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实验诗刊》
　　《实验诗刊》是从上海青年宫诗歌辅导班的学员作品手册演变出来的。真正意义上的《实验诗刊》我认为是从34期开始，出到40期，一共出了6期，主要由王小龙利用工作之便，负责打印印刷。有一期小龙顶不住，我托游侠帮忙打印印刷。每期50册，诗刊散发对象是北京的诗友北岛、顾城、杨炼、江河，福建的崔晟，山东的梁青生等。
　　实验诗社是松散型的，成员是王小龙，白夜，蓝色，卓松盛，沈宏非，伢儿，我。那个时期，我用“野云”笔名，《都怪秋天》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实验诗刊》16开本，每期二十几页。
　　王小龍其人其事
　　青年宫诗歌辅导班
　　80年代初，王小龙在上海青年宫文艺科主管中学生诗歌培训工作，开了两期半年一期的诗歌讲座，学生由上海各个中学的校长推荐，第一期学员我知道的有沈宏非、卓松盛、王依群、张真。我是第二期的学员，第二期一共有五十个同学，来自上海各个中学的语文尖子。学员中有曹秉，现在上海《新闻晚报》；杨彬华，现在《上海文学》；记得还有一个文静的女孩，当时我觉得她写的诗不比舒婷差，现在还记得她的名字，叫赵铁泓。
　　我是我当时所在的零陵中学的校长张家治推荐。那天放学后我在校园的橱窗看报纸。张校长递给我一张报名单。去青年宫报名那天是1980年12月的一个周末下午，王小龙拿出一首他刚发表的诗《天鹅与小丑》，诗抒发了对“四人帮”迫害张志新的愤懑。掏烟时，我递了一支给王小龙。他很惊讶，说中学生是不能抽烟的呀。他一看是“牡丹”，也就抽了。
　　王小龙请了几个高校的中文系讲师给我们讲课，徐志摩、戴望舒、何其芳、郭小川、庞德、艾略特，我都是那个时候知道的。我们边学边写。隔一个月，王小龙就把我们习作中他认为优秀的诗作汇编在一起，打印成册。我的习作当时一直未被他选入，为此，我很纳闷，难过。
　　每个星期天上午去听一次讲座，青年宫也即“大世界”进去要买门票，为此小龙给我们发了一个出入证，我们都是从边门进的。教室隔壁是个乐队的排练室，《在希望的田野上》这支歌曲常常飘进我们的教室。怕影响我们高考复习，学习班办到1981年6月初就结束了。那天小龙叫了6个同学留下，我是其中之一。他叫我们围坐一起，他说你们都很有潜力。
　　王小龙的忏悔
　　小龙属蛇，1955年生于上海。中学毕业后分配在一家工厂做团委书记。当时小青工早恋早婚早孕都是不允许的，尤其未婚先孕更是大逆不道。出了事都是团委先出面审查，当事人如何发生关系的细节都要交代清楚。调查完以后再交保卫科最后处理。有一次酒后小龙忏悔道，那不是人干的工作，被问的青工哪有尊严可言，可我居然干了8年。咳，小龙长叹一声后，许久不作声。
　　小龙的自尊
　　小龙自尊心特别强，1986年北岛来上海，电影局的吴贻弓请客。因是匆忙安排，第二天就要离沪，北岛只好叫小龙与毅伟前来会晤。赶到宴会厅，见宴会桌上没有王小龙的名字，小龙转身就要走。毅伟特别随和，拉住小龙劝道，我们又不是来赴宴的，是来会振开的，这么在乎干吗呢。北岛特别仗义，找来吴贻弓说，今天如果没有他朋友的席位，他就退席。吴贻弓赶紧安排了小龙和毅伟的席位。
　　事后，毅伟对我感叹道，当时小龙哪是属蛇的，简直是属牛的。
　　口语诗
　　当时顾城与谢烨已经结婚，居住在上海凯旋路上的一间租赁的民房里。一次，小龙对我说，顾城看了我的诗很惊讶，说诗怎么能那么写？不过顾城很喜欢我的诗，尤其是组诗《问候巴黎》里的两段，抄录于此：
　　追求
　　没有嘴唇的歌女
　　桃花源里走着一个职业侦探
　　法国时装
　　一只企鹅
　　大摇大摆地走进赤道森林
　　顾城喜欢我的诗，小龙很开心，因为我是他的学生。小龙还说他特别喜欢我的《联合国大厅》，那天小龙说以后也要试着写写口语诗。后来小龙发在《萌芽》杂志上的那组工厂题材的口语诗，引起了中国诗坛的震撼。
　　诗歌朗朗上口
　　小龙成名很早，早年写过很多歌词。1973年的儿歌《叛徒林彪孔老二》是其代表作，当时我们天天唱。现在还记得歌词和旋律，抄录于下：
　　叛徒林彪孔老二
　　都是坏东西
　　嘴上讲仁义
　　肚里藏诡计
　　一心克己复礼
　　我们红小兵
　　坚决不答应
　　小龙写过很多歌词，谱成曲后特别悦耳。他的诗特别朗朗上口，是真正的诗歌。小龙诗歌独特的语感，无人可比，尤其适合朗诵。1982年春节文艺晚会上，当时的当红电影明星陈冲朗诵了小龙一首《我是小狗》，感动了全国人民。
　　北岛的责问
