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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周五的早上，在位于北京市西郊凤凰岭脚下的“小毛驴市民农园”，石嫣和她的同事都要将新收获的蔬菜装箱。这些蔬菜要在第二天送到北京市的36个农场普通会员的家中。
在每个客户箱子里还放有一份《小毛驴市民农园CSA简报》。简报上除了印有配送蔬菜的清单、蔬菜保存的知识和菜谱等，还有农场里一周发生的大事。石嫣说，这种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简称CSA)，可以让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对接，消费者可以监督生产过程，目的是让大家吃得更安全。
尝试社区支持农业
石嫣尝试在北京做小毛驴市民农园，源于两年出国“务农”的经历。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生，她被派往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一个CSA农场做实习生。
社区支持农业在美国已经运作20多年，目前有2000多家农场。在种植季节之初，消费者预付给农民一年种植的收益，农民使用生态可持续的种植方式，向消费者提供安全的食品。这样的农业生产模式省去了中间商环节，农民和消费者建立了直接联系，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农民增加了收益，消费者得到了有机农产品。
这种模式给了石嫣很大的启发。2009年4月，她把在美国学到的社区支持农业经营模式搬到了北京，在凤凰岭脚下的20亩地投人运营。
小毛驴农园的会员分为两种，一种是普通份额，农园为普通份额的会员提供从6月至10月大约20周的有机蔬菜供应，会员预先支付2500元(若自取，为2000元)费用；另外一种是劳动份额，会员为得到大约30平米地的租用权，而付出1000元的费用。劳动份额的会员可以随意在自己租用的土地上种植蔬菜和其他农产品，由农场来提供技术支持。
“开始担心招不满会员名额。没想到在大家的口口相传下，预计的50多户会员很快招募完毕，其中有17名是劳动份额”。石嫣说。即便如此，在开始运作的时候，还是出现了一点小小的摩擦。“去年6月初，我们提供给会员的蔬菜都是叶菜，没有黄瓜、西红柿，因此有些会员有了意见。”但石嫣说，“正是因为不提倡反季节蔬菜，才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在跟会员解释清楚之后，大部分会员表示理解并支持这种模式。
不过，农园已经开始考虑上几个蔬菜大棚，但是，大棚里要选择种一些不易生病的蔬菜品种，以确保在种植中不用使用农药。
小毛驴农园的地是由当地村集体提供的，石嫣他们只是经营方，只收取一定的管理费用，农园的收入最终归村子所有。“目前基本能达到持平。”石嫣说。
由于农园的土地有限，还有很多人在排队想成为会员。因此，石嫣他们考虑，今年把会员的数量增加到150-200户，但土地考虑以租的方式来进行。“我能感觉到村里有顾虑，他们对这种方式能否盈利不太确定。”
除了雇有10多名当地的农民，农园里还接受来自各地的大学生实习生以及志愿者，有些志愿者从美国、香港等地过来。还有很多人对小毛驴的经营模式很感兴趣，不断有人从全国各地前来参观。据石嫣所知，已经有西安和厦门的参观者，在当地租了地，打算复制“小毛驴”的运作模式。而石嫣也希望这种模式在全国越多越好。
食品安全日益受关注
“5年前，儿子出生后，我开始关注有机食物，一方面是因为食品安全问题比较严重，另一方面跟自己本身研究这个领域也有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吕亚荣说。
目前吕亚荣是小毛驴农园的劳动份额会员。每到周末，她都会带着儿子和家人，来侍弄自己的菜园。她笑称，由于很多人没有租到地，经常有人跑到她家的地里义务劳动。
在中国，有很多年轻的妈妈跟她一样，在有了孩子之后对食品安全的问题更加关注。程水仙是一个1周岁女孩的母亲，在孩子出生后，她开始关注超市里的有机蔬菜和有机农产品。“有机蔬菜基本上要比普通蔬菜贵出好几倍甚至近10倍。但考虑到安全因素，我的很多朋友都在给孩子买”。她说，“中国的父母最合得在孩子身上花钱”。
