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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帮助230名再孕母亲、顺利度过孕产期的心理疏导中心，“我们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憧憬未来”
“妈妈之家”一直纠结在绝望与希望之间。
4月23日，在这个地震灾区唯一由志愿者组建、专门为再孕妈妈作心理疏导的地方，两个女人一分钟前还抱头痛哭，转眼又相互安慰。
她们都是在汶川地震中失去孩子的母亲。一位是来自北川的蒋玲，23岁，孩子离开她时才67天。她是这里的志愿者。另一位是“妈妈之家”所在地都江堰城北馨居吉园板房区的居民，她的孩子消失在新建小学脆弱的建筑之中。更令她悲痛的是，不久前，年近40岁、刚刚怀孕3个月的她流产了。
自我拯救
刘大姐的宝宝已经两个月了，她把孩子交到蒋玲怀里，说没有小蒋的关心就不会有今天的孩子。
孩子在蒋玲怀里晃动着小手，四处乱抓。蒋玲再也忍不住悲伤，眼泪扑扑地掉下来，搂着孩子不肯撒手。
“程程，程程呢？他也应该是这么大，这么可爱。”1年来，蒋玲都不敢看和她儿子一般大小的孩子，看到就会想起自己的宝宝程程。
在震后1个月时间里，蒋玲都活在似梦非梦之间。她幻想着自己的孩子还活着，或许已经被人解救，在某个地方正期待着母子俩的再次相聚。
在漫长的等待和残酷的现实面前，蒋玲陷入极度的自责，为什么没能救出孩子？那个月，蒋玲每天都通宵哭泣，发疯似地撞墙，扯自己的头发，发高烧，白天昏昏沉沉，整日难以入眠。
见到这样的情况，朋友开始强拉蒋玲去接受心理治疗，但几个疗程下来，蒋玲的情况丝毫没有好转。
没人能走进蒋玲的内心，幸存下来的亲人，爸爸和丈夫在交通局和国家电网工作，当时正是恢复交通和电力的紧张时期，每天工作加班加点，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更何况坐下来和蒋玲谈心。
蒋玲感到绝望，万念俱灰，她甚至做好了死的准备。
这时，她遇到了一位被称为“最后一个‘幸存’的心理咨询师”——河北经贸大学的心理咨询师刘猛。“幸存”成为勾起她和这位心理咨询师接触的冲动源。
蒋玲想找个能听自己说话的人。她试探性地给在都江堰的刘猛拨去电话。对方说话不多，在将近两个小时的交谈中，差不多是蒋玲一个人在倾诉，最后刘猛邀请蒋玲去他的驻地看看。
蒋玲从刘猛那里感到了真诚。
2008年11月，蒋玲去了一趟都江堰，一开始只是抱着散散心的想法。那时正赶上有大量的儿童衣物捐献过来，刘猛分配蒋玲和几个志愿者把所有的衣物全部清洗一遍。洗完衣服，还要整理捐献过来的图书。
繁重的工作让蒋玲暂时忘记了失子之痛。白天工作，晚上志愿者在一起谈心交流，蒋玲情绪好了很多，从一开始整夜失眠到能够睡上两三个小时，蒋玲并没有察觉自己的变化，但在刘猛看来，这是不小的进步。
与此同时，来到这个心理干预中心的遇难孩子母亲越来越多。
今年3月初，3个母亲来到心理治疗室找刘猛倾诉，说到动情处，一位母亲忍不住失声痛哭，作为专业人士的刘猛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倒是在一旁的蒋玲很自然地递上纸巾，抱着这位母亲一起哭泣，极大缓解了局面。她们都是失去孩子的母亲，相同的境遇把她们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刘猛开始意识到这一点，接下来，他和蒋玲做了简单的沟通，两人一拍即合。
筹备的时间不到一天，志愿者们分头行动，买沙发的买沙发，装饰房间的装饰房间，很快，“妈妈之家”成立了。
蒋玲就此留在了都江堰的“妈妈之家”， 她每天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安抚妈妈们。她们彼此用受伤的心相互慰藉。“我们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憧憬未来。”
