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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中学课文《藤野先生》，一定会记得鲁迅的两番描写，一是“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二是“明的遗民朱舜水（朱之瑜）客死”。
时至今日，这篇文章所写的大多数情景已物是人非，然而，上述两句话却依旧能在东京找到对应情景：上野的樱花每年依然如期开放;而在东京大学农学部附近，也有一块一人高的石碑，上书“朱舜水先生终焉之地”。这意味着，在朱之瑜去世300多年后，日本的文化体系中仍然有他的一席之地。
东京大学农学部一带正是朱之瑜当年居住的水户藩邸所在地。在日本，朱之瑜长期被奉作儒学“实学”派的创始人，他担任水户藩主德川光圀（读guó，古同“国”——编者注）的御用顾问长达17年，为儒学学派“水户学”奠定基础，进而影响到200多年后的明治维新。及至近代，许多清朝留学生求学日本，才发现原来早在数百年前就有这样一位前人东渡，还创下如此成就，这才让朱之瑜重新为知识界所知。
东渡日本
朱之瑜的思想与他的个人经历和明末清初的动乱时局有着密切关系。
1644年，清兵入关后，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就先后击溃了华北的李自成大顺政权和南京的南明弘光政权，朱之瑜离开家乡浙江余姚，来到舟山群岛居住。在这里，他接受舟山守将的请求，第一次东渡日本长崎，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希望仿照“申包胥借兵复楚”之举，借日本武士抵抗清军入侵。
明朝中后期，东南沿海与日本九州岛之间的贸易往来密切，也孕育了许多具有海军作战能力的商业集团，形成被明廷称为“海盗”的地方势力。海盗势力惯于在东亚各国招募兵勇，而明朝中后期又对应于日本战国时代的乱世，许多日本流浪武士因而加入到海盗队伍中。
不过，当朱之瑜满怀招募兵勇的希望来到日本时，却发现时过境迁。日本在1615年大阪之战结束后，战国乱世尘埃落定，各地散居的流浪武士回归农田，缺乏招兵买马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当时执政的江户幕府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实行锁国政策，只留下长崎一个港口对外贸易，不允许外国人居住在日本内地。朱之瑜4次来到日本，都只能通过贸易获取军饷，无法实现借兵回国的愿望。
于是，朱之瑜又3次南渡安南（越国，即今越南）借兵，安南当时正处于南北内战（郑阮之争）中，不愿与清军正面对抗。据朱之瑜晚年的回忆录《安南供役纪事》记載，安南国王有意留他做官，但他一心希望借兵回国，不愿留下，因而反遭囚禁50多天，甚至一度面临死亡威胁。这段经历只有朱之瑜本人的回忆为证，实际情况可能有所夸张，但起码可以反映出，他在海外借兵的举动已引起当地政权的反感，这也让他最终放弃向外国借兵的打算。
1659年五月，鲁监国水军沿长江逆流而上，三度逼近南京，却因福建郑成功、西南孙可望两股反清势力未加配合而失败，朱之瑜随军经历全过程，不由得对“反清复明”事业心灰意冷。战役失败后，年过花甲的朱之瑜决定离开故土，人生中最后一次乘船来到日本，准备依靠讲学度过余生。
朱之瑜为什么一定要东渡日本？重要原因之一是清廷实行“剃发易服”政策，要求治下汉人改与满人相同的发式、衣式，“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激起社会反抗。许多汉人为求“保全衣冠”，要么跟随南明各政权逃往云南、台湾等清廷尚未建立统治的地区，要么前往朝鲜、琉球、日本等使用汉字的东亚文化圈国家。
但也要注意，与朱之瑜同时代的鸿儒，如余姚同乡黄宗羲虽然也曾积极参与反清斗争，甚至也曾前往日本求兵，但在时局稳定后，还是接受了新政策，继续留在家乡从事学术研究。到了康熙年间，清廷对明朝遗民开始实行怀柔政策，黄宗羲甚至允许弟子万斯同接受清廷征召，进京参与《明史稿》的编纂工作，说明部分明朝遗民已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清朝统治的事实。
