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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描述了来自“平凡”的乡土社会的平凡人物对生活和自我身份的不平凡追求，该作品的现实意义品格、主人公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以及路遥对乡土苦难的书写都是评论家们的评论热点。本文主要探讨乡村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身份追寻问题，主人公孙少平在空间上的流动实际上是其身份追寻与建构的一个表征。本文拟从空间理论的角度分析乡村、城市、城乡交叉地带等不同的地域文化空间对以孙少平为代表的乡村知识分子的身份追寻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空间；乡村；城市；城乡交叉地带；身份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10-0033-06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自从1985年问世以来，就一直深受读者喜爱，尽管学术评论界对其评价不高，但是却难以影响该小说在普通民众中的受欢迎程度。近年来，随着同名电视剧的热播，《平凡的世界》再一次成为大众追捧的对象。《平凡的世界》的价值在于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全景式的展现了中国1975年至1985年间乡土生活的巨大变迁。虽然小说描述的是几十年前的乡土社会，但是小说反映的城乡二元对立问题仍然是当今社会面临的主要的现实问题。在现代社会信仰缺失的情况下，路遥小说所具有的积极的励志性正好弥合了当下读者的心理需要，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小说中人物通过知识改变视野改变命运的人生历程也对当下社会问题的解决具有某种启示意义。本文将选取小说中表现的身份追寻主题作为研究对象，因为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和碎片化使个体对自我的身份产生了深深的焦虑，小说中人物在异质空间中的身份焦虑似乎可以为当下人们的生存提供某种阐释视角。
主体的身份问题是文学特别是现当代文学最常关注的主题之一。身份“一方面指独特性和个体性，是一个人区别于其他人的本质上的差异；另一方面，它又可以指同一的特性，人们在此基础上以群或组为单位与他人发生关联，产生“认同，”[1]279我们可以说身份认同就是主体对自我同一性的认识，能够在社会族群中为自我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使主体的独特性和差异性为他人群里接纳和尊重。因为主体总是存在于与他人的关系之中，主体只能在群体归属中构建自我的身份认知。身份形成的过程是一个时间空间共同作用的构建过程。“从历时性层面上看身份认同是一个主体历史建立的过程，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时间维度共同作用于这一过程，……从共时性层面看，它又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2]20首先，过去作为个体的回忆对主体身份产生影响，现在的主体经验影响着对过去的记亿，而未来则对身份认同起着导向作用。在空间上，主体的身份构建是由其自身所处的社会空间所形塑的，单个的“我”总是服从外部（环境、社会、文化、经济、教育等）和内部（无意识）两方面的作用和影响。随着主体的生存空间的变化，主体从原有空间进入到新的异质空间中，其原有的身份特征与新空间中群体的身份特征产生矛盾冲突，新的价值观念使主体的自我同一性丧失，造成主体归属感丧失后的主体存在焦虑，主体就成了目前生存空间中的“他者”。在这种空间差异中，主体开始自觉对身份进行反思，并对其身份进行重构，在重构过程中主体总是试图摆脱原有身份，与现有空间形成同一性，即被异质空间认可和接纳。在《平凡的世界》中主人公孙少平从乡村空间到城乡交叉地带，再经过城市最终回归城乡交叉地带的空间变化的过程也就是主体的身份不断形成建构的过程。本文将从空间视角对这一认同过程进行解释。
20世纪末文学批评的“空间转向”使文学界把文学研究中对时间和历史的关注转移到空间上来。那么，究竟什么是空间？空间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场所，它与时间构成了人类存在的两个维度，任何的个人思考和群体行为都必须在一个具体的空间中才能够进行。空间也必须为人感知和使用，才能成为活的空间，进入意义和情感的领域。历史上，空间被看作是一个空荡荡的、静止不变的容器。随着后现代社会的到来，空间的静态定义被推翻，“空间本身既是一种‘产物’，是由不同范围的社会进程和人类干预形成的，又是一种‘力量’，它要反过来影响、指引和限定人类在世界上的行为与方式的各种可能性。”[3]216空间是在历史的发展中产生的，并且随着历史的演变而重新结构和转化。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无限的多样性或不可胜数的社会空间……[4]20空间是某种意识形态的衍生物，人类特定群体的生产活动塑造了这一群体生存空间的意识形态和价植观念，反过来，空间又表现、生产、强化这种意识形态，对空间中的个体形成思想上的控制和规训。空间和意识形态是互为表征、互相生产的关系。
一、原初身份形成的乡村空间
双水村不仅是构成整部作品的空间背景，更是作品的“实质基础”：它是作者所刻画的现实的主要组成部分。作者路遥曾经花了很长时间专门收集关于作品要描述的空间的地理、文化和新闻史料，并且亲自深入生活实地考察，力求使作品的环境真实可信。[5]206因此，其小说的现实主义品格也是评论界对路遥的作品最为称道的地方。本文主要探讨这一空间对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所产生的规约和驯化作用。《平凡的世界》中作者给人物设置的原初空间—双水村地处一个小山窝里，被庙坪山和神仙山围着，这样的地理环境使这个村子天然地与外界隔开，形成一个封闭自足的地理空间。费孝通先生曾在《乡土中国》中谈到了中国传统乡村的“熟人社会”特性，[6]6我们可以说路遥的双水村在初始阶段就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首先，这个社会里，社会的流动性很小，人们都固守自己的一方土地，要想生存下来，人们就要靠在土地上劳作来换取生活必需品，一切的价值都体现在肉身的物质生存上，所以在文化大革命讲究思想崇高的时期，吃饱穿暖仍是每个人的基本追求。劳动耕作永远是乡土空间的主题，农民在几千年的耕种劳作中积累大量的农耕文明经验。因此，小说中作者自始至终在强调勤劳的重要性，并且从不同角度不同场合表达了对孙玉亭忍饥挨饿闹革命的嘲讽，也暗示了作者对领导层的各项政策使农民放不开手脚耕作的不满。其次，双水村包括田家圪崂和金家湾两个族群，它们的名字就隐含着村子的血缘宗族特性。