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研究野生动物保护法的法学专家，常纪文仍然记得17年前非典疫情暴发时人们的恐慌、无助以及对果子狸的恐惧。17年过去了，当“一口吃出的”疫情再次降临，他发现，人们学会了自我反思。
　　“蝙蝠是无辜的，不无辜的是滥食野味的人”“坚决反对滥食野味”“对非法食用野生动物说不”“永远禁止野生动物交易”……网友们的呼声汇聚到一起，形成了对野生动物保护法重修的强烈期待。最终，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2月底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将审议关于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议案。这是大家的拭“泪”以待，也是人们对大自然进行道歉的一次机会。
　　常纪文是参与启动修法决议意见提征的专家，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他正在紧张的忙碌中。他曾参与2016年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法工作，专注于野生动物保护法研究近20年，是法学家中的先锋，也是寻找绿水青山的探路者。

“中国人为什么会在同一个坑里跌倒两次？”

　　和所有中国人一样，常纪文没有想到，这个春节假期会如此“魔幻”，他更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一直期盼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法工作会因为这样猝不及防的原因而加速启动。“封城，停工停课，损失巨大，‘吃野味’的陋习到了不能不禁的时候了！”他的声音带着明显的焦灼。
　　春节之前，他回了一趟湖北老家看望父亲母亲。没错，他是湖北人。3天时间里，到哪儿哪儿封城的恐慌让他感觉“前所未有”。回京后，他很自觉地自我隔离，整整14天没出门，“连蔬菜都是社区大姐帮忙送上门的”。
　　接受采访的这天，恰好是常纪文居家隔离期满的日子。他比往常起得更早，仔仔细细将这些天整理好的文稿资料收拾好，等待时间一到，就赶回单位参加修法的讨论会。他时不时站在窗前朝外望望，因为疫情，整个社区异常安静，而这里是有着“亚洲第一大社区”之称的北京回龙观。“现在只能看到偶尔的几个路人，戴着口罩，行色匆匆。”
　　居家隔离的14天里，常纪文的工作强度不减反增。除了为修法做前期的学术准备外，他还利用多年的积累和思考写了几篇推动修法的学术文章，提供给专业期刊及相关媒体。14天里他发了26条朋友圈，全部围绕“野生动物保护”这个话题。在2月10日写给媒体的文章中，常纪文写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事件，代价极其高昂，教训极其惨痛。痛定思痛，今年野生动物保护法必会迎来一次大修。

　　虽然修法如愿启动，但这个起因却是常纪文不愿看到的。疫情发生后，他甚至接到过国外朋友发来的质问：“中国人为什么会在同一个坑里跌倒两次？”这让常纪文“心里很不是滋味”。
　　在常纪文的记忆中，“吃野味”并不是湖北家乡的传统，老一辈人甚至说只有乞丐才吃乌龟和蛇。但最近这些年，他回乡时，发现蛇和龟越来越频繁地成为宴席上的“大菜”，主人用这些不常见的野味表示对客人的重视。
　　他举了一个例子：“养鸡场的鸡和野生的跑山鸡大家会选哪一个？一定会是后者，常人的理解都是越少越珍贵，加上猎奇和炫富心理，‘吃野味’屡禁不止，甚至可以说是越禁越吃。这就反映出野生动物保护法需要继续完善的几个方面：首先，要有一个完整的‘禁食名录’;其次，围绕禁食名单，缺少捕猎、繁育、运输、储存、买卖、赠与等环节的全面禁止制度。这些，正是此次我们希望修改的重点。”
　　常纪文还告诉记者：“目前没有100%的证据说明野生动物就是病毒来源，但在立法工作中，有一条原则叫做风险预判，基于这个原则，我们就需要启动修法工作。”
　　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于1988年11月审议通过，至今已经歷过4次修订。有的学者曾在非典次年的重修建议中提出应禁食野生动物，但由于当时社会认知的程度不高，以及部分养殖业从业人员的反对，倡议没有得到采纳。此后的3次修改中，非典的惨痛记忆逐渐远去，除了珍贵、濒危以及对生态有特殊价值的野生动物外，至今都没有严格的法律规定禁食所有野生动物。“蝙蝠不是濒危物种，一些蛇也不是，它们很常见，往往正是这种‘漏网之鱼’极易引起公共卫生事件，所以我们又一次掉进了同一个坑里。”
　　不久前，常纪文收到过一条举报视频。靠近边境的云南某县城，售卖珍稀动物毛皮、骨头、药酒的摊位堂而皇之地出现在马路上，摊位前人来人往，人们视而不见，不远处就是某机关单位的驻地，但没有人出面干涉。这让常纪文意识到，正是权责不分明造成了野生动物交易的猖狂。因此，在此次的修法中，设置全国统一举报热线、落实首问责任制也成为他的建言之一，“用立法划清执法界限，让执法为法律保驾护航，只有这样，才能严密织出一张将人与野生动物适当隔离的保护网。”

