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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过境迁，已经没有人知道五爹的原名了。村里有四五位九十多岁的老人，他们也想不起五爹以前叫啥了。
独臂五爹是我堂姑的男人，四川省德阳人。他高个子，眼睛大大的，总是面带微笑，从来不生气，为人和善。他和正常人不一样，少一只胳膊，习惯披一件中山装外套在身上。村里的人都姓卢，就独臂五爹一个外姓人。土地改革那会儿，有外村人对五爹指手画脚的，说他当过国民党军官，历史上可能会有问题。我祖父的几个兄弟一合计按照年龄给五爹排了名，他排行第五，大伙就喊他五爹。我父亲属德字辈，五爹趁机改名换姓，叫卢德全，他就与我的父辈们称兄道弟。五爹聪明，很快学会了一口地道的乡语，几乎没有人知道他是外乡人，五爹的孩子全部姓卢。
当年，村里人刻意保护五爹，无意间把五爹的真名给弄丢了。五爹的雅号就是这样来的，卢德全就是独臂五爹。
五爹的三个儿子也像他一样，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也不知道父亲的原名。他们告诉来村子里采访的人，说我有可能会知道更多的情况。
于是，县上的人满怀希望来省城找到我，期盼在我这有所收获。来人中有位叫李小平的年轻人，长得十分帅气。李小平说爷爷生前多次向他提过独臂五爹，说五爹行侠仗义，抗战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时，五爹抗令不对新四军部队下手，被革了职。五爹是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听到这，我心里一下子就明白了，这人是李志林政委的孙子，我从前见过李政委一面。经过李小平这么一介绍，我对五爹的人品极为敬重，更能理解五爹说的那句话“做人要义字当先”的含义了。
我小的时候常去五爹家玩，他很会讲故事，什么三国演义呀，水浒传呀，西游记呀，讲得出神入化。桃园三结义的故事情节我记得最牢，他常说做人讲的就是一个义字，见利忘义的事绝对不能干。在我心目中五爹是个有本事的人，了不起。
我十岁那年，独臂五爹不幸去世。村里上了年纪的人商量后把五爹安葬在进村东边的山坡上，据说那是一块风水最好的宝地。五爹下葬的那天，村里的人哭得很伤心。小学全部停课，师生都上山为五爹送行，每人手拿一枝纸质的白花。送葬的人群中有位穿军装的老干部格外引人注目，他两眼通红，神情凝重，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那天是个大晴天，抬棺木的人说五爹有福，上山顺利。就在堆完最后一铲土，人们准备下山时，天上竟然下起了一阵大雨，老辈人说上苍显灵，这是老天在哭五爹。我那会儿上小学三年级，心想五爹怎么就死了呢？五爹走了，堂姑一见我就哭，她对我说道：“五爹最疼你，要好好念书，长大了要做个有出息的人。”
獨臂五爹死后，我父亲常去堂姑家干些重活、累活、脏活。家里一做了啥好吃的，父母就让我送过去，村里人都关心堂姑和她的三个儿子。父亲时常对我说，长大后要好好孝顺堂姑。
独臂五爹是坪坳村的恩人，全村人都念他的好。全面抗战爆发的那年，他跟着部队离开四川老家来到湘鄂赣边。那时候他是抗战川军的一个营长，部队就驻扎在坪坳村一带，五爹的营部就设在村里的祠堂。有一次，日军来扫荡，坪坳村来不及逃走的老人和小孩三十多人被鬼子掳走，是五爹带着小分队化装成伪军带上翻译，假借送粮食的名义，潜入敌营打死小鬼子，把还没来得及押回县城的人全部救了出来。这被救的人当中，有我的爷爷奶奶，还有我的堂姑，那会堂姑约莫十三四岁。救几十人的命是大恩，不是简单的情，全村人都视五爹为尊者。