刘猛说，蒋玲虽然没有专业知识，但悟性很高，天生就有很强的情感交流能力，并且她心地善良，愿意帮助人，很多专业人士未必能做到。
悲痛中的快乐
在刘猛看来，失去孩子的母亲是灾区最应关注的一个群体，“因为她们受到的创伤更持久、更难以愈合”。
他说，去年震后刚到灾区，他就注意到这个群体，“天天在哭，尽管不是大哭，但随时在滴泪，情绪很不稳定。”
这位至今仍坚守在灾区的心理咨询师认为，现在她们表面上看都已接受了现实，逐步开始新的生活，但那抹不去的痛永远存在于心底，一旦被重新激起，哀伤难抑。“而她们再孕多是被动选择，往往不是减轻了痛苦，而是加重了悲伤。”
“角色冲突是影响再孕母亲心理健康的关键因素。”刘猛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在很短的时间内，她们被迫几次转变自己的角色：震前是一个孩子的母亲，震后变成了一个灾民，同时成为了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几个月之后又转变成再次怀孕的母亲，很快又即将成为一个再次养育孩子的母亲。
“这一系列的重大角色转换，都是她们无法选择的，只能被动接受，她们在内心深处还没弄清楚当前的角色意味着什么，就被裹挟进下一个角色。充当了再孕妈妈的角色时，失去孩子的母亲这一角色并没有从她们身上消除。而这两种角色在本质上存在着巨大冲突——失去孩子的母亲心情必然哀伤忧郁，而孕期的妈妈则需要一个轻松愉悦的心境。”
刘猛希望通过“妈妈之家”，让母亲们重新构建情感支撑系统，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顺利地度过孕产期。他说，“很多母亲在失去孩子后，很长一段时间都认为自己不能笑，不应该笑，也不会笑了。”
他告诉妈妈们，必须面对这样的角色转变，才可以让未来的宝宝健康，“悲痛中的快乐，可以换来宝宝一生幸福。”
为了让妈妈们放松，刘猛把她们置身于一种情境之中，“你不可能告诉她们怎么做，而是让她们自己去感受。”
通过引导，刘猛在“妈妈之家”营造出宁静、富有生命力的气氛。在刘猛看来，妈妈们相互之间的感染是最好的心理疏导，而蒋玲则是“妈妈之家”的妈妈们之间最好的纽带和桥梁。
无法掌控的未来
4月24日，蒋玲准备去看望一位刚刚产后大出血的妈妈，她想带点水果或者一罐奶粉，蒋玲计算着开支，一罐奶粉需要70多元，水果20元左右，再加上交通费一天下来她至少需要开销100元。
从成立之初，“妈妈之家”就不得不掐着指头过日子，在不到30平方米的“妈妈之家”，所有设备都是志愿者自掏腰包购买的，花了近1万元，后期的投入也将近1万元。对于这些没有收入的志愿者来说，这些花销都来自他们早年的积蓄。
刘猛已经在都江堰呆了将近1年，个人投入近20万元，而后期的维持也都来自志愿者，社会零星捐助少得可怜，而基金会又不可能给他们投入。“没有身份，我们得不到支持。”刘猛显得很无奈，但他还是很感谢政府，当地社区免费为他们的“全国心理援助联盟”提供了20间板房，没有这些基础条件，所有项目都无从谈起。
此前，刘猛的“全国心理援助联盟”一直因为“资质”问题，无法接受各方经费援助。2009年3月，他们终于得到政府批复，准许注册，但是无法使用“全国心理援助联盟”这个沿用已久、已经具备了一定社会价值的名称。
更为困难的是注册需要10万元启动资金，如今团队已陷入资金困境，无法拿出10万元现金，而没有注册之前无法接受援助，在不接受援助的情况下又无法完成注册，团队正在陷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悖论。
刘猛所带领的5名志愿者每日三餐总共20元，早上稀饭，中午一荤一素，晚上吃面条或者稀饭。对此，志愿者打趣说，这样的生活方式有利健康。但“妈妈之家”还在继续，每天为妈妈们准备的水果以及饮品依然新鲜。
吉园已经有了7个新生儿，蒋玲每次看到孩子都特别开心。在“妈妈之家”建档的230位妈妈中，每一个宝宝的诞生都牵动着蒋玲的心。
