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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DV已经成为一种个人的生活记录和观念表达的方式存在于我们的公共媒体中，DV大都将目光投向社会里最普通的老百姓，代表了一种真正个人的表达方式，是一种平民化的影像书写，对于占有广泛影像资源及新的受众群体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和前瞻意义。
[关键词]DV 影视 影像
不论DV是作为一种独立于电影电视外的影像方式，还是作为一种民间话语的影视权利，当下DV已经成为一种个人的生活记录和观念表达的方式存在于我们的公共媒体中。DV在中国有点儿像1994年的“伊妹儿”和1998年的数码照相机——曾经贵为“王谢堂前燕”，转瞬之间就“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普通人触手可及的情感载体。由于DV易操作、投资少、题材广泛、拍摄手法不受限制，而且一个人就能包揽制片、导演、编剧、剪辑师、录音师等所有工作，所以成为许多平民百姓“造梦”的机器。
这些DV大都将目光投向社会里最普通的老百姓，特别是一些处于“中心”以外的边缘群体，展现他们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状态。而DV作品在电视节目中的出现，也表明主流媒体对DV纪录这一民间话语方式的重视或不可忽视。
毫无疑问，DV使普通人能够将看到的现实即时地记录下来。以下报道的DV展播就记录了一个普通人的一个片段：
“小宇18岁了。父亲在他生日这一天，将一份珍藏了18年的礼物送给了他。这是一个神秘的信封，里面封存着小宇的出生证，还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在小宇出生那一天写下的祝福。18年过去了，朴素的祝福带给一个少年的，却是心灵的撞击。”
这是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社教节目中心录制的“托起明天的太阳”晚会上的一个感人片段。据该台晚会承办方中央电视台《讲述》栏目的负责人介绍，“托起明天的太阳”是以关注未成年人成长为主题，委托《讲述》栏目在2005年9月底启动的一项面向社会征集DV作品、摄影作品和征文的活动。应征期间共收到作品6500多件，其中，DV作品2260多部。尽管DV参展作品不少，但解读这次活动的意义，不能单纯从数字本身出发。而应该看到，“这次DV展播就是突出全民参与的理念，就是要为大家提供另外一种表达方式，不仅是用笔，用歌声，还要用影像来表达每个人心中和眼中的世界。”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社会专题部副主任李欣说，DV和普通民众之间不应该有技术的鸿沟，提出“大家一起来DV”的活动就是要消除技术鸿沟，消除普通观众对DV的陌生感。DV大赛不仅是DV发烧友、DV爱好者等专业人士的大赛，还应该是普通观众的DV大赛。
难怪北京实验社“DV小组”的策划者吴文光指出：“DV代表了一种真正个人的表达方式”。北京的这个实验小组是国内最早的一个民间组织，成员是一批青年DV爱好者，成员都用拍出来的影像表达自己的想法，虽然未必都是严格意义上的作品。但从中可以看到DV人对生活的诚恳的纪录态度。国内年轻人自组的DV小组，已经拍摄了许多作品。北大新青年网站的电影夜航船提倡普通人——尤其是青年学生——拿起机器(不论是摄影机、摄像机还是照相机)，拍摄自己眼中的世界，造就自己的艺术品。他们的宗旨是“从电影贵族的手中夺回拍摄的权力。”按DV人的说法，纪录自己和自己周围的生活，也是一种证明自己存在的手段。在DV的镜头中，人们对自己平凡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奇特的陌生感，这种类似于窥视的视觉经验，让人产生一种奇妙的快感和表现的欲望。
在圈内有一定知名度的导演宁盈认为：“DV人关注的对象是一些我们平时打开电视都很少见的人，所以这个本身就非常有意义。影像上允许这些人存在，允许一些我们生活中日常所见的一些生活现象，存在于我们电视或者我们公众影像上，这个本身非常重要。比如说自己平时打开电视，我可能很多节目就是一扫而过，很多有漂亮主持人的，或者节目很花哨的内容，我可能根本不感觉兴趣，但是DV人的镜头对准了一个让我有新鲜感的画面本身，我觉得在中国电影或者电视，就是影像行业，都是一个突破，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影像的局限太多了。比如一说到什么就是边缘人，一说到什么就是小人物，一说到谁就是底层，我不知道中国社会有谁是上层的，而且把镜头只对着一些高大，或者只对着一些所谓上层人，有什么意义，所以我觉得看DV作品，包括电视台所有的纪录片，都有一种异常的兴奋。”
