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十八大報告中，一句“同全國各族人民共享做中國人的尊嚴和榮耀”，這句柔中帶剛的描述，被外界普遍解讀為對某些香港人的斥責，這也是北京最高層在涉港問題上少有的嚴厲態度。
今年是香港回歸15周年。15年來，香港經歷了董建華、曾蔭權、梁振英3屆政府；而與此同時，隨著中共十八大的召開，北京方面也經歷了江、胡、習三屆領導人時期，儘管這只是數字和時間上的巧合，談不上有什麼實質意義，但15年來，中央政府同特區政府保持了微妙的良性互動關係，沒有因領導層的更替而發生大的波動，發展出了具有創新性的府際關係。這種創舉一方面當然是得惠於一國兩制的政治構想，另一方面，則得益於北京與香港決策層的施政努力。
15年來，北京信守了最初的承諾，“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在保留香港最核心和精華的因素的基礎上，也推出了多項經濟惠助政策，使得香港至今仍是中國乃至亞洲最值得嚮往的城市，有自由的經濟、廉潔的政府和完善的法制，因而連續多年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系，這既是香港的榮耀，也是北京的榮耀。
儘管總體上看，北京與香港的關係在良性軌道上疾馳，然而如影相隨的磕磕碰碰也時有發生，尤其在民間層面，隨著融合的深入非但沒有消弭彼此的隔閡，反而日益擴大化，並且最終會上升到需要高層的重視。
從雙非赴港產子到蝗蟲廣告、從D&G拍照到打出殖民地時期的米字旗，每次都激起劇烈輿情震盪的事件背後，其實都是一些並不大的或者很偶然的因素，地鐵上的一次爭吵、課本上的一篇文章，甚至水客過關，都會被政治化和無限升級。“香港人，受夠了”、“讓中國人滾回中國去”，甚至“港獨”怪論泛起，香港釋放出的信息令北京困惑，以致在十八大報告中，一句“同全國各族人民共享做中國人的尊嚴和榮耀”，這句柔中帶剛的描述，被外界普遍解讀為對某些香港人的斥責，這也是北京最高層在涉港問題上少有的嚴厲態度。
一、十五年來糾結中的前行
在北京看來，1997香港回歸堪稱是歷史性事件，被普遍解讀為“一洗百年恥辱”；但在香港的視野裡，對香港回歸的理解要多元得多。儘管主流的共識，北京和香港基本是一致的，但潛伏著暗流卻時刻在挑戰這種共識。
香港被殖民統治一百多年，從制度到語言、從意識形態到核心價值觀甚至文化認同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英國殖民地的烙印。在回歸後的治理設計上，北京採取“一國兩制”、“平穩過渡”的方針，沒有“破舊立新”，也沒有觸動香港的政治意識形態。香港回歸引發了香港的主權政治，而主權政治從來都是圍繞政治統治權展開的。在中西文明衝突的背景下，香港回歸之後在“港人治港”的背景下，究竟是認同新中國的“香港左派”來管治香港，還是認同港英政府和英女王的“香港右派”管治香港，無疑是香港主權政治中的根本問題（強世功）。
2003年開始的自由行政策，因大量遊客的赴港，被少數香港人描述成“佔領”，而同享此政策的鄰埠澳門卻賺得眉開眼笑；2009年的高鐵事件，被上升到了“捍衛香港身份”的立場，區域融合被看做“無止境、不加思索的香港大陸化趨勢”；2012年的國民教育推廣，更是掀起了軒然大波，被普遍質疑為北京授意下的“洗腦”；新界東北的新發展計劃，被解讀為“割地賣港”而身遭阻力。
近年來民粹主義的氾濫，更將民間的焦躁和政治結合了起來。毋庸諱言，長期以來，“殖民地政府的積極不干預理念，並不能給香港提供宏觀上的經濟發展規劃。更多的資金和人力湧入貿易，從而導致了其他行業的空心化”，缺少了製造業的支撐，香港陷入虛擬經濟的泥沼，因此，當1997年席捲整個亞洲的金融風暴來襲時，結構性的房地產泡沫瞬間破裂，自此，香港的經濟也就陷入了長時間的困境（秦斌）。正是因為香港自殖民地時期就形成的經濟結構上的天然缺陷，積攢了太多的社會問題，反映貧富差距的堅尼係數升至今年的0.537，相對鄰近地區新加坡以及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的最新堅尼係數，香港貧富差距最為嚴重。數量龐大的底層群體未能共享香港發展的成果，但並沒有人去深思自身經濟結構上的天然缺陷，而是政治化地將過錯牽強地和回歸、和北京聯繫起來。即使是港府，也因為北京的任命程序，而被看做是北京在港的代理人，全然無視港府的產生過程是全體香港人的取態。