那时候在我的家乡有一场著名的保卫战，独臂五爹那个营坚守阵地不后退，仗打得天昏地暗的。村子里胆子大的年轻男人还给他们送食物，我的父亲和大伯就去过。最后，五爹他们打了个大胜仗。五爹的事迹在当地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不久，五爹的部队到外地与鬼子作战，堂姑送上亲手绣织的荷包，寄深情、保平安。五爹临别时对我堂姑说：一定活着回来。五年后，抗战胜利了，深秋的时节，堂姑才盼到五爹。五爹手拿着堂姑送他的荷包，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但是，他残废了，他的右臂在一次战斗中被日军的炮弹炸掉了。五爹在汉口办理了退伍手续，他是孤儿，在四川老家没有亲人，就来到坪坳村落户。此时，堂姑已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她不嫌弃五爹，认准了五爹，非五爹不嫁。村里长辈拿主意，就给他们办了婚礼。五爹尽管少了一只胳膊，可是山上的、田里的活，他都是一把好手。他还学会用左手写字、记账。农村人没有出过远门，少见识，五爹是个闯荡过天下的人，村里人有啥事都会找他拿个主意，五爹为人真诚、正派，忠厚实在。他带头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村成立人民公社，五爹就当上了生产队长，一干就是八年。他带领乡亲们兴修水利，灌溉农田，做了不少好事。村西头那座1964年竣工的革命水库，我们村出的劳动力最多，这都是五爹的功劳。
每逢政治运动，村里人都处处保护独臂五爹，怕他受到冲击，大伙不愿看到五爹受到任何的委屈，更不愿有人伤害他。五爹很豁达，坦然道：“我一个种地的农民，又不与人争啥，没事的。” 这是宽慰大伙的话，明事理的人一听就明白了。
“文革”开始了，农村也是轰轰烈烈地开展着运动，尽管独臂五爹主动请辞了生产队长的职务，本以为可以平安无事的，可是，大人们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事情就坏在我大伯家二哥的手上，二哥在县城读高中，群众运动一来，二哥很积极，还去了北京、上海、南京、武汉、重庆等地搞串联，到大城市开了眼界。二哥一回村里，就带着年轻人把祠堂给砸了，说这是破四旧树新风，气得老辈人吐血。我父亲找到二哥狠狠地训了他一通，还差点动手打他。二哥没理睬，说我父亲思想僵化、不开窍、死脑筋，气得父亲要命。二哥照旧我行我素，父亲想我这当叔叔的管不了你，难道你老子也管不了你吗？于是乎，父亲去向我的大伯父大伯母告黑状，两位老人只能望天长叹，他们能有啥法子呢，这孩子疯了。村里的老人都觉得二哥变了，变得不敢认了。
1968年的冬天，一些外地来我们县串联的学生，要找新的斗争目标，要取得更大的胜利，一时半会没有进展。正在这些热血青年犯愁的时候，我那挨千刀的二哥，居然来一个所谓的大义灭亲，告了密，他说五爹是历史反革命。二哥亲自带着这些大学生连夜走山路抄近道来到坪坳村，把独臂五爹捉了起来。五爹被这帮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将们五花大绑押到公社批斗，接着又押到县城继续批斗，白天开斗争会和游街示众，晚上拿大灯泡照，不让五爹睡觉，折腾了一个月，五爹瘦了三十斤。二哥为了显示自己的革命觉悟高，还当着众人面谩骂五爹，污蔑五爹。五爹没有表示强烈的反抗，只是苦苦地一笑，随口说了一句：“你这崽子，少教。” 村里人集体去公社和县里求情，我的父亲和大伯是领头的，人多势众，上面管事的人也知道五爹没有啥大问题。在这个关键时候，县人民武装部李志林政委出面说了话，他说组织上在土改时对五爹做过历史清白的结论，学生领袖这才勉强答应可以商量。那个时期，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是极高的，说话的分量也重。这李政委抗战时期就认识五爹，土改时特地来我们坪坳村看望过五爹，还送给五爹一件中山装外套和一条军毯子。五爹要是进县城都会带上土特产去看李政委，每次都在李政委家住宿。至于李政委和五爹是啥关系，乡亲们从未听五爹说起过。经过李政委及大伙的再三努力，五爹被放了回来。
