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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从地缘政治还是公共空间来看，北京的诗歌场域显然具有着强烈的象征意义和国族寓言性。这不仅在于其“中心”的文化主导权的地位，而且还在于不同时期的诗人与场域之间的博弈。从民国到共和国，不同立场的知识分子对文化意义上的北京却抱有大体相同的体认。北京古都以特殊的文化况味和历史积淀带给历代的人们以温暖、宽厚而沧桑的记忆。正如林语堂所说“事实上所有古老的大城市都像宽厚的老祖母，她们向孩子们展示出一个让人难以探寻净尽的大世界，孩子们只是高高兴兴地在她们慈爱的怀抱里成长。”[1] 居于江南的郁达夫更是对北京怀有深厚的感情，“离开北京，又快一年，每想到风雪盈途的午后，围炉煮酒，作无头无尾的闲谈的逸致，只想坐一架飞机，回北京来过冬”[2]。而此时正忙于创造社诸多事务的郁达夫只能向中原北望，“叹一声命苦而已”。在王德威看来在一代中国文人的内心深处北京带有神秘的牵引[3]，而在谈论现代文学史时李欧梵对北京的印象则是“唯我独尊式的中心主义太强”[4]。
在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就文学和文化而言，北京给知识分子带来的既有荣光又有无尽的痛苦与失落。
地缘政治与文化想象
北京曾一度成为政治家和农民起义英雄们眼中的权力中心，“北京不会被任何一个有眼光的政治家抛弃，它像一个神秘的光源，在中国北方的要津之地兀自发光，层出不穷的人们，躲在暗中窥视着它。每当一个英雄黯然离去，都会有另一个英雄卷土重来”[5]。民国时期的北京（北平）和上海作为文化和文学的中心曾吸引着大量的作家群落甚至还形成了影响日隆又相互攻讦的“京派”与“海派”。而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则成为了唯一的政治、文化和文学中心。而这种中心的形成更多是因为地缘政治和主流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这种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文学体系的主导性话语权力甚至一直延续到了1980年代。而建立于文化想象基础之上地缘政治显然深刻影响到了不同时期的文学创作之中。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末期的先锋诗歌这里北京仍然是牢不可破的中心，只是英雄的角色不再是那些农民和造反英雄，而是那些在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上企图再次扮演启蒙角色的精英诗人。
较之北京的权力和文化的核心，那些暂时寄居北京或从外地来北京谋出路的“外省”诗人就成了“边缘知识分子”。在北京这一政治文化形象的巨大影响之下其他的省份都成了政治和文化上双重失落的“边地”。我们在“乡下人”沈从文那里可以看到这种边缘知识分子的复杂心态，“出门向西走十五分钟，就可到达中国古代文化集中地之一——在世界上十分著名的琉璃厂。那里除了两条十字形街，两旁有几十家大小古董店，小胡同里还有更多不标店名，分门别类包罗万象的古董店，完全是一个中国文化博物馆的模样……使得我这个来自六千里外小小山城的‘乡下佬’，觉得无一处不深感兴趣。”[6] 沈从文成了中国“外省”知识分子心态的一个寓言和切片，尽管他在北平仍然希望保留自己南方的记忆与“湘西人”身份，“就在这个时节，我回到了相去九年的北平。心情和二十五年前初到北京下车时相似而不同。我还保留二十岁青年初入百万市民大城的孤独心情在记忆中，还保留前一日南方夏天光景在感觉中”[7]。但无论是沈从文几年后不再从事文学写作还是北京一体化的政治文化的影响，我们看到了建国后文学写作的难度和文学空间的极度萎缩。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尽管城市化的进程中“老北京”已经面目全非，但是在一些身处“外省”尤其是海外的青年人那里，北京仍然带有难以抹去的浓重历史印记，“今天我是城外人，/ 远离帝乡的逆子，有鸟有鸟丁令威。/ 不想作法，变一座七层浮屠 / 叫你们好看。// 今年的沙尘暴来了吗？/ 今年的离魂雨呢？”（廖伟棠：《暮春围城志》）。
北京曾在现代文学史上同上海一样扮演了文化中心的角色，新中国成立后，北京作为“京都”成为了政治和文化的唯一中心。“北京”成为“新中国”的同义语，与此同时在这一特殊的政治和文化空间还产生了文学和时代双重进化论的时代心理。“北京”从此作为国家政治和文化的唯一而强大的象征反复出现在此后的文学作品中。在长时期的文学和文化语境中，北京确实已经不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北方区域的城市，而是上升为具有强大的国家话语力量象征的特殊空间。几十年的时间里，收音机和有线广播中时时出现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点整”的高亢而字正腔圆的声音在中国大地上反复响起。“北京时间”如此生动地体现了这一地理景观背后的政治性和不容置疑的权威性。
公共空间、建筑伦理与知识分子心态和文学环境
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的天安门，其“外安内和，长治久安”的政治寓意显然在共和国集体性的时代憧憬和时间神话的进化论中获得了延续与强化。政权交替必然会使得公共空间发生巨大变化，从而创造出富有新时代特征的政治空间。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1918年4月颁发《纪念碑宜传法令》，宣布拆除沙皇的雕像并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广场以及街道上竖立起新时代的英雄——马克思、恩格斯、马拉和傅立叶的纪念碑和雕像。这正如新中国成立后在各大城市的广场以及其他公共空间（尤其是学校、工厂、礼堂、车站）看到的毛泽东等领袖的雕像如出一辙。这显然是在公共空间里树立新时代的文化权威和偶像崇拜。
明清时期的北京城分为外城、内城、皇城和宫城（紫禁城）。天安门是皇城的正门，形状是一条狭长的“T”型宫廷广场。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打通东西长安街。为了迎接开国大典，1949年8月底北平市人民政府、都委会等单位讨论决定修理天安门前一带至东西三座门之间的地段。工程于9月1日动工，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军人、工人以及被动员的群众就迅速建成了可以容纳16万人的广场。1955年又拆除了天安门广场中部的东西红墙，广场面积达到12公顷。建国10周年之际又继续扩充广场，扩充后的天安门广场东自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西到人民大会堂，北从天安门红墙南到前门楼，总面积已达44公顷。至此全世界最大的可容纳百万人的广场建成。而除了北京，其他地方也在兴建广场。此后，由天安门所不断衍生出来的共和国的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建筑群体则成为一个国家和政权不可替代又不容置疑的独一无二的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里的建筑在特殊年代甚至可以成为国家主导性意志和文化权力的伦理化象征，“像格罗皮乌斯和许多其他人一样，包括海德格尔在内，希特勒幻想一个彻底重建的德国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站起来。以建筑师自诩的希特勒，也指望能有一种新的建筑风格来帮助塑立新德国的现实在像位于慕尼黑的图斯特的艺术之家这样的建筑物中，生活的政治形式，以一种在第三帝国的纪念性建筑中占首要地位的风格，的确得到了明白无误的表达”[8]。这些带有国家意志色彩的建筑在一个个空间里占据着时代主流精神的制高点并成为主导性权力话语的转喻。尤其是对于北京这样的城市而言，其建筑的伦理色彩、美学趣味和权力符码更具代表性和风向性，“从交通部办公楼、全国妇联办公楼、新大都饭店、三里河银行大楼，到现代风格的北京新图书馆和北京西客站，‘人字巾’大屋顶和亭阁在高层建筑上四处浮现，宛如国粹主义的海市蜃楼。有些已在施工的重大建筑还要奉旨‘加冕’，以汇入这个热烈的美学潮流。”[9] 围绕着北京的公共空间以及建筑伦理所产生的必然是特殊的文人心态和写作心理。在政治年代里公共建筑物的伦理功能必然更为鲜明地体现为意识形态性和不可撼动的文化主导性。这就给公众提供了“一个或多个中心，每个人通过他们的住处与那个中心相联系，获得他们在历史中及社会中的位置感”[10]。