蒋玲期望能和妈妈们一起迎接新生活，她说，她现在已经开始休养身体，等条件允许，她将再怀一个孩子，“孩子是所有的希望。”
“妈妈之家”一直纠结在绝望与希望之间。
4月23日，在这个地震灾区唯一由志愿者组建、专门为再孕妈妈作心理疏导的地方，两个女人一分钟前还抱头痛哭，转眼又相互安慰。
她们都是在汶川地震中失去孩子的母亲。一位是来自北川的蒋玲，23岁，孩子离开她时才67天。她是这里的志愿者。另一位是“妈妈之家”所在地都江堰城北馨居吉园板房区的居民，她的孩子消失在新建小学脆弱的建筑之中。更令她悲痛的是，不久前，年近40岁、刚刚怀孕3个月的她流产了。
自我拯救
刘大姐的宝宝已经两个月了，她把孩子交到蒋玲怀里，说没有小蒋的关心就不会有今天的孩子。
孩子在蒋玲怀里晃动着小手，四处乱抓。蒋玲再也忍不住悲伤，眼泪扑扑地掉下来，搂着孩子不肯撒手。
“程程，程程呢？他也应该是这么大，这么可爱。”1年来，蒋玲都不敢看和她儿子一般大小的孩子，看到就会想起自己的宝宝程程。
在震后1个月时间里，蒋玲都活在似梦非梦之间。她幻想着自己的孩子还活着，或许已经被人解救，在某个地方正期待着母子俩的再次相聚。
在漫长的等待和残酷的现实面前，蒋玲陷入极度的自责，为什么没能救出孩子？那个月，蒋玲每天都通宵哭泣，发疯似地撞墙，扯自己的头发，发高烧，白天昏昏沉沉，整日难以入眠。
见到这样的情况，朋友开始强拉蒋玲去接受心理治疗，但几个疗程下来，蒋玲的情况丝毫没有好转。
没人能走进蒋玲的内心，幸存下来的亲人，爸爸和丈夫在交通局和国家电网工作，当时正是恢复交通和电力的紧张时期，每天工作加班加点，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更何况坐下来和蒋玲谈心。
蒋玲感到绝望，万念俱灰，她甚至做好了死的准备。
这时，她遇到了一位被称为“最后一个‘幸存’的心理咨询师”——河北经贸大学的心理咨询师刘猛。“幸存”成为勾起她和这位心理咨询师接触的冲动源。
蒋玲想找个能听自己说话的人。她试探性地给在都江堰的刘猛拨去电话。对方说话不多，在将近两个小时的交谈中，差不多是蒋玲一个人在倾诉，最后刘猛邀请蒋玲去他的驻地看看。
蒋玲从刘猛那里感到了真诚。
2008年11月，蒋玲去了一趟都江堰，一开始只是抱着散散心的想法。那时正赶上有大量的儿童衣物捐献过来，刘猛分配蒋玲和几个志愿者把所有的衣物全部清洗一遍。洗完衣服，还要整理捐献过来的图书。
繁重的工作让蒋玲暂时忘记了失子之痛。白天工作，晚上志愿者在一起谈心交流，蒋玲情绪好了很多，从一开始整夜失眠到能够睡上两三个小时，蒋玲并没有察觉自己的变化，但在刘猛看来，这是不小的进步。
与此同时，来到这个心理干预中心的遇难孩子母亲越来越多。
今年3月初，3个母亲来到心理治疗室找刘猛倾诉，说到动情处，一位母亲忍不住失声痛哭，作为专业人士的刘猛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倒是在一旁的蒋玲很自然地递上纸巾，抱着这位母亲一起哭泣，极大缓解了局面。她们都是失去孩子的母亲，相同的境遇把她们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刘猛开始意识到这一点，接下来，他和蒋玲做了简单的沟通，两人一拍即合。
筹备的时间不到一天，志愿者们分头行动，买沙发的买沙发，装饰房间的装饰房间，很快，“妈妈之家”成立了。
蒋玲就此留在了都江堰的“妈妈之家”， 她每天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安抚妈妈们。她们彼此用受伤的心相互慰藉。“我们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憧憬未来。”
刘猛说，蒋玲虽然没有专业知识，但悟性很高，天生就有很强的情感交流能力，并且她心地善良，愿意帮助人，很多专业人士未必能做到。
悲痛中的快乐
在刘猛看来，失去孩子的母亲是灾区最应关注的一个群体，“因为她们受到的创伤更持久、更难以愈合”。