从县城返回村里的路上遇到大雨，五爹受凉了，高烧不退，连气带病，卧床不起，半个月后就去世了。弥留之际，五爹说对不起乡亲们，添了这么大的麻烦，说到了阴间都会记得坪坳村人的恩情，是大伙收留了他。村里人不记城里学生的仇，把恨全归在大伯家的二哥身上，家族里没有人原谅二哥，就连大伯大伯母都与儿子断绝了关系。大伯发毒誓：父子永不见面。我父亲更是放狠话：要是被我见到，非打断他的狗腿不可。那几天，父亲像一头咆哮着的狮子，牙齿咬得“咯、咯……”直响，双手紧紧握着拳头。
独臂五爹死后，二哥不敢回村子里，村子里的人都不和他来往，极度鄙视他，看不起这种小人。大伯和大伯母在村里待得憋屈，总感觉不舒服，做不起人来。大伯成天闷闷不乐，老是对我父亲抱怨，前世作了啥孽？出了这样一个逆子，真是卢家不幸呀。有时大伯来我家门口的石凳上一坐就是半天，一句话也不说，眼睛无神，老发呆。
父亲心疼自己的哥哥和嫂子，跑到县城给远在福建厦门部队当营长的侄子打了电报，也就是大伯家的大哥，要他赶紧回乡。大哥回来一看家里这样的情况，二话没说，就把父母接走了，两位老人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坪坳村。
二哥后来被保送上了大学，学习很努力。恢复高考招收第一批研究生时，二哥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名校，毕业后留校教书。二哥在学术上很有建树，还到美国、澳大利亚分别做了两年访问学者。二哥当上了教授，出了十多部著作，还带博士研究生，可谓桃李满天下，是个典型的成功人士。
我高考那年，偷偷给二哥写了一封信，他寄了几本复习资料给我。我里里外外翻了个底朝天也没能找到片言只语，没有看到二哥的回信，我很失落。倒是那些书来得及时，可帮上我了。我上大学后，给二哥写了几封信，都是石沉大海。
我大学毕业后留在省城工作，每次回乡探亲时都将堂姑接到省城小住，她晚年生活得很幸福，儿孙都很孝顺。我曾问她：恨不恨二哥。她不回答，只是摇摇头。堂姑74岁那年去世，与五爹合葬，我特意赶回去送她最后一程。站在五爹坟前，我难过极了，我放声痛哭……
1997年秋天，我去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会议就在二哥的那所著名的学府举行，吃住都在那里。当天夜里，我敲开了二哥家的门，多年不见，二哥的模样完全变了，发胖的身躯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他戴一副深度眼镜，一口京味十足的北京话，学者风范，侃侃而谈。看来二哥的身体也像他的学术成就一样，是高质量的。那天夜里，我很晚才离开，哥俩海阔天空地谈着，就是闭口不谈家乡的事，他不问我也不说。我多次用乡语与他交谈，试图勾起他对往事的回忆。可他不接我的话，始终说普通话。我心里在骂他，真是个忘本的家伙。二哥对我的这次造访，表现得还是友好的，毕竟我们之间是亲堂兄弟关系。不过他向他妻子、女儿介绍我时说的话，使我很不舒服，甚至有點反感，以至于长时间耿耿于怀。他说，我们两人是一个村子的人，还是远房亲戚。我真不明白，二哥为啥要说假话。我想他如果说了我们的真实关系，会遭到妻女的质疑，这么亲的人从来不联系？
会议期间，二哥没找过我，也没请我吃饭。我走时去告别，他不在家，二嫂和侄女热情接待了我，她们问了好多家乡的事，我选择性地回答了一些。看来，这母女俩很不了解二哥的过去。我回去后给二哥写了好几封信，可他一封信也没有回。
