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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企稳态势明显，底部基本形成
上半年GDP增长率为6.9%，较上年同期提高0.2个百分点。自上年1季度以后，季度GDP增长率都未低于6.7%，而且自4季度还出现了小幅回升。这一增长轨迹表明经济增速下降过程已经基本触底。
中国经济增长率，自2010年来呈现持续下降态势，一般称之为“经济增速换挡”。其直接原因主要来自国内外市场需求水平的变化。从外需看，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了严重冲击，在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困难不断加大的同时，国际贸易水平也出现大幅下滑。这些问题导致中国出口增速大幅度下降。2010-2016年，中国出口增长率（美元计算）从31.3%降低到-7.7%。从内需看，国内城镇化矛盾导致的房地产市场及投资的深度调整，引起投资增速持续下降。城镇化矛盾主要表现为一些超大城市人满为患，而大量中小城市则人气不足，既制约了人的城镇化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制约了消费结构升级和市场需求扩大。对房地产企业而言，突出的是在大城市拿地难，在中小城市卖房难。受“两难困境”的制约，房地产投资增速大幅度下滑（2010-2015年，由33.2%降低到1%），导致投资增速持续下降（2010-2016年，投资增速从24%降低到8.1%）。今年上半年，中国外贸出口同比增长8.5%（按美元计算），较上年的负增长出现明显恢复。当前世界经济显现温和复苏态势，国际贸易额增速超过GDP增速。当然，主要国家和经济体还存在较多不确定因素，对全年出口形势不可过于乐观。但综合分析各方面因素，2017年中国出口结束负增长，增速由负转正，实现低位企稳的概率比较高。从国内看，城镇化动力仍然强劲。2016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上升到57.35%，较上年提高1.25个百分点，城镇常住人口增加2182万人。近几年应届大学毕业生每年都超过700万人，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超过500万人，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增量超过350万人。目前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1.2%，与常住人口规模比较，处于流动状态的人口数量巨大。这表明，中国城镇化的动力仍然十分强劲。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产城融合水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水平提高的支持下，近年来一批二线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开始取代人口承载能力出现瓶颈的一线城市，在人的城镇化进程中发挥主要作用。另一方面，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一线城市开始联合周边的中小城市共同发展。按照中央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战略部署，城市长远、综合规划工作正在加强；地下基础设施加快“补课”；城市群内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同城化正在积极推进。通过这些活动，一批三四线城市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短板加快补齐，产城融合水平较快提高，其人气也在较快提高。城镇化活动的这些积极变化，预示着中国城镇化的矛盾正在得到解决，城镇化长周期调整开始走出谷底。这一变化也给房地产市场及投资形成了重要支持。随着一批二线城市人气度快速提高，这些区域的房地产市场需求持续旺盛；随着一线城市增强辐射带动作用，一批三四线城市人气度也在较快提高。这些都推动了房地产市场销售形势明显好转，与去库存的有关政策效果相结合，房地产企业“卖房难”开始缓解。2014年城镇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7.6%，2015年转为增长6.5%，2016年增长率提高到22.5%。房地产销售形势的好转，从根本上改变了房地产企业资金不足的困难。2016年房地产企业资金来源余额达到14.5万亿元，今年上半年达到7.58万亿元，均明显高于同期房地产投资的规模。另一方面，在这些二线城市、三四线城市，土地约束还不明显，与一线城市比较，“拿地难”也不突出。这些使房地产开发建设的资金、土地约束明显缓解，房地产投资增速回升。2016年房地产投资增长6.9%，较2015年提高5.9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长8.5%，较去年又提高1.6个百分点。受城镇化活动和一带一路战略带动，基础设施体系建设进入新一轮更高水平发展阶段，建设项目大量增加。与此同时，地方债置换、地方发债制度建设、PPP建设运营方式普及等，使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保障条件明显改善。综合分析，基础设施投资已从稳增长目标推动的较高增长，转入由建设任务增加、资金保障条件改善等因素支持的较高增长。其可持续性明显提高。受房地产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拉动，大宗商品销售形势明显好转，价格水平提高，工业企业利润水平提高。与之联系，制造业企业投资回报率回升，制造业投资增速也出现回升态势。综上所述，投资增长开始由降转稳，稳中趋升。