在这样的以家族宗亲关系发展起来的村落里，人和人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6]100人们自然会十分重视血脉亲情和宗族关系，所以这样的乡村空间就培养出人们注重亲情道义的价值观和对家庭的强烈责任感。在这样的乡土社会中，个体的身份和地位取决他周围的这些熟人对他的评价，因此，个人的关系背景和家族声望对于在熟人社会中生存的个人是至关重要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老父亲孙玉厚反对女儿嫁给名声不好的王满银，而批斗王满银时，心里最痛苦的倒不是王满银而是作为一家之长的孙玉厚。同时，这种以血缘宗亲为纽带的乡土空间也形成了人们“有事找亲戚找关系”，“人情亲情为大”的传统观念。这也凸显了熟人社会人情大于法制的特点。小说中王满银出事时，家里人首先想到的是通过各种熟人关系把人放出来，而不是思考事件本身的对错以及合法与否，结果也正如人们所料，孙少安凭借他与田润叶的关系，使姐夫王满银提前释放。而由金家捉奸王彩娥闹出的三大家族械斗，也体现出了宗亲关系的强大力量。田润叶工作的调动、孙少平到煤矿当工人，也是沾了熟人关系的光。即便是在上层社会，各级官员也会依靠同乡的关系为本地区谋求利益。 另外，封闭保守的乡土空间也是中国几千年的官本位思想和社会尊卑等级意识滋生的场所。这种思想在普通民众身上表现为对官位官阶的向往，对官员特权的认同和对官员的敬畏以及自身强烈的自卑感。朱岚在探究官本位思想发生的文化生态根源时指出，中国人的官本位思想和社会尊卑意识由来已久，其根源在于农耕文明对权威的依赖。传统的血缘宗法制度和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进一步固化了社会尊卑等级关系，并在“礼治”意识强化下使其深入人心，内化为民众的无意识。[7]根据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农耕文明所处的封闭的农村空间生产了官本位思想和等级观念，同时，在历代王朝“家天下”的演变中衍生出了官员的特权，这些特权反过来使民众对当官产生了强烈的渴望，而对于那些处于社会底层当官无望的农民来说，就极易生出对官员的敬畏。这些观念意识又同时历史地规约和驯化着生活在其中的人们。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和尊卑等级意识仍然在普通民众特别是农民心里根深蒂固。《平凡的世界》中用了大量的篇幅描写了官员的工作生活状态，这一方面可以说是暗示了有过当官经历的路遥作为乡土知识分子对官位的潜意识的向往，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官员阶层与农民阶层生活的巨大差异，并且为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发展做了准备。农民在忍饥挨饿的状态下参加各种强制性的义务劳动，而领导干部甚至是基层干部都可以一顿饭炒几个菜，有酒有肉，有温暖的窑洞，并且出门都有专车接送。为了迎接中央老首长高老返乡，一个民众生活极为贫苦的地方却准备了铺张的山珍海味，就连街道也都打扫装扮一新。农民还在贫困中挣扎的时候人们却可以为干部赋予如此的特权，这就说明民众意识中对官员特权的认同，这些都被民众看作是他们理所当然的权利。本来孙少安与田润叶两小无猜、两情相悦，因为田润叶身份地位的改变而使他们成为旁观者及当事人眼中不可能一起生活的两个人，迫使孙少安自己断然熄灭了爱的火焰。
在这样的空间规训下，孙少平的原初身份也像他的父亲和哥哥一样，具有农村人的身份特征。一方面，他也具有吃苦耐劳的品质，他可以在建筑工地和大牙湾煤矿里忍受那些城市子弟忍受不了的劳动强度和生存环境；他也具有极强的亲情和责任意识，他会在有钱的时候给老祖母和外甥买些礼物，会在家里出事的时候尽力减轻父母的负担，会主动关心妹妹兰香的学业和生活，并在后来工作后主动承担起为父母箍窰的义务。小说中多次提到其他人总会感觉到他身上有种不一般的东西，这个“不一般的东西”应该包含有他的吃苦耐劳的品质和责任意识。同时，他也熟谙“熟人社会”的为人处世方式；当他第一次离开农村到陌生的城市找工作时，在孤単恐慌中第一反应是想到一个可以投奔的熟人或者亲戚；他也懂得通过熟人关系得到成为煤矿工人的机会。另一方面，他也具有哥哥一样的等级尊卑意识，他对婚姻的看法也逃脱不了身份等级差异的局限，认为与哥哥匹配的结婚对象是贺秀莲而不是田润叶，自己与田晓霞的爱情始终因为两人悬殊的身份而不时使他产生悲剧性的幻灭感。正是因为农民身份的卑微，他们有极其敏感的自尊心和对上层官宦阶层的敬畏，孙少平在进入机关大院时总是显得局促不安、充满强烈的自卑感。孙少平第一次去报社找田晓霞时，需要“鼓足勇气”才能走进报社门房，而当听到田晓霞不在的消息时，竟然有种“解脱似的轻松”。[8]
二、原西县立中学—最初的精神启蒙空间
路遥曾说“农村和城镇的‘交叉地带’，色彩斑斓，矛盾冲突很有特色，很有意义，值得去表现……”。[9]206城乡交叉地带是一个城市和乡村空间相互交融的异质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现代生活方式和古老生活方式的冲突。文明和落后、现代意识和传统道德观念的冲突等”都是最激烈的。[9]206这个交叉地带既是主人公人生历程开始的地方，也是其最后的归宿。交叉地带的多次出现暗示了个体对自我边缘身份的认同。小说中作者展示了两个交叉地带—县立高中和大牙湾煤矿。这两个交叉地带对于孙少平身份的构建具有各自不同的重要意义。
孙少平的学习之所—县立高中可以被看作是其自我身份意识的萌发之地，也是他经历的第一次精神阵痛。这所高中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微型的“城乡交叉地带”，不同家境出身的同学们聚集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异质空间”。在这里，孙少平感受到了甲乙丙三种菜暗含的身份地位差异，感受到了富家子弟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他也第一次感受到了贫穷带给他的羞辱感以及对自尊心的伤害。特别是来自城市的顾养民表现出来的优雅自如给孙少平带来了深深的刺痛。第一次，孙少平感受到了城市与乡村的身份差异和价值观差异，自我意识也开始萌发。这在潜意识里也激起了孙少平对富裕的有尊严的城市生活的渴望。孙少平独自在城里转悠的时候，感受到的是无比的自由和新奇。乡村与城市的差异首次显现出来。但是，这时他对城市的渴望还不是那么强烈。县中的成分构成还是农民子弟居多。初次置身于异质空间中的不安，对自我卑微身份的反感，由于有和他出身相似的郝红梅的相伴而缓解了许多。在此，郝红梅是一个与他身份类似的他者存在，孙少平从郝红梅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从这种同命相怜的感情中得到了新的自我认同，但是这种认同很快随着郝红梅的移情别恋而破碎。郝红梅对孙少平的拒绝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农村身份的卑微给人带来的耻辱，从而更加坚定了孙少平逃离贫困的农村，走向城市的决心。此时，第十八章有一段孙少平的幻想：“未来的某一天，他已经成了一个人物，或者是教授，或者是作家，要么是工程师，穿着体面的制服和黑皮鞋，戴着眼镜，从外面的一个大地方回到了这座城市……”[10]这里孙少平幻想出来的自己的着装特征完全是城市上层社会的成功人士形象，对城市的强烈向往由此开始。
