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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回农委工作，有同志好言相劝，要杜润生紧跟党中央，接受邓子恢的教训，不要搞包产到户。但另外一些同志则说，包产到户势在必行，只是个时间问题。这让杜润生坚信，这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农村工作中不可回避的争议所在
再过一个月，就是杜润生老先生的95岁生日了。在他的90岁生日那天，同事朋友们为他组织了一个庆祝会，老爷子发言，开口就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能活90岁。”引来一阵善意的笑声。
“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对老年精神生活的总结和理想，可惜夫子没有活到更久，没能道出一个90岁以上的知识分子，应该具备怎样的情怀和思考。
杜老先生90岁之后念念不忘几件事。
“我现在脑子里面有两个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放心不下：第一个是怎样减少农村人口，组织好农村人口的转移，使农民取得完全的国民待遇……第二个是农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现在我把这个愿望移交给诸位，希望在15年内解决这个问题。”
连毛主席的话都敢怀疑
1950年初，中共决定召开全会讨论土地改革，为起草土地改革报告，年方37岁，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的杜润生被两次召到中南海。这是杜润生解放后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多年后杜润生反思土改，他说，在土改中消灭富农的政策需要重新评估，“我们应承认，当时土地改革对保护劳动者财产利益，没有严格依法执行，留下了不利影响。中国经历了长期的皇权统治，‘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从来不讲保护个人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影响所及，今日实行市场经济，也难以确立交易信用。”老家山西太谷的杜润生本人就出生在破产的富农之家。
杜润生在土改中的表现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1953年，杜润生上调北京，担任刚刚成立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一职。邓子恢任部长。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成立农工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推行后来的农业合作化。
然而在合作化问题上，邓子恢和杜润生都保持着谨慎的态度。他们主张不要太着急。杜润生认为，土改之后，农民才从地主那里获得土地，成为自己的财产，自然要求独立自主地经营发展。即使贫农有生产上的困难也不愿意把自己的私有权拱手相让。而当时毛泽东的想法是先改变所有制再发展生产。
农工部不断强调在中南局土改以后给农民提出的“四大自由”——商品交换的自由、借贷自由、雇工自由和租佃关系的自由。毛泽东批评这一提法，“什么四大自由，四小自由也不能有。”
毛泽东对农村的改造思路依据是资本主义前期的工厂手工业过程，即从个体手工业变成手工工场。但杜润生私下认为工业和农业不一样，土地是分散的，不可能把大家聚到一块土地上。
杜润生将自己的想法透露给时任农工部副部长的陈伯达，陈伯达非常不悦，他说，合作化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创造。他认为杜润生是违背马克思主义，不尊重马克思。“我给他(陈伯达)留下一个很不谦逊的印象。那时我刚从下边上来，比较愣，连毛主席的话都敢怀疑。”
1953年由于粮食出现严重短缺，中央作出一个重大决策：统购统销。这一政策伴随着合作化运动，彻底瓦解了农村的商业网络。随后的两年，毛泽东在合作化问题报告中不点名批评了中央农工部“像一个小脚女人走路”，前怕狼，后怕虎，“数不清的清规戒律”。在之后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上，邓子恢和杜润生被迫分别做出检讨——邓小平曾转述毛泽东当时的原话：看来像邓子恢这种思想，靠他自己转不过来，要用“大炮轰”。
七届六中全会结束后一年时间，中国农村就基本全面实现了“合作化”。从1953年起计划15年完成的事情，3年时间就完成了。而邓子恢和杜润生却因言获罪，几年以后，中央以农工部“十年中没做一件好事”为由，彻底撤消了这个部。
发愁粮食吃不完
按照毛泽东的意思，被解除职务的杜润生本来要被放到基层，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惜才，将其留下。1956年杜润生被调入中国科学院工作，直至“文革”开始被下放“五七”干校。
虽然在科学院岗位上度过了20载光阴，但杜润生“对农村问题总是念念不忘，一面自我检查，一面作为旁观者，不断反思，向历史实践寻找答案，渴望水落石出，看出究竟”。