朱之瑜之所以一定要离开，除了朝代变革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他对明清一直延续的科举制度，尤其是对官方推崇的理学持否定态度。“理学”是汉代儒学结合魏晋玄学、隋唐佛学而形成的一套崭新的儒学体系，形式上以注释儒学经典为主，但其探讨的主题却已从单纯的治国理政，延伸至“天理”气”人欲”等哲学思辨问题上，衍生出朱子理学、阳明心学、气学等观点彼此对立的学派。明朝皇帝以南宋鸿儒朱熹为家祖，其创立的朱子理学成为官定学问，更是科举考试的参考书目以及各类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
到了明末清初，围绕理学的讨论已严重脱离现实，理学各学派不再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目标，而是互相攻讦，形成空谈的风气。来到日本、脱离原有人际关系网后的朱之瑜，更能解放手脚，通过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反思明亡的原因，提出与理学不尽相同的儒学发展新方向。他主张“经世致用之学”，希望学问能回归于实实在在的事务，具体来说分为四个层面：
一是哲学层面，他主张“道在彝伦日用”，即探究自然规律要基于实践认知，而不是空谈心性;
二是政治层面，他在儒学“民本”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事功论”，即一切政治的出发点要取决于能否有利于民众;
三是经济层面，他强烈批判理学“重义轻利”的思想，认为“喻于义”的“君子”和“喻于利”的“小人”都是社会经济的组成部分，逐利之人也能让经济进一步发展;
四是教育层面，他主张“通经致用”，学习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写出漂亮的八股文，而是要巩固“尊王爱国”之心，学到“治国安邦”之道，亦即教育应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朱之瑜的主张具有启蒙思想元素，即不再把政治、经济、教育等国家职能与某种形而上的理念挂上钩，而是要求这些职能考虑到实际情况、能起到实际作用，以是否利民作为唯一评价标准。虽然这些思想尚属粗浅，但如果后来者分类耕耘，不排除能形成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等学科的可能。
然而，日本人对朱之瑜思想的关注却远远少于对他本人经历的关注。
“舜水先生”
朱之瑜的思想体系虽然别具一格，但在客居日本的23年中，他始终没有写出大部头的儒学作品。相比之下，黄宗羲已写下《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顾炎武写下《天下郡国利病书》等传世经典，而朱之瑜的学术思想却多以问答形式体现，缺乏结构性的长篇论述。如果仅对比学术成就，朱之瑜难以与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同席而坐。那日本人为何会如此推崇“舜水先生”呢？应该说，这是因为当时的水户藩有着特殊的政治需求。 水户藩位于江户（东京）东北的水运要道，由江户幕府创建者德川家康的第十一子德川赖房担任初代藩主。虽然血统高贵，但水户藩在江户幕府草创时期并不是幕府体系中地位最高的“御三家”（尾张藩、纪州藩、骏河藩）之一，直到1634年，骏河藩断嗣灭绝，水户藩才被纳入“御三家”的范畴。但由于历史原因，水户藩的领国规模（28万石）只是尾张（62万石）、纪州（56万石）两藩的一半，经济条件差了不少，但又要维护“御三家”的仪仗和气派，于是，为了维护表面开支而不得不削减家臣的俸禄，使家臣们普遍生活艰苦。
到了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圀时期，水户藩财政紧张问题已非常严重，家臣离心离德。既然没办法提升物质待遇，就只能从精神层面建功立业，为水户藩在幕府体系中确立一个不同寻常的地位。但江户时代承平日久，无武功可建，于是，德川光圀便选择追求“文功”：仿照中国《史记》体例编修一套《大日本史》。