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毛主席纪念堂正好形成了微妙的呼应——一个是纪念“人民”的英雄，一个是纪念“人民”的领袖。毛主席纪念堂位于中轴线中心位置的最南端，人民大会堂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分别位于东西两侧。而正如哈里斯所说的人们之所以为死者在那些最为重要的空间里留下位置是为了证明这些死难英雄作为“不可见的事实”的重要性并为当下的人们提供认同感[11]。
从天安门向南延伸的44万平方米的广场以及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建筑群显然体现了新时代的建筑伦理。这些具有强烈的政治文化寓意和象征国家形象的建筑群以及所构成的公共空间在当代文化和文学史上的意义是不可替代的。公共空间和主导性文化的地理必然会对知识分子心态等产生不无重要的影响。在朱大可看来，作为“地理学父权体系”的北京“坐落在家族空间道德秩序之上，它一方面由中心向外扩张，一方面却高度内敛和自我投射，维系着水泥意识形态的强大引力，也标定了贵贱、尊卑、远近和亲疏的人际关系。按照旧帝国空间逻辑，它只能拥有一个不朽中心，聚集着行政管理的最高威权;它既是城市生长的起点，也是其功能指向的终点。这与布尔乔亚梦想不谋而合，却与晚期资本主义的信念相悖。但北京的同心圆环线是难以无限增长的。它的牛顿引力体系已经濒临破裂边缘。地理扩张将加大离心力，并分裂出四五个新的功能中心。它们将沿着各条环线分布，以购物、商务、体育和文化的名义组合，有效地分解建筑的中央集权，并最终实现梁思成所指望的新空间革命 ”[12]。这也是在极权年代里人们尤其是“外省人”极其看重这个公共空间的原因。
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所展开的社会主义时代特色的宏伟建筑不仅在政治年代形成了强力的心理召唤结构，而且在极权年代远去的时代也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政治、文化、精神和心态的复合性影响。尤其是政治文化的象征性对知识分子心态的影响和濡染仍然挥之不去。对于像余华这样出生于1960年代的先锋作家而言，天安门广场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那时候我住在北京东边十里堡的鲁迅文学院，我差不多每天中午骑着一辆各个部分都会发出响声，可是车铃不响的破自行车到天安门广场，在广场待到深夜或者凌晨才骑车回到学校”[13]。而对天安门广场这种既爱又恨、既疏离又迷恋、既向往又排斥的心理正是五六十年出生的这一代人的集体无意识。这与他们的精神成长有着重要关联——“那时候，毛泽东像太阳一样金光闪闪的头像总是在天安门城楼之上，而且毛泽东头像的尺寸明显大于天安门城楼。我几乎天天要看到这样威风凛凛的头像，在我们的小镇的墙上随处可见，我们几乎天天唱着这样的歌：‘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我曾经有过一张照片，照片中的我大约十五岁左右，站在广场中央，背景就是天安门城楼，而且毛泽东的巨幅画像也在照片里隐约可见。这张照片并不是摄于北京的天安门广场，而是摄于千里之外的我们小镇的照相馆里，当时我站着的地方不过十五平方米，天安门广场其实是画在墙上的布景。可是从照片上看，我像是真的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唯一的破绽就是我身后的广场上空无一人”[14]。
纪念碑、广场与政治文化和文学环境之间形成了互相影响和推动的关系。
广场上高高矗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新时代建筑群的最高点（37.94米，南侧的正阳门高42米），这正是北京高大政治文化形象的最好象征。纪念碑不仅超过了一般建筑物的高度，而且这种物理的高度显然正是国家意志的高度和主导性文化和精神不可逾越的地缘政治的“伦理”性标志。广场上的纪念碑成为带有宗教性和政治性双重身份的特殊建筑，而它所携带的伦理功能和乌托邦的寓意也必将是唯一而不可撼动的。这一特殊空间的特殊建筑不能不成为中心和“圣地”，“纪念性建筑物通过保存那些甘愿把他们个人幸福放在次要地位、甚至为那些价值观而活着的人们的记忆，使我们回想起那种统辖我们社会的价值观念。记住他们，我们就再次确认了我们的社会成员资格;同时这种记忆转变为要确保那个社会持续下去的决心”[15]。史景迁曾这样描述天安门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变迁和功能，“它静静地矗立在那里，成为矛盾重重的近代中国的见证人。它的后面，是退位皇帝的腐败朝廷，高墙环绕，晨昏不辨，纸醉金迷，在强横的军阀统治下苟延残喘;它的后面，成了政治活动家、学生和工人们集会游行的场所，他们抗议徒有其名的共和政府在外国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面前软弱无能，却每每被棍棒和枪炮所驱散”[16]。而在建国后历次的政治运动中，尤其是在天安门诗歌运动以及外省诗人来张贴诗歌大字报的时候，是否还有人记得纪念碑的须弥座的设计者同样来自于一位重要的诗人——林徽因？
而新中国成立后，修葺一新的古老建筑群以及城门上方的伟人画像还有新建成的社会主义特色的公共建筑群一起以无上的荣光和权力成为新时代的最为重要的公共空间。天安门广场上居于正中的毛泽东的巨大伟人画像与东侧高大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和西侧的人民大会堂以及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毛主席纪念堂之间形成了政治文化意义上的结构性呼应。而在1980年代的文化热潮和文学热流中，天安门广场则成为知识青年温习功课的地方。天安门广场无疑在共和国的公共空间和历史进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而特殊的作用。无论是对国家还是个人而言，这一特殊的空间成为了政治的晴雨表、文化更迭的绝好平台。公共性的广场在知识分子这里具有了强烈的历史和政治的寓言色彩。近现代以来一代代的知识分子通过语言和想象命名和“再造”了广场，“当知识分子在本世纪初被抛出了传统仕途以后，知识分子一直在寻找着这一个可以取代庙堂的场所，现在他们与其说是找到了，毋宁说是自己营造了一个符合他们理想的广场。”[17] 作为一个具有特殊政治和文化意味的天安门广场见证了半个多世纪命运多舛的新中国的社会巨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1949年全国解放后，紫禁城被辟为博物院，天安门前拥挤的小胡同被夷平了，建起一个巨大而壮观的广场。