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王墓出土的一千多件（套）文物中，有不少器物带有动物形象。玉、铜、陶等材质的器物上有多种动物形象出现，包括禽畜、山林野兽及上古神话中存在的珍禽异兽等，这些动物形象或作为饰件，或作为文玩把件，或有实际功用，在墓主的生活中无处不在。
　　一、禽畜类
　　从古至今，“六畜兴旺”都是丰衣足食的象征。南越王墓7个室中，有4个室就发现动物遗骸，大多数装在容器（陶瓮、陶罐、铜鼎等）内，其中以后藏室最多，次为西侧室，经鉴定有家禽、家畜、野生动物、水产共21种，据不完全统计超过2522个，数量如此之多，种类如此丰富，为岭南考古首见，在全国的汉墓中亦属罕见。《汉书·南粤传》载：“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予牝。”南越王开国国君赵佗曾因国中缺乏马牛羊和青铜、铁器，三次上书请求开关，并因此发兵攻打长沙，终叛漢自立为南越武帝。赵佗这样急切需要马、牛、羊，并把它们与青铜、铁器相提并论，可见从北方地区输入铁农具和牲畜对南越国的农业生产及家畜饲养业的发展尤为重要。南越王墓中，也可见许多以猪、牛、羊为造型的器物。
　　东耳室出有一铜瓿，器体硕大，两耳作牛首形，各扣一大圆环（图一）。
　　西耳室出土有牛头型泡钉，为车马饰。牛头形，牛大睁双目，额头正中有一尖锥形，并有三道凹凸横纹，表示皱褶。鼻孔上翻，双耳后面有长而后弯的牛角（图二）。
　　除了牛形装饰外，墓内也出土一些具有猪形象的器物。后藏室出一铜烤炉（图三），炉壁上铸有四头小乳猪，四足撑起不着地，猪嘴朝天，用于插放烧烤用具。在烤炉近旁一个铜鼎内发现乳猪的遗骨，看来这个小烤炉是专用于烧乳猪的。西耳室出土有圆雕石猪，猪四蹄蜷伏，两耳斜上竖起，线刻双目。猪嘴上刻出三道横线以示皱纹。吻部刻出两个小圆鼻孔。前蹄浅浮雕、线雕刻出后屈之蹄足。后蹄则向前伸（图四）。可见工匠在创作时已观察到猪的前后足有别，在雕刻中以写实主义手法表现出来，生动地表现岭南地区两千多年前饲养的猪形象。
　　墓中以羊为形象的器物，很多则具有浓郁的草原气息。鎏金雌雄羊盘错纹铜牌饰，在两广地区南越国时期墓葬及稍后的汉墓中共发现有14件，本墓即出有6件，均为二羊交缠纹。此外，墓中还发现8块压印羊纹的杏形金叶，是覆盖在墓主脸部的“瞑目”上的饰品。叶面压印出两个盘角羊的侧面，螺旋状的大弯角十分突出，羊嘴朝下，弯角朝上。两弯角之间的上方有一图案化的羊头（图五）。无独有偶，类似的杏形金叶在满城l号墓、扬州西汉刘毋智墓也有发现。北方草原地区以羊作题材装饰的器物比比皆是，它们或作猛兽噬羊，两羊背向双尾纠结;或两羊上下相向卧伏，或后半躯向上翻转等形态。除此之外，主棺室内还发现四只形态小巧可爱的金羊，做伏地翘首回望之态，四蹄伸开，尾巴卷作一圈（图六）。
　　二、野生类
　　南越王墓的文物中亦不乏虎、熊、犀牛等野生走兽及鹗等飞禽的身影。
　　“王命命车馹”错金铭文铜虎节，铸成蹲伏虎状。虎的皮斑以金片错出，具有极强的立体效果，一面有错金铭文“王命命车期”，是用以征调车马的信符（图七）。
　　猛兽中的熊，在古人也被视为神力的化身。西汉开始，以熊为饰的文物在中原开始增多，如铜镇、牌饰、器物的座足，甚至连建筑的构件也出现了熊形，熊的样子和汉朝蒸蒸日上的国力十分贴切，熊的形象也渗透到了南越国。南越国宫署遗址也出土有熊饰空心砖踏跺，南越王墓亦出熊形节约，两者造型神态极为相似，同为突出熊首及四爪的轮廓（图八）。