2006年初，二哥退休了。从那年起二哥在清明节前后都要回村里一次，不进村，只在村口给独臂五爹上坟，完事了就返回。听村里人讲，二哥遇到村里人都很客气，点头哈腰的。他不抽烟，身上却带着打火机和各式的香烟，见人就发烟，点烟。由此，我对二哥的看法有所好转，人性还是善良的。我心中依然有个疑问，二哥知道我在省城的地址，我这是他往返的必经之地，可是他为何从来不联系我呢？
第九次，二哥又像往常那样去给独臂五爹上坟，真是让人感动，能坚持下来要有多大的动力和意志啊！这一次，没想到成了二哥最后一次，二哥永远留在了村里。二哥突发脑溢血，倒在五爹的坟前，没有及时被人发现。二哥的女儿根据二哥的遗愿，在众乡亲的帮助下，把二哥埋在五爹坟墓的右后侧。他女儿返回北京时，路过省城，来看了我。她带来了我早些年给二哥的信件，我很感动。这闺女很懂事，她祈求家乡人原谅他爸爸。对于二哥的死，我陷入了沉思，脑子里乱哄哄的，理不出头绪。
这次县里的人来我这，不能让他们失望而归。我连夜去图书馆，所有相关的资料都翻遍了。有价值的只有这样一小段：第70师下属一个营在背岭山，依托有利地形与日军浴血拼杀六天六夜。最后，全身伤痕累累的营长及三十余名壮士等到驰援部队，将日军全歼。
至于独臂五爹原名，还是不得而知。我对不起独臂五爹呀，心里很内疚。来采访的人还告诉我，我们村里正在集资准备为五爹修建一座亭子。这真是一个好消息，我当天就从网上转账五千元，村长收到钱后给我打来电话，说好样的，没有忘本。村长还要我为纪念亭取个名字，要响亮，要气派。我含着泪答应了。
半年后，我回村里，老远就看到村口边竖立起一座古朴的亭子，是木制青瓦结构。走近一看，亭子上面镌刻着我书写的“五爹亭”三个大字。这个亭子是坪坳村学建筑的学子设计的，亭子的高度和宽度等好几处的尺寸都有寓意。我站在亭子下，久久不愿离去。遥望五爹墓地的方向，郁郁葱葱的青山依旧巍然耸立在那里，这会儿，五爹仿佛就在我的眼前，耳边又回响起了五爹讲的故事。
独臂五爹是我堂姑的男人，四川省德阳人。他高个子，眼睛大大的，总是面带微笑，从来不生气，为人和善。他和正常人不一样，少一只胳膊，习惯披一件中山装外套在身上。村里的人都姓卢，就独臂五爹一个外姓人。土地改革那会儿，有外村人对五爹指手画脚的，说他当过国民党军官，历史上可能会有问题。我祖父的几个兄弟一合计按照年龄给五爹排了名，他排行第五，大伙就喊他五爹。我父亲属德字辈，五爹趁机改名换姓，叫卢德全，他就与我的父辈们称兄道弟。五爹聪明，很快学会了一口地道的乡语，几乎没有人知道他是外乡人，五爹的孩子全部姓卢。
当年，村里人刻意保护五爹，无意间把五爹的真名给弄丢了。五爹的雅号就是这样来的，卢德全就是独臂五爹。
五爹的三个儿子也像他一样，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也不知道父亲的原名。他们告诉来村子里采访的人，说我有可能会知道更多的情况。
于是，县上的人满怀希望来省城找到我，期盼在我这有所收获。来人中有位叫李小平的年轻人，长得十分帅气。李小平说爷爷生前多次向他提过独臂五爹，说五爹行侠仗义，抗战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时，五爹抗令不对新四军部队下手，被革了职。五爹是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听到这，我心里一下子就明白了，这人是李志林政委的孙子，我从前见过李政委一面。经过李小平这么一介绍，我对五爹的人品极为敬重，更能理解五爹说的那句话“做人要义字当先”的含义了。
我小的时候常去五爹家玩，他很会讲故事，什么三国演义呀，水浒传呀，西游记呀，讲得出神入化。桃园三结义的故事情节我记得最牢，他常说做人讲的就是一个义字，见利忘义的事绝对不能干。在我心目中五爹是个有本事的人，了不起。