在广场的正中央，耸立着高耸入云的革命烈士纪念碑。两旁是新成立的共和国的公共建筑，肃穆而庄严，没有任何修饰。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天安门成为一个检阅台，成百万计的红卫兵云集于此。门楼上迄今悬挂着那一代精神领袖的巨大彩色画像”[18]。而一般意义上的广场其设置和规模是按照城市功能要求而定的，“城市广场通常是城市居民社会生活的中心，广场上可以进行集会、交通集散、居民游览休憩、商业服务及文化宣传等。广场旁一般都布置着城市中的重要建筑物，广场上布置设施和绿地，能集中地表现城市空间环境面貌”[19]。而以往的广场所具有的娱乐性、商业性、宗教性等功能在建国后基本上被唯一的政治功能所取代。而毛泽东时代，新中国成立后历次对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建筑的改造则呈现了这一公共空间最为明显的政治象征性以及相应的政治功能，“和天安门广场的这些富有历史意义，政治意义的内容相适应，人们衷心地希望有一个更为雄伟、壮丽、开阔，可亲的天安门广场出现。它要有足够大的空间，能通过规模宏大的游行检阅，能容纳广大群众的集会狂欢;能反映中国人民英勇不屈的革命斗争精神;能显示出祖国建设战线上的辉煌成就和社会主义无限广阔的前途;使通过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们能够感受到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能更加鼓舞起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勇往直前的斗志”[20]。这一时期全国各地城市广场的建设显然是按照唯一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标准来建造的。每逢“五一”、“十一”等重大节日以及国内外的重大活动，天安门广场这一特殊的公共空间就具有着不可替代的国家寓意和政治情势风向标的作用。 广场无疑是一个城市的中心和最具象征意义的公共空间。在革命和运动年代里广场上聚集的是鲜红的旗帜和面目爱憎分明的群众，而在开放的年代这里又成为市民和“外省人民”乐此不疲的参观和游览之地。天安门广场不仅是北京的象征，更是中国的象征。在那些重大的历史年代和时间节点上，我们都能够在这个空间里感受到巨大的时代波澜与政治动荡。而这个巨大的广场曾一度是政治的广场，其上的诗歌运动也不能不沾染上强烈的政治色彩。尤其是在1976年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上发生的天安门诗歌运动，不仅体现了诗人们巨大的政治热情和诗歌（尤其是古诗词）热情，而且文学与公共空间和建筑之间的紧张程度如此强烈。在广场数以万计的人群中有青年站在高台甚至垃圾箱上朗诵和演讲，有人咬破手指用鲜血书写诗歌，有人用自制的半导体喇叭宣传自己的政见，而人群则如波浪一样一圈一圈地冲涌和激荡着。当警察开始清理广场上纪念周总理的花圈、挽联和诗歌的时候，广场开始失控。有人焚烧诗稿和花圈，甚至有激进的青年推倒并点燃了汽车。有的地方发生撕扯和殴打，外国的记者用相机对准了这个空前纷乱和喧嚣的共和国的广场。
公共空间的诗歌写作与特殊形态
尤其是在北京的公共空间里产生和发展的诗歌写作必然会呈现出带有特殊性质的形态。而写作与空间之间的相互影响甚至博弈成为中国近现代以来文学史、思想史和知识分子心态史的特殊文化景观。
闻一多曾经在1920年代写过一首诗《天安门》。闻一多借车夫天安门遇“鬼”的情形表达对那个年代中国现状的不满与讽喻。建国后在颂歌和政治抒情诗一统天下的文学环境中众多诗人都写过关于天安门的诗歌，比如郭沫若、胡风、艾青、田间、冯至、臧克家、何其芳、牛汉、绿原、卞之琳、萧三、阮章竞、郑振铎等等。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卞之琳的《天安门四重奏》、田间的《天安门》、绿原的《沿着中南海的红墙走》、郭小川的《望星空》等最具代表性。甚至在那样一个文化高压的年代，卞之琳的诗歌《天安门四重奏》[21]还被视为具有种种严重的艺术问题和不良思想倾向而遭到了大规模的批判[22]。实际上卞之琳的这首关于天安门和新中国的诗歌不仅艺术上直白粗糙，而且抒发的情感基调也是不折不扣的颂歌。建国10周年之际郭小川三易其稿写成了230余行的抒情长诗《望星空》。这是一个充满矛盾、分裂和困惑的文本，体现了一个诗人的主体精神和知识分子话语在历史面前的冲突与困惑。诗人独自一人走在灯火辉煌的长安街，不远处的人民大会堂正在火热的建设当中。在不经意的仰望浩瀚的星空中，面对永恒而浩瀚的宇宙，诗人由衷对其进行了赞美。与此同时，诗人也感到了生命个体的短暂和渺小，流露出惆怅、伤感和无奈的喟叹。这首政治抒情诗体现了诗人的个人话语和国家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诗人尽管感到了个我的渺小与软弱，但最终仍然是融入到了时代歌唱的巨流中去，但是这种融入和和解对于诗人来讲是充满矛盾和痛苦的。在长诗的后半部分郭小川把视角转入当下，热情和由衷地赞颂正在建设中的伟大的北京给诗留下了光明的尾巴，“在长安街上，/ 挂起了长串的星光;/ 就在那灯光之下，/ 在北京的中心，/ 架起了一座银河般的桥梁。”《望星空》受到批判的原因是这首长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复杂的、分裂的文本。这个充满矛盾和困惑的文本体现了一个诗人的主体精神和知识分子话语在历史面前的冲突与犹豫。正是这种矛盾和一定程度的个人话语的出现使《望星空》在当时遭到了“极端荒谬的诗句，这是政治性的错误，是令人不能容忍的”、“小资产阶级的虚无主义”之类的大批判。张光年则认为《望星空》对“红色首都的沸腾的生活，欢乐的人群，还有那灯火辉煌红光灿烂的夜景，都不曾收入他的眼底。他看到的是：宇宙无穷广大，人间十分渺小。他带着无限惆怅，写出了这样的诗句”[23]。
北京在当代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界显然具有绝对中心和权威地位，而北京在当代先锋诗歌运动中成为北方诗歌的中心显然更大程度上来自于“今天”诗人和那份影响深远的刊物《今天》。北京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一直到80年代成为中国“地下”诗人眼中最后的理想和温暖之地，尽管这里曾是他们以及上一代人的灾难。这是他们曾经短暂或长久离开的魂牵梦绕之所，而作为中心的北京仍然给出生于这里的文革一代人以精神上的安慰，“从中学时代起，我就喜欢写关于童年的往事;写古老的，建筑学家梁思成试图保存下来的北京，摆着盆景，爬满葡萄藤的四合院，在炎炎的夏日，老槐树下幽深的胡同;写城墙的颓败之美;暮色中的角楼，成群的蝙蝠静静地翱翔，不祥而忧郁;冬天的郊外，裸露的田野上，栖息着大片的乌鸦，翅膀闪着蓝紫色的光。”[24]