以上分析表明，导致经济增速下降的两个重要因素，都开始发生转折性变化。受其支持，经济增长的底部，就有了市场需求方面的支撑。这里还需要注意的是，国内消费持续保持10%左右的较高水平增长，成为经济增速下降过程最重要的需求支撑因素。这与中国政府持续、大力度的保障基本民生的工作效果紧密关联。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严峻形势，2012年以来，政府坚持社会政策托底的原则，全力保障基本民生，着力抓好精准就业、精准扶贫等重点关键环节的工作，取得了明显效果。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735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8万人。在就业基本稳定、扶贫帮困效果日益显现的支持下，全国居民收入保持平稳增长。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按可比价格同比增长7.3%，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受其支持，消费活动持续活跃，消费结构升级步伐加快，对经济增长的托底作用增强。
从需求角度分析，全年经济将保持大体平稳的增长态势，经济增长率不会低于上年。经过5年多的持续努力，中国经济克服了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城镇化矛盾等诸多困扰，初步进入中高速增长轨道。
进一步筑牢经济平稳增长的基础
需要注意的是，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仍然比较脆弱，各种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发生黑天鹅事件的概率仍然较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出口的外部环境仍然不容乐观。从国内看，城镇化的矛盾仍然有待解决，城镇化健康推进仍然面临诸多挑战。房地产市场局部过热风险化解、汽车市场成长性提高，根本上都有赖于城镇化的健康推进，有赖于适合人的发展需要、更高水平的城市空间的拓展。还应该看到，不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困难企业、僵尸企业还有待解决；高杠杆及其包含的金融风险有待化解。支持经济发展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的体制机制仍需加快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急需加强，国有企业、非公经济相关体制改革急需加快，“放管服”改革急需进一步推进，政府与市场关系要进一步理顺。市场竞争优胜劣汰功能急需加强，资源优化配置机制急需完善。从近期看，加强金融监管等去杠杆举措，对流动性的影响也需高度重视。
所有这些风险和隐患、矛盾和问题的存在，都表明当前经济企稳向好的态势基础尚不巩固。因此，既要肯定经济企稳向好的积极态势；也要清醒认识到仍然存在的诸多风险和挑战。要更加精细的落实好宏观调控各项任务，以更大的努力依靠市场化、法制化手段加快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加快筑牢经济中高速平稳增长的基础，加快使中国经济进入含金量更高的中高速平稳发展轨道。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責任编辑：张莉莉
上半年GDP增长率为6.9%，较上年同期提高0.2个百分点。自上年1季度以后，季度GDP增长率都未低于6.7%，而且自4季度还出现了小幅回升。这一增长轨迹表明经济增速下降过程已经基本触底。
中国经济增长率，自2010年来呈现持续下降态势，一般称之为“经济增速换挡”。其直接原因主要来自国内外市场需求水平的变化。从外需看，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了严重冲击，在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困难不断加大的同时，国际贸易水平也出现大幅下滑。这些问题导致中国出口增速大幅度下降。2010-2016年，中国出口增长率（美元计算）从31.3%降低到-7.7%。从内需看，国内城镇化矛盾导致的房地产市场及投资的深度调整，引起投资增速持续下降。城镇化矛盾主要表现为一些超大城市人满为患，而大量中小城市则人气不足，既制约了人的城镇化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制约了消费结构升级和市场需求扩大。对房地产企业而言，突出的是在大城市拿地难，在中小城市卖房难。受“两难困境”的制约，房地产投资增速大幅度下滑（2010-2015年，由33.2%降低到1%），导致投资增速持续下降（2010-2016年，投资增速从24%降低到8.1%）。今年上半年，中国外贸出口同比增长8.5%（按美元计算），较上年的负增长出现明显恢复。当前世界经济显现温和复苏态势，国际贸易额增速超过GDP增速。当然，主要国家和经济体还存在较多不确定因素，对全年出口形势不可过于乐观。但综合分析各方面因素，2017年中国出口结束负增长，增速由负转正，实现低位企稳的概率比较高。从国内看，城镇化动力仍然强劲。2016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上升到57.35%，较上年提高1.25个百分点，城镇常住人口增加2182万人。近几年应届大学毕业生每年都超过700万人，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超过500万人，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增量超过350万人。目前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1.2%，与常住人口规模比较，处于流动状态的人口数量巨大。这表明，中国城镇化的动力仍然十分强劲。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产城融合水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水平提高的支持下，近年来一批二线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开始取代人口承载能力出现瓶颈的一线城市，在人的城镇化进程中发挥主要作用。另一方面，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一线城市开始联合周边的中小城市共同发展。