北京和香港的關係屢屢被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件攪動，表明上看，是因為香港與內地的快速融合，對港人心理帶來衝擊，令香港人失去自信，甚至滋生對內地的抗拒；深層次的原因則要複雜和敏感得多，即1997年香港回歸後，隨著主權的回歸，人心是否回歸？有意見甚至認為“主權回歸了，但是人心方面還沒有完全回歸，香港現在有很多不穩定因素，香港的年輕人因為對前途的因素，有一點反抗，心態是對於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不是全部擁護”（陳永棋），即使現任特首也坦承，“人心回歸是一個長期過程”，問題是，15年過去了，人心回歸的這個“長期過程”究竟是“趨同化”還是“去同化”？從這個層面上講，這當然不是小問題，因此值回歸15周年之際，北京和香港新一屆的領導人，都必須冷靜地審視這個問題！
二、身份認同
近期有香港的學術團體進行一項民意調查，以電話訪問了819名港人，其中一個問題要求受訪者回答自己屬？哪一類人，四項選擇為“中國人”、“香港人”、“香港人，但也是中國人”以及“中國人，但也是香港人”。調查發現，有42%的受訪者選擇自己是“香港人，但也是中國人”，較兩年前進行同樣調查時的44%的數據稍降。其次有23%的受訪者選擇純粹“香港人”身份，是自2008年以來的新高。另外22%的受訪者稱自己是“中國人，但也是香港人”；覺得自己純粹是“中國人”的受訪者只有12%，是97回歸以來的新低點。此次調查又特別將受訪者分成兩批，一批為30歲或以下的“80後”，另一批則是“非80後”，結果發現“80後”對“中國人身份”不太認同，選擇是“中國人”的只有2.4%，但非“80後”的比例卻有15.9%。
雖然調查本身，即使主持者也坦言有待完善之處，然而，這樣的結果還是令人感到擔憂。毫無疑問，北京期望香港人在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後，會對中國國民的身份產生認同感，事實上，香港回歸後的15年，是香港市民重新摸索自我身份認同的15年，也是政府推動國民認同與身份重構的15年。然而15年過去了，這樣的身份認同感，足以令北京和香港倍感尷尬。 香港人更熱衷於自己的“香港人”身份，有其歷史淵源。在香港回歸之前，除少數香港精英持有英國護照之外，大多數香港人手裡的身份證明，僅是英國人發放的BNO，即英國國民（海外）護照。正是BNO造就了香港人的殖民地心態，使得那時候香港人的國家觀念異常淡薄，香港人最認同的身份，就是“香港人”本身（呂寧思）。
另外構成港人身份認同的關鍵因素，還有殖民地政府留給香港人的核心價值，這些核心價值包括有民主、人道關懷、廉潔、法制、程序公正和言論及新聞自由等；而這些恰是北京下一步政制改革亟待完善的內容，換言之，在這種普世價值方面，香港還是北京的老師。因此，在這樣的角色模糊背景下，要香港完全認同北京，尤其是政策和行政，至少還存在文化和制度上的障礙。
但並不能據此判斷香港人不愛國。四川大地震的時候，香港人不單捐出巨額善款，第一時間組團到災區做義工的數目更多不勝數；北京奧運會開幕禮，TVB錄得42點的超高收視率，收視率的高低，“正好突顯出香港人對奧運的熱熾心情，也象徵了香港人對自身為中國人的身份認同。”
這種帶有彈性的身份認同感折射出香港在身份認同上的糾結。有論者認為，國民身份認同主要分為兩個元素：“族群認同”和“民族認同”。所謂“族群認同”，即是個體從群體中的相同血源、習俗等的文化價值元素取得情感和意義，再而認同自身為其中的一群。而“民族認同”涉及的則是個體認同一個族群建國的政治意向，是要對其政制及政策感生認同感。所以香港人在回歸後的身份探索存在兩個層面：民族文化層面和國家政權層面（王家英）。