围绕着北京的13路沿线我们能够在一些胡同和大杂院看到当年这些诗人的身影，而东四十四条胡同76号、前拐棒胡同、东堂子胡同等已经成为北京乃至北方诗学版图上不可替代的精神和文学坐标。13路车从西三环的玉渊潭公园出发，终点是东城区和平里北口。其间经过儿童医院、月坛、阜成门、白塔寺、张自忠路（铁狮子胡同）、船板胡同、宫门口横二条、三不老胡同、北海、地安门、锣鼓巷、国子监、雍和宫……。这些地点曾经是“今天”诗人们在白天聚集、晚上闲游的场所。而蓝色封面的《今天》已经尘封进历史，曾经激情澎湃的理想主义的一代诗歌青年都已步入了老年的开端。很多诗人已经离开北京、离开北方去了遥远的大洋彼岸。当年午夜的诗歌声响已经恍如隔世。“今天”作为北方诗学的象征仍然在延续着它罕见的诗歌传奇和文学史神话，而诗歌的理想时代已经远去了，“夜阑人静正是出门访友的好时光，深夜的北京又是另一番景致。有一夜我同于友泽去西单访友，当我们信步在阒无一人的长安街上，忽然听到一大阵扑扑噜噜的响声，就像无数蒙着布的鼓槌敲打着路面”。[25] 这响声正穿过北京那么多相似的十字路口和河流般曲折的小巷。同是“今天”诗人，北岛和江河对于以广场为象征的年代却有着不尽相同的态度。江河在1977年完成了他的代表作《纪念碑》。而这首诗歌今天看来，尽管诗人也表达了一代人的苦难意识以及对文革的“清算”立场，但是其精神趋向仍然是对纪念碑和广场等宏大事物的认同甚至赞颂。而照之江河，北岛作为“今天”诗群的主将其强烈的对决意识和精英立场、启蒙姿态使得他不断扔下决战的白手套。他不断地在黑暗的现实和想象性的视阈中清洗和擦拭着时代。当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北岛几乎每天下班后都要坐地铁到天安门广场来观望群众活动。尽管混迹于人群中，北岛显得兴奋而又紧张，但是“穿行在茫茫人海中，不知何故，浑身直起鸡皮疙瘩。看到那些张贴的诗词，我一度产生冲动，想把自己的诗也贴出来，却感到格格不入”[26]。北岛已经预感到另一个诗歌时代即将登场。北岛诗歌中的广场成为那一代人在红色年代里狂乱而荒谬的精神“履历”和时代寓言——“我曾正步走过广场 / 剃光脑袋 / 为了更好地寻找太阳 / 却在疯狂的季节 / 转了向，隔着栅栏 / 会见那些表情冷漠的山羊”（《履历》）。北岛在关于一代人的精神“履历”中表达了荒诞和沉痛的体验，而且决绝地对极权和偶像崇拜宣战——“我不得不和历史作战 / 并用刀子与偶像们 / 结成亲眷”。在北岛这里，广场曾代表了一个巨大的消磁器，任何个体的声音都必须被屏蔽，“欲望的广场铺开了 / 无字的历史 / 一个盲人摸索着走来 / 我的手在白纸上 / 移动，没留下什么 / 我在移动 / 我是那盲人”（《期待》）。广场作为政治年代的表征和见证充满了遮蔽和禁锢个体精神的黑暗。诗人要做到的就是穿透这黑夜里的迷雾！在对城市有着深切观察和反思的北岛这里他还对城市空间进行了追问与质询，“纪念碑 / 在一座城市的广场 / 黑雨 / 街道空荡荡 / 下水道通向另一座 / 城市 // 我们围坐在 / 熄灭的火炉旁 / 不知道上面是什么”（《空间》）。尽管北岛关于广场的诗歌充满了黑夜般浓重的批判意识与对决精神，但是他也希望广场能够成为一个祛除了政治和极权从而还原为日常的甚至诗意的景象以及个人自由的空间。“广场”一词在中国新诗史上早已经成为一个内涵丰富的政治寄寓甚至是理想寄托。而欧阳江河的《傍晚穿过广场》则成为“1990年代”诗歌和社会转型的时代证词。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在这一惨淡的空间里宣告结束。这正如黄昏下的广场，昏暗、暧昧、模糊。一个曾经的理想主义时代已经结束了，强硬的政治铁板也已经粉碎。正如“傍晚”来临的时候，一种渐渐阴暗的黑色基调笼罩了这首关于历史、时代、现实和知识分子精神的反讽与自审之作，“还要在夕光中眺望多久才能 / 闭上眼睛？/ 当高速行驶的汽车打开刺目的车灯 / 那些曾在一个明媚早晨穿过广场的人 / 我从汽车的后视镜看见过他们一闪即逝 / 的面孔 / 傍晚他们乘车离去 // 一个无人离去的地方不是广场 / 一个无人倒下的地方也不是”。“离去”与“深入”这双向撕扯的力量正是中国诗人和知识分子难以规避的普遍心态。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尽管欧阳江河在《傍晚穿过广场》这首诗中设置了城市的意象，但是我们仍可以清晰地看到北岛和欧阳江河他们更多的是强调了内心对宏大的政治历史场景的质问。 到了1990年代，商业和都市的广场取代了特殊年代的唯一政治功能的广场。一块块五彩斑斓的工业瓷砖代替了曾经的墓地、纪念碑和英雄的故居。麦当劳的快餐文化已经取代十字架和鲜血。这成为后社会主义时代新一轮的广场诗学。带有地缘政治和文化想象色彩的公共空间的建筑所体现的宏大性特征、仪式感、伦理功能在任何时代都是存在的，尽管这种存在在特殊的时代会附加额外的政治、历史、文化甚至娱乐的因素。
注 释：
[1] 林语堂：《大城北京》，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2] 郁达夫：《海大鱼——副刊编辑室座右铭》，《世界日报副刊》，1927年2月6日。
[3] 王德威：《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序二），陈平原、王德威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4] 李欧梵、季进：《李欧梵季进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5] 祝勇：《北京，永恒之城》，任欢迎等主编：《读城——当代作家笔下的城市人文》，同心出版社，2010年版，第299页。
[6] 沈从文：《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沈从文文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96页。
[7] 沈从文：《北平的印象和感想》，《沈从文文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97页。
[8] 卡斯腾·哈里斯：《建筑的伦理功能》，申嘉、陈朝晖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328页。
[9] 朱大可：《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316页。
[10] 卡斯腾·哈里斯：《建筑的伦理功能》，申嘉、陈朝晖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79页。
[11] 卡斯腾·哈里斯：《建筑的伦理功能》，申嘉、陈朝晖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89页。
[12] 朱大可：《北京的地理隐喻和空间逻辑》，《东方早报》，2005年2月14日。
[13] 余华：《十个词汇里的中国》，台北：麦田出版社，2010年版，第24-25页。
[14] 余华：《十个词汇里的中国》，台北：麦田出版社，2010年版，第47-48页。
[15] 卡斯腾·哈里斯：《建筑的伦理功能》，申嘉、陈朝晖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97页。
[16] 史景迁：《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英文版前言），尹庆军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17] 陈思和：《陈思和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1页。
[18] 史景迁：《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尹庆军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19] 李德华：《城市规划原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512页。
[20] 赵冬日：《天安门广场》，《建筑学报—庆祝建国十周年》，1959年第9、10期。
[21] 《新观察》，1951年第2卷第1期。
[22] 比如1951年《文艺报》第3卷第8期、第9期、第12期展开的相关批判活动。