　　小龙活得很累，有一次在上海喝醉酒，北岛躺在地上，指着小龙大声说道：小龙啊，你这人什么都想占，在诗坛想做好诗人，在家里又想做好丈夫、好父亲；在单位里想做好党员，在父母面前又想做好儿子；在朋友当中又想做好朋友，你活得累不累？干吗呢。
　　小龙被说得哑口无言。事后，毅伟告诉我说，北岛那天特别率真，可爱。
　　生活中的小龙确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简直就像堂·吉诃德，到处碰壁，到处头破血流，永不放弃寻找风车搏斗。
　　知己小龙
　　小龙好为人师，也敢为人师。上海诗歌界有很多他的学生，但他特别垂青于我，我总是带着新创作的诗去他家讨教。他总是给我提出许多修改意见，受益匪浅。我对诗歌的执着令他非常感动，有一次他深情对我说：
　　“你们那期培训班上有个蒋？菖？菖你记得吗？他现在是公今度的研究生，有一天他来找我谈诗，我对他说：‘你们不配跟我谈诗歌，只有默默配跟我谈。他为了诗歌坐监狱，你们有这勇气吗？你们把诗歌当作生活的点缀，而诗歌是默默的生命。’”
　　让我很感动，也是对我的勉励和鞭策。 　　抢着乐
　　1987年小龙介绍我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去写剧本，住在永福路52号上影写作楼。那阵子朝夕相处，我对小龙有了更深的了解。小龙讲笑话总是自己憋不住先抢着乐；小龙的烟瘾特别大，一天可以抽两包；小龙有一个愿望，想组建一个民间的平民剧社，为此，小龙、梁星明和我，我们三人还认真地筹划过几次；小龙小时候学过小提琴，因为怕苦，脑袋挨过父亲不少“头特”。
　　那阵子，小龙还特意跟我谈过一次，劝我参加上海作协的青年创作讲习班，说结业后可以参加作协，入了作协以后就可以离开工厂，调到事业单位，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写作。对小龙的好心，我婉言谢绝。我觉得待在工厂的图书馆工作，挺好。
　　《四十大惑》让小龙兴奋
　　90年代各自忙于生计，我和小龙疏于来往。1998年我的一部长篇小说《四十大惑》问世后，一不小心成了畅销书。一天，小龙在飞机场上碰到陈村，陈村告诉小龙《四十大惑》出版的消息，小龙异常兴奋，买了一本，邀我去他家喝酒签名。他非要我在他自己买的那本书上签名，说，一样的，大家都买一本，你的书就更畅销了。我拗不过他。那天我们喝到深夜，席间小龙说他这几年一直在研究老子的《道德经》和孔子的《论语》，还把它们翻译成白话文。小龙找出白话稿，念了好几个章节。
　　没几天，小龙寄来一篇《四十大惑》读后感，写得特别生动有趣，抄录于下：
　　语言就是全部：《四十大惑》是怎样一本书
　　一本古里古怪的书，读到半夜，表情大概也古里古怪起来，还不时怪笑一声，害得女儿爬起来看爸爸是不是痴了。
　　读默默的《四十大惑》，你不时被回忆绊倒。往日风烟滚滚，一帮面熟陌生的小子从书页中走过来，他们说什么你都懂，可是他们错乱的话语实在让你尴尬——
　　我们早晨吃皮蛋
　　我們说是在接吻
　　就算我们在青春里流浪
　　但我们是国徽上发亮的麦粒
　　也是少女在梦中的王子
　　他们不管，默默不管，写作当中产生的即时快感浪高一浪，他兴高采烈地狗爬猫划，语录、诗、方言和切口泥沙俱下，不管有没有金粒闪光，反正一路横冲直撞够壮观。你可以想象他怎样阴险地接近那些约定俗成的词、词组和成语，一面像哈姆雷特似地感叹词啊词啊，一面假装天真地破坏约定俗成，不讲规则地乱搭语言积木——
　　坐在左边的女诗人估计也是一个著名诗人，否则胸脯不会一马平川。
　　我警告他若再不吭声，就焚书坑他。
　　大冬狂抽着烟，满嘴苦大仇深。
　　——编词典辞典的老先生真要被他气死了。这帮小子，叫他们早点起床，他们会理直气壮地说毛主席让他们睡到八九点钟，像太阳一样；今天给他们一本海德格尔的书，他们明天就会拿了“人，诗意的居住”这个命题去做世纪之门花园的广告词。《四十大惑》里有许多存心捣乱的东西，奇怪的是他一捣乱，一些一本正经的事情变得很没有意义起来。
　　你在一脸尴尬中分享他写作中的快感。可是，这种对语言又迷恋又摧残的写作，又建树起了一座或者一堆什么呢？你没把握。你有把握的是那种语言没有特征、文体没有个性的写作，谈不上是文学写作。现成语言、既定文体，再好也不过是在讲故事，而所有的故事差不多都被讲过，换换地名人名开头结尾又有什么意义呢？那么多人又伤心又费劲地写着，真令人同情而又大惑。当然，语言不是全部。不过，当你背负历史汉语的沉重，面对现实汉语的窘迫，你就想对所有的自认为在进行文学写作的同胞说一句极端的话——语言就是全部。