也是在县立高中，孙少平养成了阅读课外书的习惯。课外书相对于“特殊时期”的“开门办学”，已经可以说是一种对既有身份和传统的突破。在作者眼里，阅读是塑造自我、改变气质的重要媒介，阅读所承载的知识与城市所代表的现代性密切相关。阅读这个习惯一直贯穿在孙少平生活的始终，他希望通过阅读来重构自我的身份，如果他放弃了阅读的习惯，也就放弃了他的身份追求。因此，不管身处什么样的环境，路遥总是让他的孙少平有一个可以阅读学习的自己的小空间：从村子里的麦秸垛边到建筑工地上的独有天地，都是他读书学习，追求自我身份提升的证明。孙少平自我意识的觉醒是通过不断阅读而逐渐发展起来的。知识带给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现实社会的重新认识。同时，阅读也使孙少平开阔了视野，具有了理性思考的能力，冲破了小农的狭隘思想，对城市身份的顾养民有了新认识。在县中孙少平能够和出众的干部子弟同台演戏，并且能被选中和田晓霞到黄原去讲故事，这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县中这个异质空间对孙少平的精神层面的接纳和认同。在这里，他有了从封闭的乡土世界中走出的渴望和追求自由的意识。中学毕业时孙少平的内心独白也展示了他对自我身份的一个新认识：“我还没有可能变成一个纯粹的城里人，但也不完全是一个乡巴佬了。”[10] 三、城市—灵与肉撕裂的空间
城市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现代性的集中体现，城市的出现是人类历史进入现代时期的重要标志之一。城市代表了“成就的中心：智力、交流、知识。”[11]1伏尔泰说，“城市是进步和启蒙的象征，城市的流动性则是文明和自由的学校。”[11]204可以说城市空间是被现代性意识支配的空间，在这样的空间中，人们相信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可能性，表现出对时间的关切和对理性的崇拜，追求在抽象人文主义框架中得到界定的自由理想，以及崇拜行动与成功的定向。[12]42孙少平在县立中学得到的学习已经使他把城市作为他渴慕已久的欲望对象，在这个欲望对象上投射有他对独立自由的向往和知识理性的追求。在短暂的农村劳动生活中，孙少平愈发感觉到乡村空间对他精神的窒息，他迫切地渴望走向城市。孙少平就是带着对独立自由的渴望和对启蒙理性的向往来到了城市。但是，当他走出汽车站时，“愕然地看着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被庞大的城市震慑住了，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存在。”理想中的城市和现实中的城市之反差带给他巨大的陌生感、孤单和恐惧感，“尽管满眼都是人群，却感觉像是在荒无人烟的旷野”。[10]相对于乡村空间来说，城市空间是充满流动性的陌生人社会，而正是这陌生人的世界给了孙少平精神上和身体上的自由。他可以出卖自己的劳动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在生存的基础上，孙少平又同时继续着自己的精神追求。路遥在此塑造了一个有着城市出身的高干子弟田晓霞这样的形象，这样的人物塑造也赋予了田晓霞特殊的象征意义。可以说田晓霞就是城市现代性和启蒙理性的化身。初次见面时，孙少平就注意到了田晓霞男性化的穿衣风格，这也暗示了田晓霞对传统价值的一种反叛。后来，田晓霞不断地给孙少平介绍各种书籍、报纸、地下诗抄。正是在田晓霞的帮助下，孙少平对知识理性的追求才得以实现，并且能够在黄原当揽工汉时也不放弃这种追求，趴在建筑工地上继续阅读。作为孙少平的精神导师，田晓霞一步步引导着孙少平看到城市现代性的美好、引导其走向对城市启蒙现代的追求。因此，孙少平对田晓霞的追随也暗含了他对城市理性的追求。他由一个被启蒙的有着狭隘思想的农村青年逐渐成长为一个可以独立思考、具有批判精神、对生活有独到见解的征服者，而赋予他这种力量的是知识，或者说是知识象征的理性精神。
孙少平一方面通过自己的勤苦劳动使自己的能力和价值得到证明并获得了雇主的赏识，另一方面也通过阅读思考证明了自己精神上的丰富性。他在与田晓霞和顾养民的聚会中赢得了同学的尊重；临时为地委行署的孩子们组织中小学生夏令营也举办得有声有色。但是这种能力和价值的证明只是对孙少平内在气质的肯定，并不能在实际上改变他的农民身份，这就形成了孙少平精神追求与肉体生存两者间的矛盾性撕裂。精神上他是属于城市的，他追求城市的自由、现代理性精神，但是肉体上他仍然是漂泊不定的城市边缘人。农民出身始终是横亘在他和城市之间的一个障碍，就连城市边缘曹书记家考不上高中的女儿都因为孙少平的揽工汉身份而看不上他。他的生存状态仍然是处在城市的最底层，他在城市的位置是漂泊不定的，心里始终有种关于未来的无着落感，他始终在思考自己在城市的归宿。在中国，“农民首先不是被当作一种职业，而是被当作一种与生俱来、难以改变的身份，这是中国独特的社会阶层现象。[13]164对于农民来说，进城的途径只有两个—高考和招工。当高考制度被暂时停下，而国家政策又不允许在农村招工招干时，孙少平这一代乡土出身的知识分子就被挡在了城市之外。但是，对于这些不甘心向命运屈服、始终渴望着城市的乡村精英，他们想要进城就只能隐藏起自己乡村佼佼者的锋芒、放下身段选择做城市底层的临时工。即使是地委秘书长武惠良对孙少平的才干称赞有加，也无法改变政策使他成为公家人。[8]小说对黄原市的城市空间布局的描述也有着清晰的身份特征：南北大街的南段是党政部门，是干部们的天地；北段为宾馆、军分区和学校的集中地，是军人和学生的活动场所；而东关是个杂乱的世界，充斥着位于社会底层的外来打工汉。[14]98这个城市的空间分布暗示着城市里另一种不同区域的身份等级差别。来自农村的孙少平的生存空间只能在东关揽工汉的世界里。即使有深爱他的田晓霞，他也只能在晚上换上干净整齐的服装，变身为典型的“知识分子”，才能到南关与他的爱人约会。城市的其他空间不可能接纳孙少平这样的乡村知识分子，城市需要的只是来自农村的没有身份属性的劳动力。孙少平通过曹书记得到的一纸城市户口并不能抹去孙少平身上的乡土烙印。孙少平也渐渐地意识到城市对他的拒斥，意识到自己只能选择到边缘地带生存。因此，当曹书记告诉他有个当煤矿工人的机会时，他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与市场经济的展开，个体的积极主动性得到了空前的提高，社会流动性增强，城市充满着生机和活力，经济建设日新月异，整个城市展现出了现代性美好的一面；但是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也释放了个体长久以来被压抑的欲望，以货币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使金钱成为人们的欲望对象。