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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民族识别经过了四个阶段，其中“文革”后的民族识别、重建工作是其第四阶段。在这个阶段，地方政府依据村民族籍可变更的政策，更改了村民的族籍。族籍变更初期，由于民族文化集体记忆的碎片化，以及村民还处在追求基本的生存需要阶段，因此民族文化认同较弱。21世纪，当文化作为一种资源渗透到经济领域时，民族文化便成了人们休闲消费的需要。在这种背景下，侗族乡尝试利用侗族文化来发展乡村旅游。在政府主导、大众媒介广泛宣传下，枫村自觉接受重构了的侗族文化符号，为村民建构了集体记忆；在与外来游人的互动中逐渐产生了较强的民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