[23] 华夫（张光年）：《评郭小川的<望星空>》，《文艺报》，1959年第23期。
[24] 潘婧：《抒情年代》，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25] 田晓青：《13路沿线》，《持灯的使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
[26] 北岛：《断章》，《七十年代》，北岛、李陀主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页。
在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就文学和文化而言，北京给知识分子带来的既有荣光又有无尽的痛苦与失落。
地缘政治与文化想象
北京曾一度成为政治家和农民起义英雄们眼中的权力中心，“北京不会被任何一个有眼光的政治家抛弃，它像一个神秘的光源，在中国北方的要津之地兀自发光，层出不穷的人们，躲在暗中窥视着它。每当一个英雄黯然离去，都会有另一个英雄卷土重来”[5]。民国时期的北京（北平）和上海作为文化和文学的中心曾吸引着大量的作家群落甚至还形成了影响日隆又相互攻讦的“京派”与“海派”。而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则成为了唯一的政治、文化和文学中心。而这种中心的形成更多是因为地缘政治和主流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这种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文学体系的主导性话语权力甚至一直延续到了1980年代。而建立于文化想象基础之上地缘政治显然深刻影响到了不同时期的文学创作之中。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末期的先锋诗歌这里北京仍然是牢不可破的中心，只是英雄的角色不再是那些农民和造反英雄，而是那些在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上企图再次扮演启蒙角色的精英诗人。
较之北京的权力和文化的核心，那些暂时寄居北京或从外地来北京谋出路的“外省”诗人就成了“边缘知识分子”。在北京这一政治文化形象的巨大影响之下其他的省份都成了政治和文化上双重失落的“边地”。我们在“乡下人”沈从文那里可以看到这种边缘知识分子的复杂心态，“出门向西走十五分钟，就可到达中国古代文化集中地之一——在世界上十分著名的琉璃厂。那里除了两条十字形街，两旁有几十家大小古董店，小胡同里还有更多不标店名，分门别类包罗万象的古董店，完全是一个中国文化博物馆的模样……使得我这个来自六千里外小小山城的‘乡下佬’，觉得无一处不深感兴趣。”[6] 沈从文成了中国“外省”知识分子心态的一个寓言和切片，尽管他在北平仍然希望保留自己南方的记忆与“湘西人”身份，“就在这个时节，我回到了相去九年的北平。心情和二十五年前初到北京下车时相似而不同。我还保留二十岁青年初入百万市民大城的孤独心情在记忆中，还保留前一日南方夏天光景在感觉中”[7]。但无论是沈从文几年后不再从事文学写作还是北京一体化的政治文化的影响，我们看到了建国后文学写作的难度和文学空间的极度萎缩。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尽管城市化的进程中“老北京”已经面目全非，但是在一些身处“外省”尤其是海外的青年人那里，北京仍然带有难以抹去的浓重历史印记，“今天我是城外人，/ 远离帝乡的逆子，有鸟有鸟丁令威。/ 不想作法，变一座七层浮屠 / 叫你们好看。// 今年的沙尘暴来了吗？/ 今年的离魂雨呢？”（廖伟棠：《暮春围城志》）。
北京曾在现代文学史上同上海一样扮演了文化中心的角色，新中国成立后，北京作为“京都”成为了政治和文化的唯一中心。“北京”成为“新中国”的同义语，与此同时在这一特殊的政治和文化空间还产生了文学和时代双重进化论的时代心理。“北京”从此作为国家政治和文化的唯一而强大的象征反复出现在此后的文学作品中。在长时期的文学和文化语境中，北京确实已经不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北方区域的城市，而是上升为具有强大的国家话语力量象征的特殊空间。几十年的时间里，收音机和有线广播中时时出现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点整”的高亢而字正腔圆的声音在中国大地上反复响起。“北京时间”如此生动地体现了这一地理景观背后的政治性和不容置疑的权威性。
公共空间、建筑伦理与知识分子心态和文学环境
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的天安门，其“外安内和，长治久安”的政治寓意显然在共和国集体性的时代憧憬和时间神话的进化论中获得了延续与强化。政权交替必然会使得公共空间发生巨大变化，从而创造出富有新时代特征的政治空间。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1918年4月颁发《纪念碑宜传法令》，宣布拆除沙皇的雕像并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广场以及街道上竖立起新时代的英雄——马克思、恩格斯、马拉和傅立叶的纪念碑和雕像。这正如新中国成立后在各大城市的广场以及其他公共空间（尤其是学校、工厂、礼堂、车站）看到的毛泽东等领袖的雕像如出一辙。这显然是在公共空间里树立新时代的文化权威和偶像崇拜。
明清时期的北京城分为外城、内城、皇城和宫城（紫禁城）。天安门是皇城的正门，形状是一条狭长的“T”型宫廷广场。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打通东西长安街。为了迎接开国大典，1949年8月底北平市人民政府、都委会等单位讨论决定修理天安门前一带至东西三座门之间的地段。工程于9月1日动工，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军人、工人以及被动员的群众就迅速建成了可以容纳16万人的广场。1955年又拆除了天安门广场中部的东西红墙，广场面积达到12公顷。建国10周年之际又继续扩充广场，扩充后的天安门广场东自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西到人民大会堂，北从天安门红墙南到前门楼，总面积已达44公顷。至此全世界最大的可容纳百万人的广场建成。而除了北京，其他地方也在兴建广场。此后，由天安门所不断衍生出来的共和国的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建筑群体则成为一个国家和政权不可替代又不容置疑的独一无二的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里的建筑在特殊年代甚至可以成为国家主导性意志和文化权力的伦理化象征，“像格罗皮乌斯和许多其他人一样，包括海德格尔在内，希特勒幻想一个彻底重建的德国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站起来。以建筑师自诩的希特勒，也指望能有一种新的建筑风格来帮助塑立新德国的现实在像位于慕尼黑的图斯特的艺术之家这样的建筑物中，生活的政治形式，以一种在第三帝国的纪念性建筑中占首要地位的风格，的确得到了明白无误的表达”[8]。这些带有国家意志色彩的建筑在一个个空间里占据着时代主流精神的制高点并成为主导性权力话语的转喻。尤其是对于北京这样的城市而言，其建筑的伦理色彩、美学趣味和权力符码更具代表性和风向性，“从交通部办公楼、全国妇联办公楼、新大都饭店、三里河银行大楼，到现代风格的北京新图书馆和北京西客站，‘人字巾’大屋顶和亭阁在高层建筑上四处浮现，宛如国粹主义的海市蜃楼。有些已在施工的重大建筑还要奉旨‘加冕’，以汇入这个热烈的美学潮流。”[9] 围绕着北京的公共空间以及建筑伦理所产生的必然是特殊的文人心态和写作心理。在政治年代里公共建筑物的伦理功能必然更为鲜明地体现为意识形态性和不可撼动的文化主导性。这就给公众提供了“一个或多个中心，每个人通过他们的住处与那个中心相联系，获得他们在历史中及社会中的位置感”[10]。