与政治上陷入低谷的杜润生相比，当时的社会生活呈现出的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继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小社并大社、全民办工业等运动之后，又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高潮。
人民公社和大跃进首先是一个生产大发展运动，组织一支农业生产大军，发展生产力。在合作化运动中，毛主席曾几次说，合作化后，“15年超英，30年赶美。英国是地球上的富裕中农，美国是地主富农”。
杜润生记述说，“大跃进”时期，一次毛泽东问科学家钱学森：一亩地到底能打多少粮食？钱学森从纯科学道理上讲，如果把植物所接受的太阳能都转化为粮食，一亩地产4万斤粮食是可能的。毛泽东相信了亩产万斤的“卫星”，于是，包括杜在内的负责农业的领导都被找了去，中央开始研究粮食多了怎么消化的问题。
“得出的结论是，只要亩产达到1万斤，中国无论是吃、是用，还是酿酒，任何办法都无法有效处理那么多粮食。”最后还是毛主席一锤定音，“三三制”！即只用耕地的1/3种植农作物，1/3休闲和种植绿肥，1/3种树种草。
杜润生回忆录中写道：那时在北戴河的人们，白天游泳，晚上跳舞，一派乐观气氛。
同样负责农口工作的廖鲁言说：现在情况是科学家跟不上农民，农民远远走在他们前头了。而杜润生则将其山西太谷老家的农民请到北京来了解情况。农民说：现在上报统计都是假的，用的是移植法，几十亩地的红薯都移到一亩地里。
为此，杜润生自己专门到天津郊区考察，“地里每一行都是拉着电线用电灯照明，庄稼密植度大得进不去人，一看就是假的。”
“文革”初始，有过被“大炮轰”经历的杜润生成了科学院党组中第一个被打倒的人物。再现政坛，已经是十多年后，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66岁的杜润生重回农口。
阳关道与独木桥
“为什么调我回农口呢？我想可能是毛逝世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要加强农业，纠正过去‘左’的东西。……1955年，我犯‘右倾’错误，当时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批评我：农民观念数你强，了解情况材料数你多，就是政治上弱，看不清大风向。现在风向在变，也许因此而调我到新成立的农委工作。”复出时的杜润生如此解读时代的风标。
初回农委工作，有同志好言相劝，要杜润生紧跟党中央，接受邓子恢的教训，不要搞包产到户。
另外一些同志则说，包产到户势在必行，只是个时间问题。这让杜润生坚信，自1956年以来，曾经三起三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包产到户，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农村工作中不可回避的争议所在。
在高层，包产到户依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争议问题。时任最高领导的华国锋、副总理李先念和农委主任王任重态度鲜明地反对包产到户，而当时的党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和邓小平对此问题没有明确表态。
1980年在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杜润生借机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他说，“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交通又不便利，靠农民长途背运，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
这个建言得到时任副总理姚依林的支持，随后邓小平也终于发话表示赞同——在另一次谈话中，邓小平还赞扬了安徽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的大包干。
为杜润生老先生整理过自述录音的学者高王凌说，这是首次听到邓小平明确表示支持包产到户，当时还不让登报。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随后召开的中央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多数与会者不同意杜润生起草的“只要群众要求就允许包产到户”这条原则。他们主张仅限贫困区，其他地区明确不准。而会上只有辽宁的任仲夷、内蒙的周惠、贵州的池必卿等少数几个人明确表示支持。
参加会议的很多人都是跟毛泽东一起战斗过的老同志，据杜润生回忆，会议休息当中，一位同志拉住他说：包产到户，关系晚节，我们有意见不能不提，留个记录也好。
意见严重不统一使得会议无法继续。于是杜润生和胡耀邦、万里商量对策，杜润生巧妙地改写文件，最终形成后来著名的75号文件。
杜润生回忆说，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在前面加了一段：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但过去人民公社脱离人民的做法必须改革。在现在条件下，群众对集体经济感到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可以包产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75号文件是一份承前启后的文件，但也是一个妥协的文件，是大家争论的结果。池必卿在会上插话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这成为概括当时会议气氛的名言。
