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汉魏六朝谐谑小说开后世幽默讽刺小说之先河，考察其文学起源，当是在先秦戏谑嘲讽诗、诸子寓言、史籍谐谑故事等文学的共同滋养下得以产生，而对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使谐谑小说最终成为具有独立品格和价值的文体。
关键词：汉魏六朝 谐谑小说 文学起源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谐谑小说，发轫于先秦，独立于汉魏六朝，曹魏邯郸淳《笑林》的结集，首开“谐谑小说”一体，此后继作如《世说新语·排调》、《笑苑》、《解颐》、《启颜录》等。《文心雕龙》“谐 ”篇对谐谑小说进行了理论阐释，并追溯了其产生之源。就文章的体制和写法而言，许多文体都可从先秦找到源头，考察谐谑小说之文学起源，也不能不追溯至先秦。
一 先秦戏谑嘲讽诗：善戏谑兮，不为虐兮
作为最初产生的文学样式，诗歌从诞生之日起，便承载着人们的喜怒哀乐。“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其中的戏谑嘲讽诗不仅是代表之作，更成为中国谐谑文学的发端。先秦戏谑嘲讽诗主要保存在《诗经》中，还有一些散见于《周易》及其它典籍。对于这些作品，众多学者已有详细论述，在此不作赘言，仅就其与谐谑小说一体之关系作简要考察。
首先，其语言诙谐性与内容讽刺性的统一，确立了谐谑文学寓庄于谐的创作风格。《诗经》言：“善戏谑兮，不为虐兮。”《笺》曰：“君子之德，有张有弛，故不常矜庄，而时戏谑。”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认为：“‘善戏谑兮，不为虐兮’，此谓言语之闻耳。后人因此演而为诗，故有俳谐体……虽含讽谕，实则诙谐。”《诗经》中不乏诙谐幽默之作，然其创作精神却是“主文而谲谏”，“不直陈而用譬喻叫‘主文’，委婉讽刺叫‘谲谏’”。《诗经》中的优秀之作正是具有这样一种含蓄委婉不直露的特点，于嬉笑怒骂中显示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成为喜剧文学的起点。
其次，其形式上的故事性孕育了谐谑小说产生的因子。董乃斌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中说：“小说是一种具有虚构情节的叙事性散文，‘事’是构成小说内容的根本和基础；小说文体便是人与‘事’的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人对‘事’的认识、把握、记忆、表现（反映）能力进步到某种程度时才开始孕育，由萌芽而至于诞生的；诸种先于小说成熟的文体中实际上均不同程度地含有小说因素。而诗歌自其一出现便与‘事’有着密切联系，‘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诗经》中呈现出浓郁的感事色彩，如《齐风·鸡鸣》，“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会且归矣，无庶予子憎”，男女对答之语充满谐趣，以散文之笔写出，可作谐谑小说读。又如《唐风·山有枢》：“山有枢，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山有栲，隰有 。子有廷内，弗洒弗扫。子有钟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乐，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有华服骏马、豪宅美馔却不知享用的守财奴，成为后世此类形象的原型。
再次，《诗经》中戏谑嘲讽之作开俳谐一体，而俳谐诗于谐谑小说中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谐谑小说的可读性。如《启颜录》中云：“唐宋国公萧 不解射，九月九日赐射，箭箭俱不著垛，一无所获。欧阳询咏之曰：‘急风吹缓箭，弱手驭强弓。欲高翻复下，应西还更东。十回俱著地，两手并擎空。借问谁为此，乃应是宋公。’”这里俳谐诗成为谐谑小说的创作手法之一，以诗作调笑时见于汉魏六朝谐谑小说之中。