從這個意義上理解，香港人在身份認同上的糾結，主要在於族群認同與民族認同沒有同步起來，甚至有所割裂，這當中的原因除了上述道不清、理還亂的因素外，北京在對香港定位上的決策選擇，即香港的中國性還是國際性，並沒有很清晰的指引，或者說沒有一個長期不變的指引。
三、香港的中國性與國際性
有一點毫無疑問，香港是中國的領土，那麼，香港人也一定是中國人。問題在於，香港人在是中國人的同時，“又有別於大陸的中國人，其區別在於香港的國際地位，香港既是中國的一個城市，也是一個國際都市，是中國通向世界的窗口”。97回歸後，香港成為“一國兩制”政治制度框架下的特別行政區，“一國兩制”本身就是制度上的創舉，也就註定了無章可循或者說政策的執行，充滿了試驗性，在“摸著石頭過河”的小心中，北京對香港的定位也在摸索中調整。
回歸之初，北京對香港的定位是“中國性”，即中國香港，這點單從回歸之初，港府就在施政報告中明確提出推行普通話就可看出端倪，並且，在接下的幾年裡，施政報告中均有提及普通話政策，但吊詭的是，自2006年後，港府開始重新強調英語教育，“普通話沒有再在施政報告中提及，亦不再成為香港特區政府部門投入的重要項目。特區政府所強調的教學效能，亦只指英語的教學效能”（王家林）；這足以說明，北京對香港的定位由“中國性”，發展成為更強調“世界性”或“國際性”，即“香港是中國的，更是世界的”，觀察者普遍認為，這種變化說明北京更需要將香港作為溝通世界的橋樑，更需要香港具有國際性，也更需要香港的國際性來展示“一國兩制”的成功，換言之，香港在回歸之前是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信心中心，回歸之後仍然是，並且要得到強化才能體現出“50年不變”。事實上，香港定位的變化，也是中國國家戰略的一部分。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需要越來越多地參與國際資本運營，包括人民幣國際化等進程，而香港無疑是最合適的平臺，自由經濟體系、規範成熟的資本市場、完善的歐式法律制度、高度國際化的人才，正是基於這樣的考慮，北京需要繼續發揮香港的“國際性”，而國際性的定位也符合香港的利益。這點，北京顯然保持了謹慎的考量。
香港的“國際性”得到強化的同時，香港人的身份認同重構也處於一個發展變化中，畢竟游離於中原政權150 年、經歷了外族殖民管治和本土的文化發展之後，香港人與大陸的中國人已經各自擁有不同的集體記憶；這樣，回歸後香港人身份認同重構的過程中，民族國家化（指中國作為一個整體）與本土化（指香港本地）兩個過程是並行的，但不是同一的；兩者有部分重合，也有部分差異（黎熙元）。
在這樣的背景下，在得到北京默認、強化英語政策的推動下，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曖昧起來，有點誇張地講，港府在弱化了普通話政策的同時，也弱化了香港人的 “中國性”；在強化英語政策的同時，也強化了香港人的“國際性”，他們註定和大陸不一樣，因為，他們是“一國兩制”下的中國人，並且在現實中，“兩制”得到了刻意的強化。
特別地，港府在推動身份認同時，避難就簡，期待能強化民眾的“香港市民”身份以及對香港的歸屬感，凝聚民眾的本土文化認同，這樣雖然有助於促進香港社會的整合，也有利於政府政策的推行。然而，政府在增強“香港人本土意識”的同時，事實上增大了在推動“中國國民”身份工作上的難度，這也是前文中提及港人對“中國人身份”不太認同的原因之一，也是今天諸多陸港矛盾的伏筆。
如何在保證香港“國際性”的前提下，增強香港人的“中國身份”認同，將香港的“中國性”和“國際性”統一起來，無疑是下一階段面臨的最大挑戰，無論對北京而言，還是對香港而言。不過，主權既已回歸，人心回歸進程也可能充滿曲折，但“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香港人心回歸的大趨勢不可逆轉。這當然需要時間，更需要智慧。