当时的《人民日报》记者吴象发表的一篇题为《阳关道和独木桥》的文章，就描述了当时的争议。
你要社会主义，我要群众！
其实，早在75号文件之前，山东、四川、广东等若干省份已经有了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的尝试。广东省委曾派工作组去纠正，可是越纠越多，而且实现包产到户的地方，生产一季翻身，把吃饭问题解决了。杜润生在回忆录中写道：“包地的农民和工作组的干部捉迷藏，来检查时，他们就集中起来做出干活的样子，干部走了，又各干各的。”当地的省农委领导马上认识到：纠不过来不如顺着办。
著名制度经济学者周其仁是杜润生弟子，也曾在杜润生的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过。在他眼中，包产到户这一重要变革中，杜润生的个人因素巨大。“他是那种可以把很多看似对立的品格集于一身的人。他从不放弃原则，但更擅长于协调和妥协，尽最大可能发现可为各方接受的共识空间。”正是杜的圆通和协调，促成了75号文件以一种各方都能接受的面目，出现在中国亿万农民面前。
75号文件肯定包产到户是一种群众乐于接受的责任制，承认群众自由选择的权利，不再自上而下地用一个模式强迫群众。这是农业政策上对“两个凡是”的破除，极大地鼓舞了农民放开手脚进行改革。
杜润生一直被后来的研究者称为党内的改革派，有人称他是经济学家，但他自己一直在强调，自己的思想从来是在农民的自发行为、地方的选择和历史经验的教育下逐步形成和变化的。
1981年春夏之交，杜润生组织了17个联合调查组，分赴15个省调查包产到户。来自安徽的调查组报告说：包产到户是“农村的曙光，中国的希望”。这一年全国有161万个生产队包产到户，占生产队总数的 32%。
调查中许多农民的淳朴话语给杜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江苏的农民说：“不怕累，就怕捆。”石家庄一先进大队的农民说，“原来是把大家都拴在一个槽上，挤在一起吃那一点草料，管吃不管饱，自己找点东西吃都不让，只能一起饿肚子。”
农民实践探索出来的适合生产力要求的产权形式，却久久得不到合法的承认，这场观念的交锋，在当时中国产生的思想冲击，至今仍让杜润生回味悠长。
杜老回忆，当时农口有一位老干部，为人正直，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包产到户问题上，这位老干部和万里发生了争论。
老干部：包产到户，没有统一经营，不符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不宜普遍推广。
万里：包干到户，是群众要求，群众不过是为了吃饱肚子，为什么不可行？
老干部：它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
万里：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
老干部：我要社会主义！
万里：我要群众！
五个“一号文件”
1981年的冬天，中央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后，国务院领导到东北考察，写回一封信，建议：不要再强调不同地区不同形式了，让群众自愿选择，选上啥就算啥，领导不要硬堵。
由杜润生担任主任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就根据中央的这一精神，起草了一锤定音的“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从而结束了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争论。
胡耀邦说：农村工作方面，每年搞一个战略性文件，下次还要排“一号”。于是，此后5年，每年中央的“一号文件”都是谈农业问题。这五个连贯发布、指导农村改革和发展的“一号文件”，其主要精神分别是：
1982年——正式承认包产到户的合法性；1983年——放活农村工商业；1984年——疏通流通渠道，以竞争促发展；1985年——调整产业结构，取消统购统销；1986年——增加农业投入，调整工农城乡关系。
杜老本人这样总结五个“一号文件”的历史使命：“中国农业的进一步改革，受制于城市国有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用当时的一句话来讲，就是对于中国农村改革，一切‘便宜’的项目已经出台，不触动深层结构，再不能向前进一步了。正是这个原因，农村改革初期一系列‘一号文件’的历史使命也告一段落。……中国农村改革并未终结，还须从国民经济全局改革中寻找前进道路。”
第一次以中央名义确认“包干到户”的第一个“一号文件”特别提出：所有的责任制形式，包括包产到组、包干到户、包产到户，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包产到户的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这“长期不变”四个字一下子解决了农民对农村政策多变的担心，让农民吃了一颗定心丸。
杜润生在他口述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有个农民听了文件传达后说：“这会儿上级主意说得在理，合乎庄稼人心意。”当天到城里书店要买本“包产到户政策书”。而一向是集体主义模范的大寨村，其领头人陈永贵在北京听到消息，表示犹豫，“咱大寨人能愿意干吗？”结果出乎他的预料，多数群众愿意干，社员说：“砸了大锅饭，磨盘不推自己转，头儿不干，咱大家干！”