　　野生的犀牛在今天的中国已经绝迹，而在秦汉时期，它们无忧无虑地生活在华中、华南。犀牛形象也以装饰纹样出现在墓中。犀形玉璜，为墓主人组玉佩的组件，其形如璜，犀弓身低头，前后肢蹲曲，尾巴卷起，如蓄劲前冲之势（图九）。
　　除了走兽，后藏室出土一烤炉，四个炉足则表现为猛禽——鹗。鹗两足着地挺立，脊背顶负炉盘。出土时，炉内泥范尚未清除，应是刚刚铸出便成了随葬品，说明它是南越国本地制造的产品。殷商人相信，鹗是背负祖先灵魂飞行的夜鸟，是祖先的化身，因此在祭祀活动中，大量出现鹗的形态。河南安阳妇好墓就出土有商朝玉鹗，可见，南越国自铸的青铜器仍延续了殷商时期中原地区青铜器的铸造装饰风格（图十）。
　　三、神兽类
　　除了现实的家畜和野生类动物，墓中还有许多具有神秘色彩的神兽，塑造或装饰于器物之上。
　　“文帝行玺”龙钮金印，出于墓主人的胸腹部位，印钮是一条三爪游龙，盘曲成“S”形，首尾和两足分置于四角上，首微昂，做欲腾跃疾走之势，庄重浑厚，堪称冠绝一时之杰作（图十一）。这枚金印，以龙为钮，把皇帝象征与代表最高权力的帝玺结合起来，可谓是南越国的创举。
　　《后汉书·马融传》注：“螭，龙之属。”另一形如走兽的神物螭虎，以高浮雕、圆雕手法装饰于墓中出土的玉剑饰上，它们或两两成对、或螭虎与尖嘴神兽相结合出现。如圆雕螭虎神兽嬉戏纹青玉剑珌，一面圆雕一只“过墙”式的螭虎，前半身攀援，探身到另一面，与另一高浮雕的螭虎相互呼应。在“过墙”的螭虎身后还有一只浅浮雕小熊，双掌紧扯住虎尾，并衔在口中往反方向拉扯。另外，在两面兽纹之外的空白处都雕出隐起的浮云，翻滚缭绕于虎兽之间，使画面气氛更为热烈，为汉代玉具剑饰中的上乘之作（图十二）。
　　龙凤呈祥，墓中亦有很多以凤纹或龙凤结合为纹饰的玉器出土。凡是龙凤纹同出者，龙必居中。如透雕龙凤纹重环玉佩，出于墓主玉衣头套的面罩上，原来可能盖于左眼的位置，已移位。佩饰璧形，制成内外两环。双面透雕纹饰，分两区：内区一游龙居环心，前后足及尾都延伸至外区;外区一凤鸟立于游龙的前爪上，回眸与龙对视。凤首高冠和风尾的长羽上下延伸成卷云纹状，把外区的空间填满。这件佩饰的构图特点是主次分明，疏密得宜，在技法上线刻和镂孔配合运用，利用龙凤躯体的边缘分减，中部隐凸，表现出肌肉道劲有力、富于弹性，在平面中取得立体的效果。龙凤相对，寓意吉祥（图十三）。 　　“四灵”中的玄武为龟形，汉代朝廷把龟和皇权融为一体，把龟和皇族的祖先直接供奉在一起，视龟为祖宗的神灵，保汉室江山千秋万代。或许正是这种龟和皇族一体的思想，使得汉代官印体制将龟纳入其中，带龟钮的印章正式产生，从而成为中国权力系统中一种强有力的象征物。南越王墓出土23枚印章，其中5枚为龟钮，当中一枚为墓主所有的“泰子”龟钮金印，余4枚则是地位仅次于墓主的四位殉葬夫人的随葬印，分别是“右夫人玺”龟钮金印、“左夫人印”鎏金龟钮铜印、“泰夫人印”鎏金龟钮铜印、“口夫人印”鎏金龟钮铜印。5枚印同属南越的官印性质。此外，墓中还出有6件龟首铜带钩，分别出于东耳室和东西侧室殉人的棺位置处。钩首龟头形，回首，两眼显突，隆起的背甲饰“回”字形纹（图十四）。