当“货币排挤了所有其他形式的想象物（宗教、传统宗教权威，等等），占据了它们的位置……，就会造成一种道德真空，即一种没有色彩的价值自我形象，不能为与个体相对的集体社会身份提供牢靠的立足点。”[15]176在这个社会空间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只是雇佣和金钱的关系，在揽工汉充斥的东关桥头，除了包工头，没有人会注意到揽工汉们的存在。而包工头则是像“买牲畜一样打量他们”，[14]100他们并不是作为人而存在，而是被作为可以带来经济效益的牲畜一般对待。在城市人眼中，农村人和牲畜的地位是平等的，包工头看中的只是这些人的劳动能力，所以孙少平要刻意隐瞒他曾经的教师身份，把自己装扮成与其他揽工汉别无二致的文盲。孙少平在城市中也感受到了传统道德被金钱欲望所取代而带来的社会阴暗面。包工头胡永州仗着自己有钱又有当官的后台支撑就肆意欺凌幼女，商人和地方官员为了各自利益的最大化而相互勾结等等。现代城市的出现，割裂了人与土地的关系，破坏了传统伦理道德和政治权利的秩序感，颠覆了前现代社会相对静止凝固的时空观念。现代人在都市空间中丧失了自我，成为异化的、无根的、漂泊的都市陌生人。 四、大牙湾煤矿—流亡的边缘空间
小说告诉我们，孙少平他们要去的大牙湾煤矿并不在市区，而是在离市区几十里的山沟里，但是地处山沟的大牙湾煤矿既属于乡土社会，又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在这里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相互冲突、融合。这个煤矿世界包容了形形色色的人，是一个“奇特的生存部落。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高尚与卑俗，新的与旧的，全部混杂在并存，交织在一起”。[8]首先，煤矿的兴起是伴随着现代资源工业的产生而出现的。它具有一定的都市现代性。矿井里是灯火、铁轨、矿车、管道、钢梁铁柱等现代化的产物，而且整个煤矿有着严密的秩序，有每个人都要严格遵守的生产和安全规则。而且，对规则制度的遵守实际上也是现代陌生人社会的产物，所以，来自农村的煤矿工人总是会有违反规则的行为出现，小说结尾孙少平脸上的伤疤也是其不遵守下井规则的一个印记，乡村的人情法则在煤矿的生产体系中是不管用的。大牙湾煤矿能够吸引全国各地的外来人口到此聚集，是因为它产出的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矿工的公家人身份。煤矿工人首先可以借此摆脱农村户口，成为公家人，虽然这个行业的公家人地位不高。其次，煤矿工人的收入要比当揽工汉高得多，而且也有保障，正是这些才吸引了外来人口到此过生活，因此这个空间里的人们大部分还是农村出身，煤矿工人在矿井之外的生活是随意而散漫的。他们身上又带有一些野蛮落后的习性，经常满嘴粗话，粗鲁地谈论女人，在矿井下随地大小便等，而且在麦收时不顾规则旷工回家。但同时，占煤矿工人三分之一的河南移民也使这个空间有了很强的移民特点，移民的无根性使矿区的生存并不以血缘关系为主，随便一个陌生人在交往中都可以与其他矿工结成亲密的关系纽带。而且这些依靠煤矿为生的人们深知掏煤工作的艰辛和危险，他们也自觉地养成了热情好客、团结讲义气的个性。因此大牙湾煤矿也是个身份混杂的边缘异质空间：“有人勇敢地流血牺牲，有人却在偷鸡摸狗；有人栽花种草，有人却在哪里干净便故意把哪里弄脏；有人学英语，有人说脏话。即使同一个人，有时会把事干得叫你肃然起敬，有时却又叫你哭笑不得，甚至使你讨厌和憎恶。”[8]孙少平在城市所经历的焦灼与漂泊感，似乎在这个混杂的交叉地带得到了缓解。首先，他获得工人身份，也就跻身公家人的行列，不用再从一个工地到另一个工地流浪。其次，煤矿击碎了工人们最初的贫富贵贱的差异，使所有人的出身变得不再重要，在这里个体的价值体现在其劳动和力量上。孙少平可以不必为其农村出身而自卑，通过自己的劳动证明自己的价值，并且凭借他的聪明和力量获得了班长的职位。但是，实际上，煤矿空间也是一个逐步把人异化的空间。煤矿的运营是以生产金钱利润为目的的，因此，像孙少平这些煤矿工人只是作为劳动力而存在，而不是具有主观能动意识的人而存在，其目的只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生产利润。因此王世才的死也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煤矿工人的悲惨命运。即便是孙少平以主人翁的态度为麦收时煤矿工人的旷工问题出谋划策，也并没有人会把这个良策与他联系起来。因此，小说结尾处写孙少平买了一本书名为《一些原材料对人类未来的影响》的书就颇具讽刺意味。描述对煤矿将来的设想也是他追寻知识理性的一种选择，希望知识理性可以给煤矿带来现代化的生产效率，但是他自身始终难以逃脱被煤矿异化为像“原材料”那样的劳动力的命运。
在煤矿上，虽然孙少平仍然继续着他与田晓霞的爱情关系，但是，他心里总是时不时有股悲剧性潜流。与田晓霞的事业成功相比，孙少平更关注田晓霞对他的态度。可以说自始至终爱情的主动权都是掌握在田晓霞手里的。两个人越来越大的身份差异使孙少平的潜意识里一直对他们的关系的结局持悲观态度。孙少平与田晓霞在煤矿的第一次见面更彰显了两者的身份地位悬殊，一个是需要矿上领导好生伺候的省报记者，一个是在地下挖煤的工人。在煤矿招待所的餐厅里，田晓霞表现得很有气魄，并受到宣传部长和陪餐者的小心恭维，而孙少平此时是一个不被注意的失语者角色。[8]因此，当作为情敌的高朗出现时，他几乎没有反抗还手的能力。因为农村人根本没有权利和能力与城市人争夺爱情。在面对情敌时，孙少平只能步步退却，对自己的爱情产生怀疑，如果不是田晓霞的坚持，他们的爱情注定无果。而田晓霞自身是一个完全生活在形而上的思辨空间里的理想主义者，完全没有现实存在的根基，因此，他们的爱情只能以悲剧告终，而作者只能给予田晓霞死亡的命运。适应了矿井里黑暗的地下空间的孙少平几乎不再对城市抱有希冀。到省城的几次经历都充满了落叶般的飘零感和无所适从，在城市里，他只能是永远的陌生人。相反，孙少平慢慢地在惠英嫂的家中找到了一种家的安稳感觉，煤矿工人的归宿似乎只能是惠英嫂这样的生存空间。
五、结语
在孙少平的身份追寻中，不同的空间产生着不同的建构意义。农村的乡土空间是他的原始身份生成的地方，这个原初身份带给他农民身上特有的优点和缺点，就像小说中所说，“你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但又想挣脱这样的家庭，挣脱不了，又想挣脱”。原西县的县立高中作为一个小型的城乡交叉地带，是孙少平自我身份追寻开始萌芽的空间，在这里他初步感受到了乡村以外的广大空间以及农民身上的狭隘和自私性，并通过读书学习将这些农民习性在自己身上除去，正是在这里的学习生活使孙少平产生了渴望独立自由和精神上的丰富性的冲动。他在黄原市这个城市空间感受到了城市空间特有的自由、流动性，同时也感受到了城市空间主体生存的不稳定性、以及金钱和欲望对人的腐蚀。他虽然克服掉了农民身份中的某些特征，但是他强烈的自卑感总是挥之不去，难以最终进入城市，城市的揽工汉身份的漂泊不定性使孙少平看不到将来，最终他选择了可以拥有工人身份和公家饭碗的大牙湾煤矿，但这个看似有着美好前景的公家人身份实际上将孙少平置于被现代性异化的境地，他面临着失去主观能动意识和身份意识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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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慧慧，作者单位为西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杨立民）