早在继任藩主之前的1657年，德川光圀就在江户城水户藩邸内成立“史局”，邀请幕府御用儒学家——林罗山麾下的知识分子组成修史团队。林罗山重视朱熹提出的名分与等级观念，先后服侍德川家四代将军，以朱熹注解的儒学经典规范起草幕府各项典章制度，形成以幕府官定的日本朱子学。水户藩启用林罗山的门人编修《大日本史》，当然也是要用朱子学的“正名”思想梳理日本历史，确立德川家与江户幕府统治日本的历史合法性。这份合法性既然是由水户藩争来的，那么它在幕府内的地位自然就会提升。
但林罗山毕竟是幕府御用人士，如果只用他的门生，那么水户藩就无法掌控这份“文功”。恰在1659年，朱之瑜衣冠东渡，他前半生不畏强权、四方借兵的经历与独具特色的儒学主张在日本儒学界引起了不小震动。德川光圀如获至宝，在1665年秋，以“宾师”之礼将朱之瑜请至水户藩邸，行弟子礼，这也是两人首次相会。
彼时，朱之瑜在日本虽已小有名气，但以其著作论，还不足以成为大儒，更难说指导修史。然而。在德川光圀看来，修史必然繁重，水户藩又难以提供足额的报酬，寻求一位拥有忠君爱国形象的儒家学者来指导，无论是对修史本身，还是对稳固家臣团乃至于建构德川光圀不耻下问的“贤君”形象，都是有益无害的。朱之瑜的人生经历和人格魅力本身就是一面无可替代的旗帜，其坚毅、隐忍的性格更能为水户藩培养人才。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德川光圀为朱之瑜提供生计与传道机会，朱之瑜则以个人魅力凝聚与培养水户藩的家臣，双方协作，共同建立“文功”，以提升水户藩的地位。
翻开水户藩编纂的《舜水先生文集》，会发现“舜水先生”经常给德川光圀写信，劝谏德川光圀成为“贤君”，德川光圀发表一番感慨，接受他的建议。这种行文方式很容易让人想到《贞观政要》，本质上都是描写臣子直谏，塑造出良好的君臣互动关系，进而凸显君王之贤。时至今日，德川光圀在日本依然是“贤君”的代名词，到了现代，甚至还有德川光圀四处巡游、除暴安良的微服私访电视剧《水户黄门》。
从存世记载看，朱之瑜在水户藩留下的更多是政治理念顾问与教育导师的形象，他并没有亲身参与政治事务或修史工作。毕竟政务涉及海量的文案工作，不熟悉日语行文的朱之瑜不太可能深度参与;而修史涉及大量文献搜寻、典章查阅，甚至还要四方巡游收集各地传说，朱之瑜这位年逾古稀之人不可能亲力亲为。
不过，正由于朱之瑜的声名感召，水户藩的史局从最早的4人扩充到20人的规模，修史速度也迅猛推进，到1671年已编完26卷天皇本纪草稿。1672年，德川光圀取《左传》“彰往考来”一句，将“史局”更名为“彰考馆”。又经过10多年的编修，彰考馆在朱之瑜去世后的1683年完成了104卷史料的编纂工作，以当时的物质条件而言，实属难能可贵。德川光圀去世后，水户藩的修史工作因缺乏人才与资金支持，开始时断时续，直至江户幕府灭亡都没有修完，最终在1906年才由水户德川家后人完成。
朱之瑜的后半生固然辉煌，但由于江户幕府的官定学问是朱熹的朱子学，朱之瑜不但无法实践反对朱熹的理想，反而用自身“鲁仲连不事秦”的人生经历，给日本朱子学的“尊王爱国”论调添砖加瓦，让“尊王”成为水户
藩学问的核心价值观，继而影響到200年后的明治维新。
后续影响
如今，在东京中央线饭田桥站附近，有一座与水户藩、朱之瑜都有着密切关系的日本国家级名胜景点，即“小石川后乐园”。这里原本是水户藩庭园，在德川光圀时代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建，朱之瑜也参与了设计，在园林中融入了江南园林建筑的元素，并以“西湖”“庐山”“蓬莱岛”为泉水、假山、湖中小岛命名，最终还以《岳阳楼记》的经典名句“先忧后乐”，将整座园林命名为“后乐园”。若不明言，游客可能会以为这是另一座别具特色的中国江南园林。
朱之瑜在古典建筑设计方面造诣很深。为了响应德川光圀修建学校的请求，朱之瑜特地在1671年绘制《学宫图说》，随后与工匠一同制作了比例为1∶30的建筑模型。朱之瑜的到来为日本带来一股“中华风”，许多日式庭园都开始以中国山川命名，成为一时风雅。这也是朱之瑜东渡给日本带来的另一大遗产：“小中华”情结。