包产到户能在全国顺利推开，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它解放了土地和劳动力。集体化20多年中，国家每年收购粮食300亿-350亿公斤，多购1/10就会挤占农民口粮。可是，一搞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到1984年，粮食年产量就增加到了4000亿公斤。同时，农业总产值增加68%，农民人均收入增加了166%，中国农村经济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无声的晚年
周其仁这样评价自己的恩师杜润生——他拥有厚实的农村、农民和多方面的知识，但一辈子注重调查研究，对新情况、新问题永远抱有强烈的求知欲望。由于这些合金般的品格组合，使杜老拥有无与伦比的说服力、感召力和协调力。
“杜老居然把我们这些毛孩子约到家里交谈，亲自听我们意气风发而又难免幼稚的见解。支持我们这些下过乡的大学生系统地研究农村。” 毕业后的周其仁来到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那是年轻的他离政治最近的一段时光。“他(杜老)就是坚持把一批年轻人吸收到中央农村政策制定过程里来。以我自己为例，一个非党人士，对政治不懂也不感兴趣，但从滁县调查之后，居然参加了五个中央农村‘一号文件’起草的全过程。”
杜润生一生重视调查，即使是在古稀之年，依然带领着一帮年轻人颠簸在中国的乡村。周其仁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回忆那段举国上下朝气蓬勃的改革岁月：“感谢那个时代，基层和地方的创新变化源源不断，而上层由实事求是路线主导，主政者思想开放，求知若渴，力求在可靠的经验基础上决定政策。我们这些年轻人生逢其时，在村庄田野和中南海之间来来回回。”
一生与农村问题结缘的杜润生，在复出农口后的第10年，正式退了下来，那一年，是1989年，先生76岁。
曾经跟随他的中央农研室大部分人员已经转战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但中心仍为杜润生保留了一间办公室。20年来，老先生坚持着每天清早8点半就来到这个办公室，这是他多年来的习惯，也是他规律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助手余展一直在帮助杜老整理文章，在他看来，杜老晚年对历史的反思精神令人感佩。余展认为，杜老最核心的思想概括起来就是他自己说过的那句话：中国改革要过两关，一是市场关，一是民主关。
90岁以后，杜老渐渐失去了听力，这位曾经对农村历史发出过洪亮声音的老人，晚年独自沉浸在一个寂静无声的世界之中，所有交谈都需通过纸笔来完成。但这并不妨碍他对当下中国的阅读、观察与思考，他思维的力量依然不可小觑。
再过一个月，就是杜润生老先生的95岁生日了。在他的90岁生日那天，同事朋友们为他组织了一个庆祝会，老爷子发言，开口就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能活90岁。”引来一阵善意的笑声。
“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对老年精神生活的总结和理想，可惜夫子没有活到更久，没能道出一个90岁以上的知识分子，应该具备怎样的情怀和思考。
杜老先生90岁之后念念不忘几件事。
“我现在脑子里面有两个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放心不下：第一个是怎样减少农村人口，组织好农村人口的转移，使农民取得完全的国民待遇……第二个是农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现在我把这个愿望移交给诸位，希望在15年内解决这个问题。”
连毛主席的话都敢怀疑
1950年初，中共决定召开全会讨论土地改革，为起草土地改革报告，年方37岁，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的杜润生被两次召到中南海。这是杜润生解放后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多年后杜润生反思土改，他说，在土改中消灭富农的政策需要重新评估，“我们应承认，当时土地改革对保护劳动者财产利益，没有严格依法执行，留下了不利影响。中国经历了长期的皇权统治，‘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从来不讲保护个人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影响所及，今日实行市场经济，也难以确立交易信用。”老家山西太谷的杜润生本人就出生在破产的富农之家。
杜润生在土改中的表现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1953年，杜润生上调北京，担任刚刚成立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一职。邓子恢任部长。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成立农工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推行后来的农业合作化。