显然，现在影像媒介被掌握在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手中，每个人都有可能记录下自己的生活，并且以影像的形式让别人看到，进行沟通和交流。
这也导致了和DV方式有关的影像作品数量骤然增加，内容更加丰富。除了贾樟柯、吴文光这样因为采用DV拍摄手法而引人注目的职业艺术家之外，更多的还是默默无闻的普通人。比如，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组织的全国大学生短片大赛，早有远见的凤凰卫视推出的著名DV栏目《中华青年影像大展》等，其它比较有影响的DV片竞赛展映的活动还有：北京电影学院主办的国际学生影视作品展、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录像作品展、高校轮办的华语大学生影视作品展、中国艺术院校大学生数码媒体艺术大赛、北京歌华DV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北京国际DV论坛“原创DV大赛”等等。在这些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活动中，个人影像制作在华丽炫目的时尚外衣之下，逐渐传递出远比新潮更为重要的讯息。近期不少先锋杂志都陆续开设了“DV工作站”、“DV作坊”等专栏。DV方式所提示的“个人化书写”为影像艺术提供了新的发展维度，对于影像语言的发展前景其意义也非同寻常。
随着DV时代的到来，影像受众进一步细分的格局迟早会形成。因此，电视媒介主动为DV打开通道，创造电视与DV合作的平台，对于占有广泛影像资源及新的受众群体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和前瞻意义。DV时代的到来意味影像霸权的结束。DV给予每个人表达的机会，从DV里走出来的人才，是否会让“第x代”导演感到危机?
的确，从电影电视的历史轨迹发展中我们看到，在DV没有出现以前，电影电视这些影像传播工具和技术由于价格的原因只掌握在少数专业人士的手中，在大众参与性上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而DV的出现则改变了这种现象。美国著名独立制片人詹·詹斯特概括DV的优点即为“能轻巧、价廉、自由地干事”，正是这样的特点决定了DV能够走进民间，使更多的人能够分享影像表达的话语权。现在已经出现了不少个人独立制作的DV纪录片，这其中不乏颇有影响的作品，如：杨天乙的《老头》(1999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亚洲新浪潮”优秀奖；2000法国真实电影节评委会奖；2000德国莱比锡电影节金奖、观众最喜爱影片奖)；蒋志的《食指》(2000年获由CCAA评审的中国当代艺术奖)，吴文光的《江湖》，和雎安奇的《北京风很大》(第50届(2000)柏林国际电影节青年论坛正式 作品，澳大利亚国际独立电影节上获“最高喝彩纪录片奖”)，朱传明的《北京弹匠》(1999年日本山形纪录片电影节“亚洲新潮流奖”)。正是DV所提供的自由表达权利，才使得纪录片的创作拥有了更广泛的视角，创作者单纯的表达欲望又能使官方态度的影响降到极低值，真实的精神在这里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扬。
也许DV片的深刻影响远非上述一两段文字所能预测和概括，但上面所论及的至少是DV对于二影像的繁荣能起到的最基本的作用。有很多人认为DV文化和电影电视本来就属于精英文化，一旦被大众化了，将丧失其本来的生命力。我们以为，作为对生活的反映，DV片应该走向大众，去接受大众的考验。如果仅仅局限于个性表达的小圈子里自娱自乐，那么DV片的整体创作将会呈现视角狭隘的状态，这对于DV片的真实精神本身就是一种破坏。DV的出现将拍摄权回归了大众，那么这些来源于大众创作的片子自然也应该面向大众去传播，去接受大众的评价，如此往复，才能推动DV片向前发展。