　　《四十大惑》有这么大的启示意义吗？
　　没有。借题发挥罢了。
　　可是还有其他一些话语令人尴尬的作品，加起来就有。
　　默默们高喊：为汉语的活力和进步而奋斗！
　　默默是诗人，写诗的人有资格说我不为发表，不去迎合。写小说的人没有资格，他不可能将读者啦评论啦出版社啦一大堆杂念抛于脑后。写诗的人可以说我抄一首诗给你看看，写小说的人可不敢说我抄一篇给你读读，短篇也不敢。写诗的人来写小说，语言、文体无法无天是因为他惯了，他的心境也许是值得写小说的人去体会的。
　　不怕泄露天机，你在书中还是认出了一些人物。不是说这帮多姿多彩、没心没肺的小子，而是指几位你想脱帽致敬的作家和他们创造的人物。比如《嚎叫》的金斯伯格，《在路上》的凯鲁亚克，《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塞林格——他们在《四十大惑》里发言了吗？没有。他们只是隐身其中，听默默白日说梦。他们或许也赞成这个观点：能把一句违反语法的话理直气壮不打嗝愣地写下来，也是要有点胆量有点勇气的。
　　《四十大惑》这样结尾：
　　走着走着，迎面走来了一张栗色发丝飘垂腮前的脸庞，手中牵着一只烂漫的小手。
　　什么叫走来一张脸庞？什么叫烂漫的小手？
　　真是鬼。真不讲理。真好。
　　赠小龙的诗
　　我写过一首诗赠小龙，题目叫《你瞪着狗看》，抄录于下：
　　饿坏的时侯你就吃一点往事
　　往事像份吃不完的点心
　　第一次被香烟刺激得乐不可支
　　狠狠心为家里带回半吨花卷馒头
　　入党宣誓
　　都是往事
　　往事像一份吃不完的点心
　　你每天空手上班
　　一路上总有许多狐狸
　　被你活活踩死
　　它们来不及嗥叫
　　你是为城市消灭狐狸
　　每个月领四十块工资加米贴的英雄
　　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你像一块灰色的橡皮
　　把地板、墙壁、青春欲望
　　老婆的脸蛋
　　擦得嘻嘻哈哈
　　再也不惦念被浪花欺负的海鸥
　　心里只有废墟、没洗的袜子、疯狂的维生素
　　有一天雨下得像初恋的狂吻 　　你狼狈地逃上电车
　　正好停在你面前的电车
　　是活埋你的坟墓如果缺少真诚
　　纯洁的计划也就等于阴谋
　　接着秋天是冬天
　　狗不懂秩序你懂
　　但你从来不换衣服
　　白夜其人其事
　　米黄色风衣
　　1983年春天第一次见到白夜，在小龙文艺科的办公室。小龙介绍我就是野云，白夜伸出手说：一个古怪地笑了一个礼拜的孩子！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白夜穿着一件米黄色的风衣，风度翩翩。接着我们到隔壁的一间大排练室去参加一个诗歌交流会。那天，当时活跃在上海诗坛的各路诗人都到了。后来我想起来了，那个“古怪的孩子”其实是指我在《城市的孩子》诗刊封面上的一段隽语。
　　白夜讲话言简意赅，非常吸引人。总是能切中核心。那个春夜以后，我三天两头跑白夜的上海园林学校。最早他住在宿舍，我们经常把凳子拖到阳台前，谈诗谈到深夜，有时候阳台外小雨霏霏，有时阳台外月光朗照。每写好新作，我就念给白夜听。那时我19岁，求知如渴，白夜也总是循循善诱。每去一次白夜宿舍，总是受益非浅。
　　白夜的启示
　　白夜作为我的良师益友，不仅仅体现在诗学方面，更体现在生活方面。那年我刚分配在上海大孚橡胶厂工会工作，每天深夜睡觉，上班常常迟到。工会主席经常批评我。白夜跟我说，如果你去适应这个世界，那么你就会永远痛苦；要让世界适应你，你才会幸福。我豁然开朗，从此不再对上下班迟到早退有心理负担，渐渐工会的同事们熟视无睹了，我也就随心所欲了。自由是一种勇气，每个人都可以立即自由。那些乞求自由的懦夫们，是永远不会自由的。
　　白夜与漫流
　　后来白夜搬了新居，在教工的大楼六楼，一居室，那时有与父母分居的独立房子是很奢侈的。这以后我跑白夜家更勤快了，还经常带其他诗友一起去。有一次我與漫流在我家喝了一瓶威士忌。漫流对威士忌不适应，去白夜家的公共汽车上就面色煞白了。到了白夜家，白夜刚打开门，没来得及招呼，漫流就直奔厕所呕吐了。那次白夜很尴尬，漫流也觉得尴尬，哪有一进人家门就呕吐的。
　　白夜笑着问漫流：是不是我这个人很令人作呕？我赶紧说，别误会，是威士忌害的。
　　五百年出一个