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毛主席纪念堂正好形成了微妙的呼应——一个是纪念“人民”的英雄，一个是纪念“人民”的领袖。毛主席纪念堂位于中轴线中心位置的最南端，人民大会堂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分别位于东西两侧。而正如哈里斯所说的人们之所以为死者在那些最为重要的空间里留下位置是为了证明这些死难英雄作为“不可见的事实”的重要性并为当下的人们提供认同感[11]。
从天安门向南延伸的44万平方米的广场以及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建筑群显然体现了新时代的建筑伦理。这些具有强烈的政治文化寓意和象征国家形象的建筑群以及所构成的公共空间在当代文化和文学史上的意义是不可替代的。公共空间和主导性文化的地理必然会对知识分子心态等产生不无重要的影响。在朱大可看来，作为“地理学父权体系”的北京“坐落在家族空间道德秩序之上，它一方面由中心向外扩张，一方面却高度内敛和自我投射，维系着水泥意识形态的强大引力，也标定了贵贱、尊卑、远近和亲疏的人际关系。按照旧帝国空间逻辑，它只能拥有一个不朽中心，聚集着行政管理的最高威权;它既是城市生长的起点，也是其功能指向的终点。这与布尔乔亚梦想不谋而合，却与晚期资本主义的信念相悖。但北京的同心圆环线是难以无限增长的。它的牛顿引力体系已经濒临破裂边缘。地理扩张将加大离心力，并分裂出四五个新的功能中心。它们将沿着各条环线分布，以购物、商务、体育和文化的名义组合，有效地分解建筑的中央集权，并最终实现梁思成所指望的新空间革命 ”[12]。这也是在极权年代里人们尤其是“外省人”极其看重这个公共空间的原因。
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所展开的社会主义时代特色的宏伟建筑不仅在政治年代形成了强力的心理召唤结构，而且在极权年代远去的时代也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政治、文化、精神和心态的复合性影响。尤其是政治文化的象征性对知识分子心态的影响和濡染仍然挥之不去。对于像余华这样出生于1960年代的先锋作家而言，天安门广场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那时候我住在北京东边十里堡的鲁迅文学院，我差不多每天中午骑着一辆各个部分都会发出响声，可是车铃不响的破自行车到天安门广场，在广场待到深夜或者凌晨才骑车回到学校”[13]。而对天安门广场这种既爱又恨、既疏离又迷恋、既向往又排斥的心理正是五六十年出生的这一代人的集体无意识。这与他们的精神成长有着重要关联——“那时候，毛泽东像太阳一样金光闪闪的头像总是在天安门城楼之上，而且毛泽东头像的尺寸明显大于天安门城楼。我几乎天天要看到这样威风凛凛的头像，在我们的小镇的墙上随处可见，我们几乎天天唱着这样的歌：‘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我曾经有过一张照片，照片中的我大约十五岁左右，站在广场中央，背景就是天安门城楼，而且毛泽东的巨幅画像也在照片里隐约可见。这张照片并不是摄于北京的天安门广场，而是摄于千里之外的我们小镇的照相馆里，当时我站着的地方不过十五平方米，天安门广场其实是画在墙上的布景。可是从照片上看，我像是真的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唯一的破绽就是我身后的广场上空无一人”[14]。
纪念碑、广场与政治文化和文学环境之间形成了互相影响和推动的关系。
广场上高高矗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新时代建筑群的最高点（37.94米，南侧的正阳门高42米），这正是北京高大政治文化形象的最好象征。纪念碑不仅超过了一般建筑物的高度，而且这种物理的高度显然正是国家意志的高度和主导性文化和精神不可逾越的地缘政治的“伦理”性标志。广场上的纪念碑成为带有宗教性和政治性双重身份的特殊建筑，而它所携带的伦理功能和乌托邦的寓意也必将是唯一而不可撼动的。这一特殊空间的特殊建筑不能不成为中心和“圣地”，“纪念性建筑物通过保存那些甘愿把他们个人幸福放在次要地位、甚至为那些价值观而活着的人们的记忆，使我们回想起那种统辖我们社会的价值观念。记住他们，我们就再次确认了我们的社会成员资格;同时这种记忆转变为要确保那个社会持续下去的决心”[15]。史景迁曾这样描述天安门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变迁和功能，“它静静地矗立在那里，成为矛盾重重的近代中国的见证人。它的后面，是退位皇帝的腐败朝廷，高墙环绕，晨昏不辨，纸醉金迷，在强横的军阀统治下苟延残喘;它的后面，成了政治活动家、学生和工人们集会游行的场所，他们抗议徒有其名的共和政府在外国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面前软弱无能，却每每被棍棒和枪炮所驱散”[16]。而在建国后历次的政治运动中，尤其是在天安门诗歌运动以及外省诗人来张贴诗歌大字报的时候，是否还有人记得纪念碑的须弥座的设计者同样来自于一位重要的诗人——林徽因？
而新中国成立后，修葺一新的古老建筑群以及城门上方的伟人画像还有新建成的社会主义特色的公共建筑群一起以无上的荣光和权力成为新时代的最为重要的公共空间。天安门广场上居于正中的毛泽东的巨大伟人画像与东侧高大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和西侧的人民大会堂以及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毛主席纪念堂之间形成了政治文化意义上的结构性呼应。而在1980年代的文化热潮和文学热流中，天安门广场则成为知识青年温习功课的地方。天安门广场无疑在共和国的公共空间和历史进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而特殊的作用。无论是对国家还是个人而言，这一特殊的空间成为了政治的晴雨表、文化更迭的绝好平台。公共性的广场在知识分子这里具有了强烈的历史和政治的寓言色彩。近现代以来一代代的知识分子通过语言和想象命名和“再造”了广场，“当知识分子在本世纪初被抛出了传统仕途以后，知识分子一直在寻找着这一个可以取代庙堂的场所，现在他们与其说是找到了，毋宁说是自己营造了一个符合他们理想的广场。”[17] 作为一个具有特殊政治和文化意味的天安门广场见证了半个多世纪命运多舛的新中国的社会巨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1949年全国解放后，紫禁城被辟为博物院，天安门前拥挤的小胡同被夷平了，建起一个巨大而壮观的广场。在广场的正中央，耸立着高耸入云的革命烈士纪念碑。两旁是新成立的共和国的公共建筑，肃穆而庄严，没有任何修饰。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天安门成为一个检阅台，成百万计的红卫兵云集于此。门楼上迄今悬挂着那一代精神领袖的巨大彩色画像”[18]。