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韦伯（1864—1920）是当代西方有影响的社会科学家之一，也是现代文化比较研究的先驱人物。他一生致力于考察“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亦即试图从比较的角度，去探讨世界诸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
　　一、韦伯的宗教伦理观
　　韦伯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发展如此之迅速，很大程度上有赖传统基督教的改革及其所形成的新教伦理的影响。宗教的改革与制度的形成以及经济的发展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
　　韦伯分析当时社会的分层与宗教的关系。“浏览一下任何多宗教国家的职业统计数据，都会发现一个显而易见的状况，即商界领袖和资本所有者，还有现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并且韦伯通过调查发现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宗教差异之中，而且存在于民族差异之中、文化差异之中。
　　1.“天职观”和“合理化”
　　韦伯认为我们不应该在其“暂时的外在历史—政治境遇”之中，而必须从其“宗教信仰的永恒的内在特性”之中寻求这种差异的主要解释。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宗教信仰的永恒的内在特性”带来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膨胀。韦伯在书中引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一系列经典话语作为佐证，简述资本主义精神中对于金钱利用方面的借鉴。“谁若丢掉了5先令，那么所丢不只是这个数，而是将它用于交易可能带来的所有收益，当一个人由年轻而变老时，其数目会相当可观。”这是美国人的一种观念，一种精神信仰，违背这一规则会被视为渎职。个人有增加自己资本的责任，并以此视为目的。中国、印度等国家存在过资本主义却似乎缺乏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这是一种基于新教教义的职业观，也是韦伯后来要论证的“天职观”。
　　在韦伯看来，宗教改革后的新教，尤其是加尔文教是产生资本主义精神的母体，新教的“天职观”、“合理化”是资本主义精神得以实现的动力。“天职观”把完成世俗事务尊为上帝所要求的个人道德行为的最高形式。“在尘世中基督教徒的社会活动完全只是为了荣耀上帝。因此，为社会日常生活服务的职业劳动也具有了这种特征”。“合理化”，就是说既然职业是上帝赋予的，人类就有义务去作好它。这种职业的神圣化，使人类认真安心的去工作，工作的回报以及某些工作给某些人带来的盈利就是遵从上帝旨意的表现，是合情合理的。韦伯有一句话最能概括这个观点，“你可以为上帝劳动而致富但不能为肉体的罪孽而致富”。
　　2.禁欲主义
　　上面这句话又引出了另外一个重要问题：禁欲主义。赚钱是合法合理的，但为了一己私利，甚至自身享受去赚钱，这就不对了。那么，克服这种为肉体的罪孽而致富的唯一途径，就是禁欲主义天主教要求出世修行，而加尔文教则变成了入世的禁欲。韦伯认为，新教徒们为了自己的生存，只有将希望寄托于在世俗生活中能被上帝蒙召和入选。而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就是用一种积极的世俗创造活动去争取自己获救的机会，去追求世俗职业上的物质成就。
　　这种世俗的新教禁欲主义与自发的财产享受强烈的对抗着。它束缚着奢侈的消费，而另一方面它又有着把获取财产从传统伦理的禁锢中解脱出来，使获利冲动合法化且神圣化的效果。当消费的限制与这种获利活动自由结合在一起时，一种不可避免的实际效果也就显而易见了。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导致资本的积累，强加在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使资本主义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财富。最后，当劳动把人与世俗的利益联系起来被看作是上帝与世俗人之间的中介，传统主义的道德观让位于世俗的功利主义。这就会产生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精神，即前文提出的注重自己的职业并认真对待追求世俗职业并从中盈利致富是合法的，以及以一种节俭的态度思想去对待财富的增加。这就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核心思想。
　　3.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
　　文艺复兴开始兴起到15世纪又发生了尼德兰革命，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初见成效，尽管它显得那么弱小。这里就凸显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资本主义在宗教改革之前已经有所发展，而马克斯韦伯却在此书中表达了一种颠倒性的矛盾关系，应该说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宗教改革的发生。韦伯的观点却是宗教改革推动了资本主义体制的兴起与发展这是为什么呢？
