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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含糊称“某某”到点名道姓，从“涉嫌违纪”到“涉嫌违纪违法”，从“笼统罪名”到“具体罪行”……十八大以来，中纪委对违法违纪官员通报“判词”的变化，不仅展现出反腐败斗争抓铁有痕、踏石留印，更透露出反腐败的新变化。
从含糊称“某某”到点名道姓
今天，人们已经习惯通过纪委监委网站了解最新的官员落马情况，哪位官员违法违纪，大家一目了然。因为各地纪委监委网站都有一个类似“通报曝光”的栏目，用于公布各类违法违纪官员的“判词”。“判词”，是违法违纪案件调查的“节点”，也是群众了解真相的“起点”。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则则“判词”中出现了新的变化。
比如，仅仅几年前，人们还很少能在通报中看到真名实姓。2013年11月，山西省纪委通报过去一段时间的反腐情况，出现了“省人大常委会原副秘书长李某某”“晋城市政协原副主席申某”“长治市市委原副书记、市长张某”等字样。“某某”，成为问题官员最后一张遮羞布。
随着反腐的深入，遮羞布被扯下。山西省纪委监委第一执纪审查（调查）室副主任王增昂说，大概在2014年左右，中纪委首开“点名道姓”的先河，此后，各地纪委在通报违法违纪官员时几乎全部直指其名。
“点名道姓”的震慑力有多强？王增昂认为，互联网是有记忆的，一旦公布官员违纪违法问题，这名官员的污点将众所周知。有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官员曾表露，寧可给自己再加重点处分，也不愿意被点名道姓公开曝光。
从“涉嫌违纪”到“涉嫌违纪违法”
3月下旬，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北京揭牌。4月1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消息，贵州省委原常委、副省长王晓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王晓光成为国家监委组建后首个接受审查调查的中管干部。
这次通报有了新变化：之前对问题官员的通报多是“涉嫌严重违纪”，这则通报中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之前为“接受组织审查”，现在则为“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山西省纪委监委第一执纪监督室副主任王芳认为，近年来纪委通报中关于纪与法部分出现两次明显变化。先是“纪法问题混合”，通报问题官员时用词为“违纪违法”；到2015年左右，通报中有“纪法分开”的趋势，纪委通报的案件中强调“违纪”；今年，国家监察委员会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通过表决，“违纪违法”字眼再次同时出现在通报中。
王芳说：“这些变化，体现了我国在反腐败斗争中不断强化法治思维，用法治方式惩治腐败的方针。”
从“笼统罪名”到“具体罪行”
在2013年前后，纪委通报中经常出现，“本人或通过其亲属收受巨额财物”“贪污公款”“道德败坏”“滥用职权造成国家财政资金重大损失”等字眼，这些几乎成为那段时间落马官员“判词”中的“标配”罪名。
而近年来，一些“具体罪行”出现在大贪官的通报中。比如，“违规出入私人会所”“违规报销个人费用”“接受私营企业主安排的宴请和旅游”“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配备和使用公务用车”“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违规设立并使用小金库款项”“擅自改变财政资金用途”等等。
山西省纪委监委第七执纪监督室副主任牛小明认为，“具体罪行”的出现并增多，体现出纪检监察干部运用“四种形态”“抓早抓小”的工作思路。这有助于对党员干部存在的问题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早查处，及时解决好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防止小错酿成大错。
“抓早抓小”是对干部最大的保护。一位参与调查山西省吕梁市原副市长张中生案件的纪委干部说，张中生认罪后对办案人员说：“要是有人在我受贿几万元、几十万元时找我谈话，我也绝不会受贿十亿元。”
传递震慑力，增加有力度的个性化表述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纪委对通报党纪处分的中管干部使用了诸多个性化新表述。例如，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杰辉，“毫无党员意识”“特权思想严重”；山东省原副省长季缃绮，“贪欲膨胀，中饱私囊”；中宣部原副部长鲁炜，“公器私用”“品行恶劣”“专横跋扈”等。
北京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表示，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纪委在通报中使用新的个性化的“纪言纪语”，是对其腐败行为的概括，同时也意在向其他领导干部传递执纪的威慑力。领导干部可以从中更全面、更清楚地认识到，国法管不到的地方，党纪同样可以制约，纪在法前、纪严于法。