明清易代虽是自然的朝代更替，但时代变迁和个人经历让朱之瑜的后半生无时无刻不在感叹清朝暴虐，也让身边的日本人认为“中华已亡”，后世的日本儒学者也逐渐认为，承袭朱之瑜的道统，延续“中华”儒学，才是真正的“中华”。
应该看到，由于明清易代的特殊性，“小中华”思想在明朝原藩属国朝鲜、琉球、安南等地区都多少存在。但这些思想在上述国家都没有广泛传播开来，反而在日本，由于德川光圀与朱之瑜的君臣故事而进一步深化，以至于深远影响了后来的明治维新。
进入19世纪初，日本各地频繁出现西洋船只，这让日本知识界开始思考如何凝聚国民。于是，1824年，水户藩著名的儒学者会泽安向当时的藩主德川齐昭献上一部重要著作《新论》。虽然全由汉文写就，但《新论》不再以中国儒学为基础，而是融合一些神道思想，认为日本本身就是“皇祖神”天照大神）缔造的“神州”，忠孝仁义、伦理纲常不再是东亚大陆的舶来品，而是“皇祖神”建立“神州”日本的遗留品。换言之，在会泽安的理论中，日本已不是延续中国道统的“小中华”，日本本身才是“中华”的始源。
《新论》虽然只有寥寥2000多字，也因为幕府的限制而未能正式出版，但会泽安的门人却手抄散发，影响甚大。长州藩的维新志士吉田松阴在游历四方时读到这本书，进而开始关注国外事物与日本历史。回归后，吉田松阴接管了老家的一座私塾，并向下级武士乃至百姓教授西方学问与日本历史。在这些弟子中，就有后来明治宪法的制定者伊藤博文、外务大臣井上馨、近代日本军队创始人山县有朋等。《新论》的价值观体系也随着明治时代的建政元老崛起而逐步传播。
正因为水户藩在倒幕运动过程中具有思想策源之功，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加封水户德川家为侯爵，将其地位与尾张、纪州两家拉平;而在《大日本史》正式编撰完毕后，1929年水户德川家又升一格，成为公爵，地位与德川将军家对等。
借助水户德川家地位的提升，德川光圀与朱舜水的故事进一步为人熟知，甚至引起了因维新变法失败而逃亡日本的梁启超的注意，他的事迹与生平又反向传回中国。在民国时期修编的《清史稿》中，朱舜水已赫然在列，成为与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并列的鸿儒。
（作者系日本史学者）
时至今日，这篇文章所写的大多数情景已物是人非，然而，上述两句话却依旧能在东京找到对应情景：上野的樱花每年依然如期开放;而在东京大学农学部附近，也有一块一人高的石碑，上书“朱舜水先生终焉之地”。这意味着，在朱之瑜去世300多年后，日本的文化体系中仍然有他的一席之地。
东京大学农学部一带正是朱之瑜当年居住的水户藩邸所在地。在日本，朱之瑜长期被奉作儒学“实学”派的创始人，他担任水户藩主德川光圀（读guó，古同“国”——编者注）的御用顾问长达17年，为儒学学派“水户学”奠定基础，进而影响到200多年后的明治维新。及至近代，许多清朝留学生求学日本，才发现原来早在数百年前就有这样一位前人东渡，还创下如此成就，这才让朱之瑜重新为知识界所知。
东渡日本
朱之瑜的思想与他的个人经历和明末清初的动乱时局有着密切关系。
1644年，清兵入关后，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就先后击溃了华北的李自成大顺政权和南京的南明弘光政权，朱之瑜离开家乡浙江余姚，来到舟山群岛居住。在这里，他接受舟山守将的请求，第一次东渡日本长崎，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希望仿照“申包胥借兵复楚”之举，借日本武士抵抗清军入侵。
明朝中后期，东南沿海与日本九州岛之间的贸易往来密切，也孕育了许多具有海军作战能力的商业集团，形成被明廷称为“海盗”的地方势力。海盗势力惯于在东亚各国招募兵勇，而明朝中后期又对应于日本战国时代的乱世，许多日本流浪武士因而加入到海盗队伍中。
不过，当朱之瑜满怀招募兵勇的希望来到日本时，却发现时过境迁。日本在1615年大阪之战结束后，战国乱世尘埃落定，各地散居的流浪武士回归农田，缺乏招兵买马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当时执政的江户幕府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实行锁国政策，只留下长崎一个港口对外贸易，不允许外国人居住在日本内地。朱之瑜4次来到日本，都只能通过贸易获取军饷，无法实现借兵回国的愿望。
