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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分析“95后”大学生群体参与基层建设的可能性及其基层服务的稳定性，探析基层地区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人力资本积累中可能的障碍，研究利用1180个在校大学生样本，从个体角色特征、家庭与学校资源条件、政策了解程度三方面对其基层就业意愿、基层发展意愿进行了差异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当前在校大学生的基层就业意愿不低，但扎根基层意愿偏低，大学生基层服务的稳定性不足;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受到了家庭与学校资源稀缺的“推力”与优惠政策的“拉力”所形成的“推拉效应”的影响;但当前引导大学生基层服务的政策对大学生扎根基层、在基层发展的意愿缺乏激励性。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包括对现有政策进行整合、增加政策吸引面、制定鼓励留任的政策等方面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大学生;基层就业;基层发展;基层服务
十九大报告特别指出要“鼓励引导人才向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和基层一线流动”，这将是新时代人才流动的重要导向。实际上，为弥补基层人才紧缺，同时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途径，多年来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大学生基层服务的政策，如“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2003）、“三支一扶”计划（2006）、“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2006）以及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计划（2008）等。这些政策曾吸引了大批大学生赴基层短期就业，取得了明显的政策成效。然而，在进入新时代的今天，短期就业已不能满足基层发展需要，如何加速人力资本积累、留住人才以保证充足的人才储备成为了基层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所面对的新问题。虽然已有部分学者对中国大学生基层服务或就业意愿及其差异进行了相关探讨，但大多只是对大学生赴基层短期就业的意愿进行研究，忽略了对其在基层长期发展意愿的分析，无法对大学生基层服务稳定性进行预测并探讨是否能与当前基层的人才需求匹配，尤其当更追求自我、更具个性的“95后”群体已成为在读大学生的主体时，更需对基层就业意愿、基层发展意愿进行双重考察，才能设计出更有效的鼓励当代青年人才向基层流动、扎根基层的政策体系。因此，本研究对“95后”在校大学生基层服务意愿的探讨，将基于对基层就业意愿、基层发展意愿两个维度的分析，重在回答两个问题：（1）“95后”大学生基层就业与发展意愿如何，其基层服务的稳定性是否能满足新时代基层地区对人才的新需求。（2）哪些因素造成了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基层发展意愿的高低差异？哪类大学生群体将成为基层建设的生力军？
一、文献综述
（一）大学生基层服务意愿及成因的研究
自国家出台鼓励大学生服务基层的各项政策以来，中国学者围绕大学生基层服务意愿的调查与研究也逐渐丰富。张秋山（2009）认为基层工作环境艰苦、发展空间小以及父母既定期望等因素影响着大学生基层就业的选择。[1]王友航等人（2012）指出，出于对发展前景的担忧，只有少数毕业生到基层工作，且体现出明显向东部流动的倾向。[2]张锦平等人（2013）的研究以昆明医科大学为例，发现仅有27.8%的毕业生愿意到基层工作，主要的障碍因素是基层“职业发展前景不佳，工资低”等问题。[3]祝军、杨平等人（2015）指出，“西部志愿者计划”“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是大学生最熟悉的基层服务项目，愿意参与的比例达到40%以上，而影响大学生参与基层项目的主要因素在于基层待遇比较低、工作地偏远，生活条件差以及担心个人未来发展受到限制等因素，此外，对优惠政策的落实缺乏信心也是困扰大学生基层服务的因素之一。[4]高凯等人（2014）发现，有基层工作意愿的毕业生占7.37%，最终落实去基层就业的毕业生仅占3.76%。[5]林轩东等人（2016）也认为当前大学生基层服务意向不强，其客观原因是大学生们受基层岗位待遇、发展机会、晋升途径优势不明显等问题的影响，主观原因则是传统就业观念根深蒂固，大学生未能及时调整自己的就业观念和职业选择。[6]
（二）大学生基层服务意愿的差异研究
帕森斯（1909）的特质因素理论认为每个人都具有自己独特的人格特性和能力模式，这些都与个体的职业选择具有相关性。[7]因此，对于大学生基层服务意愿的研究不能离开对其个体特质的差异分析。王友航等人（2012）指出不同人力资本、家庭背景的大学毕业生基层就业的意愿存在差异。[8]在人力资本方面，祝军、杨平（2015）的研究揭示，家庭收入低、学习成绩好、组织能力强的女性、本专科应届毕业生参与基层就业的意愿更强。[9]宋国恺、武天等（2017）的研究则认为学习成绩好坏、是否有实习经历、对基层就业政策是否了解在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10]高凯等人（2014）的研究则显示学历对于基层服务期望具有明显的“门槛效应”，学生党员的基层服务意愿和行动力非常强烈。[11]此外，Kuntlong（1967）曾提出，不同专业、年级的大学生，他们的择业价值观和职业选择不同。[12]在家庭背景方面，Granovetter（1995）认为职业选择与家庭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3]Blau等人（1967）认为父母职业地位与教育水平会影响子女的职业选择。[14]中国情境下的研究也证实了该结论，如宋国恺、武天等（2017）的研究發现父亲职业地位为个体自雇、农民或无固定职业人员，家庭年消费支出越低的大学生，选择基层就业的可能性越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越弱。[15]