然而在合作化问题上，邓子恢和杜润生都保持着谨慎的态度。他们主张不要太着急。杜润生认为，土改之后，农民才从地主那里获得土地，成为自己的财产，自然要求独立自主地经营发展。即使贫农有生产上的困难也不愿意把自己的私有权拱手相让。而当时毛泽东的想法是先改变所有制再发展生产。
农工部不断强调在中南局土改以后给农民提出的“四大自由”——商品交换的自由、借贷自由、雇工自由和租佃关系的自由。毛泽东批评这一提法，“什么四大自由，四小自由也不能有。”
毛泽东对农村的改造思路依据是资本主义前期的工厂手工业过程，即从个体手工业变成手工工场。但杜润生私下认为工业和农业不一样，土地是分散的，不可能把大家聚到一块土地上。
杜润生将自己的想法透露给时任农工部副部长的陈伯达，陈伯达非常不悦，他说，合作化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创造。他认为杜润生是违背马克思主义，不尊重马克思。“我给他(陈伯达)留下一个很不谦逊的印象。那时我刚从下边上来，比较愣，连毛主席的话都敢怀疑。”
1953年由于粮食出现严重短缺，中央作出一个重大决策：统购统销。这一政策伴随着合作化运动，彻底瓦解了农村的商业网络。随后的两年，毛泽东在合作化问题报告中不点名批评了中央农工部“像一个小脚女人走路”，前怕狼，后怕虎，“数不清的清规戒律”。在之后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上，邓子恢和杜润生被迫分别做出检讨——邓小平曾转述毛泽东当时的原话：看来像邓子恢这种思想，靠他自己转不过来，要用“大炮轰”。
七届六中全会结束后一年时间，中国农村就基本全面实现了“合作化”。从1953年起计划15年完成的事情，3年时间就完成了。而邓子恢和杜润生却因言获罪，几年以后，中央以农工部“十年中没做一件好事”为由，彻底撤消了这个部。
发愁粮食吃不完
按照毛泽东的意思，被解除职务的杜润生本来要被放到基层，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惜才，将其留下。1956年杜润生被调入中国科学院工作，直至“文革”开始被下放“五七”干校。
虽然在科学院岗位上度过了20载光阴，但杜润生“对农村问题总是念念不忘，一面自我检查，一面作为旁观者，不断反思，向历史实践寻找答案，渴望水落石出，看出究竟”。
与政治上陷入低谷的杜润生相比，当时的社会生活呈现出的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继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小社并大社、全民办工业等运动之后，又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高潮。
人民公社和大跃进首先是一个生产大发展运动，组织一支农业生产大军，发展生产力。在合作化运动中，毛主席曾几次说，合作化后，“15年超英，30年赶美。英国是地球上的富裕中农，美国是地主富农”。
杜润生记述说，“大跃进”时期，一次毛泽东问科学家钱学森：一亩地到底能打多少粮食？钱学森从纯科学道理上讲，如果把植物所接受的太阳能都转化为粮食，一亩地产4万斤粮食是可能的。毛泽东相信了亩产万斤的“卫星”，于是，包括杜在内的负责农业的领导都被找了去，中央开始研究粮食多了怎么消化的问题。
“得出的结论是，只要亩产达到1万斤，中国无论是吃、是用，还是酿酒，任何办法都无法有效处理那么多粮食。”最后还是毛主席一锤定音，“三三制”！即只用耕地的1/3种植农作物，1/3休闲和种植绿肥，1/3种树种草。
杜润生回忆录中写道：那时在北戴河的人们，白天游泳，晚上跳舞，一派乐观气氛。
同样负责农口工作的廖鲁言说：现在情况是科学家跟不上农民，农民远远走在他们前头了。而杜润生则将其山西太谷老家的农民请到北京来了解情况。农民说：现在上报统计都是假的，用的是移植法，几十亩地的红薯都移到一亩地里。
为此，杜润生自己专门到天津郊区考察，“地里每一行都是拉着电线用电灯照明，庄稼密植度大得进不去人，一看就是假的。”
“文革”初始，有过被“大炮轰”经历的杜润生成了科学院党组中第一个被打倒的人物。再现政坛，已经是十多年后，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66岁的杜润生重回农口。
阳关道与独木桥
“为什么调我回农口呢？我想可能是毛逝世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要加强农业，纠正过去‘左’的东西。……1955年，我犯‘右倾’错误，当时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批评我：农民观念数你强，了解情况材料数你多，就是政治上弱，看不清大风向。现在风向在变，也许因此而调我到新成立的农委工作。”复出时的杜润生如此解读时代的风标。
初回农委工作，有同志好言相劝，要杜润生紧跟党中央，接受邓子恢的教训，不要搞包产到户。
另外一些同志则说，包产到户势在必行，只是个时间问题。这让杜润生坚信，自1956年以来，曾经三起三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包产到户，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农村工作中不可回避的争议所在。
在高层，包产到户依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争议问题。时任最高领导的华国锋、副总理李先念和农委主任王任重态度鲜明地反对包产到户，而当时的党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和邓小平对此问题没有明确表态。