《文心雕龙·谐 》中探寻谐谑文学源头时，也追溯至先秦民间戏谑嘲讽之作，认为“夫心险如山，口壅若川，怨怒之情不一，欢谑之言无方”。谐谑小说即源于民众之“戏谑之言”。“谐 ”篇中揭示到：“昔华元弃甲，城者发 目之讴；臧纥丧师，国人造侏儒之歌；并嗤戏形貌，内怨为俳也。”据《左传·宣公二年》载，宋郑两国交战，将领华元丢盔弃甲，筑城民工嘲讽之，“ 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讥其瞪眼挺肚、趾高气扬，却不知羞耻的丑态。《左传·襄公四年》又记，鲁国大夫臧纥丧师辱国，百姓诮之，“侏儒侏儒，丧我于邾”。这些戏谑之歌单独看来，并无可笑之处，然置之于事件中，却感受到下层民众对统治者的强烈不满和怨恨之情。不敢明谤，寄之隐语，于调笑中见尖锐讽刺，可作谐谑小说观。
二 诸子寓言：谐谑中蕴含哲理，哲理中闪动谐谑
诸子散文对后世小说产生影响的有两个部分：一是散文中的叙事成分，二是散文中的寓言成分。而后者以其强烈的文学性为小说的萌发提供了重要契机。诸子寓言数量巨大，仅《韩非子》一书就有三百余篇，考其总数当在千篇以上。其中许多故事妙趣横生，谐谑中蕴涵着哲理，哲理中闪动着谐谑，成为谐谑小说的又一文学源头。鉴于前贤对诸子寓言喜剧性成因、特征等多有论述，重复部分兹不赘述，这里主要考察其对谐谑小说一体的影响。
其一，诸子寓言就其题材而言是讥讽的，手法却是俳谐的，寓庄于谐，成为谐谑小说创作的先导。寓言继承了《诗经》的讽刺传统，对当时的社会政治、人情世态、迂腐观念及思维方式予以辛辣的嘲讽，其借古讽今、含沙射影、反语相讥、谈笑讽谏、旁敲侧击、借外讽内、自嘲自讽等讽刺技巧，为后世讽刺喜剧艺术和民族语言表达技巧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借鉴。其以风趣、隽永、讥诮的语言，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成为谐谑小说创作的宗旨。
其二，诸子寓言虚构、夸张的叙事描写技巧，对谐谑小说一体的形成起着哺育滋养的作用。先秦诸子在宣扬学说、游说进谏之时，为增强论辩的效果，向民间学习，大量引用民间故事和史实加以改造或独立创作，这些为说理论道服务的寓言“开创了虚构故事情节的艺术手法”。虚构的故事不一定具有喜剧性，而辅以夸张的创作方式，则更具喜剧的特质，如“守株待兔”、“邯郸学步”、“揠苗助长”等故事，既营造出诙谐幽默的氛围，又达到了讽刺的效果。宋代黄震认为，“庄子以不羁之材，肆跌宕之说，创为不必有之人，设为不必有之物，造为天下所必无之事，用以眇末宇宙，戏薄圣贤，走弄百出，茫无定踪，固千万世诙谐小说之祖也。”这里正是着眼于虚构、夸张手法于其中的运用。诸子寓言成为后世谐谑小说创作的不祧之祖。
其三，诸子寓言中愚人类型的出现开谐谑小说嘲愚之先声。中国自古就有尚智的传统，提倡通融变通，反对呆板守旧，对于愚人给予辛辣的嘲讽。先秦典籍中更是保存了大量讽刺故事，并塑造了一些箭垛式的愚人形象。依据他们各自不同的表现，有迂腐机械者、幼稚无知者、自以为是者、冒失蛮干者，其中宋国愚人形象成为典型。如《孟子》中的“揠苗助长”，《庄子》中的“适越卖冠”、“鬻技封侯”，《韩非子》中的“智子疑邻”、“守株待兔”，等等，不胜枚举。王利器先生曾说：“如果说笑话这种文艺形式的作品，在东汉末年的《笑林》才见于著录，那么，在战国以来诸子中有关宋人的讽刺小品，就是这种文艺形式的滥觞了。”而《笑林》中“齐人学瑟”、“担山鸡者”故事则直接来源于《尹文子》一书。大量讥讽愚人之作反映了民族群体意识对智慧的认同，而此观念又积淀为群体意识，反映于各种典籍之中，对愚的贬斥，千载不绝。嘲愚也由最初的寄生于诸子著作中的说理论辩的例证，发展为一种独特的文学题材。
其四，诸子散文中寓言的大量集中出现，如《韩非子》中《说林》、《储说》就可看作寓言作品的专集，影响着后世谐谑小说专集的产生与发展。“《笑林》、《艾子杂说》、《笑府》、《广笑府》、《笑得好》、《俏皮话》，等等，这众多的一脉相承、延绵两千余年寓言文学的巨著中，都可看到韩非《说林》和《储说》首创之功的光辉。”而作为谐谑小说集的开山之作——《笑林》，其名称也本自《说林》。《史记·韩非传》、司马贞《索引》说：“《说林》者，广说诸事，其多若林，故曰《说林》也。”渊源关系可见一斑。
此外，诸子寓言中的许多谐谑之作如独立出来，可视为谐谑小说的题材。有的作品被收入谐谑小说集中，如上文所提到的“齐人学瑟”、“担山鸡者”故事；有的成为谐谑小说中某类故事的原型，如宋国愚人故事；有的被改编成为谐谑小说的佳作，如明代孙仲龄就将《孟子》中的“齐人有一妻一妾”故事扩充改写为《东郭记》。尽管二者有许多共通之处，许多寓言中涵盖着谐谑小说之作，而许多谐谑集中也不排斥诸子寓言的谐谑故事，仍不能在二者间划上等号。因为诸子散文中的寓言故事不具有独立性，它只是诸子散文的结构单位，孕育和滋养着谐谑小说一体。