从以上近年来对大学生基层服务意愿的研究结论来看，大学生赴基层工作的意愿在就业形势日益严峻而自身资源有限的“推力”以及国家出台的基层服务优惠政策的“拉力”下，正逐渐上升，但是，薛妍琴等人（2010）曾重点考察大学生参加“西部计划”前后的职业规划，发现只有小部分志愿者愿意延长志愿时间。[16]这意味着大学生基层服务可能更多是在“推拉”作用下的短期行为。然而，短期就业与服务，对于边远基层地区而言很难形成发展所需的人才储备与人力资本积累，也不利于边远基层地区的战略规划与实现高质量发展。因此，当前更需关注的是大学生基层服务意愿是否具有稳定性的问题，既要观察大学生的短期就业意愿，也要分析其长期发展意愿。现有研究对大学生基层服务意愿差异的分析大多较为笼统，缺乏对不同服务项目的差异比较。不同的基层服务项目要求的条件及所享受的优惠政策是不同的，所吸引的大学生群体或许也存在差异，因此有必要进行分类研究并就不同项目间的差异进行比较。另外，“95后”青年已成为了高校学生的主体，这部分生长于“信息爆炸”时代的青年人具有多元的价值观，对他们服务基层的意愿及差异的研究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问题。 基于现有研究的启发与不足，研究拟选取“95后”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首先对大学生短期的基层就业意愿及其差异性进行分析，并对“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三支一扶”计划、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以及大学生村官四大基层服务项目的参与意愿及差异进行比较;其次对大学生在基层长期发展的意愿及群体差异性进行研究;最后，从个体角色特征、学校与家庭资源、政策了解程度等层面上探索具有较高基层就业、基层发展意愿的大学生群体的主要特质，从中得出进一步鼓励大学生扎根基层的政策启示。
二、研究方法
（一）数据收集与样本特征
1.数据收集
研究采取多阶段复合抽样方法。各阶段主要以配额抽样（Quota Sampling）为主，将总体按照学校类型的不同分为双一流高校、普通高校两个子群，再从两个子群中分别抽取样本，组成总体样本。本次调查在福建地区共发放1218份问卷，有效回收1180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6%。
2.样本特征
被调查者中，男女生分别占比45.4%与54.6%;家庭所在地为农村的学生占比47.2%，城市占比52.8%;来自双一流高校的大学生占比25%，普通高校大学生占比75%;在专业类别上，文科、理科、工科分别占比46.1%、21.8%和32.1%;来自独生子女家庭的被调查者占比60.4%;11.7%的被调查者为中共党员（详见表1）。总体而言，样本分布较为合理。
（二）研究变量的测量
1.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
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用于衡量大学生短期服务意愿，使用“您毕业后到基层工作的意愿程度是？”问题加以衡量，为避免自填问卷时出现选项的趋中趋势，采用四级选项测量，即非常不愿意、不太愿意、可以考虑、非常愿意。此外，为了分析大学生对不同基层服务项目的短期服务意愿差异，研究还就大学生对三支一扶、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大学生村官、特岗教师这四大基层项目的短期就业意愿分别做了测量，在问卷中使用“您毕业后参与以下四类基层服务项目的意愿程度分别是？”问题加以衡量，选项亦采取四级设计。以上均属定序测量。
2.大学生基层发展意愿
大学生基层发展意愿用于衡量大学生扎根基层的长期意愿，使用问题“在基层工作后，您将做何种职业发展打算？”加以衡量，询问具有基层就业意愿的被调查者。选项分别为“留在基层，并将此作为自己的事业”“积累基层工作经验，为以后考公考研等做准备”“还没想好，干了再说”“其他”，属定类测量。
3.个人背景特征
研究将从个体角色特征、家庭与学校资源条件、政策了解程度三个维度，对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与发展意愿的差异进行显著性检验。个体角色特征包括性别、年级、政治面貌，均为定类测量;家庭与学校资源条件包括家庭所在地、是否独生子女、父/母职业、月生活费、院校类型、专业类型，除“月生活费”为定序测量外，其余均为定类测量。对政策了解程度的调查为定序测量，使用问卷中“对于政府出台的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基层服务的政策，您的了解程度是？”加以衡量，采用四级选项，即非常不了解、不太了解、比较了解、非常了解。
（三）数据分析方法
研究选用SPSS20.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首先，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对样本基本特征进行描述，了解研究对象的个人背景特征;其次，在对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进行描述统计后，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分析讨论不同背景特征的大学生在基层就业总体意愿及其在四大基层项目上的差异;最后，对大学生基层发展意愿进行描述统计，并运用卡方检验将大学生的基层发展意愿与个人背景特征变量作交叉分析，探索差异显著性。
三、研究分析与结果
（一）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及差异分析
研究对被试大学生的基层就业总体意愿及四大基层项目的就业意愿分别进行了描述统计，平均分值均高于理论上的量表中值2.5。其中，被试大学生基层就业的总体意愿均值为2.77，居于中等偏上水平。而在四个基层项目中，三支一扶项目的就业意愿均值相对较高，达到2.75，处于较高水平，其次是志愿服务西部项目的就业意愿，均值为2.74，大学生村官项目的就业意愿居于第三，均值为2.62，而特岗教师项目的就业意愿均值相对较低，为2.58。
研究进一步探索了不同背景特征的大学生在基层就业总体意愿及其在四个基层项目上的差异（见表2）。
1.性别差异。大学生基层就业的总体意愿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分别检定四个基层项目的就业意愿后发现，女大学生在“三支一扶”和“志愿服務西部”这两个项目上的就业意愿显著高于男大学生。
2.年级差异。毕业班学生基层就业的总体意愿显著高于非毕业班学生。即将毕业的大学生直接面对就业压力，就业意识也更加务实，这可能是他们相对非毕业班学生而言基层就业意愿更强的主要原因。
3.政治面貌差异。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的大学生基层就业的总体意愿显著高于非中共党员的大学生。一方面，在国家大力倡导人才向基层流动的大环境下，大学生党员作为群体中的先进代表，具有更强的政策追随意愿;另一方面，在基层项目的选拔中，党员身份往往带来竞争优势，这也是学生党员基层就业意愿相对更高的可能原因之一。
4.家庭所在地差异。农村生源的大学生其基层就业的总体意愿显著高于城市生源的大学生。四个基层项目的就业意愿也均呈现该规律。
5.家庭子女数差异。独生子女大学生到基层就业的总体意愿显著低于非独生子女。四个基层项目的就业意愿也呈现该规律。由于独生子女家庭更多分布于城市，非独生子女家庭更多分布于农村，因此这也和家庭所在地不同所带来的差异相印证。此外，独生子女家庭中，父母意见对孩子的就业选择有较大影响力，家长所持有的“望子成龙”的理念对孩子的基层就业意识也存在一定影响。 6.父/母职业差异。父亲、母亲的职业差异均会造成大学生基层就业总体意愿上的显著差异。父亲或母亲为农民的大学生基层就业总体意愿显著高于父亲或母亲在党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与社会团体工作、自雇或无单位的大学生。四个基层项目的就业意愿差异，也同样呈现这一规律。此外，父亲或母亲的职业为无单位或自雇的大学生基层就业总体意愿显著高于父亲或母亲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工作的大学生。通常，城市中父亲或母亲无单位的家庭，其社会资源比较有限，子女在寻找工作的过程中若无法得到来自家庭的帮助，可能会选择先在基层就业，而后再规划后续的职业发展。