于是，朱之瑜又3次南渡安南（越国，即今越南）借兵，安南当时正处于南北内战（郑阮之争）中，不愿与清军正面对抗。据朱之瑜晚年的回忆录《安南供役纪事》记載，安南国王有意留他做官，但他一心希望借兵回国，不愿留下，因而反遭囚禁50多天，甚至一度面临死亡威胁。这段经历只有朱之瑜本人的回忆为证，实际情况可能有所夸张，但起码可以反映出，他在海外借兵的举动已引起当地政权的反感，这也让他最终放弃向外国借兵的打算。
1659年五月，鲁监国水军沿长江逆流而上，三度逼近南京，却因福建郑成功、西南孙可望两股反清势力未加配合而失败，朱之瑜随军经历全过程，不由得对“反清复明”事业心灰意冷。战役失败后，年过花甲的朱之瑜决定离开故土，人生中最后一次乘船来到日本，准备依靠讲学度过余生。
朱之瑜为什么一定要东渡日本？重要原因之一是清廷实行“剃发易服”政策，要求治下汉人改与满人相同的发式、衣式，“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激起社会反抗。许多汉人为求“保全衣冠”，要么跟随南明各政权逃往云南、台湾等清廷尚未建立统治的地区，要么前往朝鲜、琉球、日本等使用汉字的东亚文化圈国家。
但也要注意，与朱之瑜同时代的鸿儒，如余姚同乡黄宗羲虽然也曾积极参与反清斗争，甚至也曾前往日本求兵，但在时局稳定后，还是接受了新政策，继续留在家乡从事学术研究。到了康熙年间，清廷对明朝遗民开始实行怀柔政策，黄宗羲甚至允许弟子万斯同接受清廷征召，进京参与《明史稿》的编纂工作，说明部分明朝遗民已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清朝统治的事实。
朱之瑜之所以一定要离开，除了朝代变革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他对明清一直延续的科举制度，尤其是对官方推崇的理学持否定态度。“理学”是汉代儒学结合魏晋玄学、隋唐佛学而形成的一套崭新的儒学体系，形式上以注释儒学经典为主，但其探讨的主题却已从单纯的治国理政，延伸至“天理”气”人欲”等哲学思辨问题上，衍生出朱子理学、阳明心学、气学等观点彼此对立的学派。明朝皇帝以南宋鸿儒朱熹为家祖，其创立的朱子理学成为官定学问，更是科举考试的参考书目以及各类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
到了明末清初，围绕理学的讨论已严重脱离现实，理学各学派不再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目标，而是互相攻讦，形成空谈的风气。来到日本、脱离原有人际关系网后的朱之瑜，更能解放手脚，通过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反思明亡的原因，提出与理学不尽相同的儒学发展新方向。他主张“经世致用之学”，希望学问能回归于实实在在的事务，具体来说分为四个层面：
一是哲学层面，他主张“道在彝伦日用”，即探究自然规律要基于实践认知，而不是空谈心性;
二是政治层面，他在儒学“民本”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事功论”，即一切政治的出发点要取决于能否有利于民众;
三是经济层面，他强烈批判理学“重义轻利”的思想，认为“喻于义”的“君子”和“喻于利”的“小人”都是社会经济的组成部分，逐利之人也能让经济进一步发展;
四是教育层面，他主张“通经致用”，学习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写出漂亮的八股文，而是要巩固“尊王爱国”之心，学到“治国安邦”之道，亦即教育应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朱之瑜的主张具有启蒙思想元素，即不再把政治、经济、教育等国家职能与某种形而上的理念挂上钩，而是要求这些职能考虑到实际情况、能起到实际作用，以是否利民作为唯一评价标准。虽然这些思想尚属粗浅，但如果后来者分类耕耘，不排除能形成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等学科的可能。
