有专家也有一线教师,以保证教材质量并“接地气”。(3)教材版式设计新颖、色彩鲜艳、插图精美,足以引起中小学生的学习兴趣。这点与过去相比有质的变化,即使与外国教材相比,我们的教材也绝不逊色。
5.拓展性
首先,教材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百科,学科融合性越来越强。主题语境包括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共计32个话题,比课标实验教材的24个话题有了显著增加。其次,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现在系列配套的教材已发展为网络教学资源(teaching resources)。多模态的教学资源的变革是一次飞跃。不仅教科书数字化,而且大量听、说、读、写、看的辅助教材网络化、智能化,为学生个性化学习和教师灵活教学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总的来说,第一阶段英语教材编写注重“双基”,以知识为本。第二阶段强调语言的功能、结构的结合和交际运用。第三阶段强调以人为本,更加突出了人的素质培养,也就是以立德树人为本,培养核心素养。
教材编写队伍建设
《英语学习》:请您根据经验谈谈在教材编写队伍建设方面有什么好的建议。 刘道義:各个出版社的教材编写队伍应该保持相对稳定,这样在教材编写方面比较容易积累经验。教材编写实际上是一个涉及学科、课程、教法、教师和学生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研究的项目。教材编写者不是单纯的编书匠,实际上是课程教材的研究者。对参与编写的人本身的专业素质要求要高,例如English proficiency要非常好。
《英语学习》:应选拔英文素养非常好的人来当教材编辑,这样才能保证教材的质量?
刘道义:是的。当然,教材编写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编辑要有较高的政策水平,例如在教材中贯彻培养跨文化交际意识时,应注意不仅要尊重和吸取外国文化的精华,还要弘扬我国的优秀文化;在强调培养语言运用能力时,也不可忽视基础知识与技能的训练;在引进教学方法时,必须注意与我国国情相结合。没有很高的政策水平和唯物辩证的观点,就不可能正确处理这些矛盾,难免会犯左右摇摆的毛病。
为了提高编辑的思想和业务水平,应该经常加强培训,举办相关的研讨活动,“请进来、派出去”,可请外籍编辑加入,也可出国考察学习。此外,还可举办关于课程与教学理论、编辑出版知识以及设计的讲座,举办中青年论文竞赛等活动,促使大家不断学习和研究。
编校队伍要注意培养匠心,也就是工匠精神。做一个好的编辑不容易,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丰富的经验,要有精益求精的严谨作风。编校者的“火眼金睛”是在实践中长期训练培养而成的。总之,教材编写队伍的建设绝非易事。
教材与核心素养
《英语学习》:新课标颁布之后,各家出版社也都在编写新的教材。您认为现行的英语教材如何更好地实现核心素养落地的要求呢?
刘道义:提到核心素养,我想说说个人的看法。我认为学语言要把情感态度加进去。语言是情感交流的工具,所以情感态度是不可或缺的。现在我发现有的老师上课的教学目标只提四个核心素养,缺失情感态度目标,这样立德树人的目标恐怕会落空。
其实,新课标的核心素养并非空穴来风。我们原来讲的“德智体美劳”,现在被具体化为核心素养了。我在前面已谈到了新教材如何培养语言能力、学习能力和文化意识,进步是不言而喻的。新课标里面提到的思维品质,我认为是一个亮点。过去人们认为外语就是靠死记硬背,并没有特别强调语言学习对思维发展的作用。虽然以前也有“开启心智”的说法,也提注意培养概括、推断等能力,但这一次新课标在英语学科核心素养里明确提出了思维品质,我觉得特别好。英语教学充满了思维训练,如果完全靠死记硬背,学生根本学不好。譬如,许多人为英语单词难记感到苦恼,但是成功的学习者并不觉得难,原因就在于他们掌握了英语词汇学习的思维体系,构建了一套不同于母语的新的词汇网络系统。这个系统至少包含6个子系统,分别是:(1)词的音、形、义(属于相互密切联系的表层系统);(2)词的语法特性;(3)词的派生、复合与转义;(4)词的搭配所形成的无数固定或非固定词组,又称词块;(5)词的隐含意义(connotation)与联想(association)的意义;(6)词的使用语境或语体。成功的学习者要掌握这套词汇思维体系时,必然要经过训练自己的分类、比较、联想、概括、综合等抽象思维能力的这一阶段。语音和语法学习也要训练学生的抽象思维,如从语言实践中感知、发现到分析、推理、判断、归纳和演绎,最后将看似僵硬的规则变成一套有意义的、动态的系统,并将其运用到实践中去。