7.月生活费水平差异。大学生基层就业的总体意愿与其月生活费水平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四个基层项目的就业意愿与月生活费之间均呈负向关系，但仅“三支一扶”项目的负相关具统计学上的显著性。月生活费越高的大学生，通常家庭条件越好，其获得在城市就业的机会也相对越多，基層就业的意愿也就相对较低。这也再次反映出大学生基层就业的意愿高低与家庭资源多寡有关。
8.院校类型差异。不同院校类型的大学生在基层就业的总体意愿上存在显著差异。与双一流高校相比，普通本科院校大学生基层就业的总体意愿更高。这与求职市场中的“学校歧视”堵塞了普通高校大学生“向上流动”的通路有一定关系。分别对四类基层项目进行分析发现，普通高校大学生在“大学生村官”“特岗教师”项目上的就业意愿显著高于双一流高校的学生。可见，学校资源有限也是大学生基层就业的动因之一。
9.专业类别差异。大学生基层就业的总体意愿在专业类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分别检定四大基层项目的就业意愿后发现，文科专业学生在“志愿服务西部”项目上的就业意愿显著高于工科大学生;理科专业学生在“特岗教师”项目上的就业意愿显著高于工科大学生;文、理科专业学生在“大学生村官”项目上的就业意愿均显著高于工科大学生。工科专业讲求技术实践应用，相比文科与理科，通常较容易获得好的就业机会。现有研究也显示，此类毕业生一般会在经济发展状况较好、拥有较多与本专业相关的知名企业的地区就业。[17]
10.政策了解程度差异。大学生基层就业的总体意愿与其对于政府出台的鼓励高校毕业生基层服务的政策了解程度具显著正相关。四个基层项目的就业意愿也同样呈现这一规律。其中，大学生参与大学生村官项目的意愿与其对鼓励政策的了解程度相关系数最高，其次是特岗教师项目、三支一扶项目，最后是志愿服务西部项目。这也证明了国家出台的鼓励基层流动的政策是大学生参与基层服务的重要动因之一。
综上，基层就业意愿较高的大学生主要分布于高年级的学生党员、家庭与学校资源条件较弱，对国家出台的鼓励政策了解较深的群体内。换句话说，家庭与学校的就业资源不足、国家出台的相关鼓励政策是当前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的主要动因。
（二）大学生基层发展意愿及差异分析
基层的人才储备与人力资本积累不仅仅取决于大学生的基层就业意愿，更取决于大学生在基层扎根和发展的意愿。在867个表示愿意到基层就业的大学生中，仅有10.7%的大学生表示愿意“留在基层，并将此作为自己的事业”，50.1%的被试大学生表示到基层就业是为了“积累基层工作经验，为以后考公考研等做准备”， 37.8%的大学生表示“还没想好，干了再说”。研究进一步运用卡方检验，对不同背景大学生基层发展意愿的差异进行了探索与分析，发现在以下几个个人背景变量中存在差异（表3）。
1.性别差异。相对全体被调查者在基层发展意愿上的分布而言，男大学生选择“留在基层，并将此作为自己事业”的比例显著偏高;女大学生选择“积累基层工作经验，为以后考公考研等做准备”及“还没想好，干了再说”的比例显著偏高。这意味着，虽然不同性别大学生的基层就业意愿不存在显著差异，但是男大学生在基层扎根与发展上的意愿高于女性，具有更强的基层服务稳定性。
2.年级差异。相对全体被调查者在基层发展意愿上的分布而言，毕业班学生在“留在基层，并将此作为自己的事业”和“积累基层工作经验，为以后考公考研等做准备”上选择均显著高于非毕业班;表示“还没想好，干了再说”的非毕业班学生比例则显著较高。可见，处于毕业阶段的大学生在面对职业选择时已具备了相对明晰的目标，而非毕业班的大学生则相对模糊不定。
3.政治面貌差异。相对全体被调查者在基层发展意愿上的分布而言，表示希望“留在基层，并将此作为自己的事业”和“积累基层工作经验，为以后考公考研等做准备”的学生党员比例均高于非学生党员;表示“还没想好，干了再说”的非学生党员比例显著高于学生党员的比例。可见，学生党员的职业发展目标与规划更为明确。
4.家庭所在地差异。相对全体被调查者在基层发展意愿上的分布而言，农村大学生愿意“留在基层，并将此作为自己的事业”的比例显著高于城市大学生;城市大学生则比农村大学生更倾向“积累基层工作经验，为以后考公考研等做准备”。无论是基层就业还是基层发展上，农村生源大学生都有相对较高的意愿。
5.家庭子女数差异。相对全体被调查者在基层发展意愿上的分布而言，非独生子女家庭的大学生表示“留在基层并将此作为自己事业”的比例显著偏高，独生子女家庭的大学生表示“积累基层工作经验，为以后考公考研等做准备”的比例显著偏高。这与其在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差异中所表现出来的规律相符。
6.母亲职业差异。父亲所处的不同职业与大学生基层发展意愿之间并无显著相关，但母亲不同的职业类型与大学生基层发展意愿间存在显著关系。可能的原因包括，一方面，在中国家庭中，即便夫妻都从事有偿劳动，妻子也更多地承担了家务与育儿的工作[18]，但母亲的职业对子女的职业选择具有更为显著的影响;另一方面，在门当户对的婚姻文化中，男性职业地位往往高于女性[19]，因此母亲的职业可以代表一个家庭社会地位与社会资源多寡的下限。黄衍华、乔晓春（2017）的研究也显示了母亲职业对子女职业地位的作用超过父亲职业的影响。[20]进一步分析发现，相对全体被调查者在基层发展意愿上的分布而言，母亲职业为农民的大学生愿意“留在基层并以此作为自己的事业”的比例显著偏高，母亲在企事业、社会团体工作的大学生表示将“积累基层工作经验，为以后考公考研做准备”的比例显著偏高。这意味着，家庭资源多寡不仅负向影响着大学生的基层就业意愿，也负向影响着其基层发展意愿。 7.月生活费水平差异。相对全体被调查者在基层发展意愿上的分布而言，生活费水平越高的大学生表示“还没想好，干了再说”的比例越高。经济上没有后顾之忧，职业规划的意识也就相对较弱。生活费水平在1000元及以下的被试大学生表示“留在基层，并将此作为自己事业”的比例显著高于家庭条件更好的大学生。可见，家庭条件对大学生基层就业及发展的意愿均存在较显著的影响。
8.专业类别差异。相对全体被调查者在基层发展意愿上的分布而言，文、理科大学生选择“留在基层，并将此作为自己事业”的比例显著高于工科学生，工科大学生选择“积累基层工作经验，为以后考公考研等做准备”的比例高于文、理科学生。这与文、理科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显著高于工科学生的结论较为一致。
9.政策了解程度差异。相对全体被调查者在基层发展意愿上的分布而言，对政府鼓励政策了解的大学生表示“留在基层并将此作为自己事业”的比例与表示“积累基层工作经验，为以后考公考研等做准备”的比例均偏高，并无明顯差异;对政府鼓励政策不了解的大学生表示“还没想好，干了再说”的比例则显著偏高，这部分大学生对自我职业发展与规划尚不明晰。总体而言，政策了解程度的差异所带来的大学生基层发展意愿上的差异并不像其对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的影响那么突出与明显。
综上所述，与基层就业意愿高低所呈现的规律相一致的是，基层发展意愿高的大学生主要分布于家庭资源条件相对较弱的群体中。不同的是，大学生对国家鼓励基层服务政策的了解度高低并未造成其基层发展意愿的显著差异，这与当前鼓励大学生基层服务的政策导向重“引才”而轻“留才”有关;高校类型是否属为“双一流”也并未造成大学生基层发展意愿的显著差异，无论是哪一类型高校的大学生在基层发展意愿上都更倾向于“积累基层工作经验，为以后考公考研等做准备”，这也再次证明了当前大学生基层服务更多属于短期行为。此外，不同个体角色特征也对基层发展意愿的高低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
