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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毒者
2014年10月13日，20岁的李曼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机场被捕，在她的行李箱里搜出了超过两公斤的冰毒。
李曼的家中三女一男，李曼排老三，与弟弟李勇感情很好。李勇知道姐姐在南昌认识了一名女性朋友，又经由这位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位身在广州、网名为“Love”的外籍男士。
认识两三个月后，“Love”说自己是做服装生意的，急需人手带样品去马来西亚，希望李曼可以帮忙。他除了负担机票、食宿，还能再支付一两千元的酬劳。
免费出国还能挣钱，李曼答应了“Love”的请求。第一次，李曼平安无事地回来了，第二次同样没事，直到第三次前往马来西亚，李曼“运毒”出事了。她触碰了当地法律的“死线”——在马来西亚，唯有三种犯罪会被判处死刑：谋杀、绑架以及贩毒。
李曼并非个例，“马华公会”公共投诉局的法律顾问余家福律师称，据他们统计，至少有20名中国籍女性，因在馬来西亚机场被发现携带毒品，被关押在马来西亚的监狱中。其中有学生，有已经工作的人，她们均称，遭遇了外籍人士的“蒙骗”。
四川女孩赵虹也在其中，2015年8月17日凌晨，她在马来西亚海关被捕。事发前三个月，赵虹认识了老乡“倩姐”。2015年8月14日，赵虹打算出国度假。倩姐主动提出，她有一位非洲裔朋友要送备货到马来西亚，如果赵虹去马来西亚度假，顺便帮她的朋友带点衣物的话，这位朋友可以报销机票。
赵虹曾听说过有人被蒙骗往马来西亚“运毒”的事情，可倩姐向她再三保证，托运的只是衣服。8月15号，她还是乘飞机到广州，按照倩姐给她的电话号码，找到对方，亲眼看着他们装箱，确保除了衣服没有其它东西。但她不知道，自己拖带的箱子有一个夹层，里面藏着3.3公斤冰毒。
消失的“Love”
李曼和赵虹在马来西亚的监狱里相遇，两人发现她们联系过一个共同的QQ号码——“Love”。
据了解，另一位目前在马来西亚服刑的大四女生白羽，也称自己是被“Love”所骗。她表示通过校友接触到这位“长居广州的外国朋友”，最初只是为练习英语。2015年2月，“Love”也请求她帮忙携带衣服样品出境，从广州转香港至吉隆坡后，被搜出了1.23公斤海洛因。
刚被捕时，赵虹反应迅速地提出，要求和接货人联系，骗他说已经到了宾馆，让他去取箱子。但此时再给接货人打电话，已无人接听。
家属们也尝试钓出背后的“大鱼”，证明女孩们对运毒一事一无所知。
李曼被捕后，李家大姐登上了她的QQ账号，假装她从马来西亚被释放，生气地质问“Love”，“Love”称毒品是给他送包的朋友搞的。
几次对话后，“Love”起了疑心，一再要求与“李曼”语音或视频，遭到拒绝后，便再也没有回应。李勇试图找当时介绍姐姐和“Love”认识的那位女性朋友，这个人也没再出现。
白羽被捕后，家人向当地的外事侨务部门求助。四川谷雨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胡本俊受命与当地公安部门研究援助方案，在调阅了白羽和“Love”一百多页的聊天记录后，胡律师带着白羽的家人赶到广州找监控。
最后的监控，定点在了广州越秀区的一家快捷酒店的门口，该酒店是“Love”给白羽预定的。2月2日，一名非洲裔人士在酒店门口等她，白羽跟他出去了一趟，再回来时拎着一个包。事后，她在律师探监时称，对方将她带到了附近一个公交车站，才把包交给她，而交接地点恰好没有监控。
异国铁窗
女孩们因“运毒”被捕，她们的家庭也被拖入了漫长且折磨人的诉讼之中。
律师费是每个家庭都绕不开的支出，请的律师是否专业，对当事者的定罪量刑有关键的作用。白羽家找了一家口碑极好的律所，费用高达30万元人民币。
