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问叹总清冷》是杜永胜先生关于探讨文化价值与民族精神的文章，文章以宋元时期的历史为背景，以“文天祥”“元好问”“赵孟頫”为切入点展开论述，非常具有代表性。在当代中国，有一种观点，即宋代之后是中国历史的倒退和文脉的衰亡，而且围绕着文人、知识分子的“人格”“创作功绩”和“气节”的讨论，成为学术的焦点。本文从文学与文献整理的角度，列举相关史实和文学作品，探究文人的品格、使命感和创作成就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个人创作 文人选择 文学气节
　　动荡变化的时代，有着符合那个社会特征的文人群体和文学创作。从文人个人而言，也面临三种选择，或把一腔热血与才学贡献给新朝;或归隐山水，对于新朝采取刚正不阿，既不合作又不投效的态度;或是效命前朝，坚持人格操守，做忠直之人臣。在民族大义面前，这三种选择上升到大是大非的高度，更加考验文人的气骨。因此，宋元时期的朝代更迭，同时伴随着民族危机和文化坚守。《问叹总清冷》一文中所提到的文天祥、元好问、赵孟頫恰恰是三种选择的代表。
　　一、文天祥
　　文天祥的一身正气与坚贞品性成为一代代人学习的楷模。他的作品相对复古，诗歌中“道”的蕴涵高于“文”。在程朱理学为官方思想指导下的南宋社会，作为科举考出的进士，文天祥深受“理”“文以载道”等思潮的影响。例如《言志》诗云：“杀身慷慨犹易免，取义从容未轻许。仁人志士所植立，横绝地维屹天柱。”文天祥的道义精神浓缩在诗句中。由此可见，文天祥是孔孟之道所提倡的舍生取义，他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坚定捍卫者与执行者。还有《正气歌》中“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日浩然，沛乎塞苍冥”。可见，文天祥的气概就是孟子所说的浩然正气，身正、心正、堂堂正正。
　　孔孟思想和朱熹的“理學”观念塑造了文天祥的人格和诗风。同时，杜甫也对文天祥尤其是在元朝狱中的时光带来鼓舞，增强了他的人格力量。“集杜诗”也是在狱中的文天祥带给后人的又一震撼心灵的作品集。集句诗，类似于一种诗歌游戏，从前人或者名家的已有作品中，摘出一些经典的句子，重新拼凑成一首新诗。文天祥的集杜诗有200首。阅读他的集杜诗，可以在诗句中找到所引用杜甫原诗的句子。虽然是诗歌的游戏，但是符合格律，并反映出文天祥对大宋江山岌岌可危的叹息与奸臣误国的遗憾。
　　杜甫在苦难中坚韧不拔，这与文天祥的境遇十分接近，在诗歌中，文天祥也有《扬子江》诗曰：“几日随风北海游，回从扬子大江头。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杜甫带给了狱中的文天祥不竭的力量。
　　《四库全书总目》评价文天祥的作品：“天祥平生大节照耀今古，而著作亦极雄赡，如长江大河，浩瀚无际……及文天祥留意杜诗，所作顿去当时之凡陋。观《指南录后序》可见不独忠义贯于一时，亦斯文间气之所发也。”可见文天祥的作品因其人格光辉而更加有风骨、有气魄。文天祥看淡生死，舍生取义。在《文山集》中所收的1005首诗文中，共计349首诗中都包含“死”字，或者有生死观的讨论。可见文天祥风骨道义之高，他对宋王朝的忠诚已经上升到维护民族尊严的高度。
　　二、元好问
　　元好问从时代和年岁看，都长于文天祥，元好问没有屈从新朝，选择了归隐，整理创作结集《中州集》，被称作“金末文坛盟主”。元好问对宋江西诗派既有吸收，又在很大程度上进行了反拨与借鉴。当代学者莫砺锋认为：“元好问虽然不像王若虚那样肆意贬低黄庭坚，但对江西诗派却是竭力排斥。”从元好问的作品可略见一斑，如《甲午除夜》：“暗中人事忽推迁，坐守寒灰望复燃。已恨太官余曲饼，争教汉水入胶船？神功圣德三千牍，大定明昌五十年。甲子两周今日尽，空将衰泪洒吴天。”这首诗创作于公元1234年，金国已经灭亡。从诗歌风格看，具有低沉压抑的特点。一方面颂扬金王朝清明的统治，一方面以尾联“空将衰泪”的意象直接表达亡国之痛。这首七律既有江西诗派注重炼字、注重形式雕琢的特征，更多的则是抒隋言志，反映感时伤世的情怀和国破家亡的悲痛。因此，元好问对江西诗派有借鉴也有反拨，增加了诗的风雅和感情表达，开创元代乃至明清诗风。
　　元好问和文天祥虽然选择不同，但是在文学上也有相同特征，就是学习杜甫，学习杜诗的风格。文天祥用“集杜诗”的形式传达意志，元好问则是直接学习杜甫诗“雄浑高阔，实大声弘”的特点。把杜诗的特征融入自己的诗词创作，增加诗的力量，反映自己想要抒发的情感。钱锺书在《谈艺录》中评价元好问诗“声调茂越，气色苍浑”。如《过邯郸四绝》中的“川原落落曙光开，四顾河山亦壮哉”，场景宏大，有杜诗的风韵。元好问提倡“以唐人为指归”，为中国诗歌的发展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与范式。
　　元好问文学上还有一大特征就是碑刻墓志文的撰写，从这些文章和相关诗歌中，可以看出晚年的元好问对于国破家亡、士人折损的悲痛和叹惜。元好问的弟子郝经评价元好问云：“汴梁亡，故老皆尽，先生蔚为一代宗匠，以文章独步几三十年。铭天下功德者，尽趋其门，有例有法，有宗有趣，又至百余首。”（《遗山先生墓铭》）可见，金朝灭亡之后元好问把主要笔墨用于撰写墓志铭，同时融自己的情感于其中。这些碑刻，展现了元好问的气节和情感。
　　如果剖析民族大义，金朝汉化统治给了当时士人群体很大的创作宽松度和文化、民族尊严。因此元好问对宋没有很多情感。其次，元好问具有一种大的民族观，他的诗文集《中州集》的“中州”概念就包含了汉族人和金国的女真人，有一种民族共荣观。他晚年的归隐，创作结集也是为了保护文化传统，保存史料和金国文献。为了呵护民族尊严，保护残存士人，他上书尊元世祖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希望忽必烈汉化，尊重传统儒学。最后，对于儒家文化，元好问持有继承和维护的态度，如他在《清真观记》中提到：“尝试言之，圣人之忧天下后世深矣，百姓不可以逸居而无教，故为之立四民，建三纲五常。”在他心中，儒家文化依然是官方统治之学。综上所述，元好问的选择，发扬了文学传统，改变了江西诗派的弊病，推动了文献的存留和忽必烈的汉化政策。虽然隐居，但依然有诗歌、有墓志，用行动给我们力量，让后人感受到士人的铮铮铁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