（《新华每日电讯》2018.5.18）
从含糊称“某某”到点名道姓
今天，人们已经习惯通过纪委监委网站了解最新的官员落马情况，哪位官员违法违纪，大家一目了然。因为各地纪委监委网站都有一个类似“通报曝光”的栏目，用于公布各类违法违纪官员的“判词”。“判词”，是违法违纪案件调查的“节点”，也是群众了解真相的“起点”。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则则“判词”中出现了新的变化。
比如，仅仅几年前，人们还很少能在通报中看到真名实姓。2013年11月，山西省纪委通报过去一段时间的反腐情况，出现了“省人大常委会原副秘书长李某某”“晋城市政协原副主席申某”“长治市市委原副书记、市长张某”等字样。“某某”，成为问题官员最后一张遮羞布。
随着反腐的深入，遮羞布被扯下。山西省纪委监委第一执纪审查（调查）室副主任王增昂说，大概在2014年左右，中纪委首开“点名道姓”的先河，此后，各地纪委在通报违法违纪官员时几乎全部直指其名。
“点名道姓”的震慑力有多强？王增昂认为，互联网是有记忆的，一旦公布官员违纪违法问题，这名官员的污点将众所周知。有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官员曾表露，寧可给自己再加重点处分，也不愿意被点名道姓公开曝光。
从“涉嫌违纪”到“涉嫌违纪违法”
3月下旬，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北京揭牌。4月1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消息，贵州省委原常委、副省长王晓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王晓光成为国家监委组建后首个接受审查调查的中管干部。
这次通报有了新变化：之前对问题官员的通报多是“涉嫌严重违纪”，这则通报中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之前为“接受组织审查”，现在则为“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山西省纪委监委第一执纪监督室副主任王芳认为，近年来纪委通报中关于纪与法部分出现两次明显变化。先是“纪法问题混合”，通报问题官员时用词为“违纪违法”；到2015年左右，通报中有“纪法分开”的趋势，纪委通报的案件中强调“违纪”；今年，国家监察委员会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通过表决，“违纪违法”字眼再次同时出现在通报中。
王芳说：“这些变化，体现了我国在反腐败斗争中不断强化法治思维，用法治方式惩治腐败的方针。”
从“笼统罪名”到“具体罪行”
在2013年前后，纪委通报中经常出现，“本人或通过其亲属收受巨额财物”“贪污公款”“道德败坏”“滥用职权造成国家财政资金重大损失”等字眼，这些几乎成为那段时间落马官员“判词”中的“标配”罪名。
而近年来，一些“具体罪行”出现在大贪官的通报中。比如，“违规出入私人会所”“违规报销个人费用”“接受私营企业主安排的宴请和旅游”“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配备和使用公务用车”“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违规设立并使用小金库款项”“擅自改变财政资金用途”等等。
山西省纪委监委第七执纪监督室副主任牛小明认为，“具体罪行”的出现并增多，体现出纪检监察干部运用“四种形态”“抓早抓小”的工作思路。这有助于对党员干部存在的问题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早查处，及时解决好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防止小错酿成大错。
“抓早抓小”是对干部最大的保护。一位参与调查山西省吕梁市原副市长张中生案件的纪委干部说，张中生认罪后对办案人员说：“要是有人在我受贿几万元、几十万元时找我谈话，我也绝不会受贿十亿元。”
传递震慑力，增加有力度的个性化表述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纪委对通报党纪处分的中管干部使用了诸多个性化新表述。例如，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杰辉，“毫无党员意识”“特权思想严重”；山东省原副省长季缃绮，“贪欲膨胀，中饱私囊”；中宣部原副部长鲁炜，“公器私用”“品行恶劣”“专横跋扈”等。
北京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表示，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纪委在通报中使用新的个性化的“纪言纪语”，是对其腐败行为的概括，同时也意在向其他领导干部传递执纪的威慑力。领导干部可以从中更全面、更清楚地认识到，国法管不到的地方，党纪同样可以制约，纪在法前、纪严于法。
（《新华每日电讯》2018.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