关键词：空间；乡村；城市；城乡交叉地带；身份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10-0033-06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自从1985年问世以来，就一直深受读者喜爱，尽管学术评论界对其评价不高，但是却难以影响该小说在普通民众中的受欢迎程度。近年来，随着同名电视剧的热播，《平凡的世界》再一次成为大众追捧的对象。《平凡的世界》的价值在于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全景式的展现了中国1975年至1985年间乡土生活的巨大变迁。虽然小说描述的是几十年前的乡土社会，但是小说反映的城乡二元对立问题仍然是当今社会面临的主要的现实问题。在现代社会信仰缺失的情况下，路遥小说所具有的积极的励志性正好弥合了当下读者的心理需要，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小说中人物通过知识改变视野改变命运的人生历程也对当下社会问题的解决具有某种启示意义。本文将选取小说中表现的身份追寻主题作为研究对象，因为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和碎片化使个体对自我的身份产生了深深的焦虑，小说中人物在异质空间中的身份焦虑似乎可以为当下人们的生存提供某种阐释视角。
主体的身份问题是文学特别是现当代文学最常关注的主题之一。身份“一方面指独特性和个体性，是一个人区别于其他人的本质上的差异；另一方面，它又可以指同一的特性，人们在此基础上以群或组为单位与他人发生关联，产生“认同，”[1]279我们可以说身份认同就是主体对自我同一性的认识，能够在社会族群中为自我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使主体的独特性和差异性为他人群里接纳和尊重。因为主体总是存在于与他人的关系之中，主体只能在群体归属中构建自我的身份认知。身份形成的过程是一个时间空间共同作用的构建过程。“从历时性层面上看身份认同是一个主体历史建立的过程，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时间维度共同作用于这一过程，……从共时性层面看，它又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2]20首先，过去作为个体的回忆对主体身份产生影响，现在的主体经验影响着对过去的记亿，而未来则对身份认同起着导向作用。在空间上，主体的身份构建是由其自身所处的社会空间所形塑的，单个的“我”总是服从外部（环境、社会、文化、经济、教育等）和内部（无意识）两方面的作用和影响。随着主体的生存空间的变化，主体从原有空间进入到新的异质空间中，其原有的身份特征与新空间中群体的身份特征产生矛盾冲突，新的价值观念使主体的自我同一性丧失，造成主体归属感丧失后的主体存在焦虑，主体就成了目前生存空间中的“他者”。在这种空间差异中，主体开始自觉对身份进行反思，并对其身份进行重构，在重构过程中主体总是试图摆脱原有身份，与现有空间形成同一性，即被异质空间认可和接纳。在《平凡的世界》中主人公孙少平从乡村空间到城乡交叉地带，再经过城市最终回归城乡交叉地带的空间变化的过程也就是主体的身份不断形成建构的过程。本文将从空间视角对这一认同过程进行解释。
20世纪末文学批评的“空间转向”使文学界把文学研究中对时间和历史的关注转移到空间上来。那么，究竟什么是空间？空间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场所，它与时间构成了人类存在的两个维度，任何的个人思考和群体行为都必须在一个具体的空间中才能够进行。空间也必须为人感知和使用，才能成为活的空间，进入意义和情感的领域。历史上，空间被看作是一个空荡荡的、静止不变的容器。随着后现代社会的到来，空间的静态定义被推翻，“空间本身既是一种‘产物’，是由不同范围的社会进程和人类干预形成的，又是一种‘力量’，它要反过来影响、指引和限定人类在世界上的行为与方式的各种可能性。”[3]216空间是在历史的发展中产生的，并且随着历史的演变而重新结构和转化。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无限的多样性或不可胜数的社会空间……[4]20空间是某种意识形态的衍生物，人类特定群体的生产活动塑造了这一群体生存空间的意识形态和价植观念，反过来，空间又表现、生产、强化这种意识形态，对空间中的个体形成思想上的控制和规训。空间和意识形态是互为表征、互相生产的关系。
一、原初身份形成的乡村空间
双水村不仅是构成整部作品的空间背景，更是作品的“实质基础”：它是作者所刻画的现实的主要组成部分。作者路遥曾经花了很长时间专门收集关于作品要描述的空间的地理、文化和新闻史料，并且亲自深入生活实地考察，力求使作品的环境真实可信。[5]206因此，其小说的现实主义品格也是评论界对路遥的作品最为称道的地方。本文主要探讨这一空间对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所产生的规约和驯化作用。《平凡的世界》中作者给人物设置的原初空间—双水村地处一个小山窝里，被庙坪山和神仙山围着，这样的地理环境使这个村子天然地与外界隔开，形成一个封闭自足的地理空间。费孝通先生曾在《乡土中国》中谈到了中国传统乡村的“熟人社会”特性，[6]6我们可以说路遥的双水村在初始阶段就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首先，这个社会里，社会的流动性很小，人们都固守自己的一方土地，要想生存下来，人们就要靠在土地上劳作来换取生活必需品，一切的价值都体现在肉身的物质生存上，所以在文化大革命讲究思想崇高的时期，吃饱穿暖仍是每个人的基本追求。劳动耕作永远是乡土空间的主题，农民在几千年的耕种劳作中积累大量的农耕文明经验。因此，小说中作者自始至终在强调勤劳的重要性，并且从不同角度不同场合表达了对孙玉亭忍饥挨饿闹革命的嘲讽，也暗示了作者对领导层的各项政策使农民放不开手脚耕作的不满。其次，双水村包括田家圪崂和金家湾两个族群，它们的名字就隐含着村子的血缘宗族特性。在这样的以家族宗亲关系发展起来的村落里，人和人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6]100人们自然会十分重视血脉亲情和宗族关系，所以这样的乡村空间就培养出人们注重亲情道义的价值观和对家庭的强烈责任感。在这样的乡土社会中，个体的身份和地位取决他周围的这些熟人对他的评价，因此，个人的关系背景和家族声望对于在熟人社会中生存的个人是至关重要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老父亲孙玉厚反对女儿嫁给名声不好的王满银，而批斗王满银时，心里最痛苦的倒不是王满银而是作为一家之长的孙玉厚。