冷板凳上的法学家

　　还未成年的水貂被电棒击倒，抽搐的过程中被剥去毛皮;7个月大的貉子趴在笼子里，眼睛湿润，瑟瑟发抖;不远处，是堆积起的动物尸体，鲜血淋淋……这是一段十几年前拍摄于河北省肃宁县的真实视频，那里被称为“裘皮之都”。当时，这段视频曾在世界上引起极大反应，甚至成为西方为中国设置贸易壁垒的理由，也是常纪文真正关注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起点。 　　“看到视频时，中国刚刚加入WTO，我正作为博士后在研究入世后因动物保护引发的贸易冲突问题。动物保护的观念在西方提倡得比较早，所以肃宁县的事件一出，西方对中国进行了严格的貂皮贸易制裁，第二年的出口量急剧减少，不足前一年的一半，至今都没有恢复到原来的水平。我想，动物保护已经成为中国与世界对话中绕不开的话题。”
　　2005年，常纪文作为访问学者去德国交流，那时他的专攻领域已经转为动物保护法。周末，在参加朋友举办的花园烧烤派对时，一位德国学者问他：“你们中国人是不是什么肉都吃？”常纪文个人的饮食习惯是不吃陆地上的动物及其制品，他也知道大多数同胞并不热衷于“吃野味”，可是少数热衷的呢？那一刻他只觉得愤怒又羞愧，以致哑口无言。“滥食野味，虐杀动物，对动物缺乏人道主义精神，已经是西方国家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而我想改变它。”
　　但在当时的背景下，国人对生态、环保的意识远不如今天，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研究在中国法学界也不是热门，甚至很“冷”。作为中国第一位环境资源法学博士后，常纪文可以说是前途无量，亲人朋友很多不理解他的选择，甚至有同学直接开口劝他不要自讨苦吃，更不要去坐冷板凳。

　　然而，他在冷板凳上牢牢坐了下来。2009年，常纪文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保护法（专家建议稿）》，将“动物福利”的理念引入国内法律建议中。最终，不得虐待野生动物、对待野生动物要遵守社会公德等建议被2016年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正式吸纳，并规定一些人工繁育条件，认可了实质性的“动物福利”。
　　“动物福利”的理念提出后，常纪文面临着诸多压力，甚至曾有餐馆老板打来电话，指责他断人财路。但他的本意并不是“一刀切”式的保护。“‘一刀切’不现实，也不是我想提倡的。英国允许食用人工养殖的鳄鱼，德国可以吃鹿肉，在中国这可能涉及7000万人的饭碗。一部法律的制定不能让另一部分人承受不必要的失去，要从促进经济发展、保护公共卫生、维护生态平衡的角度去综合考量，所以一部好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兹事体大。”