　　我永远忘不了，第一个对我诗歌极端褒奖的是白夜。那次我带陈刚去拜访白夜，坐下后，我念了两首诗，记得有一首是《美利坚合众国》。陈刚顿时赞美有加，白夜静静听着，突然指着我对陈刚说：人们啊，要珍惜，五百年出一个呀！说得我顿时垂下头，脸红不已，默默地感动。尽管那时我一直倨傲地认为自己像但丁，发誓要写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史诗，但突然面对如此激励，真的是诚惶诚恐。白夜拍拍我的肩膀，我抬起头，望着他，不知说什么好。
　　园林诸葛亮
　　去白夜家我常常是想去就去，从不事先约。有时推开门，经常会碰到他们学校的几个老师围在一起商量对付校长。我坐在旁边听，他们也从不避讳我。白夜是他们的诸葛亮，他们总是对白夜言听计从，满载而归。有一阵子，他们整天商量如何为一个教师出气。那教师在教工大会上给校长提意见，校长恼羞成怒，居然对那教师的脸啐了一口唾沫。那教师那天义愤填膺，说一定要报仇。记得白夜反复劝他冷静，说对付更年期的女人，不可感情用事。后来那老师声泪俱下地到处上访，园林局只好派出工作组，许多老师义无反顾地为那老师作证，校长于是被当场撤职了。
　　最早白夜在政治教研室做老师，因白夜与北岛、顾城经常来往，有一个同事经常举报白夜是现行反革命。白夜对之是悻悻作恨。后来那个同事中风了，常常拄着拐杖，扶着楼梯的扶手艰难地爬楼。白夜对我说，这家伙坏透了，没人帮他，我这时就故意去帮他，折磨他。
　　白夜帮我出恶气
　　在园林学校期间，白夜当过几年教导室主任。
　　去白夜家要经过园林学校的校园。有一次在校园里，我碰到我在冶金工业学校的政治经济学老师。这老师是一个笑面虎，平时对我非常热情，考试的时候却给我一个59分，害得我暑假不安心，忙于补考。那天他问我找谁，我说找白夜，他一听白夜，顿时换了一个表情问，你跟他是什么关系？朋友，我骄傲地说。他想跟白夜套近乎，连忙说，我跟你一起去吧。我回绝道：我跟白夜有私事。
　　我把这巧事告诉白夜。白夜沉思了一会儿。不久白夜找了个岔子，把这老师从政治教研室调到了食堂卖饭菜票。我感到出了一口恶气，兴奋地问白夜怎么找了岔子，白夜说，他是工农兵大学文凭。后来那老师自学法律，想调出园林学校去做律师。白夜有权力不开调令。他问我，你看呢？我说，气已经出了。放他走吧。这事让我再一次体悟到那句古训：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感慨铭言
　　我们常常在一起喝酒，他能喝，但喝不多，一瓶啤酒的量。酒后他喜欢感慨铭言，有一阵常常对我说：“对狼不要善良，对羊不要凶残。”
　　有一阵常说：“雨季来临，雨水丰沛，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呀！”
　　还有一阵常说：“在冬天，我们匆匆走过自己的年龄。”我想，冬天大概是指每年春节。
　　白夜叹服毛主席的话，有一次他对我说：“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造反有理。你看，毛泽东总结得多么精辟，语言多么精彩。我们的语言功力连毛泽东的一根小拇指都不如。”
　　“要想清你和自己的关系，你和时代的关系，你和世界的关系！这三大关系想明白了，你做人就会从容不迫。”
　　白夜有一次点拨我。
　　白夜喜欢把隽言用铅笔抄在纸上送给我。
　　白夜与顾城
　　白夜身上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北京的诗人北岛、顾城、江河互相不和，却与白夜都是知交，非常投机。我想，可能是白夜身上从善如流的品质吸引了他们。
　　顾城在上海的许多烦恼事，都由白夜出面帮忙解决的。顾城与岳母吵架，一发火把岳母推到床上，是白夜赶去帮忙调解。谢烨的母亲一直反对女儿的婚事，谢烨的父亲50年代也写诗，后来抛弃了她们母女，为此谢烨的母亲痛恨所有的诗人，更对顾城有先天的成见。顾城与谢烨是在火车上邂逅成亲，当时，顾城无固定的工作，稿费来源也不稳定，为此，谢烨的母亲经常唠叨。 　　每次，顾城换居所，都是白夜帮忙找新居所。当时上海居住很紧张，很少有人家有多余的房子拿出来出租，租房子非常困难，这些白夜都设法解决了。顾城经常来找白夜，有时候还穿着白衬衫，戴着红领巾，像当年的红小兵。
