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安忆《长恨歌》的上海情结与女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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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王安忆《长恨歌》以独特的女性视角讲述了上海小姐王琦瑶四十年的情与爱,其中交织着上海这座城市从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沧海桑田的变迁。在弄堂文化背景下生活的王琦瑶,一生命运多舛。与王琦瑶一生相联系的,是挥之不去的上海情结;与王琦瑶命运相关联的,是小说背后透露出的女性意识。
  关键词:《长恨歌》 上海情结 女性意识
  王安忆《长恨歌》以长恨的曲调向我们唱出了一个优雅恬静的上海女人的悲歌。回忆王琦瑶的一生,实则是回忆上世纪上海的繁华旧梦,从“弄堂”到“爱丽丝公寓”,再到“平安里”;从“片场”到“上海小姐”;从“闺阁”时代到女儿薇薇的时代,再到最后碧落黄泉……小说主人公王琦瑶一生辗转,命运多变,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变的是人的经历、人的情怀,不变的是生活的弄堂。
  一.上海情结
  《长恨歌》写的是一个城市和一个女人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上海,上海这一座时尚之都,體现的是城市化的高速发展。然而作家王安忆没有刻画上海滩的新颖魅力,而是转向繁华都市背后的日常生活景象。用一个又一个平凡的生活情景渲染出独特的上海风情。这一幕幕精致的日常生活景象,实则更贴近小市民的内心世界,把上海的真实平凡与细腻的内心情感相结合,唱出一曲展现上海情结的长长恋歌。
  1.弄堂:独特的气韵
  故事发生在上海的弄堂,小说女主人公王琦瑶生活的地方。王琦瑶是上海弄堂众多女学生的代表,每天从弄堂里出来,背着书包出门的,是众多的“王琦瑶”;放学后在弄堂里,跟小伙伴谈笑风生的,是千千万万个“王琦瑶”……王琦瑶是弄堂女性的象征,生长在弄堂,后来离开,与李主任一起搬到“爱丽丝公寓”,待李主任命殒到邬桥疗伤,最后,还是回到上海弄堂“平安里”,并在平安里度过了自己的终生。弄堂的一气一息,都在感染着王琦瑶,她是属于弄堂的孩子。弄堂的古韵培养了王琦瑶的端庄,弄堂的静谧成就了王琦瑶的优雅。王琦瑶竞选上海小姐,弄堂仿佛在为她祈祷;王琦瑶搬去“爱丽丝公寓”,弄堂仿佛在叹息;王琦瑶回到平安里当护士,弄堂为她展开新生活而微笑;在平安里开派对,承载着欢声笑语的,是弄堂;王琦瑶最终死于非命,弄堂在为它的女儿流泪……
  弄堂是平凡的,又是世俗的。小说描写上海的杂弄“表面上是坦露的,实际却神秘莫测,有着曲折的内心”,上海的后弄“显得有些深沉,最深最深的那种隐私也裸露出来,更像是要钻进人心里去的样子”。小说开篇即描绘弄堂,实则是在写隐藏在弄堂后面的人心。弄堂的坦露,实则是人心的坦露;弄堂的深沉,实则是人心的深沉。上海小市民的一举一动,受到的正是弄堂文化的感染。弄堂以不变应万变,养育了千千万万个“王琦瑶”。“《长恨歌》的里弄描写极具艺术特色,能够很好地完成小说的寓言功能,为王琦瑶等市井平民的生活史提供绝佳的舞台,并构成王安忆对城市生活本质性的理解方式和独特的书写方式。在艺术作用上,甚至可以说,《长恨歌》对里弄生活的描写可以与雨果对巴黎城市景观的生动再现相媲美,对小说叙事进程和历史书写都具有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1]
  2.流言:纠缠而难辨