今年是香港回歸15周年。15年來，香港經歷了董建華、曾蔭權、梁振英3屆政府；而與此同時，隨著中共十八大的召開，北京方面也經歷了江、胡、習三屆領導人時期，儘管這只是數字和時間上的巧合，談不上有什麼實質意義，但15年來，中央政府同特區政府保持了微妙的良性互動關係，沒有因領導層的更替而發生大的波動，發展出了具有創新性的府際關係。這種創舉一方面當然是得惠於一國兩制的政治構想，另一方面，則得益於北京與香港決策層的施政努力。
15年來，北京信守了最初的承諾，“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在保留香港最核心和精華的因素的基礎上，也推出了多項經濟惠助政策，使得香港至今仍是中國乃至亞洲最值得嚮往的城市，有自由的經濟、廉潔的政府和完善的法制，因而連續多年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系，這既是香港的榮耀，也是北京的榮耀。
儘管總體上看，北京與香港的關係在良性軌道上疾馳，然而如影相隨的磕磕碰碰也時有發生，尤其在民間層面，隨著融合的深入非但沒有消弭彼此的隔閡，反而日益擴大化，並且最終會上升到需要高層的重視。
從雙非赴港產子到蝗蟲廣告、從D&G拍照到打出殖民地時期的米字旗，每次都激起劇烈輿情震盪的事件背後，其實都是一些並不大的或者很偶然的因素，地鐵上的一次爭吵、課本上的一篇文章，甚至水客過關，都會被政治化和無限升級。“香港人，受夠了”、“讓中國人滾回中國去”，甚至“港獨”怪論泛起，香港釋放出的信息令北京困惑，以致在十八大報告中，一句“同全國各族人民共享做中國人的尊嚴和榮耀”，這句柔中帶剛的描述，被外界普遍解讀為對某些香港人的斥責，這也是北京最高層在涉港問題上少有的嚴厲態度。
一、十五年來糾結中的前行
在北京看來，1997香港回歸堪稱是歷史性事件，被普遍解讀為“一洗百年恥辱”；但在香港的視野裡，對香港回歸的理解要多元得多。儘管主流的共識，北京和香港基本是一致的，但潛伏著暗流卻時刻在挑戰這種共識。
香港被殖民統治一百多年，從制度到語言、從意識形態到核心價值觀甚至文化認同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英國殖民地的烙印。在回歸後的治理設計上，北京採取“一國兩制”、“平穩過渡”的方針，沒有“破舊立新”，也沒有觸動香港的政治意識形態。香港回歸引發了香港的主權政治，而主權政治從來都是圍繞政治統治權展開的。在中西文明衝突的背景下，香港回歸之後在“港人治港”的背景下，究竟是認同新中國的“香港左派”來管治香港，還是認同港英政府和英女王的“香港右派”管治香港，無疑是香港主權政治中的根本問題（強世功）。
2003年開始的自由行政策，因大量遊客的赴港，被少數香港人描述成“佔領”，而同享此政策的鄰埠澳門卻賺得眉開眼笑；2009年的高鐵事件，被上升到了“捍衛香港身份”的立場，區域融合被看做“無止境、不加思索的香港大陸化趨勢”；2012年的國民教育推廣，更是掀起了軒然大波，被普遍質疑為北京授意下的“洗腦”；新界東北的新發展計劃，被解讀為“割地賣港”而身遭阻力。
近年來民粹主義的氾濫，更將民間的焦躁和政治結合了起來。毋庸諱言，長期以來，“殖民地政府的積極不干預理念，並不能給香港提供宏觀上的經濟發展規劃。更多的資金和人力湧入貿易，從而導致了其他行業的空心化”，缺少了製造業的支撐，香港陷入虛擬經濟的泥沼，因此，當1997年席捲整個亞洲的金融風暴來襲時，結構性的房地產泡沫瞬間破裂，自此，香港的經濟也就陷入了長時間的困境（秦斌）。正是因為香港自殖民地時期就形成的經濟結構上的天然缺陷，積攢了太多的社會問題，反映貧富差距的堅尼係數升至今年的0.537，相對鄰近地區新加坡以及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的最新堅尼係數，香港貧富差距最為嚴重。數量龐大的底層群體未能共享香港發展的成果，但並沒有人去深思自身經濟結構上的天然缺陷，而是政治化地將過錯牽強地和回歸、和北京聯繫起來。即使是港府，也因為北京的任命程序，而被看做是北京在港的代理人，全然無視港府的產生過程是全體香港人的取態。