但是，有机食品不菲的价格，目前还基本只能被中等收入以上的家庭所考虑。根据小毛驴农园做的调查，他们的会员在小毛驴购买蔬菜的费用平均占其家庭年收入的2％。
即便如此，中国的消费者在消费的过程中还是表现出了“中国特色”。石嫣在她的招募书中特意加了一个附加说明，保证在20周供应期内提供400斤蔬菜的供应。“在美国的时候，还真没有客户问过菜的重量问题，但中国的客户好多人问到底折食多少钱一斤。”折算下来，平均5块钱一斤的菜虽然比市场上的普通蔬菜贵，但却比超市里的有机蔬菜便宜。因此，大家更乐意接受这样的结论。
绿色和平组织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罗媛楠认为，消费者对超市中的有机食品最大的担心是，“花了这么多钱，但还不能完全信任”。消费者不可能人人都拿着买到的有机食品去做认证，因此她认为，超市在保证有机食品的品质上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石嫣和她的团队也对国外有机食品发展的历程进行了研究。她说，无论在哪个国家，一般都是由中产阶级先开始反思环境和食品安全的问题。虽然现在中国能够达到中等收入的人已经很多，但有这种意识的人相对还比较少。她认为这跟“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系”。欧美发达国家由于工业化早，对环境的破坏也早，必然会更早引起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不过中国的中产阶级关注环境和食品安全问题也是必然趋势，而且中国会很快进入这个趋势。”石嫣说。
市场需要培育
石嫣认为，做社区支持农业模式是在宣扬一种理念，就是市民要支持农民进行生态农业种植，要和农民共担生态农业的风险，农民则需要使用健康的耕作方式，生产健康的农产品。
尽管预先付费这种模式，在中国推广起来仍然存在一定的难度。小毛驴农园由于是北京市海淀区政府、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和另外一家公司共建的产学研基地，这种身份比单枪匹马的农户更能取得消费者的信任。
“其实，愿意从事有机生产的农民挺多的，但并不见得每个这样的农户都能生存下来。”罗媛楠说，“他们一是不知道怎么去种，二是不知道该如何推广。”他们调查了全国一些经营有机农业的农场或农户，生存得好的并不算多。
而石嫣认为这其中的原因是，消费者虽然意识到了食品安全的问题。但容易完全从自身需求出发，无法与农户对接。“互助关系是需要消费者这一方努力的。”石嫣说，“消费者要在安全、是否能随时获取以及多样化品种之间做出选择。”她认为，如果消费者想随时吃到多品种的蔬菜，就必须接受长途运输来的产品，而为了在运输过程中保鲜，他们则必须接受农药和添加剂。
跟机械化、规模化生产相比，石嫣认为“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关键是缩短从生产到消费的距离，让生产和消费方的信息能够对称起来，消费者很容易追踪到产品的源头，消费者要关注为自己提供食品的生产者，关注自己吃的东西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在国内，有机产品和普通产品的差价很大，原因之一就是消费者觉得贵，不愿意买。这反过来又导致有机种植的规模小，价格降不下来。”罗媛楠分析。根据他们所做的调查，在北京，有八成的消费者愿意为有机食品付出普通产品2-3倍的价格，但不是5倍甚至10倍。
除了消费者，生产者对于有机农业的认识也有待提高。在前来与小毛驴农园谈合作的多家公司中，石嫣认为，绝大多数公司都只是看到了有机农业可能带来的利润，而没有看到有机农业是个需要长期投资的行业。“农业的循环过程很长，但大部分拟投资者都很在意前一两年的收益。”石嫣说，“至少需要3-5年的时间，才能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深层次的信任关系，才能真正恢复生态和环境，到那时候才能真正盈利”。
