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我国农民工培训还存在着各个参与主体不够重视，参与动力不足等情况。本文基于这一现实，通过分析影响各主体参与培训的动力因素，并研究参与主体的动力机制，给出了提高参与主体积极性及促进农民工培训开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民工培训；动力机制；动力；反动力
中图分类号：G725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1-000-02
参与农民工培训的主体分为政府部门、农民工、企业、培训机构等。政府部门又可细分为中央政府、农民工输出、输入地政府；农民工可分为第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机构可分为非公益性培训机构及公益组织。
农民工培训动力机制是能调动各主体参与农民工培训积极性的一种机制。具体而言，参与主体会有两种动力因素—动力与反动力。如果动力作用大于反动力作用，则理性的主体将选择参与该项活动；反之，则将选择不参与。研究动力机制，从而“对症下药”，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培训参与主体动力不足的问题，将有助于推动农民工培训工作的积极开展。
一、政府部门参与农民工培训的正反动力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开放程度加强出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文化素养不高、流动性强、融入城市生活困难等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同时，现在也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时期。随着人口结构的转变，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最终会结束。外资撤离以及“民工荒”的出现，都是这一问题的不同表现。要破解这些难题，就需通过培训来提高我国的人力资本，而具有巨大人口潜力的农民工成为重点目标。因此可认为，为解决有关经济、社会发展难题，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将是中央政府进行农民工培训的动力来源。
对于农民工输出地政府而言，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将是其参与农民工培训最直接的动力来源。同时，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可以间接增加其家乡地区的收入。对于农民工输入地政府而言，满足当地企业用工需求，促进招商引资等将成为其参与农民工培训的重要动力来源。企业发展对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巨大的正效应，而“民工荒”成为制约当地企业资本投资以及企业生产规模扩大的重要因素。
而形成农民工培训反动力的因素主要是由于培训成本分担问题。由于我国地区政府与中央政府间的财政分管方式，有可能使得各地区政府在农民工培训成本承担问题上产生分歧。作为培训收益的分享者，企业与农民工自身也应该成为部分培训成本的承担者。因此各地区政府、农民工与企业就农民工培训的成本承担比例的不确定性将成为农民工培训不充分的一个因素。其次，政府职能边界不清晰也成为农民工培训问题的反动力。
二、农民工主体参与培训的正反动力分析
农民工主体，以理性经济人作为假设，预期收益将成为其参与培训的主要动力来源，而为培训付出的各类成本总合将成为其参与培训的反动力来源。
新生代农民工进城打工，除了希望增加收入外，还希望能融入城市生活。而通过培训提高其人力资本，增加收入，降低可替代性，从而降低其流动性。这些有益性都能成为其积极参与培训的动力来源。
农民工培训的成本主要分为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直接成本包括培训所需的学费、书费以及资料费等；间接成本主要指机会成本，涉及到较低的生产率和收入。除此之外对于培训效果的看法，也是影响其参与培训的重要因素。这将涉及到培训的质量，政府的宣传力度，农民工培训信息的获取能力，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培训的认可程度等。如果上述因素都处于不充分状态，则这些因素将成为农民工参与培训的反动力。
用收益成本的数学模型来分析，假设只涉及货币化的成本及收益，用整个时期收益与成本的现值作比较。具体为：
（1）
其中，Ct为培训期间的直接成本；W（L）为培训期内较低的工资水平；W（S）为不参加培训的工资水平；W（T）为培训后的工资水平；i为贴现率；t为既定时间点；τ0表示培训开始时间；τ1表示培训结束时间；τ2表示培训收益最长时间点。从该模型可看出，影响农民工参与培训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培训后的工资水平。如果其他因素一定，培训后的工资水平越高，农民工参与培训的积极性越大。第二，培训期间的工资水平。如果其他因素一定，培训期间的工资水平越低，农民工参与培训的积极性将越小。第三，培训的直接成本。其他条件一定，培训费用越高，参与培训的积极性越小。第四，时期数。一种是培训的时间长度，其他条件一定，较长的培训时间将会阻碍其参与培训。另一种是参与培训后，获得较高收益的时间长度，该时间越长，则获得的“额外”收益越多，越能增涨参与的热情。
三、企业主体参与农民工培训的正反动力分析
根据贝克尔的理论，企业提供给员工的培训类型可分为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如使用数学模型分析企业进行培训的决策情况，则假设仅考虑货币化的收益与成本，具体如下：
（2）
其中，MP0表示未提供培训时的边际产品，MPt表示参加培训后的边际产品；w0表示未参与培训时的工资水平，wt为参与培训后工资水平；K为培训的直接成本；i表示贴现率。假设培训前的劳动力市场已达MP0=w0的均衡水平。