　　顾城与小龙闹矛盾，到断交的地步，也是白夜出面调解的。1983年顾城与舒婷合出一本诗集，3角8分一本，白夜拿了100本，当场付给顾城38元钱。说是帮忙销，其实是白夜自己买下来送送朋友。小龙拿了300本帮忙销，顾城缺钱了，就找小龙要钱，小龙拿不出书，也拿不出钱，为此顾城与小龙闹翻了。其实小龙也不是故意的，他把300本书分发给了其他朋友代销，那些朋友没有跟他结账，小龙也拿不出钱。有一次白夜宽厚地对我说，小龙这人不是做具体事的人。我点点头，同意。小龙对顾城一家常有微词。顾城曾经一激动送给小龙一把小提琴，后来顾城母亲来要，弄得小龙很尴尬。这把提琴是顾工打成“右派”以后买的，特别有纪念意义。小龙很愤怒，对我说，又不是我要的，好像我是骗子一样。在白夜的撮合下，顾城和小龙恢复了交往，不过亲密程度不如从前了。
　　白夜与北岛
　　北岛来上海就找白夜，他们的交情深得像兄弟。为此，1990年我带芒克去他家，他对芒克的成见却溢于言表。
　　1989年4月12日，白夜与赵丹的女儿赵青一起去机场送北岛去美国。回来后他感慨说，这一别，不知何时再能见面了。白夜经常对我说起他与北岛深交中知道的一些事，比方说邵飞的母亲反对女儿的婚事，结婚登记前要北岛和邵飞去算命先生那里算一卦，算出来有夫妻命，就同意他们结婚；算出来的结果有。比方说北岛在北京苦闷了，就会连夜骑车去史铁生家，两人面对面地一支接一支抽烟，抽到天亮也不说一句话。
　　白夜与江河
　　白夜对北岛是深情，对顾城是宽容，与江河是融洽。北京的许多诗人都看不起江河，说他是小业主的儿子。这些等级制度的偏见是非常愚蠢的。江河是个非常幽默的人，当时，上海流行嘬软管橘子水。江河看到上海两个少女在街上边走边嘬，笑得身体都直不起来，连连说，瞧，上海女孩，在街上也干起这事来了。服，我他妈的服！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小龙家聊到很晚，出来时雨停了，江河就拿伞当作枪，不断地扫射路人，口念嘭嘭嘭。我和白夜在一旁笑。白夜叫江河“老于头”，我也跟着叫“于头”，后来我去北京，发觉北京诗人都叫江河“老于头”。那天江河住在白夜家，江河叫我留下一起住，我觉得太挤。
　　天来了
　　白夜一共出过两本油印的个人集，一本叫《穿越时间的隧道》，一本叫《黑色雨》。我特别爱读白夜的《下午三点钟》，百读不厌，这首诗是白夜诗风的精髓体现。白夜还给我写过一首诗，第一句好像是“你说你外公有一顶橄榄帽……”，虽然是写给我的，但我认为这不是白夜诗篇中的佳作。
　　每年夏天放暑假，是白夜写诗的疯狂期，早晨起来烧一大锅粥和着酱瓜吃一天，也没一日三餐概念，饿了就吃，草席铺在地板上，困了就睡，灵感来了就写，他喜欢用铅笔写初稿。
　　我与白夜合作过一首诗，叫《天来了》，有一天黄昏，我们俩围着小圆桌喝酒，啃鸡腿，嚼花生米，看着窗外灿烂的火烧云，我提议白夜写首诗，叫《天来了》，他说，好，就闭上眼睛脱口而出，我在纸上飞速地记。他停下来，我就跟着他的诗境脱口补充，他说好，我就把它也记在纸上。那天白夜喝得迷醉，有一会儿我抬起头，发现白夜不见了，低头一看，原来他瘫软在桌底下，指着我一个劲地笑，说不出话来。那一幕尽情尽兴的情景我至今难忘。
　　关心我的小说
　　1984、1985年我涂鸦了一些短篇小说，取了个集名叫《我们中国的梦》。白夜看了以后非常激赏，逢人便推荐，记得他向两个人推荐过。
　　一个是山东作家梁青生，当时梁青生在《海鸥》杂志做编辑，我遵白夜嘱，寄去了两篇，结果因为内容的原因，未能刊出。
　　还有一个是北岛，北岛为此在一次《人民文学》的座谈会上指责《人民文学》变成了名人文学。1986年夏天收到白夜的一封信，信中他说《人民文学》要出一期青年作家的专辑，嘱我尽快寄幾篇小说给当时的责任编辑朱伟。后来朱伟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退稿信，信中对我的小说未能发表表示他的无可奈何。我知道，又是因为小说主题的缘故。
　　1998年，《我们中国的梦》出版后，印刷装帧实在太次，我不好意思送一本给白夜。但我心里知道，这样不对。
　　白夜近况
　　1990年初，白夜突然不想待在教育界，辞职出来，小龙介绍他到上海音像公司办报纸。后来他去了联通公司，不久又到了光大公司做执行总裁，最近又被挖到润迅公司担任总裁，大部分时间在香港。这期间我们只见过两次面，一次是冰释之召集，严力也来了。严力对白夜是久仰大名，那天是第一次见面。胖了，白夜。
　　最后一次是福建的诗人崔晟来上海，我们在古北的一家明清风格的饭店晚餐，我，小龙，崔晟又一次相聚在一起。那天我感到白夜对朋友，对世界依然深情。
　　为《在中国长大》作序
　　白夜曾经为我的长诗《在中国长大》写过一个短序，抄录于下：