1.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不低，但扎根基层意愿偏低，服务基层的稳定性不足
基层的发展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与过程的，因此，稳定的人才队伍是其发展的重要保障，这意味着基层不仅要吸纳人才，更要留住人才，方能取得持续的发展。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具有相对较高的基层就业意愿，表示毕业后“可以考虑”或“非常愿意”到基层工作的被调查者占比73.4%，基层就业意愿均值为2.77，高于理论中值2.5。其中，三支一扶项目的就业意愿均值最高。但是，与较高的基层就业意愿相反的是，大学生扎根基层的意愿偏低，具有基层就业意愿的大学生中仅有10.7%的被调查者表示愿意“留在基层，并将此作为自己的事业”，更多的被调查者则是抱持“跳板”心理，计划“积累基层工作经验，为以后考公考研等做准备”。研究还对大学生在基层工作所能接受的最长工作年限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能接受的最长工作年限为2年及以下的被调查者占75.1%;接受3-5年基层工作年限的大学生占23.0%;能接受6年及以上基层工作年限的被调查者仅占1.9%。这和大学生基层发展意愿的调查结果相吻合。这些结果揭示了当前大学生基层就业更多是在激烈竞争环境下作出的“先就业再择业”的选择与规划，服务基层的稳定性不足。这可能带来的后果是，大部分赴基层工作的大学生在经过短暂的基层锻炼，刚刚对基层工作有所了解并能胜任相应工作后，又将离开基层岗位，这既不利于基层人才储备、人力资本积累，也会增加基层单位的用人成本，不能满足新时代基层地区的人才新需求。
2.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受到了“推拉效应”影响
在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上，对国家鼓励高校毕业生基层服务的政策越了解的被调查者，其意愿越强烈;此外，基层就业意愿较为强烈的大学生往往是学校资源与家庭资源相对匮乏的群体。可见，当前国家优惠政策的“拉力”、就业形势严峻而所在学校与家庭的就业资源相对匮乏的“推力”所形成的“推拉效应”是当前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的主要影响要素。
3.现行鼓励毕业生基层服务的政策对大学生基层发展意愿的拉力不足
在大学生基层发展的意愿上，也同样呈现出家庭资源较为匮乏的群体其意愿更强烈的规律，但对国家鼓励高校毕业生基层服务的政策了解的被调查者在“留在基层，并将此作为自己的事业”“积累基层工作经验，为以后考公考研等做准备”这两种态度上的分布相对全体被调查者而言均呈偏高状态，并无差异。这意味着目前国家相关政策对大学生基层发展意愿的“拉力”不足，现行政策主要是服务期满后考公务员、考研究生或转岗、学费补偿或贷款代偿等优惠政策，缺乏对继续留任基层、留任原岗的保障、鼓励与优惠措施。因此，现有政策虽能较好地吸引人才，但是留住人才的作用力欠缺，政策效果具有短期性。
4.个体角色特征是大学生基层就业与发展意愿的约束条件
除了来自家庭与学校资源、国家政策的“推拉效应”作用之外，个体角色特征也对大学生基层就业与发展的意愿产生一定的约束。如性别因素在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上未体现出显著差异，但是在基层发展意愿上，男性扎根基层的意愿显著偏高。基层环境艰苦、工作繁重压力大，受传统性别意识与观念的影响，女性比男性更难接受和适应此类性质的工作。此外，毕业生、学生党员的基层就业意愿更为强烈，前者是源于毕业在即，对个人职业发展有了更为成熟的思考，后者一方面与学生党员的觉悟有关，另一方面是由于当前鼓励大学生基层就业的政策具有一定的人才选拔要求，学生党员具备更多的竞争优势。可见，个体角色特征也构成了大学生基层就业与发展意愿的约束条件。
5.四类基层项目的就业环境与优惠政策不同，吸引的大学生群体也存在差异
四类不同的基层项目中均呈现出家庭资源较为匮乏的群体、对政策越了解的群体其基层就业意愿越强烈的规律，但是在学校资源与个体角色特征上却有一定的差异。如女性相比男性具有更强烈的参与三支一扶、志愿服务西部的意愿。乔志宏等（2014）的研究显示，男大学生更倾向于选择增加阶层差异的职业，而女性更倾向于选择如志愿服务西部、社工等减少阶层差异的职业。[21]“三支一扶”与“志愿服务西部”项目具有更为显著的“减少阶层差异”的职业特点，因此女性在此类基层项目上的就业意愿会更高于男性。在大学生村官与特岗教师两个项目的就业意愿上，普通高校大学生显著高于双一流高校，文科、理科专业学生显著高于就业率较高的工科专业;三支一扶与志愿服务西部项目的就业意愿上则不存在着显著的学校资源差异。这一结果也再次验证了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所受到的“推拉效应”的作用：大学生村官与特岗教师两个项目无论是待遇、工作条件还是服务期满后的优惠政策均比三支一扶、志愿服务西部项目要具有更强的政策吸引力，因此，所在高校与专业越是缺乏在城市中就业的竞争力，这两个基层项目的吸引力也就越大，“推拉效应”也就越显著。 （二）政策启示
人才向经济发达地区集聚是人才市场的基本规律，但其所带来的人才结构不合理、区域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则需要靠国家的宏观政策加以调控。国家推行已久的鼓励大学生向基层流动的政策已经为基层输送了大量人才，但是在新时代，基层地区对人才的需求也逐渐发生变化：留住人才以形成充足的人才储备与积累，是基层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保障。因此，现行的鼓励大学生基层服务的政策也需要相应地进行调整，或出台新的引导政策。
1.对现有政策进行整合。现有的大学生基层服务项目与相关政策种类繁多，又均出自不同职能部门，因此存在着工作类型与项目上的重复，但选拔门槛与待遇上又有较多差异的情况。建议对现有大学生基层服务项目及相关政策进行整合与归并，同时对待遇上的差异进行一定的平衡，厘清政策体系，形成引导合力。
2.增强政策吸引面。研究显示，家庭资源、学校资源相对稀缺的大学生群体基层就业与发展意愿较强，而城市户籍大学生、独生子女、家庭经济条件较好、重点高校和就业前景较好专业的大学生群体基层就业和发展意愿相对较低。为增强政策的吸引面，在做好基层就业环境建设的同时，也应分析基层服务意愿较低群体的实际障碍，有针对性地进行激励政策设计，如对离家赴基层服务的独生子女家庭予以一定的补助或者优惠措施，给予赴基层服务或创业的双一流高校毕业生一定的人才奖励经费等，逐步拓展基层服务政策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影响力和吸引面。
3.制定鼓励留任的政策。研究显示，对政府引导大学生基层就业的政策越了解的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越强烈，但是政策了解度与基层发展意愿的相关性却不显著。这意味着现行鼓励大学生基层服务的政策对于培育大学生基层发展、扎根基层的意愿是效力不足的。当前大学生基层服务的政策中主要的鼓励措施是服务期满后考公务员和考研享受优惠政策、学费补偿或贷款代偿等，然而，基层服务期内的待遇并不高，且没有获得体制内的编制。因此，政策吸引的对象主要是家庭资源、学校资源稀缺或就业竞争力相对较弱的学生，此外，服务期满后职业转换的优惠政策力度远大于继续留任的支持力度，也造成了更多的大学生将基层就业视为“积累基层工作经验，为以后考公考研等做准备”，不利于基层留住人才。因此，建议提高大学生基层服务期间的待遇，在完善“引人”政策的同时，建立“留人”的政策与机制，鼓励扎根基层。如对扎根基层的大学毕业生在工作一定年限后实行“参公管理”，或是解决编制问题，给返乡创业的农村籍大学生以政策支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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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钟嘉仪）