三 史籍谐谑故事：历史中的诙谐一幕
明绿天馆主人在《古今小说序》中说：“史统散而小说兴。”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认为，史传所包含的小说文体因素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点：第一是结构方式，第二是叙事方式，第三是修辞方式。史籍与小说有着难以割舍的血缘关系，而史籍中的谐谑故事更是谐谑小说之先声。如果说先秦时期即已产生了萌芽状态的“准小说”，那么其中的谐谑之作则不妨视之为“准谐谑小说”。
春秋战国之际，诸侯各国互相征伐，兼并剧烈，作为新兴的政治力量——士，或为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或为稻粱谋，奔走列国，献计献策。其语浅近通俗，特别讲究论辩技巧。对此，郑凯先生在《先秦幽默文学论》中有详细的分析：这些游说之辞、外交之语诙谐幽默，又暗含锋芒，丰富了言语技巧，魏晋南北朝时期清谈的言语智慧以及对智语的推崇，无疑是对此的继承与发展。明代李维桢《广滑稽序》言：“春秋战国时聘问之使，游说之徒，酬往数言，肆而隐，曲而中，使人惊心动魄，解颐捧腹。”当然，这些记录机敏文人游士言行的篇章，其本身就是富于谐趣的佳作，为谐谑小说创作提供了素材。
先秦史籍中，不乏具有喜剧色彩的著作，如《左传》、《战国策》等，其中或有诙谐的民间故事，如《战国策》中的“画蛇添足”；或有统治者愚蠢举动的实录，如《左传》中所记宋襄公的蠢事，“无疑是今天我们所见的最早的真人真事的笑话”。这些故事风趣隽永，对六朝谐谑小说之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仅曹林娣、李泉辑录的《启颜录》一书就有15则故事本自史书。而《晏子春秋》一书则以其活泼生动的语言、滑稽幽默的故事，成为谐谑小说创作的先驱。该书围绕晏子的生平活动，塑造了一位娴于辞令、机敏干练的贤臣智者形象，而晏子也成为谐谑故事中的箭垛式人物，与愚人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尚智”的传统。鉴于众多学者对该书有大量深入研究，在此笔者不再具体举例论述。需要指出的是，此书作为喜剧人物之专集，其滑稽谐谑故事的集中出现具有重大意义。如果说《史记·滑稽列传》是自觉地对谐谑之人、谐谑之事加以归类，是谐谑故事结集的先声，那么，《晏子春秋》就是非自觉状态下谐谑故事的独立专集，具有开创意义，不妨称之为“准谐谑小说集”。
综上，正是在先秦戏谑嘲讽诗、诸子寓言、史籍谐谑故事的文学滋养下，谐谑一体得以产生并成形。而对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使谐谑小说最终成为具有独立品格和价值的文体。
参考文献：
[1] 孟稚：《文心雕龙·谐 ——谐谑小说的理论阐释》，《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2]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六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3] 何宗美：《论先秦寓言的喜剧美特征》，《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4] 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5] （宋）黄震：《黄氏日抄》《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版。
[6] 汤利伟：《先秦寓言中愚人形象分类及宋人居多的原因》，《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1期。