首先，假设劳动力市场完全竞争，如属于完全一般培训，则培训后劳动力能够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与更高生产率相当的工资水平，因此，提供培训企业将支付与农民工生产率水平相等的工资，即 ，因此该企业愿意为该培训支付的费用K=0。
其次，由于农民工群体具有较强的流动性，提供培训的企业承担较大的离职风险，即 =0，及 =0，这将成为企业提供培训的反动力。
最后，由于企业眼光不够长远，对于一般工人岗位培训不够重视，低估农民工接受培训的效果，以至于认为培训支出将远大于培训收益，即K将远大于 ，因此不愿提供培训。
而农民工培训能够使企业获得较高的劳动效率，提高企业的品牌价值和产品质量，利于企业长远发展，这些因素又是推动企业参与农民工培训的正向动力。 四、培训机构参与农民工培训的正反动力分析
影响非公益性培训机构参与的主要因素有培训利润、培训资金以及政策导向等。其中职业院校主要受培训需求及政策扶持的影响。如果农民工对培训的需求，及政府企业委托培训的需求越大，能够获得政府资金支持，则其开展培训的动力越大。而对于商业培训机构，培训的利润驱动将成为其进行培训的最大动力。也就是说，“收益-成本”模型可作为其参与培训的决策依据。除此之外，良好的培训市场环境，配套的技能认证环境等也将促进培训机构的健康发展。对于公益性的培训机构而言，农民工自身对于培训的需求，社会发展水平以及社会各界资助情况将成为影响其参与培训的动力因素。而对于培训的投入成本情况将反向影响着各培训机构的参与积极性。
五、政策建议
（一）明确各主体责任
政府部门应重视农民工培训，将培训成果作为各相关行政单位的绩效考核内容。清晰划分相关部门职责，避免权责不清，推卸责任的情况发生。应完善相关法律政策，将各个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纳入法律体系，维护农民工培训的地位。
（二）构建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二元化的劳动力市场是导致农民工群体流动性强，其培训不被重视的重要原因。构建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降低流动性，从根本上提高全社会对培训的重视程度，降低企业参与培训的风险。
（三）完善其他相关机制
农民工培训作为一个系统，需要各类机制良好配合。特别是投资机制，它是有效开展农民工培训的先决条件。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投资成本分担情况成为影响农民工培训的重要因素。因此，建立有效的投资机制，在政府、企业及农民工群体间合理分配投资费用，将推动农民工培训工作的进行，反之，将成为阻碍农民工培训发展的最大障碍。
参考文献：
[1]王竹林，吕默.农民工培训模式及动力机制探析[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3，03：87-91.
[2]徐卫.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研究[D].武汉大学，2014.
[3]潘寄青，沈洊.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的政府责任与协调机制[J].江西社会科学，2012，06：199-203.
[4]黄瑞玲.农民工职业技术培训长效机制研究[J].教育评论，2011， 01：27-30.
关键词：农民工培训；动力机制；动力；反动力
中图分类号：G725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1-000-02
参与农民工培训的主体分为政府部门、农民工、企业、培训机构等。政府部门又可细分为中央政府、农民工输出、输入地政府；农民工可分为第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机构可分为非公益性培训机构及公益组织。
农民工培训动力机制是能调动各主体参与农民工培训积极性的一种机制。具体而言，参与主体会有两种动力因素—动力与反动力。如果动力作用大于反动力作用，则理性的主体将选择参与该项活动；反之，则将选择不参与。研究动力机制，从而“对症下药”，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培训参与主体动力不足的问题，将有助于推动农民工培训工作的积极开展。
一、政府部门参与农民工培训的正反动力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开放程度加强出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文化素养不高、流动性强、融入城市生活困难等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同时，现在也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时期。随着人口结构的转变，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最终会结束。外资撤离以及“民工荒”的出现，都是这一问题的不同表现。要破解这些难题，就需通过培训来提高我国的人力资本，而具有巨大人口潜力的农民工成为重点目标。因此可认为，为解决有关经济、社会发展难题，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将是中央政府进行农民工培训的动力来源。
对于农民工输出地政府而言，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将是其参与农民工培训最直接的动力来源。同时，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可以间接增加其家乡地区的收入。对于农民工输入地政府而言，满足当地企业用工需求，促进招商引资等将成为其参与农民工培训的重要动力来源。企业发展对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巨大的正效应，而“民工荒”成为制约当地企业资本投资以及企业生产规模扩大的重要因素。
而形成农民工培训反动力的因素主要是由于培训成本分担问题。由于我国地区政府与中央政府间的财政分管方式，有可能使得各地区政府在农民工培训成本承担问题上产生分歧。作为培训收益的分享者，企业与农民工自身也应该成为部分培训成本的承担者。因此各地区政府、农民工与企业就农民工培训的成本承担比例的不确定性将成为农民工培训不充分的一个因素。其次，政府职能边界不清晰也成为农民工培训问题的反动力。
