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知识问题，不是智力问题

　　乡土社会里的“土人”从土里拔出来，基层教育的普及功不可没。现在，我们就看费孝通的第二章，关于教育的，即文字下乡。
　　费孝通在出国之前，功能论派的痕迹已经很浓了，也许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特征。他去了英伦跟随马林诺夫斯基读博士，而马氏是功能主义人类学开山大师，这进一步强化了费孝通学术上的功能论取向。这一章说为什么乡村没有文字，关键在于人们不需要，要了没啥用，因为那是个熟悉的社会，“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
　　这个解释是为了反驳当时乡村工作者的观点，即乡下人是“愚”的。
　　开头第一句就是直奔主题：“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然后说：“我们当然记得不少提倡乡村工作的朋友们，把愚和贫病联结起来去作为中国乡村的症候。关于病和贫我们似乎还有客观的标准可说，但是说乡下人‘愚’，却是凭什么呢？”
　　接着，引用了一个乡村工作者认为乡下人“愚”的具体例子：“乡下人在马路上听见背后汽车连续的按喇叭，慌了手脚，东避也不是，西躲又不是。司机拉住闸车，在玻璃窗里探出半个头，向着那土老头儿啐了一口：‘笨蛋’！”这个例子有人说是针对冯友兰的文章说的（比如季蒙的《城乡论》），因为冯友兰在一篇《辩城乡》这么写到城里的狗，看见一辆汽车，行所无事，坦然地躲在一边。而乡下的人看见一辆汽车，不是惊奇地聚观，即是慌张地乱跑。城里底狗见汽车而行所无事，此即其知识高，见汽车而不慌不忙地躲，此即其才能高（冯友兰《辩城乡》）。
　　费孝通对此评价说：“如果这是愚，真冤枉了他们。我曾带了学生下乡，田里长着包谷，有一位小姐冒充着内行，说：‘今年麦子长得这么高。’旁边的乡下朋友虽则没有啐她一口，但是微微的一笑，也不妨译作‘笨蛋’。”
　　所以说，“乡下人没有见过城里的世面，因之而不明白怎样应付汽车，那是知识问题，不是智力问题。正等于城里人到了乡下，连狗都不会赶他们一般”。两厢对照，实在不能说乡下人这种缺乏某方面的知识就是愚。可是，城里人的优越感造成了不知道乡村的知识，那是不屑的味道，不是愚;而乡村人不知道城里的知识，则为城里人认为愚了。这实在是偏见，是城里人代表了现代和进步观念的结果。
　　可惜在乡下人自己看来，似乎觉得自己也实在是“愚昧无知”的，潜意识地接受了城里人送给他们的偏见帽子。