胡本俊律师称，由于中方律师不能在国外代理案子，他只能从旁协助马方律师。白羽唯一的一线希望，是说服控方修改控状，将贩毒变为拥有毒品。
白羽家人一回国，就去她就读的大学和实习单位，向老师、学生和同事收集她成绩优异和个人品德正直的材料。“另外，白羽所持有这个藏毒的箱子时间短。前一天晚上拿到箱子，第二天一早就登机，时间并不长。”胡本俊律师说。
这是为数不多获得轻判的案例。马方主控官修改了控状，白羽则接受“拥有1280.23克冰毒”处控罪，并表示认罪。2015年10月，白羽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去掉三分之一减刑期，她至少要在马来西亚的监狱里服刑9年。
2017年5月，李曼一审被判处死刑，她提出上诉。
李勇和母亲向当地领事馆求助，但根据外交政策，中国公民在外国触犯当地法律的，按当地法律处置，当地领事馆绝不干涉其内政与法律审理，只能帮他们找律师。
众多家属又开始期待两国警方进行联合缉毒行动，找到真正的毒贩。多位女孩的家属，也已将关于外籍人士“Love”的疑点反映给了中国警方。
“两国司法制度不一样，马来西亚遵循的是英国法，检方要起诉你，他不会来中国问警察，帮你脱罪，而是需要辩诉方律师来中国找证据脱罪。”余家福律师解释。
监狱生活清苦，李曼哭诉，菜是发臭的鱼，还吃不饱，只能靠喝水充饥，要么饿着睡觉。家属心疼孩子，可以买每月折合450元马币的“监狱套餐”，一日三餐要比普通饭菜好些。对于生活困难的家庭来讲，这样的套餐有些“奢侈”，一年只能给孩子们买两三次，甚至只能买一次，让她们偶尔吃顿好的。
在马来西亚，废除死刑的呼声一直没断过，眼看大选在即，李曼希望自己的二审开庭尽可能推后，“没准就等到了废死刑的那一天”。但余家福并不看好这个期待，“废死刑都喊了二十多年了，至今都没有废除，今年能不能废除还不好说。”
这些李曼并不知道。在监狱里，这些正被囚禁的姑娘们唯一的寄托，是每周跟随老师学习佛学，还有人为此而皈依佛教。她们每天依然带着希望醒来，祈祷早日结束这段在异国铁窗内的日子。 （摘自《看天下》第9期 杨宝璐 徐瑾∕文）
2014年10月13日，20岁的李曼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机场被捕，在她的行李箱里搜出了超过两公斤的冰毒。
李曼的家中三女一男，李曼排老三，与弟弟李勇感情很好。李勇知道姐姐在南昌认识了一名女性朋友，又经由这位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位身在广州、网名为“Love”的外籍男士。
认识两三个月后，“Love”说自己是做服装生意的，急需人手带样品去马来西亚，希望李曼可以帮忙。他除了负担机票、食宿，还能再支付一两千元的酬劳。
免费出国还能挣钱，李曼答应了“Love”的请求。第一次，李曼平安无事地回来了，第二次同样没事，直到第三次前往马来西亚，李曼“运毒”出事了。她触碰了当地法律的“死线”——在马来西亚，唯有三种犯罪会被判处死刑：谋杀、绑架以及贩毒。
李曼并非个例，“马华公会”公共投诉局的法律顾问余家福律师称，据他们统计，至少有20名中国籍女性，因在馬来西亚机场被发现携带毒品，被关押在马来西亚的监狱中。其中有学生，有已经工作的人，她们均称，遭遇了外籍人士的“蒙骗”。
四川女孩赵虹也在其中，2015年8月17日凌晨，她在马来西亚海关被捕。事发前三个月，赵虹认识了老乡“倩姐”。2015年8月14日，赵虹打算出国度假。倩姐主动提出，她有一位非洲裔朋友要送备货到马来西亚，如果赵虹去马来西亚度假，顺便帮她的朋友带点衣物的话，这位朋友可以报销机票。
赵虹曾听说过有人被蒙骗往马来西亚“运毒”的事情，可倩姐向她再三保证，托运的只是衣服。8月15号，她还是乘飞机到广州，按照倩姐给她的电话号码，找到对方，亲眼看着他们装箱，确保除了衣服没有其它东西。但她不知道，自己拖带的箱子有一个夹层，里面藏着3.3公斤冰毒。
消失的“Love”
李曼和赵虹在马来西亚的监狱里相遇，两人发现她们联系过一个共同的QQ号码——“Love”。