按照中央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战略部署，城市长远、综合规划工作正在加强；地下基础设施加快“补课”；城市群内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同城化正在积极推进。通过这些活动，一批三四线城市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短板加快补齐，产城融合水平较快提高，其人气也在较快提高。城镇化活动的这些积极变化，预示着中国城镇化的矛盾正在得到解决，城镇化长周期调整开始走出谷底。这一变化也给房地产市场及投资形成了重要支持。随着一批二线城市人气度快速提高，这些区域的房地产市场需求持续旺盛；随着一线城市增强辐射带动作用，一批三四线城市人气度也在较快提高。这些都推动了房地产市场销售形势明显好转，与去库存的有关政策效果相结合，房地产企业“卖房难”开始缓解。2014年城镇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7.6%，2015年转为增长6.5%，2016年增长率提高到22.5%。房地产销售形势的好转，从根本上改变了房地产企业资金不足的困难。2016年房地产企业资金来源余额达到14.5万亿元，今年上半年达到7.58万亿元，均明显高于同期房地产投资的规模。另一方面，在这些二线城市、三四线城市，土地约束还不明显，与一线城市比较，“拿地难”也不突出。这些使房地产开发建设的资金、土地约束明显缓解，房地产投资增速回升。2016年房地产投资增长6.9%，较2015年提高5.9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长8.5%，较去年又提高1.6个百分点。受城镇化活动和一带一路战略带动，基础设施体系建设进入新一轮更高水平发展阶段，建设项目大量增加。与此同时，地方债置换、地方发债制度建设、PPP建设运营方式普及等，使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保障条件明显改善。综合分析，基础设施投资已从稳增长目标推动的较高增长，转入由建设任务增加、资金保障条件改善等因素支持的较高增长。其可持续性明显提高。受房地产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拉动，大宗商品销售形势明显好转，价格水平提高，工业企业利润水平提高。与之联系，制造业企业投资回报率回升，制造业投资增速也出现回升态势。综上所述，投资增长开始由降转稳，稳中趋升。
以上分析表明，导致经济增速下降的两个重要因素，都开始发生转折性变化。受其支持，经济增长的底部，就有了市场需求方面的支撑。这里还需要注意的是，国内消费持续保持10%左右的较高水平增长，成为经济增速下降过程最重要的需求支撑因素。这与中国政府持续、大力度的保障基本民生的工作效果紧密关联。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严峻形势，2012年以来，政府坚持社会政策托底的原则，全力保障基本民生，着力抓好精准就业、精准扶贫等重点关键环节的工作，取得了明显效果。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735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8万人。在就业基本稳定、扶贫帮困效果日益显现的支持下，全国居民收入保持平稳增长。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按可比价格同比增长7.3%，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受其支持，消费活动持续活跃，消费结构升级步伐加快，对经济增长的托底作用增强。
从需求角度分析，全年经济将保持大体平稳的增长态势，经济增长率不会低于上年。经过5年多的持续努力，中国经济克服了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城镇化矛盾等诸多困扰，初步进入中高速增长轨道。
进一步筑牢经济平稳增长的基础
需要注意的是，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仍然比较脆弱，各种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发生黑天鹅事件的概率仍然较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出口的外部环境仍然不容乐观。从国内看，城镇化的矛盾仍然有待解决，城镇化健康推进仍然面临诸多挑战。房地产市场局部过热风险化解、汽车市场成长性提高，根本上都有赖于城镇化的健康推进，有赖于适合人的发展需要、更高水平的城市空间的拓展。还应该看到，不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困难企业、僵尸企业还有待解决；高杠杆及其包含的金融风险有待化解。支持经济发展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的体制机制仍需加快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急需加强，国有企业、非公经济相关体制改革急需加快，“放管服”改革急需进一步推进，政府与市场关系要进一步理顺。市场竞争优胜劣汰功能急需加强，资源优化配置机制急需完善。从近期看，加强金融监管等去杠杆举措，对流动性的影响也需高度重视。
所有这些风险和隐患、矛盾和问题的存在，都表明当前经济企稳向好的态势基础尚不巩固。因此，既要肯定经济企稳向好的积极态势；也要清醒认识到仍然存在的诸多风险和挑战。要更加精细的落实好宏观调控各项任务，以更大的努力依靠市场化、法制化手段加快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加快筑牢经济中高速平稳增长的基础，加快使中国经济进入含金量更高的中高速平稳发展轨道。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責任编辑：张莉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