乡下进城读书的学生，也因为带着的“愚”而自卑

　　现代社会乡下孩子通过努力，在高考制度所赐的机会下进了城读大学，与城里来的同学比较，也是颇为自卑的。因为见识少，人家城里的孩子见识多，好像懂得的东西非常多，加上他们文艺方面从小有了好的发展，有些人吹拉弹唱、跳舞、画画都或多或少可以露一手。比较而言，农村来的孩子就觉得自惭形秽了。在待人接物上，城乡的差别更明显，让农村孩子有时候因为没有见识和实践，很长时间里感觉无所适从。但是，这确实不能说城里学生比乡下学生智商高。
　　费孝通用自己疏散到乡下见到的现象作为例子，来说明城里孩子和乡下孩子因为环境带来的见识不同而各有特长，不是谁愚的问题，而是知识的问题。“同事中有些孩子送进了乡间的小学，在课程上这些孩子样样比乡下孩子学得快，成绩好。教员们见面时总在家长面前夸奖这些孩子有种、聪明。这等于说教授们的孩子智力高。我对于这些恭维自然是私信窃喜。穷教授别的已经全被剥夺，但是我们还有别种人所望尘莫及的遗传。但是有一天，我在田野里看放学回来的小学生们捉蚱蜢，那些‘聪明’而有种的孩子扑来扑去，屡扑屡失，而那些乡下孩子却反应灵敏，一扑一得。回到家来，刚才一点骄傲似乎又没有了着落”。
　　在费孝通看来，“乡下孩子在教室里认字认不过教授们的孩子，和教授们的孩子在田野里捉蚱蜢捉不过乡下孩子，在意义上是相同的”。我基本上是认同这个说法的（保留一点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是否城里人和乡下人是否在智商遗传方面，比如教授孩子和乡下孩子，是否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差别），而环境的影响是肯定的。
　　费孝通对捉蚱蜢和学认字方面教授的孩子和乡下孩子的差别在于：“我并不责备自己孩子蚱蜢捉得少，第一是我们无需用蚱蜢来加菜（云南乡下蚱蜢是下饭的，味道很近于苏州的虾干）。第二是我的孩子并没有机会练习。教授们的孩子穿了鞋袜，为了体面，不能不择地而下足，弄污了回家来会挨骂，于是在他们捉蚱蜢时不免要有些顾忌，动作不灵活了。这些也许还在其次，他们日常并不在田野里跑惯，要分别草和虫，须费一番眼力，蚱蜢的保护色因之易于生效。——我为自己孩子所作的辩护是不是同样也可以用之于乡下孩子在认字上的“愚”么？我想这是很适当的。”
　　这里，费孝通的善解人意非常令人佩服。我们的家长和教育工作者面对城乡孩子的差异，有这种同情的理解么？！他接着说：“乡下孩子不像教授们的孩子到处看见书籍，到处接触着字，这不是他们日常所混熟的环境。教授们的孩子并不见得一定是遗传上有什么特别善于识字的能力，显而易见的却是有着易于识字的环境。这样说来，乡下人是否在智力上比不上城里人，至少还是个没有结论的题目。”
　　这里费孝通所说的这种教授们的孩子在识字上的优势，现在说是文化资本。这个东西和生活的社区有关，更与家庭环境相关。俗语说，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就是对文化资本的积累和传承而言的，不是看两本书可以解决的问题，是耳濡目染习得的思想观念、文化品位。知识易得，品位难求。
　　这也就是乡下孩子进了城念书，自身来自乡下的“土气”不是说抖落掉就可以的，那是环境里日积月累打上的印迹，当然这不是智力的问题，但也不全是知识的问题。
　　费孝通推出的逻辑结论是：“这样看来，乡村工作的朋友们说乡下人愚，显然不是指他们智力不及人，而是说他们知识不及人了。这一点，依我们上面所说的，还是不能自圆其说。至多是说，乡下人在城市生活所需的知识上是不及城里人多。这是正确的。我们是不是也因之可以说乡下多文盲是因为乡下本来无需文字眼睛呢？说到这里，我们应当讨论一下文字的用处了。” 　　城里人说乡下人“愚”，还不在于知识，上面读书和捉蚱蜢这样的例子只是说明环境造就了知识不同，更多的应该是一种城里人的自我中心观念，知道怎么样躲汽车就比知道小麦和包谷的区分要高级。这是见识问题，是环境引发的，在城里人来人往，是人与人交流、物与物交换的集中地，三教九流，五方杂处，一个城里人想不多见识都难。是每个人都需要这么多见识吗？不一定。