北京和香港的關係屢屢被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件攪動，表明上看，是因為香港與內地的快速融合，對港人心理帶來衝擊，令香港人失去自信，甚至滋生對內地的抗拒；深層次的原因則要複雜和敏感得多，即1997年香港回歸後，隨著主權的回歸，人心是否回歸？有意見甚至認為“主權回歸了，但是人心方面還沒有完全回歸，香港現在有很多不穩定因素，香港的年輕人因為對前途的因素，有一點反抗，心態是對於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不是全部擁護”（陳永棋），即使現任特首也坦承，“人心回歸是一個長期過程”，問題是，15年過去了，人心回歸的這個“長期過程”究竟是“趨同化”還是“去同化”？從這個層面上講，這當然不是小問題，因此值回歸15周年之際，北京和香港新一屆的領導人，都必須冷靜地審視這個問題！
二、身份認同
近期有香港的學術團體進行一項民意調查，以電話訪問了819名港人，其中一個問題要求受訪者回答自己屬？哪一類人，四項選擇為“中國人”、“香港人”、“香港人，但也是中國人”以及“中國人，但也是香港人”。調查發現，有42%的受訪者選擇自己是“香港人，但也是中國人”，較兩年前進行同樣調查時的44%的數據稍降。其次有23%的受訪者選擇純粹“香港人”身份，是自2008年以來的新高。另外22%的受訪者稱自己是“中國人，但也是香港人”；覺得自己純粹是“中國人”的受訪者只有12%，是97回歸以來的新低點。此次調查又特別將受訪者分成兩批，一批為30歲或以下的“80後”，另一批則是“非80後”，結果發現“80後”對“中國人身份”不太認同，選擇是“中國人”的只有2.4%，但非“80後”的比例卻有15.9%。
雖然調查本身，即使主持者也坦言有待完善之處，然而，這樣的結果還是令人感到擔憂。毫無疑問，北京期望香港人在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後，會對中國國民的身份產生認同感，事實上，香港回歸後的15年，是香港市民重新摸索自我身份認同的15年，也是政府推動國民認同與身份重構的15年。然而15年過去了，這樣的身份認同感，足以令北京和香港倍感尷尬。 香港人更熱衷於自己的“香港人”身份，有其歷史淵源。在香港回歸之前，除少數香港精英持有英國護照之外，大多數香港人手裡的身份證明，僅是英國人發放的BNO，即英國國民（海外）護照。正是BNO造就了香港人的殖民地心態，使得那時候香港人的國家觀念異常淡薄，香港人最認同的身份，就是“香港人”本身（呂寧思）。
另外構成港人身份認同的關鍵因素，還有殖民地政府留給香港人的核心價值，這些核心價值包括有民主、人道關懷、廉潔、法制、程序公正和言論及新聞自由等；而這些恰是北京下一步政制改革亟待完善的內容，換言之，在這種普世價值方面，香港還是北京的老師。因此，在這樣的角色模糊背景下，要香港完全認同北京，尤其是政策和行政，至少還存在文化和制度上的障礙。
但並不能據此判斷香港人不愛國。四川大地震的時候，香港人不單捐出巨額善款，第一時間組團到災區做義工的數目更多不勝數；北京奧運會開幕禮，TVB錄得42點的超高收視率，收視率的高低，“正好突顯出香港人對奧運的熱熾心情，也象徵了香港人對自身為中國人的身份認同。”
這種帶有彈性的身份認同感折射出香港在身份認同上的糾結。有論者認為，國民身份認同主要分為兩個元素：“族群認同”和“民族認同”。所謂“族群認同”，即是個體從群體中的相同血源、習俗等的文化價值元素取得情感和意義，再而認同自身為其中的一群。而“民族認同”涉及的則是個體認同一個族群建國的政治意向，是要對其政制及政策感生認同感。所以香港人在回歸後的身份探索存在兩個層面：民族文化層面和國家政權層面（王家英）。