1980年在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杜润生借机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他说，“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交通又不便利，靠农民长途背运，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
这个建言得到时任副总理姚依林的支持，随后邓小平也终于发话表示赞同——在另一次谈话中，邓小平还赞扬了安徽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的大包干。
为杜润生老先生整理过自述录音的学者高王凌说，这是首次听到邓小平明确表示支持包产到户，当时还不让登报。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随后召开的中央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多数与会者不同意杜润生起草的“只要群众要求就允许包产到户”这条原则。他们主张仅限贫困区，其他地区明确不准。而会上只有辽宁的任仲夷、内蒙的周惠、贵州的池必卿等少数几个人明确表示支持。
参加会议的很多人都是跟毛泽东一起战斗过的老同志，据杜润生回忆，会议休息当中，一位同志拉住他说：包产到户，关系晚节，我们有意见不能不提，留个记录也好。
意见严重不统一使得会议无法继续。于是杜润生和胡耀邦、万里商量对策，杜润生巧妙地改写文件，最终形成后来著名的75号文件。
杜润生回忆说，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在前面加了一段：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但过去人民公社脱离人民的做法必须改革。在现在条件下，群众对集体经济感到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可以包产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75号文件是一份承前启后的文件，但也是一个妥协的文件，是大家争论的结果。池必卿在会上插话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这成为概括当时会议气氛的名言。
当时的《人民日报》记者吴象发表的一篇题为《阳关道和独木桥》的文章，就描述了当时的争议。
你要社会主义，我要群众！
其实，早在75号文件之前，山东、四川、广东等若干省份已经有了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的尝试。广东省委曾派工作组去纠正，可是越纠越多，而且实现包产到户的地方，生产一季翻身，把吃饭问题解决了。杜润生在回忆录中写道：“包地的农民和工作组的干部捉迷藏，来检查时，他们就集中起来做出干活的样子，干部走了，又各干各的。”当地的省农委领导马上认识到：纠不过来不如顺着办。
著名制度经济学者周其仁是杜润生弟子，也曾在杜润生的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过。在他眼中，包产到户这一重要变革中，杜润生的个人因素巨大。“他是那种可以把很多看似对立的品格集于一身的人。他从不放弃原则，但更擅长于协调和妥协，尽最大可能发现可为各方接受的共识空间。”正是杜的圆通和协调，促成了75号文件以一种各方都能接受的面目，出现在中国亿万农民面前。
75号文件肯定包产到户是一种群众乐于接受的责任制，承认群众自由选择的权利，不再自上而下地用一个模式强迫群众。这是农业政策上对“两个凡是”的破除，极大地鼓舞了农民放开手脚进行改革。
杜润生一直被后来的研究者称为党内的改革派，有人称他是经济学家，但他自己一直在强调，自己的思想从来是在农民的自发行为、地方的选择和历史经验的教育下逐步形成和变化的。
1981年春夏之交，杜润生组织了17个联合调查组，分赴15个省调查包产到户。来自安徽的调查组报告说：包产到户是“农村的曙光，中国的希望”。这一年全国有161万个生产队包产到户，占生产队总数的 32%。
调查中许多农民的淳朴话语给杜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江苏的农民说：“不怕累，就怕捆。”石家庄一先进大队的农民说，“原来是把大家都拴在一个槽上，挤在一起吃那一点草料，管吃不管饱，自己找点东西吃都不让，只能一起饿肚子。”
农民实践探索出来的适合生产力要求的产权形式，却久久得不到合法的承认，这场观念的交锋，在当时中国产生的思想冲击，至今仍让杜润生回味悠长。
杜老回忆，当时农口有一位老干部，为人正直，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包产到户问题上，这位老干部和万里发生了争论。
老干部：包产到户，没有统一经营，不符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不宜普遍推广。
万里：包干到户，是群众要求，群众不过是为了吃饱肚子，为什么不可行？
老干部：它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
万里：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
老干部：我要社会主义！