近年来，还有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是，青年OV影像已经成为青年文化领域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达到了一定的广度与深度。各个网站存储着大量可供下载的DV短片；电视栏目也推出了众多短片；各种大赛则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类短片。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华青年影像大展：DV新世代》栏目，仅在2002－2003年的一年间就播出了中国内地青年制作的DV短片180多部：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新生代》栏目作为内地首创的DV纪录片栏目，两年来已播出了100多部纪录片；北京大学生电影节自2000年起设立的“大学生录像作品大赛”专项奖举行了四届，从最初只有30部左右的作品参赛，第四届发展到175部DV作品参加评选；2004年6月份结束的第六届全国大学生电视作品大赛，也吸引了全国高校交来的225部参赛作品。这些数据昭示着日益壮大的青年DV影像队伍，昭示着群体抗拒态度的日趋明朗，也昭示着从边缘展开的精神抗拒成为了可能。不过，要想逃离主流媒体社会价值观与资本赢利逻辑的双重束缚，通过DV建构起属于自己的青年亚文化，不是一件想当然的事情。只有将自己动手创造自己文化的念头转化为一个群体的内在冲动，才能在众声喧哗中发出自己的声音。青年作为一个群体，虽然一时无法改变主流媒体社会价值系统支配地位和四处弥漫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侵蚀，但是从边缘开始，是进行群体精神自救，构筑自我特色更为鲜明的青年亚文化的坚实起点。
DV也可以向两个方向发展，个人化和商业化。目前商业运作还缺乏一个成熟的运作机制。个人化的作品会更有意义，可行性更强。这两个方向都可以实验。个人化作品拍摄得要有个性才行。这对无论是受过学院训练和没受过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拍摄个人化作品，DV相对于胶片而言，从成本到制作等方面都更有优势。正是从这种优势来说，有人认为DV是一种生活态度。DV并不能改变我们的生活，但一种态度却可以改变我们对生活的认识。DV从一种技术手段上升为一种对生活理解的深层面认识，已经脱离了技术比较的纠缠。但从另外一种层面上解释，DV只能是一种手段，是拍摄及表达的手段。只有在个人化的作品中，这种手段才有可能演变为一种生活态度。个人化作品是一种形式，只有推进到个性化作品中，DV才发挥了它的潜能。从这样的逻辑来看，DV不是目标，个性化作品才是。区分个人化作品与个性化作品，会让DV作品开始成熟。也许，目前对DV作品评论和理论建构还为时尚早。这并不妨碍对DV的思考，相反，提早介入将会有力地影响DV创作。应该有一些理论家来关注这一现象。
从电影胶片到电视视频，再到今天的DV，代表了人类三次影像技术变革：从工业电影到电子媒介，再到数字时代。其价值取向体现了一种民主化进程：影像艺术由精英走向普罗大众。DV最大限度地刷新了影像艺术观念，其器材小型化、技术简单易行促进了广泛的影像业余性、平民性、自主性参与。一如贾樟柯曾经宣称的“业余电影时代即将到来”——现在是已经到来了。这样一种民间的影像文化会被逐渐建立起来，进而影响到整个中国人的文化习惯，为中华文化的积累提供更多的方式和内容，也许今天的个人影像，经过若干年之后，就会成为共同的集体回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十分奇妙的事情。
[关键词]DV 影视 影像
不论DV是作为一种独立于电影电视外的影像方式，还是作为一种民间话语的影视权利，当下DV已经成为一种个人的生活记录和观念表达的方式存在于我们的公共媒体中。DV在中国有点儿像1994年的“伊妹儿”和1998年的数码照相机——曾经贵为“王谢堂前燕”，转瞬之间就“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普通人触手可及的情感载体。由于DV易操作、投资少、题材广泛、拍摄手法不受限制，而且一个人就能包揽制片、导演、编剧、剪辑师、录音师等所有工作，所以成为许多平民百姓“造梦”的机器。
这些DV大都将目光投向社会里最普通的老百姓，特别是一些处于“中心”以外的边缘群体，展现他们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状态。而DV作品在电视节目中的出现，也表明主流媒体对DV纪录这一民间话语方式的重视或不可忽视。
毫无疑问，DV使普通人能够将看到的现实即时地记录下来。以下报道的DV展播就记录了一个普通人的一个片段：
“小宇18岁了。父亲在他生日这一天，将一份珍藏了18年的礼物送给了他。这是一个神秘的信封，里面封存着小宇的出生证，还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在小宇出生那一天写下的祝福。18年过去了，朴素的祝福带给一个少年的，却是心灵的撞击。”