　　在你面前是《在中国长大》，写于二十世纪晚期，沿用这个古老的国家的概念，你可以把它们称作诗。但你必须注意，它们又不仅是那种东西。
　　你应该把这首诗看作一种生活方式，一项语言的实验，一幅现实和梦幻交织的图景。因此你不必从第一页看起而可以随便。
　　如果你感到以往的美学、理论教科书都找不到可以验证这些文字的观点，请你不要责怪自己，更不要懊丧，事情就是这样的。
　　最后，希望不要猜测作者是怎样一个人，这是徒劳无益的。当然他可能抽着烟或者很严肃或者很随便地从你身边走过，但总而言之，他是陌生人。
　　很短，就像他平时的谈吐风格。
　　白夜诗评
　　我也为白夜写过一篇诗评，也抄录于此：
　　翻译家袁可嘉访问了西欧诸国以后，兴奋地宣布：“继艾略特、奥登等大师之后，西方诗歌处于停滞不前状态。中国诗歌继唐朝之后，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已开始进入复兴辉煌阶段。” 　　值此，我们提醒诗坛该感谢《下午三点钟》、《黑色雨》等等诞生于诗人白夜笔下的诗章。一种诗歌飘荡到我们眼前，带着注定的经典面目，那么肅穆，那么傲岸地飘荡。
　　白夜的诗以其独特的情感方式，为我们描述了一幅人生苦闷极乐图景。白夜诗里的苦闷是一种大彻大悟，他为我们必须偎依宿命找到了可亲的理由；白夜诗里的极乐是一种一败涂地，它论证了人类对现实的眷恋只能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眷恋。无所谓对美好命运的陶醉，无所谓对往昔的回首，无所谓贵族和平民的差别，一切都不约而同地聚拢在今天，或者说在此刻。了了如如的禅宗之言，承担了个人良知对社会微妙的责任。
　　我们在此通过白夜的诗，并不想乘机贩卖泓泓的诗歌阔论，只想使世人更为确切地了解白夜诗学的实质面貌。
　　在白夜的诗中，通过对恬静气氛的描述，我们感到了人性沦丧的恐惧感；通过意象的行行不一，我们发现了人类渴望心平气和的焦急心情；通过满怀的期待，我们走进了无处不在的绝望心境。白夜的诗里更多地蕴藏着对陈规陋习甚繁的诗坛的一种颠覆力量。
　　他的每一首诗都浸透出终极气概，这字字行行逼出来的气概，源自他高人一筹的文化素养和另一种几乎同时并存的令人不可思议的反文化激情。
　　我们并不想高擎白夜，来眩耀一个平庸的时代，也不愿粉饰现实的空洞。对于白夜诗歌的悉心研读，产生了我们心灵深处遏制不住的深情。它源自我们对人生共同的感慨万千。
　　赠白夜的诗
　　我还为白夜写过一首诗。题目用他的真名，《张毅伟》，抄录于此：
　　我们抒情地喝着不会抒情的白粥
　　都怀揣匕首
　　可狼群在哪呢？
　　秋风阵阵像流放途中
　　埃及法老啃石头般的面包
　　秋叶飘飘像饥饿季节
　　吉普赛姑娘艰难地舞蹈
　　常常这样生活充满想象充满忧郁
　　我们周围还有许多我们
　　我们是被群山开除的石头
　　在海洋里流浪我们是礁石
　　周围到处是我们的兄弟
　　到处是被群山开除的石头
　　想什么呢
　　等什么呢？
　　做和尚没什么意思
　　做和尚容易一个人阴森森地赶路
　　一个人阴森森地赶路容易摔跤
　　太阳啊你躲在哪里
　　向日葵寻找你呀！
　　蓝色
　　蓝色非常质朴，给我感觉更像他的真名：蒋华健。那时北岛经常来上海，他非常推崇蓝色的诗，夸奖蓝色的诗有很大的突破。华健爱人叫瑛子，也写诗，他们分居两地，瑛子在湖州，两个星期回来一次。有一天我问蓝色，瑛子的诗你是否帮忙改过，他笑笑说我眼光厉害。
　　那阵子我们冶金工业学校在浦东，他家在浦东的乳山路。1982年第一次去他家，我们在他家的厨房里谈诗，那时谁家有个独用的厨房，住房条件算相当好了。坐在长板凳上，他认真地读完我请他提意见的诗，说我有几首写得非常好，记得他好像还说《在花店远远处的回忆》写得特别好。他还问年龄，我说18岁。
　　有一次他感慨，上海诗人交流活动少，他说北京的诗人们经常在北岛和芒克的组织下去长城或香山游玩，他参加过一次，很难忘。我说这得怪小龙。他说也是，不知道小龙整天到底在忙些什么。那天，他说我气质很像芒克。
　　毕业后蓝色分配在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做导演，离我们家东安新村很近，有一次他电话说要上我家来坐坐。坐了一会儿他就走了，说要赶去淮海路，那天他好像情绪不好。一有新作，我就去科影厂找他，请他看看，他总是赞许，感叹自己做导演以后写得少了。我说写得少，你也是大师级的。