然而，日本人对朱之瑜思想的关注却远远少于对他本人经历的关注。
“舜水先生”
朱之瑜的思想体系虽然别具一格，但在客居日本的23年中，他始终没有写出大部头的儒学作品。相比之下，黄宗羲已写下《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顾炎武写下《天下郡国利病书》等传世经典，而朱之瑜的学术思想却多以问答形式体现，缺乏结构性的长篇论述。如果仅对比学术成就，朱之瑜难以与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同席而坐。那日本人为何会如此推崇“舜水先生”呢？应该说，这是因为当时的水户藩有着特殊的政治需求。 水户藩位于江户（东京）东北的水运要道，由江户幕府创建者德川家康的第十一子德川赖房担任初代藩主。虽然血统高贵，但水户藩在江户幕府草创时期并不是幕府体系中地位最高的“御三家”（尾张藩、纪州藩、骏河藩）之一，直到1634年，骏河藩断嗣灭绝，水户藩才被纳入“御三家”的范畴。但由于历史原因，水户藩的领国规模（28万石）只是尾张（62万石）、纪州（56万石）两藩的一半，经济条件差了不少，但又要维护“御三家”的仪仗和气派，于是，为了维护表面开支而不得不削减家臣的俸禄，使家臣们普遍生活艰苦。
到了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圀时期，水户藩财政紧张问题已非常严重，家臣离心离德。既然没办法提升物质待遇，就只能从精神层面建功立业，为水户藩在幕府体系中确立一个不同寻常的地位。但江户时代承平日久，无武功可建，于是，德川光圀便选择追求“文功”：仿照中国《史记》体例编修一套《大日本史》。
早在继任藩主之前的1657年，德川光圀就在江户城水户藩邸内成立“史局”，邀请幕府御用儒学家——林罗山麾下的知识分子组成修史团队。林罗山重视朱熹提出的名分与等级观念，先后服侍德川家四代将军，以朱熹注解的儒学经典规范起草幕府各项典章制度，形成以幕府官定的日本朱子学。水户藩启用林罗山的门人编修《大日本史》，当然也是要用朱子学的“正名”思想梳理日本历史，确立德川家与江户幕府统治日本的历史合法性。这份合法性既然是由水户藩争来的，那么它在幕府内的地位自然就会提升。
但林罗山毕竟是幕府御用人士，如果只用他的门生，那么水户藩就无法掌控这份“文功”。恰在1659年，朱之瑜衣冠东渡，他前半生不畏强权、四方借兵的经历与独具特色的儒学主张在日本儒学界引起了不小震动。德川光圀如获至宝，在1665年秋，以“宾师”之礼将朱之瑜请至水户藩邸，行弟子礼，这也是两人首次相会。
彼时，朱之瑜在日本虽已小有名气，但以其著作论，还不足以成为大儒，更难说指导修史。然而。在德川光圀看来，修史必然繁重，水户藩又难以提供足额的报酬，寻求一位拥有忠君爱国形象的儒家学者来指导，无论是对修史本身，还是对稳固家臣团乃至于建构德川光圀不耻下问的“贤君”形象，都是有益无害的。朱之瑜的人生经历和人格魅力本身就是一面无可替代的旗帜，其坚毅、隐忍的性格更能为水户藩培养人才。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德川光圀为朱之瑜提供生计与传道机会，朱之瑜则以个人魅力凝聚与培养水户藩的家臣，双方协作，共同建立“文功”，以提升水户藩的地位。
翻开水户藩编纂的《舜水先生文集》，会发现“舜水先生”经常给德川光圀写信，劝谏德川光圀成为“贤君”，德川光圀发表一番感慨，接受他的建议。这种行文方式很容易让人想到《贞观政要》，本质上都是描写臣子直谏，塑造出良好的君臣互动关系，进而凸显君王之贤。时至今日，德川光圀在日本依然是“贤君”的代名词，到了现代，甚至还有德川光圀四处巡游、除暴安良的微服私访电视剧《水户黄门》。
从存世记载看，朱之瑜在水户藩留下的更多是政治理念顾问与教育导师的形象，他并没有亲身参与政治事务或修史工作。毕竟政务涉及海量的文案工作，不熟悉日语行文的朱之瑜不太可能深度参与;而修史涉及大量文献搜寻、典章查阅，甚至还要四方巡游收集各地传说，朱之瑜这位年逾古稀之人不可能亲力亲为。