[7] 王利器、王贞珉：《中国古代笑话选注》，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8] 白本松：《先秦寓言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9] 刘军：《试论先秦的“准小说”》，《黑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关键词：汉魏六朝 谐谑小说 文学起源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谐谑小说，发轫于先秦，独立于汉魏六朝，曹魏邯郸淳《笑林》的结集，首开“谐谑小说”一体，此后继作如《世说新语·排调》、《笑苑》、《解颐》、《启颜录》等。《文心雕龙》“谐 ”篇对谐谑小说进行了理论阐释，并追溯了其产生之源。就文章的体制和写法而言，许多文体都可从先秦找到源头，考察谐谑小说之文学起源，也不能不追溯至先秦。
一 先秦戏谑嘲讽诗：善戏谑兮，不为虐兮
作为最初产生的文学样式，诗歌从诞生之日起，便承载着人们的喜怒哀乐。“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其中的戏谑嘲讽诗不仅是代表之作，更成为中国谐谑文学的发端。先秦戏谑嘲讽诗主要保存在《诗经》中，还有一些散见于《周易》及其它典籍。对于这些作品，众多学者已有详细论述，在此不作赘言，仅就其与谐谑小说一体之关系作简要考察。
首先，其语言诙谐性与内容讽刺性的统一，确立了谐谑文学寓庄于谐的创作风格。《诗经》言：“善戏谑兮，不为虐兮。”《笺》曰：“君子之德，有张有弛，故不常矜庄，而时戏谑。”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认为：“‘善戏谑兮，不为虐兮’，此谓言语之闻耳。后人因此演而为诗，故有俳谐体……虽含讽谕，实则诙谐。”《诗经》中不乏诙谐幽默之作，然其创作精神却是“主文而谲谏”，“不直陈而用譬喻叫‘主文’，委婉讽刺叫‘谲谏’”。《诗经》中的优秀之作正是具有这样一种含蓄委婉不直露的特点，于嬉笑怒骂中显示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成为喜剧文学的起点。
其次，其形式上的故事性孕育了谐谑小说产生的因子。董乃斌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中说：“小说是一种具有虚构情节的叙事性散文，‘事’是构成小说内容的根本和基础；小说文体便是人与‘事’的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人对‘事’的认识、把握、记忆、表现（反映）能力进步到某种程度时才开始孕育，由萌芽而至于诞生的；诸种先于小说成熟的文体中实际上均不同程度地含有小说因素。而诗歌自其一出现便与‘事’有着密切联系，‘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诗经》中呈现出浓郁的感事色彩，如《齐风·鸡鸣》，“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会且归矣，无庶予子憎”，男女对答之语充满谐趣，以散文之笔写出，可作谐谑小说读。又如《唐风·山有枢》：“山有枢，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山有栲，隰有 。子有廷内，弗洒弗扫。子有钟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乐，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有华服骏马、豪宅美馔却不知享用的守财奴，成为后世此类形象的原型。
再次，《诗经》中戏谑嘲讽之作开俳谐一体，而俳谐诗于谐谑小说中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谐谑小说的可读性。如《启颜录》中云：“唐宋国公萧 不解射，九月九日赐射，箭箭俱不著垛，一无所获。欧阳询咏之曰：‘急风吹缓箭，弱手驭强弓。欲高翻复下，应西还更东。十回俱著地，两手并擎空。借问谁为此，乃应是宋公。’”这里俳谐诗成为谐谑小说的创作手法之一，以诗作调笑时见于汉魏六朝谐谑小说之中。