　　蓝色的诗歌的确好，从来不把同行放在眼里的周泽雄认识我以后，也佩服蓝色的诗。我带他去蓝色家拜访过一次。记得那天瑛子也在家。蓝色出过一本油印个人集，集子名叫《朝阳》，诗风朴实，却字字珠玑。后来我知道，诗集是白夜帮他打印的，为此还惹出点波折。那天，他签了名送给周泽雄一本。
　　后来在《上影画报》封二上看到过蓝色导演的一部故事片的剧作，片名好像叫《修冰箱的人》。没有公映过，看剧照，有点喜剧风格，我猜想可能像匈牙利的一部短片《废品的报复》。后来科影厂被东方电视台兼并，就一直没有蓝色的消息。
　　沈宏非
　　沈宏非是个乐天的胖墩，是1979年上海市中学生作文大赛的一等奖获得者，文章叫《星下的梦》，内容也是写张志新。那时他写的一些反思文革的诗篇经常登在《上海文学》和《萌芽》，入选了全国百家诗人作品集，我很喜欢他流畅的文笔。
　　经小龙介绍后我们很谈得来，经常走动。他家在黄浦江边的滇池路上，我去过两次。那阵子他还在广州暨南大学读书，寒暑假回来，我们总要见面。当时我住在嘉木措·柯海家里，他来过一次，半夜里饿了，我们把楼下的国营饮食店卖剩的糯米糖饺浸在豆浆里吃，他说很好吃，从没吃过。他有个台湾亲戚在台湾是演员，专门演红军团长、八路军师长什么的。
　　有一天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我是天才，诗写得比他优秀，他决定从此不再写诗。我很吃惊，给他回信劝他不能这么想。他没回信，从此我们也没再见面。宏非是第三个肯定我诗才的诗友，每当我创作陷入危机时，我常常会想到1983年他给我的那封真挚的信函。后来他的踪迹我都从小龙那里听来的。宏非现在是美食专家，他在报章上关于美食的美文我都看，仍然喜欢。现在可能胖成巨人了，我想。
　　卓松盛
　　卓松盛的诗在实验诗社是别具一格的，他首创的长句子诗歌，我称为“卓式诗体”，许多诗人摹仿他，杭炜发挥到极致，创作了一系列长句子情诗。我也仿之写了几首，比较满意的是一首《谢谢酒》。
　　实验诗社在小龙家举办过两次交流活动，我与卓松盛见过两次面以后，他邀请我去复旦大学，我们开始了短暂的友谊。当时卓松盛还在念中文系三年级，与许德民和张真同是复旦诗社《诗耕地》的骨干。 　　我一共去过三次。第一次是黄昏的时候，没聊多久，就去中文系的食堂吃晚饭，他说他喜欢我的诗。后来好像要小雨，我急着走了。第二次他来信约我参加他们诗社的朗诵会，我披着一件胸前印有“安全生产”字样的深蓝色工作棉袄，卓松盛向与会的同学介绍我是著名的工人诗人。第三次我与王一梁一起去的，他非常推崇卓松盛的诗，我心血来潮说，去找找他。那天是春节过后的几天，大学还在放寒假。卓松盛正巧披着一件军大衣在宿舍窗边看书。我们不期而访，他很高兴。他说准备不写诗了，专心研究经济学。王一梁追问他原因，他只是神秘地笑笑。
　　毕业后，卓松盛分配到了北京，在团中央研究室工作。1986年5月，团中央计划要派他连同三千个团干部去全国各地的县里实习，做副县长之类的，锻炼基层工作能力。1987年初，计划取消后，卓松盛又潜心研究起老子和弗洛伊德，出版了两本专著。
　　正如他说的一样，1984年以后，一直没读到过他的诗篇。1998年我的《四十大惑》出版后，去小龙家送书。小龙说起卓松盛现在中南海工作，工作性质好像保密的。曾经随口问胖山，卓松盛为什么要主动去北京。胖山说他们家小，他想以后把房子让给弟弟结婚。
　　另：1993年在成都的一家新华书店偶然翻到一本诗集，上面有许多芒克早年的诗歌，其中有许多长句子诗歌。看来，长句子不能说是卓松盛首创，但我可以肯定，他写那些发表在《实验诗刊》上的卓式长诗时，肯定没看到过芒克那些当时还散落在民间的长句子诗。
　　张真
　　80年代初期，张真是民间诗坛有名的女诗人，她的男性式诡异的诗风非常耐读，发表在《实验诗刊》上的一些诗作，都是她在《诗耕地》上发不出来的。第一次见到张真在贝岭家，那天我们在贝岭的上海亲戚家聊诗，后来孟浪提议去看望小龙。我们随后去了小龙家。进门，张真叫小龙老师。办《实验诗刊》时，小龙已经不准我叫他老师，他说论诗歌的口语创新，我还得叫你老师。
　　张真的脸庞让人过目难忘，乌黑的眼圈，古铜色的皮肤，她当时与一个瑞典人在恋爱。老外最喜欢张真那种类型的少女。
　　1988年在南方家看到南方画的一幅速写，上面是一个长发忧郁少女，我觉得很像张真，南方说是张真，他说他跟张真是中学同学。这幅速写后来刊登在南方主编的《异乡人》创刊号上。当时谣传张真瑞典的丈夫搞同性恋，热恋的对象是顾城。不知张真是如何面对这一谣言的。咳，谣言可畏。