改造故乡，从520个垃圾桶开始

　　“好的法律，应该是让所有人都好好活下去的法律。”采访中，常纪文的这句话给记者留下极深的印象。再过两个月，就是常纪文50岁的虚岁生日。但无论是他稍快的语速、犀利的观点，还是大胆的工作作风，都不像是一个“有点年纪”的人。相反，他更像一个为了寻找那部理想法律而急速奔跑的追梦少年。
　　常纪文清楚地记得，2015年年底的一个午后，雾霾红色预警已连续发布3天。他结束会议后走出清华大学西门，站在马路上，向前伸出双手，张开手指，“不是阴天，也不是晚上，但我看不清自己的十指，太疯狂了！我心里在说‘无论如何不能再继续这样的发展了’。”回家后，常纪文立即着手写出文章《区域雾霾治理的革命性思路及措施分析》，发表在原环保部主管的核心期刊《环境保护》上，呼吁要用革命性手段治理雾霾，并建议修改宪法，将生态环境问题纳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考量中。
　　一石激起千层浪，质疑纷纷而来，朋友打来电话善意地提醒：“你呼吁革命？你学者还做不做？”常纪文没有犹豫，只回复一句“我屁股坐的正，有什么怕不怕？”便挂了电话。虽然如常工作，但那段时间，他成了生活在高压舱里的人。
　　事实证明，中国的改革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常纪文的建议最终被“十三五”规划纲要的“发展主线”部分采纳。2016年，他被评选为“绿色中国年度人物”，这一奖项是当时中国政府在环保领域设立的最高奖项。
　　也是在2016年，常纪文另一个大胆的尝试开始了。520个垃圾桶，是他带回家乡湖北省监利县朱河镇李沟村的礼物。他要在家乡搞一场农村垃圾分类的实践探索。“作为学者，如果学问不和实际相结合，那学问就是空中楼阁，出的主意也不会接地气。”
　　近3000名村民，大大小小约500户人家，每户都领到了一套组合式的分类垃圾桶：并列的两只桶，绿色的桶身上标注着“可腐烂”，灰色桶身上标注着“不可腐烂”。这样区分垃圾，就算分不清“可回收”“不可回收”的概念，村民也容易理解。为防止垃圾桶丢失，村里還在桶身上喷写了“李沟村”的字样，并从1到520进行了编号。农村的垃圾运输车少，这样一来，单日运送“可腐烂”，双日运送“不可腐烂”，就不会再出现易腐烂垃圾长期滞留的情况了。
　　几个月后，村民们逐渐尝到垃圾分类的甜头，最初的好奇与抵触情绪渐渐转变为自觉配合的行动。田埂上的白色垃圾不见了，小河重回往日的清澈，水沟里再也不会飘来阵阵腐臭。
　　“自从我们村有了分类垃圾桶，我外婆家的那个村子也有了压力，村委会学着也给每家每户配发了垃圾桶。看到人家的村子越来越漂亮，你的村子越来越脏，你会感到自责，这种自责会转化为行动，变成全民建设美丽乡村的动力，而美丽乡村又是美丽中国的一个缩影。”常纪文笑道。后来，李沟村的实验被他写进研究报告，结合浙江等省市在垃圾处理中的经验，推动了垃圾分类政策的出台。
　　常纪文思索了一会儿，告诉记者：“别看小小一个垃圾分类，影响深远。村容村貌改变后，返乡的人多了，这些人将外面的经验带回家乡，在经济、技术、文化上又不同程度地促进了家乡的发展，这告诉我们，环境、生态在社会总体发展上能起到多么基础性的作用！今年我们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里明确提出生态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这就是原因。”
　　“作为一名环保法学者，您追逐的小康社会是什么样的呢？”
　　对于这个问题，常纪文没有直接回答，他给了记者一篇自己写的文章，文章的题目叫做《记忆中的绿色回来了》。他这样写道：我的家乡在一个南方水乡，蓝天碧水青山间的玩耍，清晨群鸟清脆的鸣叫和夜晚的满天繁星是我最美好的儿时回忆。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花香、听得到鸟叫、记得住乡愁，这就是我对优质生态产品和美好生态环境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