從這個意義上理解，香港人在身份認同上的糾結，主要在於族群認同與民族認同沒有同步起來，甚至有所割裂，這當中的原因除了上述道不清、理還亂的因素外，北京在對香港定位上的決策選擇，即香港的中國性還是國際性，並沒有很清晰的指引，或者說沒有一個長期不變的指引。
三、香港的中國性與國際性
有一點毫無疑問，香港是中國的領土，那麼，香港人也一定是中國人。問題在於，香港人在是中國人的同時，“又有別於大陸的中國人，其區別在於香港的國際地位，香港既是中國的一個城市，也是一個國際都市，是中國通向世界的窗口”。97回歸後，香港成為“一國兩制”政治制度框架下的特別行政區，“一國兩制”本身就是制度上的創舉，也就註定了無章可循或者說政策的執行，充滿了試驗性，在“摸著石頭過河”的小心中，北京對香港的定位也在摸索中調整。
回歸之初，北京對香港的定位是“中國性”，即中國香港，這點單從回歸之初，港府就在施政報告中明確提出推行普通話就可看出端倪，並且，在接下的幾年裡，施政報告中均有提及普通話政策，但吊詭的是，自2006年後，港府開始重新強調英語教育，“普通話沒有再在施政報告中提及，亦不再成為香港特區政府部門投入的重要項目。特區政府所強調的教學效能，亦只指英語的教學效能”（王家林）；這足以說明，北京對香港的定位由“中國性”，發展成為更強調“世界性”或“國際性”，即“香港是中國的，更是世界的”，觀察者普遍認為，這種變化說明北京更需要將香港作為溝通世界的橋樑，更需要香港具有國際性，也更需要香港的國際性來展示“一國兩制”的成功，換言之，香港在回歸之前是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信心中心，回歸之後仍然是，並且要得到強化才能體現出“50年不變”。事實上，香港定位的變化，也是中國國家戰略的一部分。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需要越來越多地參與國際資本運營，包括人民幣國際化等進程，而香港無疑是最合適的平臺，自由經濟體系、規範成熟的資本市場、完善的歐式法律制度、高度國際化的人才，正是基於這樣的考慮，北京需要繼續發揮香港的“國際性”，而國際性的定位也符合香港的利益。這點，北京顯然保持了謹慎的考量。
香港的“國際性”得到強化的同時，香港人的身份認同重構也處於一個發展變化中，畢竟游離於中原政權150 年、經歷了外族殖民管治和本土的文化發展之後，香港人與大陸的中國人已經各自擁有不同的集體記憶；這樣，回歸後香港人身份認同重構的過程中，民族國家化（指中國作為一個整體）與本土化（指香港本地）兩個過程是並行的，但不是同一的；兩者有部分重合，也有部分差異（黎熙元）。
在這樣的背景下，在得到北京默認、強化英語政策的推動下，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曖昧起來，有點誇張地講，港府在弱化了普通話政策的同時，也弱化了香港人的 “中國性”；在強化英語政策的同時，也強化了香港人的“國際性”，他們註定和大陸不一樣，因為，他們是“一國兩制”下的中國人，並且在現實中，“兩制”得到了刻意的強化。
特別地，港府在推動身份認同時，避難就簡，期待能強化民眾的“香港市民”身份以及對香港的歸屬感，凝聚民眾的本土文化認同，這樣雖然有助於促進香港社會的整合，也有利於政府政策的推行。然而，政府在增強“香港人本土意識”的同時，事實上增大了在推動“中國國民”身份工作上的難度，這也是前文中提及港人對“中國人身份”不太認同的原因之一，也是今天諸多陸港矛盾的伏筆。
如何在保證香港“國際性”的前提下，增強香港人的“中國身份”認同，將香港的“中國性”和“國際性”統一起來，無疑是下一階段面臨的最大挑戰，無論對北京而言，還是對香港而言。不過，主權既已回歸，人心回歸進程也可能充滿曲折，但“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香港人心回歸的大趨勢不可逆轉。這當然需要時間，更需要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