熟悉的社会，没有文字的需要

　　从乡下人的“愚”是因为知识少，转到本章主题——文字下乡。乡下人不需要文字，因为文字在乡下人那里用不着。这是费孝通得出的结论，是沿用的功能主义理论的回答。我怀疑，即使在城市里，现代教育开始普及之前，读书人或者说认识字的人比例也不会高。
　　费孝通说，在乡下，乡土社会一个特点是“这种社会的人是在熟人里长大的”。这些熟人社会天天见面，是面对面的群体。他还引用归有光《项脊轩》里的观察，乡土社会里日常接触久了，甚至可以用脚声来辨别来者是谁。
　　在熟悉的社会里需要文字吗？“文字发生之初是‘结绳记事’，需要结绳记事是为了在空间和时间中人与人的接触发生了阻碍”。不能当面讲话，就需要找一些东西来代话。比如“在广西的瑶山里，部落有急，就派了人送一枚铜钱到别的部落里去，对方接到了这记号，立刻派人来救。这是‘文字’，一种双方约好代表一种意义的记号”。所以，面对面可以说清了，文字是用不着的。在费孝通看来，有了文字，还会因为词不达意产生误会。比如，“在十多年前青年们谈恋爱，受着直接社交的限制，通行着写情书，很多悲剧是因情书的误会而发生的。有这种经验的人必然能痛悉文字的限制”。
　　“文字所能传的情、达的意是不完全的。这不完全是出于‘间接接触’的原因”。为了补偿文字的缺陷，所以，“在利用文字时，我们要讲究文法，讲究艺术。文法和艺术就在减少文字的‘走样’”。我们日常语言对话带着表情，弥补文字的不足，如果在日常语言中如书写文字一样，讲究文法和艺术，则被人笑话，显得迂阔。因而，“这是从书本上学外国语的人常会感到的痛苦”。这句话，我学英文很能体会，确实如此，因为在国内就是“从书本上学习外国语”，来美国后才知道日常口语怎么回事。
　　而在费孝通看来，“这样说来，在乡土社会里不用文字绝不能说是‘愚’的表现了。面对面的往来是直接接触，为什么舍此比较完善的语言而采取文字呢？”
　　我觉得费孝通先生这个推论中，乡村工作者所谓乡下人的“愚”是不成立的，他反驳得好;但是进一步把和知识获取有关的文字的“需要”上，仅从熟悉社会只需要语言不需要文字上来说乡土社会缺乏文字，是过于片面了，过于简单了。我觉得，费孝通先生还是外来者对乡村人不够了解。他们不想学习文字？乡村里认字的人首先身份上就不一样，在人眼里那是认字的，有学问的。我有个文盲邻居，比我大几岁，一次我读研究生期间回老家，他见了我问，现在能认识多少字了，几千个还是几万个。在他的眼里，上学就是认字的;上得年级越高，认字越多。
　　其次，从实用的角度说，认识字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派上了用场，可应不时之需，即使在那些乡土社会里也是这样。有句老话，说“艺不压身”，或者叫“技不压身”。认了字，也是多了一门“艺”或者“技”，不压身，还需要时候可用。比如家里有人外出，写个信，念个信。我那个村子里我在家读书时候，旧时代过来的老年人基本上就不认识字，我就替别人念信、回信过多次。再比如，如果做点小生意，记个账本，也需要文字。我一个乡村出来的同龄朋友，他的母亲与我母亲一样不认识字，家里做点小买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谁来买东西赊账，需要记下来谁谁买的什么，欠钱多少。自己发明了一套符号，只有她自己认识，多年过了还不会认错。总之，说明即使乡土社会里，文字还是需要的。

语言的群体性与“特殊语言”

　　从文字的不必要，接着进一步论述语言本身在面对面社群里都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工具。“语言本是用声音来表达的象征体系。象征是附着意义的事物或动作。我说‘附着’是因为‘意义’是靠联想作用加上去的，并不是事物或动作本身具有的性质。这是社会的产物，因为只有人和人需要配合行为的时候，个人才需要有所表达;而且表达的结果必须使对方明白所要表达的意义”。
　　这就是语言的社会性，或叫“群体性”特征。“所以，象征是包括多数人共认的意义，也就是这一事物或动作会在多数人中引起相同的反应。因之，我们绝不能有个人的语言，只能有社会的语言。要使多数人能对同一象征具有同一意义，他们必须有着相同的经历，就是说在相似的环境中接触和使用同一象征，因而在象征上附着了同一意义。因此在每个特殊的生活团体中，必有他们特殊的语言，有许多别种语言所无法翻译的字句”。
　　费孝通未提到的语言问题，就是乡土社会里，人们因为过于熟悉，面子问题也就更重要了。为了照顾面子，不少时候说出的话是九曲十八湾，弯弯绕。说的话明明是一，意却在二。但因为解读的多样性和模糊性，就照顾了面子。如果解读的人够“聪明”，能够正确领会，还会感激对方;如果碰到一个糊涂蛋，必须明说了才能明白，弄得双方都觉得很尴尬。这就是有句话，“聪明人一点就透”。其实，误解的时候还是有的。
　　在语言的群体性上，费孝通接着说：“语言只能在一个社群所有相同经验的一层上发生。群体愈大，包括的人所有的经验愈繁荣，发生语言的一层共同基础也必然愈有限，于是语言也愈趋于简单化。这在语言史上看得很清楚的。”也确实有着这个特性。比如中国经典的成语，在和美国人交流时候，就很费劲来找个合适的对应解释，如果你很理解西方文化和传统，还可以去找类似的词语，但通常不太容易对应，像“一箭双雕”和西方的“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还好对应，如果是“请君入瓮”，找对应英文就不是这么容易。前者是自然物品成分高，后者社会历史背景成分高。
　　因群体的大小和内外，大的群体，包含着很多小群体，有个共同的大群体语言（比如中文普通话），还有很多地方语言，比如闽南话、粤语、上海话、河南话、四川话等等。具体到母子之间，母亲和婴儿还有他们特殊的只有母亲自己才理解的语言。这就是费孝通所说的“因个人间的需要而发生许多少数人间的语言，所谓‘行话’”，“行话是同行人中的话，外行人因为没有这种经验，不会懂的。在每个学校里，甚至每个寝室里，都有他们特殊的语言。最普遍的特殊语言发生在母亲和孩子之间”。 　　回到乡土中国的熟悉社会，“‘特殊语言’不过是亲密社群中所使用的象征体系的一部分，用声音来作象征的那一部分”。在面对面的交流中除了语言，还有表情、动作等，都在传情达意。每个动作的解读和当时的背景语境有关。语言本身的局限性，就需要其它的材料来补充。所以，费孝通说：“我想大家必然有过‘无言胜似有言’的经验。”靠着语言，“我们永远在削足适履;使感觉敏锐的人怨恨语言的束缚”。
　　“于是，在熟人中，我们话也少了，我们‘眉目传情’，我们‘指石相证’，我们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求更直接的会意了。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情达意的惟一象征体系”。如同前面所说，我还是觉得费先生的理解过于理想化了。在乡土的熟人社会里，讲究可颇多呢，该说到的话，不说出来，是失礼，不懂事，即使是虚晃的面子话，在功利的实用主义者可能认为是废话，但是说出来就不一样，表示着人们之间的关系状态。即使一句俗的不行的“您吃了吗”、“您住下吧”，它表明着一种态度，表示至少还在面子上过得去，否则就几乎意味着，我不乐意再与你交往了。