这是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社教节目中心录制的“托起明天的太阳”晚会上的一个感人片段。据该台晚会承办方中央电视台《讲述》栏目的负责人介绍，“托起明天的太阳”是以关注未成年人成长为主题，委托《讲述》栏目在2005年9月底启动的一项面向社会征集DV作品、摄影作品和征文的活动。应征期间共收到作品6500多件，其中，DV作品2260多部。尽管DV参展作品不少，但解读这次活动的意义，不能单纯从数字本身出发。而应该看到，“这次DV展播就是突出全民参与的理念，就是要为大家提供另外一种表达方式，不仅是用笔，用歌声，还要用影像来表达每个人心中和眼中的世界。”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社会专题部副主任李欣说，DV和普通民众之间不应该有技术的鸿沟，提出“大家一起来DV”的活动就是要消除技术鸿沟，消除普通观众对DV的陌生感。DV大赛不仅是DV发烧友、DV爱好者等专业人士的大赛，还应该是普通观众的DV大赛。
难怪北京实验社“DV小组”的策划者吴文光指出：“DV代表了一种真正个人的表达方式”。北京的这个实验小组是国内最早的一个民间组织，成员是一批青年DV爱好者，成员都用拍出来的影像表达自己的想法，虽然未必都是严格意义上的作品。但从中可以看到DV人对生活的诚恳的纪录态度。国内年轻人自组的DV小组，已经拍摄了许多作品。北大新青年网站的电影夜航船提倡普通人——尤其是青年学生——拿起机器(不论是摄影机、摄像机还是照相机)，拍摄自己眼中的世界，造就自己的艺术品。他们的宗旨是“从电影贵族的手中夺回拍摄的权力。”按DV人的说法，纪录自己和自己周围的生活，也是一种证明自己存在的手段。在DV的镜头中，人们对自己平凡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奇特的陌生感，这种类似于窥视的视觉经验，让人产生一种奇妙的快感和表现的欲望。
在圈内有一定知名度的导演宁盈认为：“DV人关注的对象是一些我们平时打开电视都很少见的人，所以这个本身就非常有意义。影像上允许这些人存在，允许一些我们生活中日常所见的一些生活现象，存在于我们电视或者我们公众影像上，这个本身非常重要。比如说自己平时打开电视，我可能很多节目就是一扫而过，很多有漂亮主持人的，或者节目很花哨的内容，我可能根本不感觉兴趣，但是DV人的镜头对准了一个让我有新鲜感的画面本身，我觉得在中国电影或者电视，就是影像行业，都是一个突破，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影像的局限太多了。比如一说到什么就是边缘人，一说到什么就是小人物，一说到谁就是底层，我不知道中国社会有谁是上层的，而且把镜头只对着一些高大，或者只对着一些所谓上层人，有什么意义，所以我觉得看DV作品，包括电视台所有的纪录片，都有一种异常的兴奋。”
显然，现在影像媒介被掌握在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手中，每个人都有可能记录下自己的生活，并且以影像的形式让别人看到，进行沟通和交流。
这也导致了和DV方式有关的影像作品数量骤然增加，内容更加丰富。除了贾樟柯、吴文光这样因为采用DV拍摄手法而引人注目的职业艺术家之外，更多的还是默默无闻的普通人。比如，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组织的全国大学生短片大赛，早有远见的凤凰卫视推出的著名DV栏目《中华青年影像大展》等，其它比较有影响的DV片竞赛展映的活动还有：北京电影学院主办的国际学生影视作品展、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录像作品展、高校轮办的华语大学生影视作品展、中国艺术院校大学生数码媒体艺术大赛、北京歌华DV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北京国际DV论坛“原创DV大赛”等等。在这些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活动中，个人影像制作在华丽炫目的时尚外衣之下，逐渐传递出远比新潮更为重要的讯息。近期不少先锋杂志都陆续开设了“DV工作站”、“DV作坊”等专栏。DV方式所提示的“个人化书写”为影像艺术提供了新的发展维度，对于影像语言的发展前景其意义也非同寻常。
随着DV时代的到来，影像受众进一步细分的格局迟早会形成。因此，电视媒介主动为DV打开通道，创造电视与DV合作的平台，对于占有广泛影像资源及新的受众群体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和前瞻意义。DV时代的到来意味影像霸权的结束。DV给予每个人表达的机会，从DV里走出来的人才，是否会让“第x代”导演感到危机?
