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事并非不常发生:大规模的远征和轰轰烈烈的壮举,年深日久趋于成熟,但其创始时的情况,对于很久以后的人们,却完全是一本未曾打开的书。对这一事实的原因经常加以思索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一切事件,即使是后来有巨大规模的事件,在开始时都是如此微不足道,以至于看起来好像没有任何希望会在后来发展成为重要的事……”
　　1608年,利玛窦猛然发现自己已经是第一批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中仅存的一个。他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开始记录在中国20多年的传教经历,以使“从这个高尚民族所采摘的第一批基督教果实的故事不致湮没”。
　　的确,他是第一个成功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耶稣会士。在28年的传教历程中,他建立了4个传教点,最后一个就在大明天子的脚下。到利玛窦辞世的1610年,基督教在中国已经有了数千名信徒。他本人获皇帝钦准成为第一个葬于中国内地的教士。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为他们的“远征”建立一劳永逸的基础。因为罗马教廷和中国的“礼仪之争”,1717年,另一个中国皇帝康熙颁令,中国全面禁止传教。在此之后,双方虽有改善关系的尝试,终究没有打破僵局。罗马教廷废除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的禁令远在两个世纪后的1934年。
　　所以,更具深远意义的,毋宁说是利玛窦为中西科学文化的交流叩开了大门,对中国士大夫而言,利玛窦以温和的方式为他们打开了眼界。他的天文、地理知识,文化、道德观念(宗教观念隐于其后),使他们意识到,西方并非他们以为的蛮人国度,而是极发达的文明。中国中心观虽难以克服,毕竟开始动摇了。
　　而在西方,除了利玛窦所翻译的《四书》,1615年,金尼阁整理出版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完全取代了被欧洲人视为童话的《马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