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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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全面经济改革和振兴疫情下印度尼西亚经济的考虑,佐科政府频繁修订法律,并且利用集权和疫情加速法律修订以获得改革的合法性,但也使得许多法律修订案的颁布过于仓促草率,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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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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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全面经济改革和振兴疫情下印度尼西亚经济的考虑,佐科政府频繁修订法律,并且利用集权和疫情加速法律修订以获得改革的合法性,但也使得许多法律修订案的颁布过于仓促草率,法案内容和程序皆不合法,政府、国会与民众的政治沟通质量低下,民意基础薄弱,最终引发此起彼伏的大规模示威和批评.管控不力和示威浪潮严重侵蚀佐科政治资本,使佐科及其执政联盟的支持率下降,使其推动的改革计划更难以为继,形成恶性循环.总体而言,佐科政府缺乏全面性、协调性和科学性的“唯发展主义”模式,在其第二任期内频频陷入管控失效的境地.频繁的示威游行表达着民众对印度尼西亚政治经济发展的双重担忧:一是担心民主倒退,威权主义复辟;二是担心政府与大财团共谋,将大量的公共权力、财产和资源高度集中的权力及私有财产和资源.疫情将在某种程度上放大印度尼西亚的政治经济发展之困,如疫情管控和治理不力等,将引发更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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