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以精确的时刻从海底穿越,转眼从新界抵达中环。落车,出站,抬眼,璀璨夜灯与摩天大厦密密环绕。若不是为了参加读书会的讲座,一向只在以大学为圆心的东铁线上活动的我本无拜访港岛的兴趣。然而,香港的夜色毕竟扑面而来,泛滥的色彩和强光撩拨起兴奋。所谓城市的诱惑,也许正是来于此。
　　美国银行中心的一层即是香港中文大学进修处读书会讲座厅的所在。进入讲座厅之前,匆忙吞下7-11的叉烧肉面包和吞拿鱼沙律。随意入座后环顾听众,以年长者居多,脸上布满镇定与沧桑,携着伴侣或是朋友,稚气而孤单如自己的,十分少见。
　　今次的主题是《〈一九八四〉与乌托邦思想》,或许对于青年人来说,《一九八四》是过于沉重了吧。大约半年前读过奥威尔的这部不朽之作,当时对其中的预言或是警戒感到极为震撼,人性中的恐惧抑或脆弱实在无可避免,所以害怕书中的世界将是残酷现实,害怕自己的弱点被利用到失去爱的能力。奥威尔于1949年发表此书,六十年间,世界仍是翻云覆雨,历史与书本竟有惊人巧合。
　　讲者是中文大学哲学系与通识教育研究中心的主任,年届六十,在大学里开有“死亡与不朽”等名称抽象的哲学通识课。每个听者手中发有一份《一九八四》第三章的节选,讲者时而朗读原著中经典片段,时而分析阐发,兼有播放同名电影。文字、声音与图像的结合,渐渐令人仿佛置身于“老大哥”那双神秘双眼的监视之中——那双眼睛,让反叛者的质疑逐渐无力,甚而转为麻木的热爱,直至弃绝自我需求,仅剩对权力本身的永恒追逐或是膜拜。
　　突然,《英特纳雄耐尔》的旋律回荡在厅内,刚才电影中酷刑场面的阴郁一扫而空。坐在我前排的长者虔诚地合唱起来,那歌词热血沸腾,记载着前人奋斗的荣光。可是,这首歌伴以的画面却是战火,暴乱,贫穷,经过了一个世纪的努力,歌中的愿景尚未实现,刺眼的对比令人下泪。
　　之后,讲者引出乌托邦的概念与本质。乌托邦,在我的心目中,如同理想主义者的接头暗号。那么,在香港,有多少理想主义者,讨论乌托邦是否过于奢侈?自己一直喜欢的香港二人乐队——My little airport,总是把敏感或愤怒的理想藏在乱糟糟的噪音吉他声中,亦曾安静地念白:我们是香港最后一群,缺乏社交技巧的诗人。中环矗立的高楼仍然虎视眈眈地俯视着,冷嘲着这些无法被大众所接受的艺术家,而这个讲座厅内却富有思想的自由和同行者的温暖,不分年龄背景的听者,只是凭借一本书便在繁杂流动的人群中分离出来,相聚于此,使得这种城市里无数属于冷光源的霓虹灯,似乎都有了可人的温度。
　　古今中外的思想体系在幻灯上显现,儒家的大同,老子的“小国寡民”,柏拉图的理想国,乌托邦,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倔强地走过了几千年,始终念念不忘于一个终极目标——建设一个人人平等、幸福的理想社会。然而人类不过是生物种群的一种,逃不过由盛而衰的轨迹。充满锐气的社会改革经历了一次次失败之后,理想主义者陷入悲观,彼此分崩离析。当年在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狂欢的朋克也成了西装革履朝九晚五的白领。所谓理想社会,作为美好的终极目标难以触及,然而接近她的征途仍然有一代代人在走,只不过变得踏实而谨慎,既反对极权也避免极端的个人主义,尊重和包容少数人的意愿成为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准之一。人类,好似进入了日趋平淡的哀乐中年。
　　讲座的最后,是自由提问时间。有人提出,《一九八四》毕竟是小说,以现实为基础的虚构世界因为彻底违反人性而不可能长久。这自然也是我们的所愿。也有人说乌托邦不过是另外一种悲剧,自由的形态不可捕捉更不许规定,如同我们不需要一个由哲人王统治的理想国。教授对此给予了肯定和补充。经由这样的互动,不同的人发表的各异观点都是一扇新的窗户,在真理的不可穷尽之途上,多添了新鲜的氧气和亮光。
　　十九岁的自己,虽然涉世尚浅,却也尝过理想碰壁的痛苦,经历过人性受到压抑的岁月,试过暂时逃出规范时叛逆的快乐,终于忍不住莽撞地询问,在如今的社会状态里,青年应该如何选择人生道路。讲台上的教授,并不给我确定的回答。这却令我明白,如同社会的终极理想始终无解,人生的诸多选择也没有绝对正确答案,与其抱着理想去守望一个终点,不如投身实际,以每一点细微的努力和善意作为接近理想的有效途径。又或者,对个体而言,终点不是理想只是幻灭与死亡,那么,忠于直觉与情感,注重每个时刻内心的笃定洒脱而不强调理想本身的生活,已经足以慰藉人生百年的孤寂,因而值得一过。
　　坐地铁返校,宁静的车厢我用耳机听张悬的歌:你多难得/城市继续转动/我多爱你/我不随你而什么/我们今曾与共/交织于城市里的流行歌。我想象自己再次穿梭于海底,似一条游鱼,终于确认,其实香港是如此自由,自己是如此自由。
　　
　　编辑/姚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