我十岁那年，独臂五爹不幸去世。村里上了年纪的人商量后把五爹安葬在进村东边的山坡上，据说那是一块风水最好的宝地。五爹下葬的那天，村里的人哭得很伤心。小学全部停课，师生都上山为五爹送行，每人手拿一枝纸质的白花。送葬的人群中有位穿军装的老干部格外引人注目，他两眼通红，神情凝重，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那天是个大晴天，抬棺木的人说五爹有福，上山顺利。就在堆完最后一铲土，人们准备下山时，天上竟然下起了一阵大雨，老辈人说上苍显灵，这是老天在哭五爹。我那会儿上小学三年级，心想五爹怎么就死了呢？五爹走了，堂姑一见我就哭，她对我说道：“五爹最疼你，要好好念书，长大了要做个有出息的人。”
獨臂五爹死后，我父亲常去堂姑家干些重活、累活、脏活。家里一做了啥好吃的，父母就让我送过去，村里人都关心堂姑和她的三个儿子。父亲时常对我说，长大后要好好孝顺堂姑。
独臂五爹是坪坳村的恩人，全村人都念他的好。全面抗战爆发的那年，他跟着部队离开四川老家来到湘鄂赣边。那时候他是抗战川军的一个营长，部队就驻扎在坪坳村一带，五爹的营部就设在村里的祠堂。有一次，日军来扫荡，坪坳村来不及逃走的老人和小孩三十多人被鬼子掳走，是五爹带着小分队化装成伪军带上翻译，假借送粮食的名义，潜入敌营打死小鬼子，把还没来得及押回县城的人全部救了出来。这被救的人当中，有我的爷爷奶奶，还有我的堂姑，那会堂姑约莫十三四岁。救几十人的命是大恩，不是简单的情，全村人都视五爹为尊者。
那时候在我的家乡有一场著名的保卫战，独臂五爹那个营坚守阵地不后退，仗打得天昏地暗的。村子里胆子大的年轻男人还给他们送食物，我的父亲和大伯就去过。最后，五爹他们打了个大胜仗。五爹的事迹在当地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不久，五爹的部队到外地与鬼子作战，堂姑送上亲手绣织的荷包，寄深情、保平安。五爹临别时对我堂姑说：一定活着回来。五年后，抗战胜利了，深秋的时节，堂姑才盼到五爹。五爹手拿着堂姑送他的荷包，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但是，他残废了，他的右臂在一次战斗中被日军的炮弹炸掉了。五爹在汉口办理了退伍手续，他是孤儿，在四川老家没有亲人，就来到坪坳村落户。此时，堂姑已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她不嫌弃五爹，认准了五爹，非五爹不嫁。村里长辈拿主意，就给他们办了婚礼。五爹尽管少了一只胳膊，可是山上的、田里的活，他都是一把好手。他还学会用左手写字、记账。农村人没有出过远门，少见识，五爹是个闯荡过天下的人，村里人有啥事都会找他拿个主意，五爹为人真诚、正派，忠厚实在。他带头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村成立人民公社，五爹就当上了生产队长，一干就是八年。他带领乡亲们兴修水利，灌溉农田，做了不少好事。村西头那座1964年竣工的革命水库，我们村出的劳动力最多，这都是五爹的功劳。
每逢政治运动，村里人都处处保护独臂五爹，怕他受到冲击，大伙不愿看到五爹受到任何的委屈，更不愿有人伤害他。五爹很豁达，坦然道：“我一个种地的农民，又不与人争啥，没事的。” 这是宽慰大伙的话，明事理的人一听就明白了。