　　资产阶级经济上的壮大必然要求政治上的权利分配，但受传统封建社会重农轻商思想的压迫与束缚，资本主义体制在初步发展之后并没有取得全社会合法性地位的认同。再加上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资产阶级所表现出来的追求利润的贪婪，与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背道而驰，更加剧了人们对资本主义体制的不屑一顾，甚至是鄙视厌恶。就在这个让资产阶级感到前途十分黑暗的时候，路的前方亮起了一盏明灯，这就是—宗教改革。改革之后的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原动力，它所提倡的“天职观”、“合理化”、“先定论”还有“禁欲主义”等，改变了传统道德观念。代之而兴起的是那种新的伦理观，即“资本主义精神”—天职节俭、追求利润。
　　韦伯认为，西欧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指导人们行为方式的伦理道德规范从宗教化逐步走向世俗化、合理化的过程。所以，毋宁说新教伦理孵化了资本主义精神，推动了资本主义制度进一步发展，倒不如说它赋予了资本主义体制取得进一步发展的合法性，并规定着资本主义向合理化方向发展的趋势。资本主义精神主要表明了人的思想应该是节俭的、但追求利润，是依照上帝的意愿去行事的，因而也是合法的。在宗教改革之后的西欧新教徒占大多数，那么他们宗教意识中的资本主义伦理道德就会对其自身行为产生一种方向性的约束，依靠这种大多数人内心自省的努力，迫使资本主义发展不至于偏离正当的追求利润的轨道。这就是马克斯韦伯的初衷。
　　二、韦伯宗教伦理观的缺陷
　　韦伯的观点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也存在缺陷：
　　1.“先定说”
　　韦伯否认阶级对立，因为他提出了一个叫“先定说”的观点。其实，这个观点也是加尔文教的主张之一。其意思是说，一个人在死后能否得到解脱，上帝在他出生之前便已经确定。因此，教徒不能依靠教会得救，而要靠内心保持纯洁的情操，过勤俭节欲的生活，勤勉于世俗职业，现实自我确证，才最终会使灵魂得救。通俗的说，无论你做什么工作，你在现世的一切活动都是上帝早已经安排好的。所以，你除了安于本分、多做善行、勤劳节俭的生活外，做什么都是徒劳的。它的潜在意思，就是大家都承认了资本主义精神，资产阶级是在努力追求正当利润，无产阶级也应该安于现状。因为大家都是在为上帝服务，从而也就抹杀了阶级对立。 　　马克思主义主张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即暴力手段推翻旧的制度，重新建立起来的新制度模式必将会得到全社会的合法性认同。而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很明显采用了温和的改良手段吸引大家信仰新教、信奉资本主义精神，从内心自省中去抵制欲望的贪婪，从而使资本主义制度能永远存在下去。但是，他忽略了社会经济发展对人们思想的冲击性影响仅仅只能是个理想主义者。
　　2.“禁欲主义”的有限性
　　韦伯极力推崇和赞扬资本主义精神或经济伦理的优越性、独特性，掩盖了其本身所固有的扩张性、残酷性。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中，最初对资本主义的兴起、发展起了重大作用的资本主义精神本身也出了问题。在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禁欲苦行的宗教冲动造就了资产阶级精打细算兢兢业业的经营风范；贪婪攫取的经济冲动力则培养了他们挺进边疆开拓进取的冒险精神和勃勃雄心。这正是韦伯的理想表现，但随着资本主义在现代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使宗教冲动力耗尽了能量。这就使资本主义经济失去了赖以支撑它的新教伦理，只剩下了享乐主义。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一旦失去了禁欲苦行的新教伦理束缚，它在经济与文化两方面的发展必然会畸形冒进、相互抵触，从而引发各种矛盾。这恰恰是韦伯所没有想到的。
　　三、韦伯宗教伦理观对我国改革的借鉴意义
　　大文化分支下的宗教伦理在韦伯的《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得到强化，宗教以及富含伦理思想的教义共同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强烈推动力。作为中国传统宗教代表的儒、释、道是否对现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我们在思考和处理中国出现的问题是不是要联系本土的宗教及其相关文化？
　　以官僚制为例，中国的官僚制与西方以理性为代表的官僚制就体现出很大的差异。中国的官僚制是建立在以差等文化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基础之上的，儒家讲求入世，讲求“官本位”。“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为历来君王所提倡，直到现在，这种思想还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古代社会还讲求“三教九流”，将社会阶层进行分等，四民之中，农工商都不是正途，那么只有读书入仕一条路是正途了。从事手工业及商人被视为贱业，从事农业则被看作“食人”阶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西方的官僚制则是建立在天赋人权之上的，强调规章制度，强调合理性、合法性，强调权责明确，同时，强调权威、服从。中国的官僚制相比于西方还是不成熟的，因为中国过于强调“人治”，而这种“人治”因为得不到监督而愈发官僚化。如果说官僚制在西方带来的是一种保守与僵化，那么它在中国带来的更多是权力寻租与腐败。
　　因此，尽管制度可以学习，但是不可以移植。同一种制度所表现出来的缺陷在各个国家也是不尽相同的。我们只有更好地理解自身的文化，在此基础之上寻求更好的制度，这样才可以合理地借鉴、吸收新制度的优点，为我国改革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
　　作者简介：马飞（1985.1-），男，行政管理， 东南大学硕士研究生，现在盐城师范学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