罗媛楠指出，“常规生产和有机生产其实是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的博弈，政府可能会担心短期内是否有足够的粮食供应市场。但从常规生产到有机生产需要一定的转换期。越晚转换，转换期则越长”。
在每个客户箱子里还放有一份《小毛驴市民农园CSA简报》。简报上除了印有配送蔬菜的清单、蔬菜保存的知识和菜谱等，还有农场里一周发生的大事。石嫣说，这种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简称CSA)，可以让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对接，消费者可以监督生产过程，目的是让大家吃得更安全。
尝试社区支持农业
石嫣尝试在北京做小毛驴市民农园，源于两年出国“务农”的经历。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生，她被派往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一个CSA农场做实习生。
社区支持农业在美国已经运作20多年，目前有2000多家农场。在种植季节之初，消费者预付给农民一年种植的收益，农民使用生态可持续的种植方式，向消费者提供安全的食品。这样的农业生产模式省去了中间商环节，农民和消费者建立了直接联系，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农民增加了收益，消费者得到了有机农产品。
这种模式给了石嫣很大的启发。2009年4月，她把在美国学到的社区支持农业经营模式搬到了北京，在凤凰岭脚下的20亩地投人运营。
小毛驴农园的会员分为两种，一种是普通份额，农园为普通份额的会员提供从6月至10月大约20周的有机蔬菜供应，会员预先支付2500元(若自取，为2000元)费用；另外一种是劳动份额，会员为得到大约30平米地的租用权，而付出1000元的费用。劳动份额的会员可以随意在自己租用的土地上种植蔬菜和其他农产品，由农场来提供技术支持。
“开始担心招不满会员名额。没想到在大家的口口相传下，预计的50多户会员很快招募完毕，其中有17名是劳动份额”。石嫣说。即便如此，在开始运作的时候，还是出现了一点小小的摩擦。“去年6月初，我们提供给会员的蔬菜都是叶菜，没有黄瓜、西红柿，因此有些会员有了意见。”但石嫣说，“正是因为不提倡反季节蔬菜，才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在跟会员解释清楚之后，大部分会员表示理解并支持这种模式。
不过，农园已经开始考虑上几个蔬菜大棚，但是，大棚里要选择种一些不易生病的蔬菜品种，以确保在种植中不用使用农药。
小毛驴农园的地是由当地村集体提供的，石嫣他们只是经营方，只收取一定的管理费用，农园的收入最终归村子所有。“目前基本能达到持平。”石嫣说。
由于农园的土地有限，还有很多人在排队想成为会员。因此，石嫣他们考虑，今年把会员的数量增加到150-200户，但土地考虑以租的方式来进行。“我能感觉到村里有顾虑，他们对这种方式能否盈利不太确定。”
除了雇有10多名当地的农民，农园里还接受来自各地的大学生实习生以及志愿者，有些志愿者从美国、香港等地过来。还有很多人对小毛驴的经营模式很感兴趣，不断有人从全国各地前来参观。据石嫣所知，已经有西安和厦门的参观者，在当地租了地，打算复制“小毛驴”的运作模式。而石嫣也希望这种模式在全国越多越好。
食品安全日益受关注
“5年前，儿子出生后，我开始关注有机食物，一方面是因为食品安全问题比较严重，另一方面跟自己本身研究这个领域也有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吕亚荣说。
目前吕亚荣是小毛驴农园的劳动份额会员。每到周末，她都会带着儿子和家人，来侍弄自己的菜园。她笑称，由于很多人没有租到地，经常有人跑到她家的地里义务劳动。
在中国，有很多年轻的妈妈跟她一样，在有了孩子之后对食品安全的问题更加关注。程水仙是一个1周岁女孩的母亲，在孩子出生后，她开始关注超市里的有机蔬菜和有机农产品。“有机蔬菜基本上要比普通蔬菜贵出好几倍甚至近10倍。但考虑到安全因素，我的很多朋友都在给孩子买”。她说，“中国的父母最合得在孩子身上花钱”。
但是，有机食品不菲的价格，目前还基本只能被中等收入以上的家庭所考虑。根据小毛驴农园做的调查，他们的会员在小毛驴购买蔬菜的费用平均占其家庭年收入的2％。