乡土社会的“褪色”和留守儿童

　　文字下乡为乡土社会的“土”色消退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个褪色过程，却是现代科技大众传媒，连同城市化和工业化一起带来的“农民工”大潮给冲刷的。在这个大潮里，原来的“土”渐渐褪了色，因为知识，更重要的是眼界的开阔，所谓的“愚”也在消失中。
　　早期电影影响还不大，因为乡村每年也看不上几场电影。电视普及后，让城里人的生活和大世界里各种事物在电视上都可以看到了。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政策放松后，农民可以进城打工了，亲自见识了城里各色人物和环境，不仅仅是电视上看到的影响了。
　　也因为人口的流动，乡村里不再是原来大家常常面对面的熟悉群体了，而是如同临时客店一样，回来看看，住上几天大概就走了。这里，就有了留守儿童问题。这是教育上的一个大问题。父母都进城打工去了，孩子留在乡下，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们在照看，管他们吃穿，甚至接送上学。但是，父母是孩子教育必不可少的角色。我今年回老家，看到了这个乡村里的现象，像我村里一家邻居孩子在家，孩子的爷爷奶奶带着，我看他们可不容易带了，往往还挺有主见，很难如他们的意。父母管理起来还方便些，爷爷奶奶要么溺爱些，要么也不敢管。
　　乡下的教育其实也像村庄一样在变“空”，村庄里几乎都是留守儿童和老人。打工家长如果条件好些的，要么把孩子送到城里住校上学，要么带在身边，到打工子弟学校入学。据说上海对待外来打工者子弟的教育还比较好，他们接纳这些孩子，认同他们是这个城市的一员。在乡下，因为这样，生源减少，师资也在流失，有条件的老师也谋求进城去了，优秀的教师就被挖走了。我的观察是，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发现外地有个好老师，不惜重金聘请过来;大城挖小城，小城挖乡镇，乡镇挖乡村，一级一级地挖，乡村教育资源本来就弱，现在情况更不容乐观。
　　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合并乡村学校带来的，学校就近入学更困难，这样的后果是：许多村庄失去了原来的学校，那么一点文气也没了，我就读的小学和初中都被并掉了，原校址校舍已经破烂，校园荒草丛生。另一方面，学生因为距离远了，要么条件好些到城里住宿读书，要么就很快辍学打工去了。与我上学时候不一样的是，那时候上学无需家长接送，孩子们在从家到学校的路上，有玩有伴;而现在因为家长的接送，这个一路玩耍聊天的伙伴关系没了。
　　文字下乡了，流动增加了，“乡土”褪色了，村庄也空洞了。传统乡村的天空，已经变成了“梦里家乡”。也因此，文化出现反哺了，年龄大不再是有见识的标志，小年轻才见多识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