  小说写到:“流言产生的时刻,其实都是悉心做人的时刻。”上海繁华都市的背后,是如深渊一般弄堂的点缀。在弄堂暗地里悄然兴起的话语,粗鄙而又真假难辨,伤心败俗而又混淆视听,正是流言。流言是典型的“下三烂”,然而,大多数人都离不开这典型的“下三烂”。“将小说说成‘流言’,并没有贬低它的身价,而是想让小说重新找回自己的源头。”[2]走出弄堂的王琦瑶,竞选“上海小姐”,不用揭示,就能听出“谁家王小姐,参加竞选,获得个‘三小姐’的桂冠”;被军政要员李主任包养的三小姐,流言仿佛分成两派:一种是“三小姐运气真好,从此有大官员撑腰”;一种则是“如此繁花貌美,真是可惜找不到正经归宿”之类……流言从来都不是明说出,但却是真真实实存在着的。我们看不到小说对流言蜚语的正面描写,却还是感受到它在弄堂里的流传。
  流言在上海弄堂里流传着,是真是假,我们无从知晓。有时假的话语,经过每家每户的流传,再加上人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生动描述,也似乎会变成真的。反倒是有些真的言语,到头来倒说成是假的了。流言又是纠缠的,流传流言者以之为生活必不可缺的乐趣,而流言中心者,往往是没办法,真假难辨,纠缠难解,唯有独自叹息,待时间把“流言”渐渐消磨……
  3.片场:故事的开端
  如果说弄堂是王琦瑶人生的开端,那么,片场则是她之后四十年爱情、亲情、友情变化的开端。好朋友吴佩珍为了让王琦瑶开心,预约好在片场做事的表哥,表哥带着她们两个到片场游玩,正是在那里,王琦瑶的美被导演发现。导演为王琦瑶的美惊叹,让她去试镜,之后,导演又向照相馆的程先生介绍了王琦瑶,程先生为王琦瑶拍照,其中一张照片被“沪上淑媛”选作封面。于是,王琦瑶因她的美,变得小有名气。最后,在程先生与蒋丽莉的鼓舞下,王琦瑶参选“上海小姐”,并获得桂冠,得到“三小姐”的称号……
  片场是王琦瑶人生的转折,倘若她没有去片场游玩,她的美就暂时不会被发现。她不会认识导演,不会认识程先生,也不会认识李主任。从来到片场的那一刻起,她的命运开始被改写。片场描绘的是荧幕上的情景,但它却真实地改变了荧幕下百姓的生活。或许日常生活就是如此,你在台下看戏,觉得那是不真实的,遥遥不可及的,在你这样认为的时候,你的人生轨迹正在被这不真实的戏份所改变。
  二.女性意识
  在《长恨歌》中,最能表现上海风情的,是上海女性。“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不管有多大的委屈。上海给了她们好舞台,让她们伸展身手……要说上海的故事也有英雄,她们才是。”[3]通过女性外表仪态、衣着服饰,以及细腻心思的描写,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个女人在这座城市中的变化,更透过这一个个女性形象,看到上海这座城市几十年的风雨变迁。王安忆赞成女性是要回归家庭的,女人的归属感在家庭。但是,与表现传统女性以家庭为己任不同,王安忆敢于表现女性意识觉醒。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是依附男性存在的。女性主要是以家庭为主,并且把自己一生主要奉献给家庭。在中国传统父权社会中,女性听从父亲、夫君的意愿。王安忆也主张女性回归家庭,然而,在《长恨歌》中,我们看到了以王琦瑶为代表的女性意识觉醒。导演劝说王琦瑶退出“上海小姐”的竞选,跟她讲竞选“上海小姐”其实不过是达官贵人玩弄女性,应该懂得女性解放的道理。十六岁的王琦瑶不但没有听从导演的建议,反而驳斥到:“竞选‘上海小姐’恰恰是女性解放的标志,是给女性社会地位。”少女时代的王琦瑶,就已很有主见。参选“上海小姐”,是她女性意识的第一次觉醒,她认识到自己的美,认为参选是提高自我的社会地位。这时候的王琦瑶,不再听从于跟她意见相反的男性,而是能自我决定,自我解放。