二、农民工主体参与培训的正反动力分析
农民工主体，以理性经济人作为假设，预期收益将成为其参与培训的主要动力来源，而为培训付出的各类成本总合将成为其参与培训的反动力来源。
新生代农民工进城打工，除了希望增加收入外，还希望能融入城市生活。而通过培训提高其人力资本，增加收入，降低可替代性，从而降低其流动性。这些有益性都能成为其积极参与培训的动力来源。
农民工培训的成本主要分为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直接成本包括培训所需的学费、书费以及资料费等；间接成本主要指机会成本，涉及到较低的生产率和收入。除此之外对于培训效果的看法，也是影响其参与培训的重要因素。这将涉及到培训的质量，政府的宣传力度，农民工培训信息的获取能力，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培训的认可程度等。如果上述因素都处于不充分状态，则这些因素将成为农民工参与培训的反动力。
用收益成本的数学模型来分析，假设只涉及货币化的成本及收益，用整个时期收益与成本的现值作比较。具体为：
（1）
其中，Ct为培训期间的直接成本；W（L）为培训期内较低的工资水平；W（S）为不参加培训的工资水平；W（T）为培训后的工资水平；i为贴现率；t为既定时间点；τ0表示培训开始时间；τ1表示培训结束时间；τ2表示培训收益最长时间点。从该模型可看出，影响农民工参与培训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培训后的工资水平。如果其他因素一定，培训后的工资水平越高，农民工参与培训的积极性越大。第二，培训期间的工资水平。如果其他因素一定，培训期间的工资水平越低，农民工参与培训的积极性将越小。第三，培训的直接成本。其他条件一定，培训费用越高，参与培训的积极性越小。第四，时期数。一种是培训的时间长度，其他条件一定，较长的培训时间将会阻碍其参与培训。另一种是参与培训后，获得较高收益的时间长度，该时间越长，则获得的“额外”收益越多，越能增涨参与的热情。
三、企业主体参与农民工培训的正反动力分析
根据贝克尔的理论，企业提供给员工的培训类型可分为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如使用数学模型分析企业进行培训的决策情况，则假设仅考虑货币化的收益与成本，具体如下：
（2）
其中，MP0表示未提供培训时的边际产品，MPt表示参加培训后的边际产品；w0表示未参与培训时的工资水平，wt为参与培训后工资水平；K为培训的直接成本；i表示贴现率。假设培训前的劳动力市场已达MP0=w0的均衡水平。
首先，假设劳动力市场完全竞争，如属于完全一般培训，则培训后劳动力能够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与更高生产率相当的工资水平，因此，提供培训企业将支付与农民工生产率水平相等的工资，即 ，因此该企业愿意为该培训支付的费用K=0。
其次，由于农民工群体具有较强的流动性，提供培训的企业承担较大的离职风险，即 =0，及 =0，这将成为企业提供培训的反动力。
最后，由于企业眼光不够长远，对于一般工人岗位培训不够重视，低估农民工接受培训的效果，以至于认为培训支出将远大于培训收益，即K将远大于 ，因此不愿提供培训。
而农民工培训能够使企业获得较高的劳动效率，提高企业的品牌价值和产品质量，利于企业长远发展，这些因素又是推动企业参与农民工培训的正向动力。 四、培训机构参与农民工培训的正反动力分析
影响非公益性培训机构参与的主要因素有培训利润、培训资金以及政策导向等。其中职业院校主要受培训需求及政策扶持的影响。如果农民工对培训的需求，及政府企业委托培训的需求越大，能够获得政府资金支持，则其开展培训的动力越大。而对于商业培训机构，培训的利润驱动将成为其进行培训的最大动力。也就是说，“收益-成本”模型可作为其参与培训的决策依据。除此之外，良好的培训市场环境，配套的技能认证环境等也将促进培训机构的健康发展。对于公益性的培训机构而言，农民工自身对于培训的需求，社会发展水平以及社会各界资助情况将成为影响其参与培训的动力因素。而对于培训的投入成本情况将反向影响着各培训机构的参与积极性。
五、政策建议
（一）明确各主体责任
政府部门应重视农民工培训，将培训成果作为各相关行政单位的绩效考核内容。清晰划分相关部门职责，避免权责不清，推卸责任的情况发生。应完善相关法律政策，将各个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纳入法律体系，维护农民工培训的地位。
（二）构建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二元化的劳动力市场是导致农民工群体流动性强，其培训不被重视的重要原因。构建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降低流动性，从根本上提高全社会对培训的重视程度，降低企业参与培训的风险。
（三）完善其他相关机制
农民工培训作为一个系统，需要各类机制良好配合。特别是投资机制，它是有效开展农民工培训的先决条件。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投资成本分担情况成为影响农民工培训的重要因素。因此，建立有效的投资机制，在政府、企业及农民工群体间合理分配投资费用，将推动农民工培训工作的进行，反之，将成为阻碍农民工培训发展的最大障碍。
参考文献：
[1]王竹林，吕默.农民工培训模式及动力机制探析[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3，03：87-91.
[2]徐卫.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研究[D].武汉大学，2014.
[3]潘寄青，沈洊.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的政府责任与协调机制[J].江西社会科学，2012，06：199-203.
[4]黄瑞玲.农民工职业技术培训长效机制研究[J].教育评论，2011， 01：2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