　　1996年与张真又碰了一次面，那时她在芝加哥一所大学讲授电影史。那天我们在虹桥路上一家餐厅用餐，记得餐厅布置得像三十年代，传说老板是周璇的一个儿子。共进晚餐的还有胖山、老邱和广州的导演孙周。席间，我们谈起出个人集的事宜，张真很纳闷怎么没人找她出个人集，我笑着说，你长期在国外，一直缺席，只有老朋友还记得你。她尴尬地笑笑。那天，她给我看了两首新作，说实话，我不敢恭维。
　　分手的路上，张真对胖山抱怨上海的势利，她家的亲戚只要她一回国，就向她索要金首饰。胖山说，你可能在亲戚面前豁胖，她说，没有。胖山与张真在青年宫认识后，据说高考前在胖山家总是一起复习迎考。那天张真说的一句话，我印象很深：礼物怎么能索要呢？
　　伢儿
　　伢儿与蓝色是戏剧学院导演系的同学，在宿舍里睡上下铺。小龙经常去他们宿舍念诗。伢儿诗写得不多，但很有味道。毕业以后他分配在上海青年话剧团做编辑。伢儿长得善良，一看就是个好人，这样的好人一般在单位里都甘于寂寞的。他给我介绍过另外两个朋友，一个是吴保和，在《上海艺术家》杂志工作，还有一个是赵荣川，在杭州话剧团工作。
　　与伢儿交往不多，1987年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写剧本的时候，才频繁点。一次我与小龙在写作楼商谈剧本，他来找小龙，约小龙写点先锋剧本，还带来一个他们团里姓刘的编辑，那时小龙、我还有梁星明想组建一个平民剧社。当时我们都很忙，后来他们找了云南来沪的张宪，写了一出《时装街》的戏，公演后，反响不错。
　　小龙是个热心人，他把伢儿的一个叫贺子壮的校友介绍给文学部住进来写剧本。那段时间我与伢儿交往多了起来，他经常来文学部写作楼看望贺子壮。贺子壮戏剧学院毕业后分配在上海淮剧团，不久讲话也有点淮剧腔了，他就去北京读电影学院研究生。那阵子他刚毕业。后来伢儿他们帮《小街》的导演杨延晋改编了琼瑶的《庭院深深》，票房收入很好，贺子壮就留在了上影厂，后来还做了主管剧本的文学副厂长。
　　伢儿略带喉音的亲切低语听起来很舒服。一天澳大利亚作家周思来沪，问我们上海诗人要一首手稿抄写的诗歌，记得伢儿谦虚地说他诗写得不好，他还对周思说小龙和我才是真正的诗人。周思后来出任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回国后写了一部关于中国的长篇小说《长安大街》。出版后我买了一本。后来听芒克说，周思一生最恶心的一件事是，他离婚后，他的一个最好的朋友娶了他的老婆。
　　后来也见过几次伢儿，一次是娄乃鸣来上海导演《空气爱人》，那天在青年话剧院剧场彩排，伢儿是责任编辑。见他忙里忙外，我们也没说话。还有几次在上影厂门口，匆匆忙忙寒暄几句就告别。
　　尾语
　　活跃于1980年至1983年底的《实验诗社》的诗人，在当时上海诗坛被称为“上海朦胧诗人”，我向来认为这一称谓失之偏颇。朦胧诗人精神上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承袭对正义和真理的呼喊，而实验诗人显然是放弃诗歌主题的，我们更关注的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诗歌语言表达上的创新；我们对汉语可能性的迷恋超过了对诗歌主题本身的关注，可以毫无愧色地说，现代诗歌鲜活的語言最早出现在上海实验诗人手笔下。上海实验诗人在“朦胧诗”和1986年崛起的“第三代”之间，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由于实验诗人对功名相对恬静淡泊，我一直认为这段历史诗坛知之甚少。
　　1991年创作完史诗《在中国长大》第五章节“争取未来”以后，我就封笔。1998年夏天，我应邀赴漳州参加“新死亡诗派”的一个笔会，由于岑寂多年，除神交已久的舒婷和吕德安外，与会的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我一个都不认识，颇为尴尬。但是开幕式上，福建诗评家林茶居对我的介绍，却让我吃惊不小。他说，默默是位于“朦胧诗”和“第三代诗人”之间的一个特殊诗人。
　　至今，我一直诧异实验诗社和《实验诗刊》这段默默奉献的历史是如何被传播。写到这里，又想起毅伟当年的经常感叹：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五千年的文明史！
　　（责任编辑：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