同时，这种以血缘宗亲为纽带的乡土空间也形成了人们“有事找亲戚找关系”，“人情亲情为大”的传统观念。这也凸显了熟人社会人情大于法制的特点。小说中王满银出事时，家里人首先想到的是通过各种熟人关系把人放出来，而不是思考事件本身的对错以及合法与否，结果也正如人们所料，孙少安凭借他与田润叶的关系，使姐夫王满银提前释放。而由金家捉奸王彩娥闹出的三大家族械斗，也体现出了宗亲关系的强大力量。田润叶工作的调动、孙少平到煤矿当工人，也是沾了熟人关系的光。即便是在上层社会，各级官员也会依靠同乡的关系为本地区谋求利益。 另外，封闭保守的乡土空间也是中国几千年的官本位思想和社会尊卑等级意识滋生的场所。这种思想在普通民众身上表现为对官位官阶的向往，对官员特权的认同和对官员的敬畏以及自身强烈的自卑感。朱岚在探究官本位思想发生的文化生态根源时指出，中国人的官本位思想和社会尊卑意识由来已久，其根源在于农耕文明对权威的依赖。传统的血缘宗法制度和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进一步固化了社会尊卑等级关系，并在“礼治”意识强化下使其深入人心，内化为民众的无意识。[7]根据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农耕文明所处的封闭的农村空间生产了官本位思想和等级观念，同时，在历代王朝“家天下”的演变中衍生出了官员的特权，这些特权反过来使民众对当官产生了强烈的渴望，而对于那些处于社会底层当官无望的农民来说，就极易生出对官员的敬畏。这些观念意识又同时历史地规约和驯化着生活在其中的人们。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和尊卑等级意识仍然在普通民众特别是农民心里根深蒂固。《平凡的世界》中用了大量的篇幅描写了官员的工作生活状态，这一方面可以说是暗示了有过当官经历的路遥作为乡土知识分子对官位的潜意识的向往，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官员阶层与农民阶层生活的巨大差异，并且为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发展做了准备。农民在忍饥挨饿的状态下参加各种强制性的义务劳动，而领导干部甚至是基层干部都可以一顿饭炒几个菜，有酒有肉，有温暖的窑洞，并且出门都有专车接送。为了迎接中央老首长高老返乡，一个民众生活极为贫苦的地方却准备了铺张的山珍海味，就连街道也都打扫装扮一新。农民还在贫困中挣扎的时候人们却可以为干部赋予如此的特权，这就说明民众意识中对官员特权的认同，这些都被民众看作是他们理所当然的权利。本来孙少安与田润叶两小无猜、两情相悦，因为田润叶身份地位的改变而使他们成为旁观者及当事人眼中不可能一起生活的两个人，迫使孙少安自己断然熄灭了爱的火焰。
在这样的空间规训下，孙少平的原初身份也像他的父亲和哥哥一样，具有农村人的身份特征。一方面，他也具有吃苦耐劳的品质，他可以在建筑工地和大牙湾煤矿里忍受那些城市子弟忍受不了的劳动强度和生存环境；他也具有极强的亲情和责任意识，他会在有钱的时候给老祖母和外甥买些礼物，会在家里出事的时候尽力减轻父母的负担，会主动关心妹妹兰香的学业和生活，并在后来工作后主动承担起为父母箍窰的义务。小说中多次提到其他人总会感觉到他身上有种不一般的东西，这个“不一般的东西”应该包含有他的吃苦耐劳的品质和责任意识。同时，他也熟谙“熟人社会”的为人处世方式；当他第一次离开农村到陌生的城市找工作时，在孤単恐慌中第一反应是想到一个可以投奔的熟人或者亲戚；他也懂得通过熟人关系得到成为煤矿工人的机会。另一方面，他也具有哥哥一样的等级尊卑意识，他对婚姻的看法也逃脱不了身份等级差异的局限，认为与哥哥匹配的结婚对象是贺秀莲而不是田润叶，自己与田晓霞的爱情始终因为两人悬殊的身份而不时使他产生悲剧性的幻灭感。正是因为农民身份的卑微，他们有极其敏感的自尊心和对上层官宦阶层的敬畏，孙少平在进入机关大院时总是显得局促不安、充满强烈的自卑感。孙少平第一次去报社找田晓霞时，需要“鼓足勇气”才能走进报社门房，而当听到田晓霞不在的消息时，竟然有种“解脱似的轻松”。[8]
二、原西县立中学—最初的精神启蒙空间
路遥曾说“农村和城镇的‘交叉地带’，色彩斑斓，矛盾冲突很有特色，很有意义，值得去表现……”。[9]206城乡交叉地带是一个城市和乡村空间相互交融的异质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现代生活方式和古老生活方式的冲突。文明和落后、现代意识和传统道德观念的冲突等”都是最激烈的。[9]206这个交叉地带既是主人公人生历程开始的地方，也是其最后的归宿。交叉地带的多次出现暗示了个体对自我边缘身份的认同。小说中作者展示了两个交叉地带—县立高中和大牙湾煤矿。这两个交叉地带对于孙少平身份的构建具有各自不同的重要意义。
孙少平的学习之所—县立高中可以被看作是其自我身份意识的萌发之地，也是他经历的第一次精神阵痛。这所高中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微型的“城乡交叉地带”，不同家境出身的同学们聚集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异质空间”。在这里，孙少平感受到了甲乙丙三种菜暗含的身份地位差异，感受到了富家子弟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他也第一次感受到了贫穷带给他的羞辱感以及对自尊心的伤害。特别是来自城市的顾养民表现出来的优雅自如给孙少平带来了深深的刺痛。第一次，孙少平感受到了城市与乡村的身份差异和价值观差异，自我意识也开始萌发。这在潜意识里也激起了孙少平对富裕的有尊严的城市生活的渴望。孙少平独自在城里转悠的时候，感受到的是无比的自由和新奇。乡村与城市的差异首次显现出来。但是，这时他对城市的渴望还不是那么强烈。县中的成分构成还是农民子弟居多。初次置身于异质空间中的不安，对自我卑微身份的反感，由于有和他出身相似的郝红梅的相伴而缓解了许多。在此，郝红梅是一个与他身份类似的他者存在，孙少平从郝红梅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从这种同命相怜的感情中得到了新的自我认同，但是这种认同很快随着郝红梅的移情别恋而破碎。郝红梅对孙少平的拒绝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农村身份的卑微给人带来的耻辱，从而更加坚定了孙少平逃离贫困的农村，走向城市的决心。此时，第十八章有一段孙少平的幻想：“未来的某一天，他已经成了一个人物，或者是教授，或者是作家，要么是工程师，穿着体面的制服和黑皮鞋，戴着眼镜，从外面的一个大地方回到了这座城市……”[10]这里孙少平幻想出来的自己的着装特征完全是城市上层社会的成功人士形象，对城市的强烈向往由此开始。