不过，正由于朱之瑜的声名感召，水户藩的史局从最早的4人扩充到20人的规模，修史速度也迅猛推进，到1671年已编完26卷天皇本纪草稿。1672年，德川光圀取《左传》“彰往考来”一句，将“史局”更名为“彰考馆”。又经过10多年的编修，彰考馆在朱之瑜去世后的1683年完成了104卷史料的编纂工作，以当时的物质条件而言，实属难能可贵。德川光圀去世后，水户藩的修史工作因缺乏人才与资金支持，开始时断时续，直至江户幕府灭亡都没有修完，最终在1906年才由水户德川家后人完成。
朱之瑜的后半生固然辉煌，但由于江户幕府的官定学问是朱熹的朱子学，朱之瑜不但无法实践反对朱熹的理想，反而用自身“鲁仲连不事秦”的人生经历，给日本朱子学的“尊王爱国”论调添砖加瓦，让“尊王”成为水户
藩学问的核心价值观，继而影響到200年后的明治维新。
后续影响
如今，在东京中央线饭田桥站附近，有一座与水户藩、朱之瑜都有着密切关系的日本国家级名胜景点，即“小石川后乐园”。这里原本是水户藩庭园，在德川光圀时代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建，朱之瑜也参与了设计，在园林中融入了江南园林建筑的元素，并以“西湖”“庐山”“蓬莱岛”为泉水、假山、湖中小岛命名，最终还以《岳阳楼记》的经典名句“先忧后乐”，将整座园林命名为“后乐园”。若不明言，游客可能会以为这是另一座别具特色的中国江南园林。
朱之瑜在古典建筑设计方面造诣很深。为了响应德川光圀修建学校的请求，朱之瑜特地在1671年绘制《学宫图说》，随后与工匠一同制作了比例为1∶30的建筑模型。朱之瑜的到来为日本带来一股“中华风”，许多日式庭园都开始以中国山川命名，成为一时风雅。这也是朱之瑜东渡给日本带来的另一大遗产：“小中华”情结。
明清易代虽是自然的朝代更替，但时代变迁和个人经历让朱之瑜的后半生无时无刻不在感叹清朝暴虐，也让身边的日本人认为“中华已亡”，后世的日本儒学者也逐渐认为，承袭朱之瑜的道统，延续“中华”儒学，才是真正的“中华”。
应该看到，由于明清易代的特殊性，“小中华”思想在明朝原藩属国朝鲜、琉球、安南等地区都多少存在。但这些思想在上述国家都没有广泛传播开来，反而在日本，由于德川光圀与朱之瑜的君臣故事而进一步深化，以至于深远影响了后来的明治维新。
进入19世纪初，日本各地频繁出现西洋船只，这让日本知识界开始思考如何凝聚国民。于是，1824年，水户藩著名的儒学者会泽安向当时的藩主德川齐昭献上一部重要著作《新论》。虽然全由汉文写就，但《新论》不再以中国儒学为基础，而是融合一些神道思想，认为日本本身就是“皇祖神”天照大神）缔造的“神州”，忠孝仁义、伦理纲常不再是东亚大陆的舶来品，而是“皇祖神”建立“神州”日本的遗留品。换言之，在会泽安的理论中，日本已不是延续中国道统的“小中华”，日本本身才是“中华”的始源。
《新论》虽然只有寥寥2000多字，也因为幕府的限制而未能正式出版，但会泽安的门人却手抄散发，影响甚大。长州藩的维新志士吉田松阴在游历四方时读到这本书，进而开始关注国外事物与日本历史。回归后，吉田松阴接管了老家的一座私塾，并向下级武士乃至百姓教授西方学问与日本历史。在这些弟子中，就有后来明治宪法的制定者伊藤博文、外务大臣井上馨、近代日本军队创始人山县有朋等。《新论》的价值观体系也随着明治时代的建政元老崛起而逐步传播。
正因为水户藩在倒幕运动过程中具有思想策源之功，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加封水户德川家为侯爵，将其地位与尾张、纪州两家拉平;而在《大日本史》正式编撰完毕后，1929年水户德川家又升一格，成为公爵，地位与德川将军家对等。
借助水户德川家地位的提升，德川光圀与朱舜水的故事进一步为人熟知，甚至引起了因维新变法失败而逃亡日本的梁启超的注意，他的事迹与生平又反向传回中国。在民国时期修编的《清史稿》中，朱舜水已赫然在列，成为与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并列的鸿儒。
（作者系日本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