　　同样作为“四灵”之一的朱雀，形体似凤凰，是古代神话中的南方之神。在道教文化流行的秦汉时期，人们将朱雀形象作为亲神好巫、求长生的精神寄托，朱雀成了当时主流文化中羽化升天思想的象征符号。主棺室出有一漆木大屏风，漆木已朽，留有鎏金铜构件，其中有朱雀鎏金铜顶饰一对，伫立在屏风两侧转角折叶构件上端的方座之上。朱雀的造型姿态生动奔放，双翼张开，羽毛等细节特征明显，展翅高翔，显得傲气十足，充满勃勃活力（图十五）。朱雀形象是当时统治阶级内部崇尚神仙思想特别是祈盼羽化升天精神的写照，其造型形式富有想象力，无拘无束、王气十足，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阶级特质和社会风向。
　　高温多雨地区的岭南地区，蛙和蛇是常见的动物。在神话传说中，蛙是雨的“使者”，它发出呜叫，诱使雨神给土地带来甘露，且它又捕食有害的昆虫，对农业有益。所以古代两广及西南地区使用铜鼓的民族，对蛙奉若神明，把它铸塑在神圣的铜鼓面上。而蛇是吞蛙的，是邪恶的象征。南越王墓出有一对将龙、蛙、蛇结合一体的艺术品——蟠龙铜托座（图十六）。此为屏风托座。托座为一龙二蛇三蛙，呈蟠龙护蛙的群体铸件。蟠龙扬脖、昂首、屈肢、盘尾，四足踏着支座，支座由两条蛇组成。两蛇各缠一只青蛙，蛇头聚合在支座后面正中，蛇身分向两边，延伸、会合于正中，形成一个“U”形座。被蛇缠绕着的两蛙，张口暴目，双肢用力做挣脱状，表情恐怖紧张。龙的双耳后掠，大口张开，一只青蛙隐藏在龙口内，体半露，头朝外，两前肢攫住龙的口角，神态安详，好像在庆幸得到龙的保护，逃脱了恶蛇的迫袭，这蛙与支座上被蛇缠着的两只蛙那种惶恐之情对比强烈。这个蟠龙托座的造型奇特，龙张口护蛙，四肢亦踩踏着缠着青蛙的蛇身，不让蛇吞食青蛙，突显出以龙为主导的抑恶扬善的主题，构思奇妙，想象力丰富，是一件寓意深远的造型艺术作品。
　　上述动物形象，出现在青铜、玉、陶等器物上，有的是将其作为猎物和家畜来表现，反映了古代狩猎生活和畜牧生产的画面;有的将其形象作为艺术品来装饰，反映了热爱生活的艺术美感;有的是将其作为祥瑞之物来装饰，反映了人们对吉祥、幸福的追求;有的是将其作为神灵之物来描绘，反映了人们对神灵的敬仰并祈求其保佑等等。我们不得不惊叹南越先民和动物世界的亲密程度，以及他们无尽的艺术想象力。不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各有其生存章法，與人类和谐共存于同一个世界中。南越先民以巧夺天工之手，将动物们活泼的生命姿态幻化为神奇美妙的艺术形象，成为民族的精神图腾，绵延不绝，生生不息。
　　[1]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西汉南越王墓（上）》，文物出版社，1991年。
　　[2]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
　　[3]黄展岳：《南越国考古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4]马承源：《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5]（日）林巳奈夫：《神与兽的纹样学 中国古代诸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
　　[6]方泽：《中国玉器》，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