  被国民党军政要员李主任看中,而自愿搬去“爱丽丝公寓”,是王琦瑶女性意识第二次觉醒。王琦瑶想要一个家,李主任给了她一个家,尽管她对李主任并没有爱情可言。但是,为了得到一个家的归属感,她自愿跟着李主任。对于女儿的这一行为,王琦瑶的父母并没有做出任何表决。大好年华的“三小姐”,本可以像吴佩珍和蒋丽莉那样,嫁到一个规规矩矩的好人家。但王琦瑶没有选择这样做。她甘愿被李主任包养,并把等待李主任的归来看做自己的事业。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对自我婚姻做决定的王琦瑶。
  几经曲折的王琦瑶,最后回到“平安里”,当上一名注液护士。在平安里,她遇到了自己的爱情:她爱上了康明逊,并怀上了他的孩子。明知她与康明逊是没有未来的,他们的孩子也不能要。康明逊懦弱,他自己都在夹缝中生存,但是,王琦瑶还是自我决定把孩子生下来,独自抚养成人。她做这个决定,正体现了她自我意识的第三次觉醒。严家师母对她说:“女人,还是为男人做得好。”王琦瑶却坚持:“我偏要为自己做。”明知孩子父亲是不会承担责任的,她还是坚持把孩子生下来。王琦瑶一生很苦,但是无论怎么苦,她的道路都是自己选择的,她做的事情,都是自我决定的。在这一点上,王琦瑶一人的意识觉醒,起到了呼唤千千万万个王琦瑶们意识觉醒的作用。
  三.女性命运
  王琦瑶最终死于他杀,这是我们都无法预料到的。“一旦失去自我,女性注定会陷入几千年的宿命圈套(死于他杀)。”[4]也许人生就是这样,如戏一般难以预测。王琦瑶是一个聪明人,每看到一个人,她在心里都会形成对这个人的評价。初看长脚,她却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个人,她肯定也无法料到,自己最终会命丧于此人。与李主任相遇,就是王琦瑶悲剧命运的开端。女儿远走美国后,她孤独难耐,只有老克腊陪伴着她。老克腊虽然怀旧,但是看到王琦瑶日渐衰老的脸庞,最终被现实打败,想离开她。此时的王琦瑶,仿佛回到与李主任相处的时光。李主任用钱满足她,让她陪伴自己。而如今,王琦瑶想用钱留住老克腊,想让他再陪伴自己几年。王琦瑶以为可以用钱留住最后的感情,可以用钱买一个人的时间,来排解孤独。但事与愿违,老克腊更坚定地离开她。辗转几十年,王琦瑶还是自己一个人孤独生活,最终孤独死去……
  王琦瑶的一生,其实都是自己选择自己过自己的人生。但是,她的命运是悲哀的。女性命运该何去何从,女性如何在尊重自我意愿,潇洒过好自己人生的同时,得到美好的结局,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一座城市,一个人。王安忆通过描写一个女子几十年的命运,来反映上海无数女子的命运。王琦瑶是上海女子的缩影,女性意识已经觉醒,然而,女性命运却并不美好。繁华上海滩的背后,其实是更贴近平凡百姓的日常生活的弄堂。流言从弄堂中生起,故事从这里开始,最终在这里结束。一个上海女子的一生,唱出一曲哀婉的挽歌。
  参考文献
  [1]张莉.历史化的上海与上海化的历史——论王安忆《长恨歌》的上海书写[J].平顶山学院学报,2015,(4):77.
  [2]罗岗.找寻消失的记忆——对王安忆《长恨歌》的一种疏解[J].当代作家评论,1996,(5):50.
  [3]王安忆.寻找上海[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84-86.
  [4]董蓬蓬.论《长恨歌》中的女性意识[J].安徽文学,2008,(11):44.
  基金项目:本文为广东海洋大学创新强校工程本科教学类项目-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专业汉语言文学(项目编号:GDOU2014041102)的成果之一。
  (作者介绍:刘捷,广东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1144班学生;邓建,广东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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