也是在县立高中，孙少平养成了阅读课外书的习惯。课外书相对于“特殊时期”的“开门办学”，已经可以说是一种对既有身份和传统的突破。在作者眼里，阅读是塑造自我、改变气质的重要媒介，阅读所承载的知识与城市所代表的现代性密切相关。阅读这个习惯一直贯穿在孙少平生活的始终，他希望通过阅读来重构自我的身份，如果他放弃了阅读的习惯，也就放弃了他的身份追求。因此，不管身处什么样的环境，路遥总是让他的孙少平有一个可以阅读学习的自己的小空间：从村子里的麦秸垛边到建筑工地上的独有天地，都是他读书学习，追求自我身份提升的证明。孙少平自我意识的觉醒是通过不断阅读而逐渐发展起来的。知识带给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现实社会的重新认识。同时，阅读也使孙少平开阔了视野，具有了理性思考的能力，冲破了小农的狭隘思想，对城市身份的顾养民有了新认识。在县中孙少平能够和出众的干部子弟同台演戏，并且能被选中和田晓霞到黄原去讲故事，这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县中这个异质空间对孙少平的精神层面的接纳和认同。在这里，他有了从封闭的乡土世界中走出的渴望和追求自由的意识。中学毕业时孙少平的内心独白也展示了他对自我身份的一个新认识：“我还没有可能变成一个纯粹的城里人，但也不完全是一个乡巴佬了。”[10] 三、城市—灵与肉撕裂的空间
城市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现代性的集中体现，城市的出现是人类历史进入现代时期的重要标志之一。城市代表了“成就的中心：智力、交流、知识。”[11]1伏尔泰说，“城市是进步和启蒙的象征，城市的流动性则是文明和自由的学校。”[11]204可以说城市空间是被现代性意识支配的空间，在这样的空间中，人们相信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可能性，表现出对时间的关切和对理性的崇拜，追求在抽象人文主义框架中得到界定的自由理想，以及崇拜行动与成功的定向。[12]42孙少平在县立中学得到的学习已经使他把城市作为他渴慕已久的欲望对象，在这个欲望对象上投射有他对独立自由的向往和知识理性的追求。在短暂的农村劳动生活中，孙少平愈发感觉到乡村空间对他精神的窒息，他迫切地渴望走向城市。孙少平就是带着对独立自由的渴望和对启蒙理性的向往来到了城市。但是，当他走出汽车站时，“愕然地看着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被庞大的城市震慑住了，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存在。”理想中的城市和现实中的城市之反差带给他巨大的陌生感、孤单和恐惧感，“尽管满眼都是人群，却感觉像是在荒无人烟的旷野”。[10]相对于乡村空间来说，城市空间是充满流动性的陌生人社会，而正是这陌生人的世界给了孙少平精神上和身体上的自由。他可以出卖自己的劳动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在生存的基础上，孙少平又同时继续着自己的精神追求。路遥在此塑造了一个有着城市出身的高干子弟田晓霞这样的形象，这样的人物塑造也赋予了田晓霞特殊的象征意义。可以说田晓霞就是城市现代性和启蒙理性的化身。初次见面时，孙少平就注意到了田晓霞男性化的穿衣风格，这也暗示了田晓霞对传统价值的一种反叛。后来，田晓霞不断地给孙少平介绍各种书籍、报纸、地下诗抄。正是在田晓霞的帮助下，孙少平对知识理性的追求才得以实现，并且能够在黄原当揽工汉时也不放弃这种追求，趴在建筑工地上继续阅读。作为孙少平的精神导师，田晓霞一步步引导着孙少平看到城市现代性的美好、引导其走向对城市启蒙现代的追求。因此，孙少平对田晓霞的追随也暗含了他对城市理性的追求。他由一个被启蒙的有着狭隘思想的农村青年逐渐成长为一个可以独立思考、具有批判精神、对生活有独到见解的征服者，而赋予他这种力量的是知识，或者说是知识象征的理性精神。
孙少平一方面通过自己的勤苦劳动使自己的能力和价值得到证明并获得了雇主的赏识，另一方面也通过阅读思考证明了自己精神上的丰富性。他在与田晓霞和顾养民的聚会中赢得了同学的尊重；临时为地委行署的孩子们组织中小学生夏令营也举办得有声有色。但是这种能力和价值的证明只是对孙少平内在气质的肯定，并不能在实际上改变他的农民身份，这就形成了孙少平精神追求与肉体生存两者间的矛盾性撕裂。精神上他是属于城市的，他追求城市的自由、现代理性精神，但是肉体上他仍然是漂泊不定的城市边缘人。农民出身始终是横亘在他和城市之间的一个障碍，就连城市边缘曹书记家考不上高中的女儿都因为孙少平的揽工汉身份而看不上他。他的生存状态仍然是处在城市的最底层，他在城市的位置是漂泊不定的，心里始终有种关于未来的无着落感，他始终在思考自己在城市的归宿。在中国，“农民首先不是被当作一种职业，而是被当作一种与生俱来、难以改变的身份，这是中国独特的社会阶层现象。[13]164对于农民来说，进城的途径只有两个—高考和招工。当高考制度被暂时停下，而国家政策又不允许在农村招工招干时，孙少平这一代乡土出身的知识分子就被挡在了城市之外。但是，对于这些不甘心向命运屈服、始终渴望着城市的乡村精英，他们想要进城就只能隐藏起自己乡村佼佼者的锋芒、放下身段选择做城市底层的临时工。即使是地委秘书长武惠良对孙少平的才干称赞有加，也无法改变政策使他成为公家人。[8]小说对黄原市的城市空间布局的描述也有着清晰的身份特征：南北大街的南段是党政部门，是干部们的天地；北段为宾馆、军分区和学校的集中地，是军人和学生的活动场所；而东关是个杂乱的世界，充斥着位于社会底层的外来打工汉。[14]98这个城市的空间分布暗示着城市里另一种不同区域的身份等级差别。来自农村的孙少平的生存空间只能在东关揽工汉的世界里。即使有深爱他的田晓霞，他也只能在晚上换上干净整齐的服装，变身为典型的“知识分子”，才能到南关与他的爱人约会。城市的其他空间不可能接纳孙少平这样的乡村知识分子，城市需要的只是来自农村的没有身份属性的劳动力。孙少平通过曹书记得到的一纸城市户口并不能抹去孙少平身上的乡土烙印。孙少平也渐渐地意识到城市对他的拒斥，意识到自己只能选择到边缘地带生存。因此，当曹书记告诉他有个当煤矿工人的机会时，他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与市场经济的展开，个体的积极主动性得到了空前的提高，社会流动性增强，城市充满着生机和活力，经济建设日新月异，整个城市展现出了现代性美好的一面；但是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也释放了个体长久以来被压抑的欲望，以货币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使金钱成为人们的欲望对象。当“货币排挤了所有其他形式的想象物（宗教、传统宗教权威，等等），占据了它们的位置……，就会造成一种道德真空，即一种没有色彩的价值自我形象，不能为与个体相对的集体社会身份提供牢靠的立足点。”[15]176在这个社会空间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只是雇佣和金钱的关系，在揽工汉充斥的东关桥头，除了包工头，没有人会注意到揽工汉们的存在。而包工头则是像“买牲畜一样打量他们”，[14]100他们并不是作为人而存在，而是被作为可以带来经济效益的牲畜一般对待。在城市人眼中，农村人和牲畜的地位是平等的，包工头看中的只是这些人的劳动能力，所以孙少平要刻意隐瞒他曾经的教师身份，把自己装扮成与其他揽工汉别无二致的文盲。孙少平在城市中也感受到了传统道德被金钱欲望所取代而带来的社会阴暗面。包工头胡永州仗着自己有钱又有当官的后台支撑就肆意欺凌幼女，商人和地方官员为了各自利益的最大化而相互勾结等等。现代城市的出现，割裂了人与土地的关系，破坏了传统伦理道德和政治权利的秩序感，颠覆了前现代社会相对静止凝固的时空观念。现代人在都市空间中丧失了自我，成为异化的、无根的、漂泊的都市陌生人。 四、大牙湾煤矿—流亡的边缘空间