“文革”开始了，农村也是轰轰烈烈地开展着运动，尽管独臂五爹主动请辞了生产队长的职务，本以为可以平安无事的，可是，大人们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事情就坏在我大伯家二哥的手上，二哥在县城读高中，群众运动一来，二哥很积极，还去了北京、上海、南京、武汉、重庆等地搞串联，到大城市开了眼界。二哥一回村里，就带着年轻人把祠堂给砸了，说这是破四旧树新风，气得老辈人吐血。我父亲找到二哥狠狠地训了他一通，还差点动手打他。二哥没理睬，说我父亲思想僵化、不开窍、死脑筋，气得父亲要命。二哥照旧我行我素，父亲想我这当叔叔的管不了你，难道你老子也管不了你吗？于是乎，父亲去向我的大伯父大伯母告黑状，两位老人只能望天长叹，他们能有啥法子呢，这孩子疯了。村里的老人都觉得二哥变了，变得不敢认了。
1968年的冬天，一些外地来我们县串联的学生，要找新的斗争目标，要取得更大的胜利，一时半会没有进展。正在这些热血青年犯愁的时候，我那挨千刀的二哥，居然来一个所谓的大义灭亲，告了密，他说五爹是历史反革命。二哥亲自带着这些大学生连夜走山路抄近道来到坪坳村，把独臂五爹捉了起来。五爹被这帮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将们五花大绑押到公社批斗，接着又押到县城继续批斗，白天开斗争会和游街示众，晚上拿大灯泡照，不让五爹睡觉，折腾了一个月，五爹瘦了三十斤。二哥为了显示自己的革命觉悟高，还当着众人面谩骂五爹，污蔑五爹。五爹没有表示强烈的反抗，只是苦苦地一笑，随口说了一句：“你这崽子，少教。” 村里人集体去公社和县里求情，我的父亲和大伯是领头的，人多势众，上面管事的人也知道五爹没有啥大问题。在这个关键时候，县人民武装部李志林政委出面说了话，他说组织上在土改时对五爹做过历史清白的结论，学生领袖这才勉强答应可以商量。那个时期，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是极高的，说话的分量也重。这李政委抗战时期就认识五爹，土改时特地来我们坪坳村看望过五爹，还送给五爹一件中山装外套和一条军毯子。五爹要是进县城都会带上土特产去看李政委，每次都在李政委家住宿。至于李政委和五爹是啥关系，乡亲们从未听五爹说起过。经过李政委及大伙的再三努力，五爹被放了回来。
从县城返回村里的路上遇到大雨，五爹受凉了，高烧不退，连气带病，卧床不起，半个月后就去世了。弥留之际，五爹说对不起乡亲们，添了这么大的麻烦，说到了阴间都会记得坪坳村人的恩情，是大伙收留了他。村里人不记城里学生的仇，把恨全归在大伯家的二哥身上，家族里没有人原谅二哥，就连大伯大伯母都与儿子断绝了关系。大伯发毒誓：父子永不见面。我父亲更是放狠话：要是被我见到，非打断他的狗腿不可。那几天，父亲像一头咆哮着的狮子，牙齿咬得“咯、咯……”直响，双手紧紧握着拳头。
独臂五爹死后，二哥不敢回村子里，村子里的人都不和他来往，极度鄙视他，看不起这种小人。大伯和大伯母在村里待得憋屈，总感觉不舒服，做不起人来。大伯成天闷闷不乐，老是对我父亲抱怨，前世作了啥孽？出了这样一个逆子，真是卢家不幸呀。有时大伯来我家门口的石凳上一坐就是半天，一句话也不说，眼睛无神，老发呆。
父亲心疼自己的哥哥和嫂子，跑到县城给远在福建厦门部队当营长的侄子打了电报，也就是大伯家的大哥，要他赶紧回乡。大哥回来一看家里这样的情况，二话没说，就把父母接走了，两位老人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坪坳村。
二哥后来被保送上了大学，学习很努力。恢复高考招收第一批研究生时，二哥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名校，毕业后留校教书。二哥在学术上很有建树，还到美国、澳大利亚分别做了两年访问学者。二哥当上了教授，出了十多部著作，还带博士研究生，可谓桃李满天下，是个典型的成功人士。