《文心雕龙·谐 》中探寻谐谑文学源头时，也追溯至先秦民间戏谑嘲讽之作，认为“夫心险如山，口壅若川，怨怒之情不一，欢谑之言无方”。谐谑小说即源于民众之“戏谑之言”。“谐 ”篇中揭示到：“昔华元弃甲，城者发 目之讴；臧纥丧师，国人造侏儒之歌；并嗤戏形貌，内怨为俳也。”据《左传·宣公二年》载，宋郑两国交战，将领华元丢盔弃甲，筑城民工嘲讽之，“ 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讥其瞪眼挺肚、趾高气扬，却不知羞耻的丑态。《左传·襄公四年》又记，鲁国大夫臧纥丧师辱国，百姓诮之，“侏儒侏儒，丧我于邾”。这些戏谑之歌单独看来，并无可笑之处，然置之于事件中，却感受到下层民众对统治者的强烈不满和怨恨之情。不敢明谤，寄之隐语，于调笑中见尖锐讽刺，可作谐谑小说观。
二 诸子寓言：谐谑中蕴含哲理，哲理中闪动谐谑
诸子散文对后世小说产生影响的有两个部分：一是散文中的叙事成分，二是散文中的寓言成分。而后者以其强烈的文学性为小说的萌发提供了重要契机。诸子寓言数量巨大，仅《韩非子》一书就有三百余篇，考其总数当在千篇以上。其中许多故事妙趣横生，谐谑中蕴涵着哲理，哲理中闪动着谐谑，成为谐谑小说的又一文学源头。鉴于前贤对诸子寓言喜剧性成因、特征等多有论述，重复部分兹不赘述，这里主要考察其对谐谑小说一体的影响。
其一，诸子寓言就其题材而言是讥讽的，手法却是俳谐的，寓庄于谐，成为谐谑小说创作的先导。寓言继承了《诗经》的讽刺传统，对当时的社会政治、人情世态、迂腐观念及思维方式予以辛辣的嘲讽，其借古讽今、含沙射影、反语相讥、谈笑讽谏、旁敲侧击、借外讽内、自嘲自讽等讽刺技巧，为后世讽刺喜剧艺术和民族语言表达技巧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借鉴。其以风趣、隽永、讥诮的语言，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成为谐谑小说创作的宗旨。
其二，诸子寓言虚构、夸张的叙事描写技巧，对谐谑小说一体的形成起着哺育滋养的作用。先秦诸子在宣扬学说、游说进谏之时，为增强论辩的效果，向民间学习，大量引用民间故事和史实加以改造或独立创作，这些为说理论道服务的寓言“开创了虚构故事情节的艺术手法”。虚构的故事不一定具有喜剧性，而辅以夸张的创作方式，则更具喜剧的特质，如“守株待兔”、“邯郸学步”、“揠苗助长”等故事，既营造出诙谐幽默的氛围，又达到了讽刺的效果。宋代黄震认为，“庄子以不羁之材，肆跌宕之说，创为不必有之人，设为不必有之物，造为天下所必无之事，用以眇末宇宙，戏薄圣贤，走弄百出，茫无定踪，固千万世诙谐小说之祖也。”这里正是着眼于虚构、夸张手法于其中的运用。诸子寓言成为后世谐谑小说创作的不祧之祖。
其三，诸子寓言中愚人类型的出现开谐谑小说嘲愚之先声。中国自古就有尚智的传统，提倡通融变通，反对呆板守旧，对于愚人给予辛辣的嘲讽。先秦典籍中更是保存了大量讽刺故事，并塑造了一些箭垛式的愚人形象。依据他们各自不同的表现，有迂腐机械者、幼稚无知者、自以为是者、冒失蛮干者，其中宋国愚人形象成为典型。如《孟子》中的“揠苗助长”，《庄子》中的“适越卖冠”、“鬻技封侯”，《韩非子》中的“智子疑邻”、“守株待兔”，等等，不胜枚举。王利器先生曾说：“如果说笑话这种文艺形式的作品，在东汉末年的《笑林》才见于著录，那么，在战国以来诸子中有关宋人的讽刺小品，就是这种文艺形式的滥觞了。”而《笑林》中“齐人学瑟”、“担山鸡者”故事则直接来源于《尹文子》一书。大量讥讽愚人之作反映了民族群体意识对智慧的认同，而此观念又积淀为群体意识，反映于各种典籍之中，对愚的贬斥，千载不绝。嘲愚也由最初的寄生于诸子著作中的说理论辩的例证，发展为一种独特的文学题材。
其四，诸子散文中寓言的大量集中出现，如《韩非子》中《说林》、《储说》就可看作寓言作品的专集，影响着后世谐谑小说专集的产生与发展。“《笑林》、《艾子杂说》、《笑府》、《广笑府》、《笑得好》、《俏皮话》，等等，这众多的一脉相承、延绵两千余年寓言文学的巨著中，都可看到韩非《说林》和《储说》首创之功的光辉。”而作为谐谑小说集的开山之作——《笑林》，其名称也本自《说林》。《史记·韩非传》、司马贞《索引》说：“《说林》者，广说诸事，其多若林，故曰《说林》也。”渊源关系可见一斑。
此外，诸子寓言中的许多谐谑之作如独立出来，可视为谐谑小说的题材。有的作品被收入谐谑小说集中，如上文所提到的“齐人学瑟”、“担山鸡者”故事；有的成为谐谑小说中某类故事的原型，如宋国愚人故事；有的被改编成为谐谑小说的佳作，如明代孙仲龄就将《孟子》中的“齐人有一妻一妾”故事扩充改写为《东郭记》。尽管二者有许多共通之处，许多寓言中涵盖着谐谑小说之作，而许多谐谑集中也不排斥诸子寓言的谐谑故事，仍不能在二者间划上等号。因为诸子散文中的寓言故事不具有独立性，它只是诸子散文的结构单位，孕育和滋养着谐谑小说一体。