小说告诉我们，孙少平他们要去的大牙湾煤矿并不在市区，而是在离市区几十里的山沟里，但是地处山沟的大牙湾煤矿既属于乡土社会，又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在这里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相互冲突、融合。这个煤矿世界包容了形形色色的人，是一个“奇特的生存部落。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高尚与卑俗，新的与旧的，全部混杂在并存，交织在一起”。[8]首先，煤矿的兴起是伴随着现代资源工业的产生而出现的。它具有一定的都市现代性。矿井里是灯火、铁轨、矿车、管道、钢梁铁柱等现代化的产物，而且整个煤矿有着严密的秩序，有每个人都要严格遵守的生产和安全规则。而且，对规则制度的遵守实际上也是现代陌生人社会的产物，所以，来自农村的煤矿工人总是会有违反规则的行为出现，小说结尾孙少平脸上的伤疤也是其不遵守下井规则的一个印记，乡村的人情法则在煤矿的生产体系中是不管用的。大牙湾煤矿能够吸引全国各地的外来人口到此聚集，是因为它产出的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矿工的公家人身份。煤矿工人首先可以借此摆脱农村户口，成为公家人，虽然这个行业的公家人地位不高。其次，煤矿工人的收入要比当揽工汉高得多，而且也有保障，正是这些才吸引了外来人口到此过生活，因此这个空间里的人们大部分还是农村出身，煤矿工人在矿井之外的生活是随意而散漫的。他们身上又带有一些野蛮落后的习性，经常满嘴粗话，粗鲁地谈论女人，在矿井下随地大小便等，而且在麦收时不顾规则旷工回家。但同时，占煤矿工人三分之一的河南移民也使这个空间有了很强的移民特点，移民的无根性使矿区的生存并不以血缘关系为主，随便一个陌生人在交往中都可以与其他矿工结成亲密的关系纽带。而且这些依靠煤矿为生的人们深知掏煤工作的艰辛和危险，他们也自觉地养成了热情好客、团结讲义气的个性。因此大牙湾煤矿也是个身份混杂的边缘异质空间：“有人勇敢地流血牺牲，有人却在偷鸡摸狗；有人栽花种草，有人却在哪里干净便故意把哪里弄脏；有人学英语，有人说脏话。即使同一个人，有时会把事干得叫你肃然起敬，有时却又叫你哭笑不得，甚至使你讨厌和憎恶。”[8]孙少平在城市所经历的焦灼与漂泊感，似乎在这个混杂的交叉地带得到了缓解。首先，他获得工人身份，也就跻身公家人的行列，不用再从一个工地到另一个工地流浪。其次，煤矿击碎了工人们最初的贫富贵贱的差异，使所有人的出身变得不再重要，在这里个体的价值体现在其劳动和力量上。孙少平可以不必为其农村出身而自卑，通过自己的劳动证明自己的价值，并且凭借他的聪明和力量获得了班长的职位。但是，实际上，煤矿空间也是一个逐步把人异化的空间。煤矿的运营是以生产金钱利润为目的的，因此，像孙少平这些煤矿工人只是作为劳动力而存在，而不是具有主观能动意识的人而存在，其目的只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生产利润。因此王世才的死也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煤矿工人的悲惨命运。即便是孙少平以主人翁的态度为麦收时煤矿工人的旷工问题出谋划策，也并没有人会把这个良策与他联系起来。因此，小说结尾处写孙少平买了一本书名为《一些原材料对人类未来的影响》的书就颇具讽刺意味。描述对煤矿将来的设想也是他追寻知识理性的一种选择，希望知识理性可以给煤矿带来现代化的生产效率，但是他自身始终难以逃脱被煤矿异化为像“原材料”那样的劳动力的命运。
在煤矿上，虽然孙少平仍然继续着他与田晓霞的爱情关系，但是，他心里总是时不时有股悲剧性潜流。与田晓霞的事业成功相比，孙少平更关注田晓霞对他的态度。可以说自始至终爱情的主动权都是掌握在田晓霞手里的。两个人越来越大的身份差异使孙少平的潜意识里一直对他们的关系的结局持悲观态度。孙少平与田晓霞在煤矿的第一次见面更彰显了两者的身份地位悬殊，一个是需要矿上领导好生伺候的省报记者，一个是在地下挖煤的工人。在煤矿招待所的餐厅里，田晓霞表现得很有气魄，并受到宣传部长和陪餐者的小心恭维，而孙少平此时是一个不被注意的失语者角色。[8]因此，当作为情敌的高朗出现时，他几乎没有反抗还手的能力。因为农村人根本没有权利和能力与城市人争夺爱情。在面对情敌时，孙少平只能步步退却，对自己的爱情产生怀疑，如果不是田晓霞的坚持，他们的爱情注定无果。而田晓霞自身是一个完全生活在形而上的思辨空间里的理想主义者，完全没有现实存在的根基，因此，他们的爱情只能以悲剧告终，而作者只能给予田晓霞死亡的命运。适应了矿井里黑暗的地下空间的孙少平几乎不再对城市抱有希冀。到省城的几次经历都充满了落叶般的飘零感和无所适从，在城市里，他只能是永远的陌生人。相反，孙少平慢慢地在惠英嫂的家中找到了一种家的安稳感觉，煤矿工人的归宿似乎只能是惠英嫂这样的生存空间。
五、结语
在孙少平的身份追寻中，不同的空间产生着不同的建构意义。农村的乡土空间是他的原始身份生成的地方，这个原初身份带给他农民身上特有的优点和缺点，就像小说中所说，“你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但又想挣脱这样的家庭，挣脱不了，又想挣脱”。原西县的县立高中作为一个小型的城乡交叉地带，是孙少平自我身份追寻开始萌芽的空间，在这里他初步感受到了乡村以外的广大空间以及农民身上的狭隘和自私性，并通过读书学习将这些农民习性在自己身上除去，正是在这里的学习生活使孙少平产生了渴望独立自由和精神上的丰富性的冲动。他在黄原市这个城市空间感受到了城市空间特有的自由、流动性，同时也感受到了城市空间主体生存的不稳定性、以及金钱和欲望对人的腐蚀。他虽然克服掉了农民身份中的某些特征，但是他强烈的自卑感总是挥之不去，难以最终进入城市，城市的揽工汉身份的漂泊不定性使孙少平看不到将来，最终他选择了可以拥有工人身份和公家饭碗的大牙湾煤矿，但这个看似有着美好前景的公家人身份实际上将孙少平置于被现代性异化的境地，他面临着失去主观能动意识和身份意识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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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慧慧，作者单位为西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杨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