课文教学充满了思维活动。比如课文John Snow Defeats “King Cholera”讲的是约翰·斯诺查找霍乱产生的原因的故事。一种说法是感染者可能通过鼻子和口腔,吸入空气里面的病菌而患病;另一种说法是感染者可能因为食物或者饮用水而患病。约翰·斯诺通过调查患病死亡的人分布的地点及其饮水的来源,并将这些位置在地图上标出来,发现霍乱是由水污染造成的腹泻导致的。教学时,教师可把约翰·斯诺查找霍乱产生的原因的相关步骤列出来,让学生自己先思考步骤的正确顺序,然后通过实际阅读验证之前的思考是否正确。这种教学过程本身就是启发思维的过程,涉及创造性、批判性和逻辑性思维的训练,同时可引导学生学习约翰·斯诺的敬业精神。现在教材中的问题和活动设计不像过去只停留在read and answer的层次,学生可以从课文中直接找出答案,而是要read and think,更多的是引导学生思考why和how。这也是根据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法,从记忆、理解到应用、分析和评价、创造,逐步从低端到高端思维的训练过程。这样的教材内容要求教师在设计活动时,必须要考虑思维品质的培养。
英语教科书中有大量可以启发逻辑思维的语言材料,但是教学中重语言训练不重思维训练的现象仍比比皆是。教科书中不乏侦破疑难案件的故事,像Sherlock Holmes等侦探常用的方法就是通过逻辑思维断案。如学习1997年使用的高二英语下册教材中的课文Noises in the Night和传统课文The Merchant of Venice时,师生往往在欣赏扑朔迷离的情节之余,能指出其中所含的伦理道德,但他们是否重视破解疑案的过程中Sherlock Holmes和Portia所表现出来的智慧,特别是他们缜密的逻辑思维呢?教师是否会明示各类思维的特征呢?老师常常忙于让学生分析语言、理解阅读语篇并回答问题,却很少启发学生设身处地地思考如何破案,让他们去假设、分析、推断等。也许,学生还会有不同的破案方法,甚至是创见。
因此,思维品质的提出,要求教材编者在设计问题时不能停留在factual question的层面上,也要求教师引导学生通过思考、组织语言来回答深层次的问题,而且有的时候不一定有所谓正确的或者错误的答案,有的只是个人的看法。
教材内容与测试评价
《英语学习》:教材内容和测试评价是否相匹配呢?教材和测评之间会不会相互影响呢?现在高考中出现的一些新题型(如读后续写)会对教材编写产生影响吗? 刘道义:当然有影响。教材在assessment方面,原来主要是知识性题目,当然也有一些反思性的题目,但是如何评价核心素养呢?这是个新问题。我们也在考虑如何通过一些活动,体现学生的综合语言应用能力、思维发展程度,能够考查学生的自主、探究和合作精神等。素养的考查不是单靠问题,是需要通过做事来考查的。因此,教材要设计有意义的活动,如让学生看图说或写、听读后缩写或续写、设计海报等,以此来考查学生的综合素养。
《英语学习》:教师可以把这种测评放入日常课堂活动中,作为形成性评价的一部分。
刘道义:对的。因为我们教材里面设计的很多活动,如介绍一些科学家后要求学生收集信息并介绍自己敬慕的科学家,又如对比不同文化、提出不同观点进行辩论等,都能体现核心素养的要求。学生要在这个过程中,进行概括、比较、推断和表达。核心素养的考查不是轻易就能实现的,需要通过有语境的、具有交际性的语篇和活动来实现,单纯的句子层面是不够的。现在的测评需要再进一步改革,尤其是在日常教学中如何通过形成性的评价测出学生的核心素养,这是个很有挑战性的问题。
还有一个与测试有关的问题是高中选修教材没有被充分利用。试验本有11册,前8册的内容是高考要求的,因此,大家只选高考要考的前8册进行学习,后面3册就不选了。新课标的高中教材一共是10册,最后的3册是选修教材,看来也会遭此厄运。这对于一些很有潜力的学生来说是很大的损失,可能会因此埋没大批的人才。这种“凭考试指挥教学”的弊病必须彻底治理。
信息化教育时代的教材改革和未来发展
《英语学习》:教材的概念已经超越了教科书的形式。信息化教育时代,如何利用多形式、多样化、立体化的教学资源来服务教学呢?
刘道义:现在已经迎来了人工智能时代,我希望出版社在教材建设方面应紧跟时代的步伐,快速发展多形式、多样化、立体化的教学资源,不只是教科书本身数字化,还要建立“人工智能+教学资源”的模式,使教师可利用人工智能资源库帮助自己备课、设计活动、批改作业、进行测评及开展教研活动等。同时,学生也可以校内校外、随时随地获得学习资源并能运用语言,可针对个体的需要有效地提高英语水平。
谈到教材的未来发展,除了加强队伍建设,还要加强教材的研究。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有些师范院校已把英语课程教材研究立为一门学科,这就意味着,未来的教师和教研人员会加倍重视课程教材理论研究,并且具有开发、利用和评价教材的能力,将会更灵活地、更有创造性地使用教学资源,提高教學质量。同时,我希望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能组织教材的编者、编辑、教材审查者、出版者一起研讨教材建设中的问题,促进教材改革和发展。这种研讨不限于国内,也应国际化。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方言、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如果能在我国本土研究并开发出优质的教学资源,不仅可以供国内使用,而且还要走向世界与别国交流。我相信,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国际的经验交流将会有力地推动我国的教材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