他说，去年震后刚到灾区，他就注意到这个群体，“天天在哭，尽管不是大哭，但随时在滴泪，情绪很不稳定。”
这位至今仍坚守在灾区的心理咨询师认为，现在她们表面上看都已接受了现实，逐步开始新的生活，但那抹不去的痛永远存在于心底，一旦被重新激起，哀伤难抑。“而她们再孕多是被动选择，往往不是减轻了痛苦，而是加重了悲伤。”
“角色冲突是影响再孕母亲心理健康的关键因素。”刘猛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在很短的时间内，她们被迫几次转变自己的角色：震前是一个孩子的母亲，震后变成了一个灾民，同时成为了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几个月之后又转变成再次怀孕的母亲，很快又即将成为一个再次养育孩子的母亲。
“这一系列的重大角色转换，都是她们无法选择的，只能被动接受，她们在内心深处还没弄清楚当前的角色意味着什么，就被裹挟进下一个角色。充当了再孕妈妈的角色时，失去孩子的母亲这一角色并没有从她们身上消除。而这两种角色在本质上存在着巨大冲突——失去孩子的母亲心情必然哀伤忧郁，而孕期的妈妈则需要一个轻松愉悦的心境。”
刘猛希望通过“妈妈之家”，让母亲们重新构建情感支撑系统，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顺利地度过孕产期。他说，“很多母亲在失去孩子后，很长一段时间都认为自己不能笑，不应该笑，也不会笑了。”
他告诉妈妈们，必须面对这样的角色转变，才可以让未来的宝宝健康，“悲痛中的快乐，可以换来宝宝一生幸福。”
为了让妈妈们放松，刘猛把她们置身于一种情境之中，“你不可能告诉她们怎么做，而是让她们自己去感受。”
通过引导，刘猛在“妈妈之家”营造出宁静、富有生命力的气氛。在刘猛看来，妈妈们相互之间的感染是最好的心理疏导，而蒋玲则是“妈妈之家”的妈妈们之间最好的纽带和桥梁。
无法掌控的未来
4月24日，蒋玲准备去看望一位刚刚产后大出血的妈妈，她想带点水果或者一罐奶粉，蒋玲计算着开支，一罐奶粉需要70多元，水果20元左右，再加上交通费一天下来她至少需要开销100元。
从成立之初，“妈妈之家”就不得不掐着指头过日子，在不到30平方米的“妈妈之家”，所有设备都是志愿者自掏腰包购买的，花了近1万元，后期的投入也将近1万元。对于这些没有收入的志愿者来说，这些花销都来自他们早年的积蓄。
刘猛已经在都江堰呆了将近1年，个人投入近20万元，而后期的维持也都来自志愿者，社会零星捐助少得可怜，而基金会又不可能给他们投入。“没有身份，我们得不到支持。”刘猛显得很无奈，但他还是很感谢政府，当地社区免费为他们的“全国心理援助联盟”提供了20间板房，没有这些基础条件，所有项目都无从谈起。
此前，刘猛的“全国心理援助联盟”一直因为“资质”问题，无法接受各方经费援助。2009年3月，他们终于得到政府批复，准许注册，但是无法使用“全国心理援助联盟”这个沿用已久、已经具备了一定社会价值的名称。
更为困难的是注册需要10万元启动资金，如今团队已陷入资金困境，无法拿出10万元现金，而没有注册之前无法接受援助，在不接受援助的情况下又无法完成注册，团队正在陷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悖论。
刘猛所带领的5名志愿者每日三餐总共20元，早上稀饭，中午一荤一素，晚上吃面条或者稀饭。对此，志愿者打趣说，这样的生活方式有利健康。但“妈妈之家”还在继续，每天为妈妈们准备的水果以及饮品依然新鲜。
吉园已经有了7个新生儿，蒋玲每次看到孩子都特别开心。在“妈妈之家”建档的230位妈妈中，每一个宝宝的诞生都牵动着蒋玲的心。
蒋玲期望能和妈妈们一起迎接新生活，她说，她现在已经开始休养身体，等条件允许，她将再怀一个孩子，“孩子是所有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