而一般意义上的广场其设置和规模是按照城市功能要求而定的，“城市广场通常是城市居民社会生活的中心，广场上可以进行集会、交通集散、居民游览休憩、商业服务及文化宣传等。广场旁一般都布置着城市中的重要建筑物，广场上布置设施和绿地，能集中地表现城市空间环境面貌”[19]。而以往的广场所具有的娱乐性、商业性、宗教性等功能在建国后基本上被唯一的政治功能所取代。而毛泽东时代，新中国成立后历次对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建筑的改造则呈现了这一公共空间最为明显的政治象征性以及相应的政治功能，“和天安门广场的这些富有历史意义，政治意义的内容相适应，人们衷心地希望有一个更为雄伟、壮丽、开阔，可亲的天安门广场出现。它要有足够大的空间，能通过规模宏大的游行检阅，能容纳广大群众的集会狂欢;能反映中国人民英勇不屈的革命斗争精神;能显示出祖国建设战线上的辉煌成就和社会主义无限广阔的前途;使通过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们能够感受到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能更加鼓舞起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勇往直前的斗志”[20]。这一时期全国各地城市广场的建设显然是按照唯一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标准来建造的。每逢“五一”、“十一”等重大节日以及国内外的重大活动，天安门广场这一特殊的公共空间就具有着不可替代的国家寓意和政治情势风向标的作用。 广场无疑是一个城市的中心和最具象征意义的公共空间。在革命和运动年代里广场上聚集的是鲜红的旗帜和面目爱憎分明的群众，而在开放的年代这里又成为市民和“外省人民”乐此不疲的参观和游览之地。天安门广场不仅是北京的象征，更是中国的象征。在那些重大的历史年代和时间节点上，我们都能够在这个空间里感受到巨大的时代波澜与政治动荡。而这个巨大的广场曾一度是政治的广场，其上的诗歌运动也不能不沾染上强烈的政治色彩。尤其是在1976年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上发生的天安门诗歌运动，不仅体现了诗人们巨大的政治热情和诗歌（尤其是古诗词）热情，而且文学与公共空间和建筑之间的紧张程度如此强烈。在广场数以万计的人群中有青年站在高台甚至垃圾箱上朗诵和演讲，有人咬破手指用鲜血书写诗歌，有人用自制的半导体喇叭宣传自己的政见，而人群则如波浪一样一圈一圈地冲涌和激荡着。当警察开始清理广场上纪念周总理的花圈、挽联和诗歌的时候，广场开始失控。有人焚烧诗稿和花圈，甚至有激进的青年推倒并点燃了汽车。有的地方发生撕扯和殴打，外国的记者用相机对准了这个空前纷乱和喧嚣的共和国的广场。
公共空间的诗歌写作与特殊形态
尤其是在北京的公共空间里产生和发展的诗歌写作必然会呈现出带有特殊性质的形态。而写作与空间之间的相互影响甚至博弈成为中国近现代以来文学史、思想史和知识分子心态史的特殊文化景观。
闻一多曾经在1920年代写过一首诗《天安门》。闻一多借车夫天安门遇“鬼”的情形表达对那个年代中国现状的不满与讽喻。建国后在颂歌和政治抒情诗一统天下的文学环境中众多诗人都写过关于天安门的诗歌，比如郭沫若、胡风、艾青、田间、冯至、臧克家、何其芳、牛汉、绿原、卞之琳、萧三、阮章竞、郑振铎等等。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卞之琳的《天安门四重奏》、田间的《天安门》、绿原的《沿着中南海的红墙走》、郭小川的《望星空》等最具代表性。甚至在那样一个文化高压的年代，卞之琳的诗歌《天安门四重奏》[21]还被视为具有种种严重的艺术问题和不良思想倾向而遭到了大规模的批判[22]。实际上卞之琳的这首关于天安门和新中国的诗歌不仅艺术上直白粗糙，而且抒发的情感基调也是不折不扣的颂歌。建国10周年之际郭小川三易其稿写成了230余行的抒情长诗《望星空》。这是一个充满矛盾、分裂和困惑的文本，体现了一个诗人的主体精神和知识分子话语在历史面前的冲突与困惑。诗人独自一人走在灯火辉煌的长安街，不远处的人民大会堂正在火热的建设当中。在不经意的仰望浩瀚的星空中，面对永恒而浩瀚的宇宙，诗人由衷对其进行了赞美。与此同时，诗人也感到了生命个体的短暂和渺小，流露出惆怅、伤感和无奈的喟叹。这首政治抒情诗体现了诗人的个人话语和国家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诗人尽管感到了个我的渺小与软弱，但最终仍然是融入到了时代歌唱的巨流中去，但是这种融入和和解对于诗人来讲是充满矛盾和痛苦的。在长诗的后半部分郭小川把视角转入当下，热情和由衷地赞颂正在建设中的伟大的北京给诗留下了光明的尾巴，“在长安街上，/ 挂起了长串的星光;/ 就在那灯光之下，/ 在北京的中心，/ 架起了一座银河般的桥梁。”《望星空》受到批判的原因是这首长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复杂的、分裂的文本。这个充满矛盾和困惑的文本体现了一个诗人的主体精神和知识分子话语在历史面前的冲突与犹豫。正是这种矛盾和一定程度的个人话语的出现使《望星空》在当时遭到了“极端荒谬的诗句，这是政治性的错误，是令人不能容忍的”、“小资产阶级的虚无主义”之类的大批判。张光年则认为《望星空》对“红色首都的沸腾的生活，欢乐的人群，还有那灯火辉煌红光灿烂的夜景，都不曾收入他的眼底。他看到的是：宇宙无穷广大，人间十分渺小。他带着无限惆怅，写出了这样的诗句”[23]。
北京在当代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界显然具有绝对中心和权威地位，而北京在当代先锋诗歌运动中成为北方诗歌的中心显然更大程度上来自于“今天”诗人和那份影响深远的刊物《今天》。北京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一直到80年代成为中国“地下”诗人眼中最后的理想和温暖之地，尽管这里曾是他们以及上一代人的灾难。这是他们曾经短暂或长久离开的魂牵梦绕之所，而作为中心的北京仍然给出生于这里的文革一代人以精神上的安慰，“从中学时代起，我就喜欢写关于童年的往事;写古老的，建筑学家梁思成试图保存下来的北京，摆着盆景，爬满葡萄藤的四合院，在炎炎的夏日，老槐树下幽深的胡同;写城墙的颓败之美;暮色中的角楼，成群的蝙蝠静静地翱翔，不祥而忧郁;冬天的郊外，裸露的田野上，栖息着大片的乌鸦，翅膀闪着蓝紫色的光。”[24]
围绕着北京的13路沿线我们能够在一些胡同和大杂院看到当年这些诗人的身影，而东四十四条胡同76号、前拐棒胡同、东堂子胡同等已经成为北京乃至北方诗学版图上不可替代的精神和文学坐标。13路车从西三环的玉渊潭公园出发，终点是东城区和平里北口。其间经过儿童医院、月坛、阜成门、白塔寺、张自忠路（铁狮子胡同）、船板胡同、宫门口横二条、三不老胡同、北海、地安门、锣鼓巷、国子监、雍和宫……。这些地点曾经是“今天”诗人们在白天聚集、晚上闲游的场所。而蓝色封面的《今天》已经尘封进历史，曾经激情澎湃的理想主义的一代诗歌青年都已步入了老年的开端。很多诗人已经离开北京、离开北方去了遥远的大洋彼岸。当年午夜的诗歌声响已经恍如隔世。“今天”作为北方诗学的象征仍然在延续着它罕见的诗歌传奇和文学史神话，而诗歌的理想时代已经远去了，“夜阑人静正是出门访友的好时光，深夜的北京又是另一番景致。有一夜我同于友泽去西单访友，当我们信步在阒无一人的长安街上，忽然听到一大阵扑扑噜噜的响声，就像无数蒙着布的鼓槌敲打着路面”。[25] 这响声正穿过北京那么多相似的十字路口和河流般曲折的小巷。同是“今天”诗人，北岛和江河对于以广场为象征的年代却有着不尽相同的态度。江河在1977年完成了他的代表作《纪念碑》。而这首诗歌今天看来，尽管诗人也表达了一代人的苦难意识以及对文革的“清算”立场，但是其精神趋向仍然是对纪念碑和广场等宏大事物的认同甚至赞颂。