万里：我要群众！
五个“一号文件”
1981年的冬天，中央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后，国务院领导到东北考察，写回一封信，建议：不要再强调不同地区不同形式了，让群众自愿选择，选上啥就算啥，领导不要硬堵。
由杜润生担任主任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就根据中央的这一精神，起草了一锤定音的“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从而结束了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争论。
胡耀邦说：农村工作方面，每年搞一个战略性文件，下次还要排“一号”。于是，此后5年，每年中央的“一号文件”都是谈农业问题。这五个连贯发布、指导农村改革和发展的“一号文件”，其主要精神分别是：
1982年——正式承认包产到户的合法性；1983年——放活农村工商业；1984年——疏通流通渠道，以竞争促发展；1985年——调整产业结构，取消统购统销；1986年——增加农业投入，调整工农城乡关系。
杜老本人这样总结五个“一号文件”的历史使命：“中国农业的进一步改革，受制于城市国有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用当时的一句话来讲，就是对于中国农村改革，一切‘便宜’的项目已经出台，不触动深层结构，再不能向前进一步了。正是这个原因，农村改革初期一系列‘一号文件’的历史使命也告一段落。……中国农村改革并未终结，还须从国民经济全局改革中寻找前进道路。”
第一次以中央名义确认“包干到户”的第一个“一号文件”特别提出：所有的责任制形式，包括包产到组、包干到户、包产到户，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包产到户的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这“长期不变”四个字一下子解决了农民对农村政策多变的担心，让农民吃了一颗定心丸。
杜润生在他口述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有个农民听了文件传达后说：“这会儿上级主意说得在理，合乎庄稼人心意。”当天到城里书店要买本“包产到户政策书”。而一向是集体主义模范的大寨村，其领头人陈永贵在北京听到消息，表示犹豫，“咱大寨人能愿意干吗？”结果出乎他的预料，多数群众愿意干，社员说：“砸了大锅饭，磨盘不推自己转，头儿不干，咱大家干！”
包产到户能在全国顺利推开，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它解放了土地和劳动力。集体化20多年中，国家每年收购粮食300亿-350亿公斤，多购1/10就会挤占农民口粮。可是，一搞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到1984年，粮食年产量就增加到了4000亿公斤。同时，农业总产值增加68%，农民人均收入增加了166%，中国农村经济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无声的晚年
周其仁这样评价自己的恩师杜润生——他拥有厚实的农村、农民和多方面的知识，但一辈子注重调查研究，对新情况、新问题永远抱有强烈的求知欲望。由于这些合金般的品格组合，使杜老拥有无与伦比的说服力、感召力和协调力。
“杜老居然把我们这些毛孩子约到家里交谈，亲自听我们意气风发而又难免幼稚的见解。支持我们这些下过乡的大学生系统地研究农村。” 毕业后的周其仁来到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那是年轻的他离政治最近的一段时光。“他(杜老)就是坚持把一批年轻人吸收到中央农村政策制定过程里来。以我自己为例，一个非党人士，对政治不懂也不感兴趣，但从滁县调查之后，居然参加了五个中央农村‘一号文件’起草的全过程。”
杜润生一生重视调查，即使是在古稀之年，依然带领着一帮年轻人颠簸在中国的乡村。周其仁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回忆那段举国上下朝气蓬勃的改革岁月：“感谢那个时代，基层和地方的创新变化源源不断，而上层由实事求是路线主导，主政者思想开放，求知若渴，力求在可靠的经验基础上决定政策。我们这些年轻人生逢其时，在村庄田野和中南海之间来来回回。”
一生与农村问题结缘的杜润生，在复出农口后的第10年，正式退了下来，那一年，是1989年，先生76岁。
曾经跟随他的中央农研室大部分人员已经转战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但中心仍为杜润生保留了一间办公室。20年来，老先生坚持着每天清早8点半就来到这个办公室，这是他多年来的习惯，也是他规律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助手余展一直在帮助杜老整理文章，在他看来，杜老晚年对历史的反思精神令人感佩。余展认为，杜老最核心的思想概括起来就是他自己说过的那句话：中国改革要过两关，一是市场关，一是民主关。
90岁以后，杜老渐渐失去了听力，这位曾经对农村历史发出过洪亮声音的老人，晚年独自沉浸在一个寂静无声的世界之中，所有交谈都需通过纸笔来完成。但这并不妨碍他对当下中国的阅读、观察与思考，他思维的力量依然不可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