关键词：大学生;基层就业;基层发展;基层服务
十九大报告特别指出要“鼓励引导人才向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和基层一线流动”，这将是新时代人才流动的重要导向。实际上，为弥补基层人才紧缺，同时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途径，多年来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大学生基层服务的政策，如“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2003）、“三支一扶”计划（2006）、“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2006）以及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计划（2008）等。这些政策曾吸引了大批大学生赴基层短期就业，取得了明显的政策成效。然而，在进入新时代的今天，短期就业已不能满足基层发展需要，如何加速人力资本积累、留住人才以保证充足的人才储备成为了基层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所面对的新问题。虽然已有部分学者对中国大学生基层服务或就业意愿及其差异进行了相关探讨，但大多只是对大学生赴基层短期就业的意愿进行研究，忽略了对其在基层长期发展意愿的分析，无法对大学生基层服务稳定性进行预测并探讨是否能与当前基层的人才需求匹配，尤其当更追求自我、更具个性的“95后”群体已成为在读大学生的主体时，更需对基层就业意愿、基层发展意愿进行双重考察，才能设计出更有效的鼓励当代青年人才向基层流动、扎根基层的政策体系。因此，本研究对“95后”在校大学生基层服务意愿的探讨，将基于对基层就业意愿、基层发展意愿两个维度的分析，重在回答两个问题：（1）“95后”大学生基层就业与发展意愿如何，其基层服务的稳定性是否能满足新时代基层地区对人才的新需求。（2）哪些因素造成了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基层发展意愿的高低差异？哪类大学生群体将成为基层建设的生力军？
一、文献综述
（一）大学生基层服务意愿及成因的研究
自国家出台鼓励大学生服务基层的各项政策以来，中国学者围绕大学生基层服务意愿的调查与研究也逐渐丰富。张秋山（2009）认为基层工作环境艰苦、发展空间小以及父母既定期望等因素影响着大学生基层就业的选择。[1]王友航等人（2012）指出，出于对发展前景的担忧，只有少数毕业生到基层工作，且体现出明显向东部流动的倾向。[2]张锦平等人（2013）的研究以昆明医科大学为例，发现仅有27.8%的毕业生愿意到基层工作，主要的障碍因素是基层“职业发展前景不佳，工资低”等问题。[3]祝军、杨平等人（2015）指出，“西部志愿者计划”“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是大学生最熟悉的基层服务项目，愿意参与的比例达到40%以上，而影响大学生参与基层项目的主要因素在于基层待遇比较低、工作地偏远，生活条件差以及担心个人未来发展受到限制等因素，此外，对优惠政策的落实缺乏信心也是困扰大学生基层服务的因素之一。[4]高凯等人（2014）发现，有基层工作意愿的毕业生占7.37%，最终落实去基层就业的毕业生仅占3.76%。[5]林轩东等人（2016）也认为当前大学生基层服务意向不强，其客观原因是大学生们受基层岗位待遇、发展机会、晋升途径优势不明显等问题的影响，主观原因则是传统就业观念根深蒂固，大学生未能及时调整自己的就业观念和职业选择。[6]
（二）大学生基层服务意愿的差异研究
帕森斯（1909）的特质因素理论认为每个人都具有自己独特的人格特性和能力模式，这些都与个体的职业选择具有相关性。[7]因此，对于大学生基层服务意愿的研究不能离开对其个体特质的差异分析。王友航等人（2012）指出不同人力资本、家庭背景的大学毕业生基层就业的意愿存在差异。[8]在人力资本方面，祝军、杨平（2015）的研究揭示，家庭收入低、学习成绩好、组织能力强的女性、本专科应届毕业生参与基层就业的意愿更强。[9]宋国恺、武天等（2017）的研究则认为学习成绩好坏、是否有实习经历、对基层就业政策是否了解在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10]高凯等人（2014）的研究则显示学历对于基层服务期望具有明显的“门槛效应”，学生党员的基层服务意愿和行动力非常强烈。[11]此外，Kuntlong（1967）曾提出，不同专业、年级的大学生，他们的择业价值观和职业选择不同。[12]在家庭背景方面，Granovetter（1995）认为职业选择与家庭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3]Blau等人（1967）认为父母职业地位与教育水平会影响子女的职业选择。[14]中国情境下的研究也证实了该结论，如宋国恺、武天等（2017）的研究發现父亲职业地位为个体自雇、农民或无固定职业人员，家庭年消费支出越低的大学生，选择基层就业的可能性越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越弱。[15]
从以上近年来对大学生基层服务意愿的研究结论来看，大学生赴基层工作的意愿在就业形势日益严峻而自身资源有限的“推力”以及国家出台的基层服务优惠政策的“拉力”下，正逐渐上升，但是，薛妍琴等人（2010）曾重点考察大学生参加“西部计划”前后的职业规划，发现只有小部分志愿者愿意延长志愿时间。[16]这意味着大学生基层服务可能更多是在“推拉”作用下的短期行为。然而，短期就业与服务，对于边远基层地区而言很难形成发展所需的人才储备与人力资本积累，也不利于边远基层地区的战略规划与实现高质量发展。因此，当前更需关注的是大学生基层服务意愿是否具有稳定性的问题，既要观察大学生的短期就业意愿，也要分析其长期发展意愿。现有研究对大学生基层服务意愿差异的分析大多较为笼统，缺乏对不同服务项目的差异比较。不同的基层服务项目要求的条件及所享受的优惠政策是不同的，所吸引的大学生群体或许也存在差异，因此有必要进行分类研究并就不同项目间的差异进行比较。另外，“95后”青年已成为了高校学生的主体，这部分生长于“信息爆炸”时代的青年人具有多元的价值观，对他们服务基层的意愿及差异的研究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问题。 基于现有研究的启发与不足，研究拟选取“95后”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首先对大学生短期的基层就业意愿及其差异性进行分析，并对“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三支一扶”计划、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以及大学生村官四大基层服务项目的参与意愿及差异进行比较;其次对大学生在基层长期发展的意愿及群体差异性进行研究;最后，从个体角色特征、学校与家庭资源、政策了解程度等层面上探索具有较高基层就业、基层发展意愿的大学生群体的主要特质，从中得出进一步鼓励大学生扎根基层的政策启示。