而照之江河，北岛作为“今天”诗群的主将其强烈的对决意识和精英立场、启蒙姿态使得他不断扔下决战的白手套。他不断地在黑暗的现实和想象性的视阈中清洗和擦拭着时代。当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北岛几乎每天下班后都要坐地铁到天安门广场来观望群众活动。尽管混迹于人群中，北岛显得兴奋而又紧张，但是“穿行在茫茫人海中，不知何故，浑身直起鸡皮疙瘩。看到那些张贴的诗词，我一度产生冲动，想把自己的诗也贴出来，却感到格格不入”[26]。北岛已经预感到另一个诗歌时代即将登场。北岛诗歌中的广场成为那一代人在红色年代里狂乱而荒谬的精神“履历”和时代寓言——“我曾正步走过广场 / 剃光脑袋 / 为了更好地寻找太阳 / 却在疯狂的季节 / 转了向，隔着栅栏 / 会见那些表情冷漠的山羊”（《履历》）。北岛在关于一代人的精神“履历”中表达了荒诞和沉痛的体验，而且决绝地对极权和偶像崇拜宣战——“我不得不和历史作战 / 并用刀子与偶像们 / 结成亲眷”。在北岛这里，广场曾代表了一个巨大的消磁器，任何个体的声音都必须被屏蔽，“欲望的广场铺开了 / 无字的历史 / 一个盲人摸索着走来 / 我的手在白纸上 / 移动，没留下什么 / 我在移动 / 我是那盲人”（《期待》）。广场作为政治年代的表征和见证充满了遮蔽和禁锢个体精神的黑暗。诗人要做到的就是穿透这黑夜里的迷雾！在对城市有着深切观察和反思的北岛这里他还对城市空间进行了追问与质询，“纪念碑 / 在一座城市的广场 / 黑雨 / 街道空荡荡 / 下水道通向另一座 / 城市 // 我们围坐在 / 熄灭的火炉旁 / 不知道上面是什么”（《空间》）。尽管北岛关于广场的诗歌充满了黑夜般浓重的批判意识与对决精神，但是他也希望广场能够成为一个祛除了政治和极权从而还原为日常的甚至诗意的景象以及个人自由的空间。“广场”一词在中国新诗史上早已经成为一个内涵丰富的政治寄寓甚至是理想寄托。而欧阳江河的《傍晚穿过广场》则成为“1990年代”诗歌和社会转型的时代证词。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在这一惨淡的空间里宣告结束。这正如黄昏下的广场，昏暗、暧昧、模糊。一个曾经的理想主义时代已经结束了，强硬的政治铁板也已经粉碎。正如“傍晚”来临的时候，一种渐渐阴暗的黑色基调笼罩了这首关于历史、时代、现实和知识分子精神的反讽与自审之作，“还要在夕光中眺望多久才能 / 闭上眼睛？/ 当高速行驶的汽车打开刺目的车灯 / 那些曾在一个明媚早晨穿过广场的人 / 我从汽车的后视镜看见过他们一闪即逝 / 的面孔 / 傍晚他们乘车离去 // 一个无人离去的地方不是广场 / 一个无人倒下的地方也不是”。“离去”与“深入”这双向撕扯的力量正是中国诗人和知识分子难以规避的普遍心态。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尽管欧阳江河在《傍晚穿过广场》这首诗中设置了城市的意象，但是我们仍可以清晰地看到北岛和欧阳江河他们更多的是强调了内心对宏大的政治历史场景的质问。 到了1990年代，商业和都市的广场取代了特殊年代的唯一政治功能的广场。一块块五彩斑斓的工业瓷砖代替了曾经的墓地、纪念碑和英雄的故居。麦当劳的快餐文化已经取代十字架和鲜血。这成为后社会主义时代新一轮的广场诗学。带有地缘政治和文化想象色彩的公共空间的建筑所体现的宏大性特征、仪式感、伦理功能在任何时代都是存在的，尽管这种存在在特殊的时代会附加额外的政治、历史、文化甚至娱乐的因素。
注 释：
[1] 林语堂：《大城北京》，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2] 郁达夫：《海大鱼——副刊编辑室座右铭》，《世界日报副刊》，1927年2月6日。
[3] 王德威：《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序二），陈平原、王德威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4] 李欧梵、季进：《李欧梵季进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5] 祝勇：《北京，永恒之城》，任欢迎等主编：《读城——当代作家笔下的城市人文》，同心出版社，2010年版，第299页。
[6] 沈从文：《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沈从文文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96页。
[7] 沈从文：《北平的印象和感想》，《沈从文文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97页。
[8] 卡斯腾·哈里斯：《建筑的伦理功能》，申嘉、陈朝晖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328页。
[9] 朱大可：《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316页。
[10] 卡斯腾·哈里斯：《建筑的伦理功能》，申嘉、陈朝晖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79页。
[11] 卡斯腾·哈里斯：《建筑的伦理功能》，申嘉、陈朝晖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89页。
[12] 朱大可：《北京的地理隐喻和空间逻辑》，《东方早报》，2005年2月14日。
[13] 余华：《十个词汇里的中国》，台北：麦田出版社，2010年版，第24-25页。
[14] 余华：《十个词汇里的中国》，台北：麦田出版社，2010年版，第47-48页。
[15] 卡斯腾·哈里斯：《建筑的伦理功能》，申嘉、陈朝晖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97页。
[16] 史景迁：《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英文版前言），尹庆军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17] 陈思和：《陈思和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1页。
[18] 史景迁：《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尹庆军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19] 李德华：《城市规划原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512页。
[20] 赵冬日：《天安门广场》，《建筑学报—庆祝建国十周年》，1959年第9、10期。
[21] 《新观察》，1951年第2卷第1期。
[22] 比如1951年《文艺报》第3卷第8期、第9期、第12期展开的相关批判活动。
[23] 华夫（张光年）：《评郭小川的<望星空>》，《文艺报》，1959年第23期。
[24] 潘婧：《抒情年代》，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25] 田晓青：《13路沿线》，《持灯的使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
[26] 北岛：《断章》，《七十年代》，北岛、李陀主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