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回上海老家，偶然听人说起张绥在3年前病逝了。这才在记忆中重新发掘出张绥其人以及我们曾经有过的一段交往。
　　张绥，1943年生人，北京大学历史系1967届毕业生。80年代曾在上海大学任教，后来不知去向。遍查网上的张氏简历，也没有说明生前所在单位。反倒是特别写明：“应台湾辅仁大学罗光校长邀请，以‘大陆杰出人士’的身份，于1990年5月到台湾访问，是上海第一位赴台湾访问的学者。从1990年起，曾在美国多所大学（包括哈佛大学）讲学和进行学术研究工作。”在当今热闹的学林中，张绥不算出名，但也做了不少事。例如，他的著作《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和《犹太教与中国开封犹太人》，在早年都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的学术空白。在1985到1992年之间，张绥以一年一本的速度出版了8本专著，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内容几乎无所不包，涉及各宗教历史，当代中国宗教、边疆和少数民族问题，甚至还有数学与哲学专著。如果不是后来身罹绝症，也许还会更多。他临终前还出版了一部厚得堪比城砖的百万字大书《中国人的通史》。尽管我还没机会拜读，但其毅力和胆量也已值得钦佩。张绥先生称得上当代中国的多产学者。
　　我和张绥的结识在1986年。有一天，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张志国说，有这么一位中年学者想见我。此时，我刚读过张绥的书《宗教古今谈》，还有点印象，就答应了。一个周日上午，志国陪我去张绥在浦东的寓所拜访。不料到了那里，张家居然已经在准备丰盛的午宴，弄得我手足无措。张绥给我的第一印象：身材微胖，头发稀疏，举止斯文，健谈但说话很有分寸，像是忠厚可靠的样子。我们就这样成了密切的朋友，经常在一起谈学问。
　　不久以后，张绥告诉我：他已说动供职的上海大学上海学研究所特聘我为副研究员。尽管事先全然不知，但我还是很感激他。毕竟那時的我年轻、好虚名，何况80年代的副高级职称也还算值钱。张绥就经常这样默默地为我办事，办成了也从不求取回报。我对他也就越来越信任，几乎成了无话不谈的密友。尽管其间也曾有人提醒过几次：此人善投机，靠不住。我总以为对方是出于妒忌而已。
　　到了1988年，我对仕途越来越厌烦，想回归学界，开始着手进行两件酝酿已久的大事，张绥成为我的主要合作伙伴。一件是打破官办学术研究体制，创办民间的东方文化研究所。一些中青年学者也和我的想法一拍即合，纷纷加盟。此事得到了上海文联主席夏征农的全力支持，研究所挂靠在文联名下，并在1989年春办妥了全部手续。我担任所长，邀请张绥和另外两名青年学者出任副所长。
　　另一件是编写一部多卷本《中国文化通史》，反映我的中国文化史观。我一直以为中国文化不是中原一个源头向四边传播扩散，而是多个源头长期不断碰撞、融合、再扩散、再融合的过程。因此，这部通史的体例，不是编年史，而是由区域史组成，包括“中原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西域文化”、“青藏文化”、“滇文化”、“燕赵文化”等8卷，加上我执笔的《中国文化通史论纲》和《中国区域文化交融史》2卷。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张绥，一起反复讨论，各自去物色合作者。最后他找到广西人民出版社落实了出版计划。1988年春，在南宁举行第一次编委会议，并签署了出版合同。我和张绥担任全书的双主编。会后，我就埋头写作，把自己多年的思考诉诸笔尖。在次年初完成了《中国文化通史论纲》，由张绥交付出版社。
　　一切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时，突然发生了那场政治风波。从此以后，张绥就从我的面前消失得无影无踪，连一个电话都没有。我并不责怪他，此乃人之常情。风波前后，两位学者副所长先后留洋。研究所何去何从，我想看看局势发展再说。有一天，在一个意外场合得知，东方文化研究所还在运作，但已经改挂在上海社联属下，因为此时的张绥也已改换门庭，在社联秘书长乔林马前鞍后奔走。张绥是攀上了高枝，自己也荣任新所长。可惜当时没有人愿意和他合作。这家民间研究所不久也寿终正寝了。
　　在我远走他乡前后，《中国文化通史》再也没有任何消息，此事便这样不了了之。我的那部书稿《中国文化通史论纲》也石沉大海。直到此次搜集撰写这篇小文的资料，在张绥先生“即将出版的著作”名单下，赫然发现包括一字不差的此书书名。我不敢断定，他是另起炉灶了，还是掠人之美呢？以为魏某人再也不会重返故国，自己可以瞒天过海。逝者已逝，照理大可不必翻此陈年老账。
　　我这一辈子虽说阅人无数，却仍时时看走眼。记之以为后来者交友的教训，想来亦未尝不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