二、研究方法
（一）数据收集与样本特征
1.数据收集
研究采取多阶段复合抽样方法。各阶段主要以配额抽样（Quota Sampling）为主，将总体按照学校类型的不同分为双一流高校、普通高校两个子群，再从两个子群中分别抽取样本，组成总体样本。本次调查在福建地区共发放1218份问卷，有效回收1180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6%。
2.样本特征
被调查者中，男女生分别占比45.4%与54.6%;家庭所在地为农村的学生占比47.2%，城市占比52.8%;来自双一流高校的大学生占比25%，普通高校大学生占比75%;在专业类别上，文科、理科、工科分别占比46.1%、21.8%和32.1%;来自独生子女家庭的被调查者占比60.4%;11.7%的被调查者为中共党员（详见表1）。总体而言，样本分布较为合理。
（二）研究变量的测量
1.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
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用于衡量大学生短期服务意愿，使用“您毕业后到基层工作的意愿程度是？”问题加以衡量，为避免自填问卷时出现选项的趋中趋势，采用四级选项测量，即非常不愿意、不太愿意、可以考虑、非常愿意。此外，为了分析大学生对不同基层服务项目的短期服务意愿差异，研究还就大学生对三支一扶、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大学生村官、特岗教师这四大基层项目的短期就业意愿分别做了测量，在问卷中使用“您毕业后参与以下四类基层服务项目的意愿程度分别是？”问题加以衡量，选项亦采取四级设计。以上均属定序测量。
2.大学生基层发展意愿
大学生基层发展意愿用于衡量大学生扎根基层的长期意愿，使用问题“在基层工作后，您将做何种职业发展打算？”加以衡量，询问具有基层就业意愿的被调查者。选项分别为“留在基层，并将此作为自己的事业”“积累基层工作经验，为以后考公考研等做准备”“还没想好，干了再说”“其他”，属定类测量。
3.个人背景特征
研究将从个体角色特征、家庭与学校资源条件、政策了解程度三个维度，对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与发展意愿的差异进行显著性检验。个体角色特征包括性别、年级、政治面貌，均为定类测量;家庭与学校资源条件包括家庭所在地、是否独生子女、父/母职业、月生活费、院校类型、专业类型，除“月生活费”为定序测量外，其余均为定类测量。对政策了解程度的调查为定序测量，使用问卷中“对于政府出台的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基层服务的政策，您的了解程度是？”加以衡量，采用四级选项，即非常不了解、不太了解、比较了解、非常了解。
（三）数据分析方法
研究选用SPSS20.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首先，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对样本基本特征进行描述，了解研究对象的个人背景特征;其次，在对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进行描述统计后，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分析讨论不同背景特征的大学生在基层就业总体意愿及其在四大基层项目上的差异;最后，对大学生基层发展意愿进行描述统计，并运用卡方检验将大学生的基层发展意愿与个人背景特征变量作交叉分析，探索差异显著性。
三、研究分析与结果
（一）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及差异分析
研究对被试大学生的基层就业总体意愿及四大基层项目的就业意愿分别进行了描述统计，平均分值均高于理论上的量表中值2.5。其中，被试大学生基层就业的总体意愿均值为2.77，居于中等偏上水平。而在四个基层项目中，三支一扶项目的就业意愿均值相对较高，达到2.75，处于较高水平，其次是志愿服务西部项目的就业意愿，均值为2.74，大学生村官项目的就业意愿居于第三，均值为2.62，而特岗教师项目的就业意愿均值相对较低，为2.58。
研究进一步探索了不同背景特征的大学生在基层就业总体意愿及其在四个基层项目上的差异（见表2）。
1.性别差异。大学生基层就业的总体意愿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分别检定四个基层项目的就业意愿后发现，女大学生在“三支一扶”和“志愿服務西部”这两个项目上的就业意愿显著高于男大学生。
2.年级差异。毕业班学生基层就业的总体意愿显著高于非毕业班学生。即将毕业的大学生直接面对就业压力，就业意识也更加务实，这可能是他们相对非毕业班学生而言基层就业意愿更强的主要原因。
3.政治面貌差异。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的大学生基层就业的总体意愿显著高于非中共党员的大学生。一方面，在国家大力倡导人才向基层流动的大环境下，大学生党员作为群体中的先进代表，具有更强的政策追随意愿;另一方面，在基层项目的选拔中，党员身份往往带来竞争优势，这也是学生党员基层就业意愿相对更高的可能原因之一。
4.家庭所在地差异。农村生源的大学生其基层就业的总体意愿显著高于城市生源的大学生。四个基层项目的就业意愿也均呈现该规律。
5.家庭子女数差异。独生子女大学生到基层就业的总体意愿显著低于非独生子女。四个基层项目的就业意愿也呈现该规律。由于独生子女家庭更多分布于城市，非独生子女家庭更多分布于农村，因此这也和家庭所在地不同所带来的差异相印证。此外，独生子女家庭中，父母意见对孩子的就业选择有较大影响力，家长所持有的“望子成龙”的理念对孩子的基层就业意识也存在一定影响。 6.父/母职业差异。父亲、母亲的职业差异均会造成大学生基层就业总体意愿上的显著差异。父亲或母亲为农民的大学生基层就业总体意愿显著高于父亲或母亲在党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与社会团体工作、自雇或无单位的大学生。四个基层项目的就业意愿差异，也同样呈现这一规律。此外，父亲或母亲的职业为无单位或自雇的大学生基层就业总体意愿显著高于父亲或母亲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工作的大学生。通常，城市中父亲或母亲无单位的家庭，其社会资源比较有限，子女在寻找工作的过程中若无法得到来自家庭的帮助，可能会选择先在基层就业，而后再规划后续的职业发展。
7.月生活费水平差异。大学生基层就业的总体意愿与其月生活费水平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四个基层项目的就业意愿与月生活费之间均呈负向关系，但仅“三支一扶”项目的负相关具统计学上的显著性。月生活费越高的大学生，通常家庭条件越好，其获得在城市就业的机会也相对越多，基層就业的意愿也就相对较低。这也再次反映出大学生基层就业的意愿高低与家庭资源多寡有关。
8.院校类型差异。不同院校类型的大学生在基层就业的总体意愿上存在显著差异。与双一流高校相比，普通本科院校大学生基层就业的总体意愿更高。这与求职市场中的“学校歧视”堵塞了普通高校大学生“向上流动”的通路有一定关系。分别对四类基层项目进行分析发现，普通高校大学生在“大学生村官”“特岗教师”项目上的就业意愿显著高于双一流高校的学生。可见，学校资源有限也是大学生基层就业的动因之一。