三 史籍谐谑故事：历史中的诙谐一幕
明绿天馆主人在《古今小说序》中说：“史统散而小说兴。”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认为，史传所包含的小说文体因素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点：第一是结构方式，第二是叙事方式，第三是修辞方式。史籍与小说有着难以割舍的血缘关系，而史籍中的谐谑故事更是谐谑小说之先声。如果说先秦时期即已产生了萌芽状态的“准小说”，那么其中的谐谑之作则不妨视之为“准谐谑小说”。
春秋战国之际，诸侯各国互相征伐，兼并剧烈，作为新兴的政治力量——士，或为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或为稻粱谋，奔走列国，献计献策。其语浅近通俗，特别讲究论辩技巧。对此，郑凯先生在《先秦幽默文学论》中有详细的分析：这些游说之辞、外交之语诙谐幽默，又暗含锋芒，丰富了言语技巧，魏晋南北朝时期清谈的言语智慧以及对智语的推崇，无疑是对此的继承与发展。明代李维桢《广滑稽序》言：“春秋战国时聘问之使，游说之徒，酬往数言，肆而隐，曲而中，使人惊心动魄，解颐捧腹。”当然，这些记录机敏文人游士言行的篇章，其本身就是富于谐趣的佳作，为谐谑小说创作提供了素材。
先秦史籍中，不乏具有喜剧色彩的著作，如《左传》、《战国策》等，其中或有诙谐的民间故事，如《战国策》中的“画蛇添足”；或有统治者愚蠢举动的实录，如《左传》中所记宋襄公的蠢事，“无疑是今天我们所见的最早的真人真事的笑话”。这些故事风趣隽永，对六朝谐谑小说之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仅曹林娣、李泉辑录的《启颜录》一书就有15则故事本自史书。而《晏子春秋》一书则以其活泼生动的语言、滑稽幽默的故事，成为谐谑小说创作的先驱。该书围绕晏子的生平活动，塑造了一位娴于辞令、机敏干练的贤臣智者形象，而晏子也成为谐谑故事中的箭垛式人物，与愚人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尚智”的传统。鉴于众多学者对该书有大量深入研究，在此笔者不再具体举例论述。需要指出的是，此书作为喜剧人物之专集，其滑稽谐谑故事的集中出现具有重大意义。如果说《史记·滑稽列传》是自觉地对谐谑之人、谐谑之事加以归类，是谐谑故事结集的先声，那么，《晏子春秋》就是非自觉状态下谐谑故事的独立专集，具有开创意义，不妨称之为“准谐谑小说集”。
综上，正是在先秦戏谑嘲讽诗、诸子寓言、史籍谐谑故事的文学滋养下，谐谑一体得以产生并成形。而对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使谐谑小说最终成为具有独立品格和价值的文体。
参考文献：
[1] 孟稚：《文心雕龙·谐 ——谐谑小说的理论阐释》，《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2]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六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3] 何宗美：《论先秦寓言的喜剧美特征》，《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4] 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5] （宋）黄震：《黄氏日抄》《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版。
[6] 汤利伟：《先秦寓言中愚人形象分类及宋人居多的原因》，《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1期。
[7] 王利器、王贞珉：《中国古代笑话选注》，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8] 白本松：《先秦寓言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9] 刘军：《试论先秦的“准小说”》，《黑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