即便如此，中国的消费者在消费的过程中还是表现出了“中国特色”。石嫣在她的招募书中特意加了一个附加说明，保证在20周供应期内提供400斤蔬菜的供应。“在美国的时候，还真没有客户问过菜的重量问题，但中国的客户好多人问到底折食多少钱一斤。”折算下来，平均5块钱一斤的菜虽然比市场上的普通蔬菜贵，但却比超市里的有机蔬菜便宜。因此，大家更乐意接受这样的结论。
绿色和平组织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罗媛楠认为，消费者对超市中的有机食品最大的担心是，“花了这么多钱，但还不能完全信任”。消费者不可能人人都拿着买到的有机食品去做认证，因此她认为，超市在保证有机食品的品质上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石嫣和她的团队也对国外有机食品发展的历程进行了研究。她说，无论在哪个国家，一般都是由中产阶级先开始反思环境和食品安全的问题。虽然现在中国能够达到中等收入的人已经很多，但有这种意识的人相对还比较少。她认为这跟“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系”。欧美发达国家由于工业化早，对环境的破坏也早，必然会更早引起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不过中国的中产阶级关注环境和食品安全问题也是必然趋势，而且中国会很快进入这个趋势。”石嫣说。
市场需要培育
石嫣认为，做社区支持农业模式是在宣扬一种理念，就是市民要支持农民进行生态农业种植，要和农民共担生态农业的风险，农民则需要使用健康的耕作方式，生产健康的农产品。
尽管预先付费这种模式，在中国推广起来仍然存在一定的难度。小毛驴农园由于是北京市海淀区政府、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和另外一家公司共建的产学研基地，这种身份比单枪匹马的农户更能取得消费者的信任。
“其实，愿意从事有机生产的农民挺多的，但并不见得每个这样的农户都能生存下来。”罗媛楠说，“他们一是不知道怎么去种，二是不知道该如何推广。”他们调查了全国一些经营有机农业的农场或农户，生存得好的并不算多。
而石嫣认为这其中的原因是，消费者虽然意识到了食品安全的问题。但容易完全从自身需求出发，无法与农户对接。“互助关系是需要消费者这一方努力的。”石嫣说，“消费者要在安全、是否能随时获取以及多样化品种之间做出选择。”她认为，如果消费者想随时吃到多品种的蔬菜，就必须接受长途运输来的产品，而为了在运输过程中保鲜，他们则必须接受农药和添加剂。
跟机械化、规模化生产相比，石嫣认为“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关键是缩短从生产到消费的距离，让生产和消费方的信息能够对称起来，消费者很容易追踪到产品的源头，消费者要关注为自己提供食品的生产者，关注自己吃的东西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在国内，有机产品和普通产品的差价很大，原因之一就是消费者觉得贵，不愿意买。这反过来又导致有机种植的规模小，价格降不下来。”罗媛楠分析。根据他们所做的调查，在北京，有八成的消费者愿意为有机食品付出普通产品2-3倍的价格，但不是5倍甚至10倍。
除了消费者，生产者对于有机农业的认识也有待提高。在前来与小毛驴农园谈合作的多家公司中，石嫣认为，绝大多数公司都只是看到了有机农业可能带来的利润，而没有看到有机农业是个需要长期投资的行业。“农业的循环过程很长，但大部分拟投资者都很在意前一两年的收益。”石嫣说，“至少需要3-5年的时间，才能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深层次的信任关系，才能真正恢复生态和环境，到那时候才能真正盈利”。
罗媛楠指出，“常规生产和有机生产其实是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的博弈，政府可能会担心短期内是否有足够的粮食供应市场。但从常规生产到有机生产需要一定的转换期。越晚转换，转换期则越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