9.专业类别差异。大学生基层就业的总体意愿在专业类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分别检定四大基层项目的就业意愿后发现，文科专业学生在“志愿服务西部”项目上的就业意愿显著高于工科大学生;理科专业学生在“特岗教师”项目上的就业意愿显著高于工科大学生;文、理科专业学生在“大学生村官”项目上的就业意愿均显著高于工科大学生。工科专业讲求技术实践应用，相比文科与理科，通常较容易获得好的就业机会。现有研究也显示，此类毕业生一般会在经济发展状况较好、拥有较多与本专业相关的知名企业的地区就业。[17]
10.政策了解程度差异。大学生基层就业的总体意愿与其对于政府出台的鼓励高校毕业生基层服务的政策了解程度具显著正相关。四个基层项目的就业意愿也同样呈现这一规律。其中，大学生参与大学生村官项目的意愿与其对鼓励政策的了解程度相关系数最高，其次是特岗教师项目、三支一扶项目，最后是志愿服务西部项目。这也证明了国家出台的鼓励基层流动的政策是大学生参与基层服务的重要动因之一。
综上，基层就业意愿较高的大学生主要分布于高年级的学生党员、家庭与学校资源条件较弱，对国家出台的鼓励政策了解较深的群体内。换句话说，家庭与学校的就业资源不足、国家出台的相关鼓励政策是当前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的主要动因。
（二）大学生基层发展意愿及差异分析
基层的人才储备与人力资本积累不仅仅取决于大学生的基层就业意愿，更取决于大学生在基层扎根和发展的意愿。在867个表示愿意到基层就业的大学生中，仅有10.7%的大学生表示愿意“留在基层，并将此作为自己的事业”，50.1%的被试大学生表示到基层就业是为了“积累基层工作经验，为以后考公考研等做准备”， 37.8%的大学生表示“还没想好，干了再说”。研究进一步运用卡方检验，对不同背景大学生基层发展意愿的差异进行了探索与分析，发现在以下几个个人背景变量中存在差异（表3）。
1.性别差异。相对全体被调查者在基层发展意愿上的分布而言，男大学生选择“留在基层，并将此作为自己事业”的比例显著偏高;女大学生选择“积累基层工作经验，为以后考公考研等做准备”及“还没想好，干了再说”的比例显著偏高。这意味着，虽然不同性别大学生的基层就业意愿不存在显著差异，但是男大学生在基层扎根与发展上的意愿高于女性，具有更强的基层服务稳定性。
2.年级差异。相对全体被调查者在基层发展意愿上的分布而言，毕业班学生在“留在基层，并将此作为自己的事业”和“积累基层工作经验，为以后考公考研等做准备”上选择均显著高于非毕业班;表示“还没想好，干了再说”的非毕业班学生比例则显著较高。可见，处于毕业阶段的大学生在面对职业选择时已具备了相对明晰的目标，而非毕业班的大学生则相对模糊不定。
3.政治面貌差异。相对全体被调查者在基层发展意愿上的分布而言，表示希望“留在基层，并将此作为自己的事业”和“积累基层工作经验，为以后考公考研等做准备”的学生党员比例均高于非学生党员;表示“还没想好，干了再说”的非学生党员比例显著高于学生党员的比例。可见，学生党员的职业发展目标与规划更为明确。
4.家庭所在地差异。相对全体被调查者在基层发展意愿上的分布而言，农村大学生愿意“留在基层，并将此作为自己的事业”的比例显著高于城市大学生;城市大学生则比农村大学生更倾向“积累基层工作经验，为以后考公考研等做准备”。无论是基层就业还是基层发展上，农村生源大学生都有相对较高的意愿。
5.家庭子女数差异。相对全体被调查者在基层发展意愿上的分布而言，非独生子女家庭的大学生表示“留在基层并将此作为自己事业”的比例显著偏高，独生子女家庭的大学生表示“积累基层工作经验，为以后考公考研等做准备”的比例显著偏高。这与其在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差异中所表现出来的规律相符。
6.母亲职业差异。父亲所处的不同职业与大学生基层发展意愿之间并无显著相关，但母亲不同的职业类型与大学生基层发展意愿间存在显著关系。可能的原因包括，一方面，在中国家庭中，即便夫妻都从事有偿劳动，妻子也更多地承担了家务与育儿的工作[18]，但母亲的职业对子女的职业选择具有更为显著的影响;另一方面，在门当户对的婚姻文化中，男性职业地位往往高于女性[19]，因此母亲的职业可以代表一个家庭社会地位与社会资源多寡的下限。黄衍华、乔晓春（2017）的研究也显示了母亲职业对子女职业地位的作用超过父亲职业的影响。[20]进一步分析发现，相对全体被调查者在基层发展意愿上的分布而言，母亲职业为农民的大学生愿意“留在基层并以此作为自己的事业”的比例显著偏高，母亲在企事业、社会团体工作的大学生表示将“积累基层工作经验，为以后考公考研做准备”的比例显著偏高。这意味着，家庭资源多寡不仅负向影响着大学生的基层就业意愿，也负向影响着其基层发展意愿。 7.月生活费水平差异。相对全体被调查者在基层发展意愿上的分布而言，生活费水平越高的大学生表示“还没想好，干了再说”的比例越高。经济上没有后顾之忧，职业规划的意识也就相对较弱。生活费水平在1000元及以下的被试大学生表示“留在基层，并将此作为自己事业”的比例显著高于家庭条件更好的大学生。可见，家庭条件对大学生基层就业及发展的意愿均存在较显著的影响。
8.专业类别差异。相对全体被调查者在基层发展意愿上的分布而言，文、理科大学生选择“留在基层，并将此作为自己事业”的比例显著高于工科学生，工科大学生选择“积累基层工作经验，为以后考公考研等做准备”的比例高于文、理科学生。这与文、理科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显著高于工科学生的结论较为一致。
9.政策了解程度差异。相对全体被调查者在基层发展意愿上的分布而言，对政府鼓励政策了解的大学生表示“留在基层并将此作为自己事业”的比例与表示“积累基层工作经验，为以后考公考研等做准备”的比例均偏高，并无明顯差异;对政府鼓励政策不了解的大学生表示“还没想好，干了再说”的比例则显著偏高，这部分大学生对自我职业发展与规划尚不明晰。总体而言，政策了解程度的差异所带来的大学生基层发展意愿上的差异并不像其对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的影响那么突出与明显。
综上所述，与基层就业意愿高低所呈现的规律相一致的是，基层发展意愿高的大学生主要分布于家庭资源条件相对较弱的群体中。不同的是，大学生对国家鼓励基层服务政策的了解度高低并未造成其基层发展意愿的显著差异，这与当前鼓励大学生基层服务的政策导向重“引才”而轻“留才”有关;高校类型是否属为“双一流”也并未造成大学生基层发展意愿的显著差异，无论是哪一类型高校的大学生在基层发展意愿上都更倾向于“积累基层工作经验，为以后考公考研等做准备”，这也再次证明了当前大学生基层服务更多属于短期行为。此外，不同个体角色特征也对基层发展意愿的高低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
1.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不低，但扎根基层意愿偏低，服务基层的稳定性不足