据了解，另一位目前在马来西亚服刑的大四女生白羽，也称自己是被“Love”所骗。她表示通过校友接触到这位“长居广州的外国朋友”，最初只是为练习英语。2015年2月，“Love”也请求她帮忙携带衣服样品出境，从广州转香港至吉隆坡后，被搜出了1.23公斤海洛因。
刚被捕时，赵虹反应迅速地提出，要求和接货人联系，骗他说已经到了宾馆，让他去取箱子。但此时再给接货人打电话，已无人接听。
家属们也尝试钓出背后的“大鱼”，证明女孩们对运毒一事一无所知。
李曼被捕后，李家大姐登上了她的QQ账号，假装她从马来西亚被释放，生气地质问“Love”，“Love”称毒品是给他送包的朋友搞的。
几次对话后，“Love”起了疑心，一再要求与“李曼”语音或视频，遭到拒绝后，便再也没有回应。李勇试图找当时介绍姐姐和“Love”认识的那位女性朋友，这个人也没再出现。
白羽被捕后，家人向当地的外事侨务部门求助。四川谷雨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胡本俊受命与当地公安部门研究援助方案，在调阅了白羽和“Love”一百多页的聊天记录后，胡律师带着白羽的家人赶到广州找监控。
最后的监控，定点在了广州越秀区的一家快捷酒店的门口，该酒店是“Love”给白羽预定的。2月2日，一名非洲裔人士在酒店门口等她，白羽跟他出去了一趟，再回来时拎着一个包。事后，她在律师探监时称，对方将她带到了附近一个公交车站，才把包交给她，而交接地点恰好没有监控。
异国铁窗
女孩们因“运毒”被捕，她们的家庭也被拖入了漫长且折磨人的诉讼之中。
律师费是每个家庭都绕不开的支出，请的律师是否专业，对当事者的定罪量刑有关键的作用。白羽家找了一家口碑极好的律所，费用高达30万元人民币。
胡本俊律师称，由于中方律师不能在国外代理案子，他只能从旁协助马方律师。白羽唯一的一线希望，是说服控方修改控状，将贩毒变为拥有毒品。
白羽家人一回国，就去她就读的大学和实习单位，向老师、学生和同事收集她成绩优异和个人品德正直的材料。“另外，白羽所持有这个藏毒的箱子时间短。前一天晚上拿到箱子，第二天一早就登机，时间并不长。”胡本俊律师说。
这是为数不多获得轻判的案例。马方主控官修改了控状，白羽则接受“拥有1280.23克冰毒”处控罪，并表示认罪。2015年10月，白羽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去掉三分之一减刑期，她至少要在马来西亚的监狱里服刑9年。
2017年5月，李曼一审被判处死刑，她提出上诉。
李勇和母亲向当地领事馆求助，但根据外交政策，中国公民在外国触犯当地法律的，按当地法律处置，当地领事馆绝不干涉其内政与法律审理，只能帮他们找律师。
众多家属又开始期待两国警方进行联合缉毒行动，找到真正的毒贩。多位女孩的家属，也已将关于外籍人士“Love”的疑点反映给了中国警方。
“两国司法制度不一样，马来西亚遵循的是英国法，检方要起诉你，他不会来中国问警察，帮你脱罪，而是需要辩诉方律师来中国找证据脱罪。”余家福律师解释。
监狱生活清苦，李曼哭诉，菜是发臭的鱼，还吃不饱，只能靠喝水充饥，要么饿着睡觉。家属心疼孩子，可以买每月折合450元马币的“监狱套餐”，一日三餐要比普通饭菜好些。对于生活困难的家庭来讲，这样的套餐有些“奢侈”，一年只能给孩子们买两三次，甚至只能买一次，让她们偶尔吃顿好的。
在马来西亚，废除死刑的呼声一直没断过，眼看大选在即，李曼希望自己的二审开庭尽可能推后，“没准就等到了废死刑的那一天”。但余家福并不看好这个期待，“废死刑都喊了二十多年了，至今都没有废除，今年能不能废除还不好说。”
这些李曼并不知道。在监狱里，这些正被囚禁的姑娘们唯一的寄托，是每周跟随老师学习佛学，还有人为此而皈依佛教。她们每天依然带着希望醒来，祈祷早日结束这段在异国铁窗内的日子。 （摘自《看天下》第9期 杨宝璐 徐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