我高考那年，偷偷给二哥写了一封信，他寄了几本复习资料给我。我里里外外翻了个底朝天也没能找到片言只语，没有看到二哥的回信，我很失落。倒是那些书来得及时，可帮上我了。我上大学后，给二哥写了几封信，都是石沉大海。
我大学毕业后留在省城工作，每次回乡探亲时都将堂姑接到省城小住，她晚年生活得很幸福，儿孙都很孝顺。我曾问她：恨不恨二哥。她不回答，只是摇摇头。堂姑74岁那年去世，与五爹合葬，我特意赶回去送她最后一程。站在五爹坟前，我难过极了，我放声痛哭……
1997年秋天，我去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会议就在二哥的那所著名的学府举行，吃住都在那里。当天夜里，我敲开了二哥家的门，多年不见，二哥的模样完全变了，发胖的身躯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他戴一副深度眼镜，一口京味十足的北京话，学者风范，侃侃而谈。看来二哥的身体也像他的学术成就一样，是高质量的。那天夜里，我很晚才离开，哥俩海阔天空地谈着，就是闭口不谈家乡的事，他不问我也不说。我多次用乡语与他交谈，试图勾起他对往事的回忆。可他不接我的话，始终说普通话。我心里在骂他，真是个忘本的家伙。二哥对我的这次造访，表现得还是友好的，毕竟我们之间是亲堂兄弟关系。不过他向他妻子、女儿介绍我时说的话，使我很不舒服，甚至有點反感，以至于长时间耿耿于怀。他说，我们两人是一个村子的人，还是远房亲戚。我真不明白，二哥为啥要说假话。我想他如果说了我们的真实关系，会遭到妻女的质疑，这么亲的人从来不联系？
会议期间，二哥没找过我，也没请我吃饭。我走时去告别，他不在家，二嫂和侄女热情接待了我，她们问了好多家乡的事，我选择性地回答了一些。看来，这母女俩很不了解二哥的过去。我回去后给二哥写了好几封信，可他一封信也没有回。
2006年初，二哥退休了。从那年起二哥在清明节前后都要回村里一次，不进村，只在村口给独臂五爹上坟，完事了就返回。听村里人讲，二哥遇到村里人都很客气，点头哈腰的。他不抽烟，身上却带着打火机和各式的香烟，见人就发烟，点烟。由此，我对二哥的看法有所好转，人性还是善良的。我心中依然有个疑问，二哥知道我在省城的地址，我这是他往返的必经之地，可是他为何从来不联系我呢？
第九次，二哥又像往常那样去给独臂五爹上坟，真是让人感动，能坚持下来要有多大的动力和意志啊！这一次，没想到成了二哥最后一次，二哥永远留在了村里。二哥突发脑溢血，倒在五爹的坟前，没有及时被人发现。二哥的女儿根据二哥的遗愿，在众乡亲的帮助下，把二哥埋在五爹坟墓的右后侧。他女儿返回北京时，路过省城，来看了我。她带来了我早些年给二哥的信件，我很感动。这闺女很懂事，她祈求家乡人原谅他爸爸。对于二哥的死，我陷入了沉思，脑子里乱哄哄的，理不出头绪。
这次县里的人来我这，不能让他们失望而归。我连夜去图书馆，所有相关的资料都翻遍了。有价值的只有这样一小段：第70师下属一个营在背岭山，依托有利地形与日军浴血拼杀六天六夜。最后，全身伤痕累累的营长及三十余名壮士等到驰援部队，将日军全歼。
至于独臂五爹原名，还是不得而知。我对不起独臂五爹呀，心里很内疚。来采访的人还告诉我，我们村里正在集资准备为五爹修建一座亭子。这真是一个好消息，我当天就从网上转账五千元，村长收到钱后给我打来电话，说好样的，没有忘本。村长还要我为纪念亭取个名字，要响亮，要气派。我含着泪答应了。
半年后，我回村里，老远就看到村口边竖立起一座古朴的亭子，是木制青瓦结构。走近一看，亭子上面镌刻着我书写的“五爹亭”三个大字。这个亭子是坪坳村学建筑的学子设计的，亭子的高度和宽度等好几处的尺寸都有寓意。我站在亭子下，久久不愿离去。遥望五爹墓地的方向，郁郁葱葱的青山依旧巍然耸立在那里，这会儿，五爹仿佛就在我的眼前，耳边又回响起了五爹讲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