基层的发展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与过程的，因此，稳定的人才队伍是其发展的重要保障，这意味着基层不仅要吸纳人才，更要留住人才，方能取得持续的发展。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具有相对较高的基层就业意愿，表示毕业后“可以考虑”或“非常愿意”到基层工作的被调查者占比73.4%，基层就业意愿均值为2.77，高于理论中值2.5。其中，三支一扶项目的就业意愿均值最高。但是，与较高的基层就业意愿相反的是，大学生扎根基层的意愿偏低，具有基层就业意愿的大学生中仅有10.7%的被调查者表示愿意“留在基层，并将此作为自己的事业”，更多的被调查者则是抱持“跳板”心理，计划“积累基层工作经验，为以后考公考研等做准备”。研究还对大学生在基层工作所能接受的最长工作年限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能接受的最长工作年限为2年及以下的被调查者占75.1%;接受3-5年基层工作年限的大学生占23.0%;能接受6年及以上基层工作年限的被调查者仅占1.9%。这和大学生基层发展意愿的调查结果相吻合。这些结果揭示了当前大学生基层就业更多是在激烈竞争环境下作出的“先就业再择业”的选择与规划，服务基层的稳定性不足。这可能带来的后果是，大部分赴基层工作的大学生在经过短暂的基层锻炼，刚刚对基层工作有所了解并能胜任相应工作后，又将离开基层岗位，这既不利于基层人才储备、人力资本积累，也会增加基层单位的用人成本，不能满足新时代基层地区的人才新需求。
2.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受到了“推拉效应”影响
在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上，对国家鼓励高校毕业生基层服务的政策越了解的被调查者，其意愿越强烈;此外，基层就业意愿较为强烈的大学生往往是学校资源与家庭资源相对匮乏的群体。可见，当前国家优惠政策的“拉力”、就业形势严峻而所在学校与家庭的就业资源相对匮乏的“推力”所形成的“推拉效应”是当前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的主要影响要素。
3.现行鼓励毕业生基层服务的政策对大学生基层发展意愿的拉力不足
在大学生基层发展的意愿上，也同样呈现出家庭资源较为匮乏的群体其意愿更强烈的规律，但对国家鼓励高校毕业生基层服务的政策了解的被调查者在“留在基层，并将此作为自己的事业”“积累基层工作经验，为以后考公考研等做准备”这两种态度上的分布相对全体被调查者而言均呈偏高状态，并无差异。这意味着目前国家相关政策对大学生基层发展意愿的“拉力”不足，现行政策主要是服务期满后考公务员、考研究生或转岗、学费补偿或贷款代偿等优惠政策，缺乏对继续留任基层、留任原岗的保障、鼓励与优惠措施。因此，现有政策虽能较好地吸引人才，但是留住人才的作用力欠缺，政策效果具有短期性。
4.个体角色特征是大学生基层就业与发展意愿的约束条件
除了来自家庭与学校资源、国家政策的“推拉效应”作用之外，个体角色特征也对大学生基层就业与发展的意愿产生一定的约束。如性别因素在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上未体现出显著差异，但是在基层发展意愿上，男性扎根基层的意愿显著偏高。基层环境艰苦、工作繁重压力大，受传统性别意识与观念的影响，女性比男性更难接受和适应此类性质的工作。此外，毕业生、学生党员的基层就业意愿更为强烈，前者是源于毕业在即，对个人职业发展有了更为成熟的思考，后者一方面与学生党员的觉悟有关，另一方面是由于当前鼓励大学生基层就业的政策具有一定的人才选拔要求，学生党员具备更多的竞争优势。可见，个体角色特征也构成了大学生基层就业与发展意愿的约束条件。
5.四类基层项目的就业环境与优惠政策不同，吸引的大学生群体也存在差异
四类不同的基层项目中均呈现出家庭资源较为匮乏的群体、对政策越了解的群体其基层就业意愿越强烈的规律，但是在学校资源与个体角色特征上却有一定的差异。如女性相比男性具有更强烈的参与三支一扶、志愿服务西部的意愿。乔志宏等（2014）的研究显示，男大学生更倾向于选择增加阶层差异的职业，而女性更倾向于选择如志愿服务西部、社工等减少阶层差异的职业。[21]“三支一扶”与“志愿服务西部”项目具有更为显著的“减少阶层差异”的职业特点，因此女性在此类基层项目上的就业意愿会更高于男性。在大学生村官与特岗教师两个项目的就业意愿上，普通高校大学生显著高于双一流高校，文科、理科专业学生显著高于就业率较高的工科专业;三支一扶与志愿服务西部项目的就业意愿上则不存在着显著的学校资源差异。这一结果也再次验证了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所受到的“推拉效应”的作用：大学生村官与特岗教师两个项目无论是待遇、工作条件还是服务期满后的优惠政策均比三支一扶、志愿服务西部项目要具有更强的政策吸引力，因此，所在高校与专业越是缺乏在城市中就业的竞争力，这两个基层项目的吸引力也就越大，“推拉效应”也就越显著。 （二）政策启示
人才向经济发达地区集聚是人才市场的基本规律，但其所带来的人才结构不合理、区域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则需要靠国家的宏观政策加以调控。国家推行已久的鼓励大学生向基层流动的政策已经为基层输送了大量人才，但是在新时代，基层地区对人才的需求也逐渐发生变化：留住人才以形成充足的人才储备与积累，是基层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保障。因此，现行的鼓励大学生基层服务的政策也需要相应地进行调整，或出台新的引导政策。
1.对现有政策进行整合。现有的大学生基层服务项目与相关政策种类繁多，又均出自不同职能部门，因此存在着工作类型与项目上的重复，但选拔门槛与待遇上又有较多差异的情况。建议对现有大学生基层服务项目及相关政策进行整合与归并，同时对待遇上的差异进行一定的平衡，厘清政策体系，形成引导合力。
2.增强政策吸引面。研究显示，家庭资源、学校资源相对稀缺的大学生群体基层就业与发展意愿较强，而城市户籍大学生、独生子女、家庭经济条件较好、重点高校和就业前景较好专业的大学生群体基层就业和发展意愿相对较低。为增强政策的吸引面，在做好基层就业环境建设的同时，也应分析基层服务意愿较低群体的实际障碍，有针对性地进行激励政策设计，如对离家赴基层服务的独生子女家庭予以一定的补助或者优惠措施，给予赴基层服务或创业的双一流高校毕业生一定的人才奖励经费等，逐步拓展基层服务政策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影响力和吸引面。
3.制定鼓励留任的政策。研究显示，对政府引导大学生基层就业的政策越了解的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越强烈，但是政策了解度与基层发展意愿的相关性却不显著。这意味着现行鼓励大学生基层服务的政策对于培育大学生基层发展、扎根基层的意愿是效力不足的。当前大学生基层服务的政策中主要的鼓励措施是服务期满后考公务员和考研享受优惠政策、学费补偿或贷款代偿等，然而，基层服务期内的待遇并不高，且没有获得体制内的编制。因此，政策吸引的对象主要是家庭资源、学校资源稀缺或就业竞争力相对较弱的学生，此外，服务期满后职业转换的优惠政策力度远大于继续留任的支持力度，也造成了更多的大学生将基层就业视为“积累基层工作经验，为以后考公考研等做准备”，不利于基层留住人才。因此，建议提高大学生基层服务期间的待遇，在完善“引人”政策的同时，建立“留人”的政策与机制，鼓励扎根基层。如对扎根基层的大学毕业生在工作一定年限后实行“参公管理”，或是解决编制问题，给返乡创业的农村籍大学生以政策支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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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钟嘉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