的确，从电影电视的历史轨迹发展中我们看到，在DV没有出现以前，电影电视这些影像传播工具和技术由于价格的原因只掌握在少数专业人士的手中，在大众参与性上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而DV的出现则改变了这种现象。美国著名独立制片人詹·詹斯特概括DV的优点即为“能轻巧、价廉、自由地干事”，正是这样的特点决定了DV能够走进民间，使更多的人能够分享影像表达的话语权。现在已经出现了不少个人独立制作的DV纪录片，这其中不乏颇有影响的作品，如：杨天乙的《老头》(1999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亚洲新浪潮”优秀奖；2000法国真实电影节评委会奖；2000德国莱比锡电影节金奖、观众最喜爱影片奖)；蒋志的《食指》(2000年获由CCAA评审的中国当代艺术奖)，吴文光的《江湖》，和雎安奇的《北京风很大》(第50届(2000)柏林国际电影节青年论坛正式 作品，澳大利亚国际独立电影节上获“最高喝彩纪录片奖”)，朱传明的《北京弹匠》(1999年日本山形纪录片电影节“亚洲新潮流奖”)。正是DV所提供的自由表达权利，才使得纪录片的创作拥有了更广泛的视角，创作者单纯的表达欲望又能使官方态度的影响降到极低值，真实的精神在这里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扬。
也许DV片的深刻影响远非上述一两段文字所能预测和概括，但上面所论及的至少是DV对于二影像的繁荣能起到的最基本的作用。有很多人认为DV文化和电影电视本来就属于精英文化，一旦被大众化了，将丧失其本来的生命力。我们以为，作为对生活的反映，DV片应该走向大众，去接受大众的考验。如果仅仅局限于个性表达的小圈子里自娱自乐，那么DV片的整体创作将会呈现视角狭隘的状态，这对于DV片的真实精神本身就是一种破坏。DV的出现将拍摄权回归了大众，那么这些来源于大众创作的片子自然也应该面向大众去传播，去接受大众的评价，如此往复，才能推动DV片向前发展。
近年来，还有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是，青年OV影像已经成为青年文化领域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达到了一定的广度与深度。各个网站存储着大量可供下载的DV短片；电视栏目也推出了众多短片；各种大赛则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类短片。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华青年影像大展：DV新世代》栏目，仅在2002－2003年的一年间就播出了中国内地青年制作的DV短片180多部：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新生代》栏目作为内地首创的DV纪录片栏目，两年来已播出了100多部纪录片；北京大学生电影节自2000年起设立的“大学生录像作品大赛”专项奖举行了四届，从最初只有30部左右的作品参赛，第四届发展到175部DV作品参加评选；2004年6月份结束的第六届全国大学生电视作品大赛，也吸引了全国高校交来的225部参赛作品。这些数据昭示着日益壮大的青年DV影像队伍，昭示着群体抗拒态度的日趋明朗，也昭示着从边缘展开的精神抗拒成为了可能。不过，要想逃离主流媒体社会价值观与资本赢利逻辑的双重束缚，通过DV建构起属于自己的青年亚文化，不是一件想当然的事情。只有将自己动手创造自己文化的念头转化为一个群体的内在冲动，才能在众声喧哗中发出自己的声音。青年作为一个群体，虽然一时无法改变主流媒体社会价值系统支配地位和四处弥漫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侵蚀，但是从边缘开始，是进行群体精神自救，构筑自我特色更为鲜明的青年亚文化的坚实起点。
DV也可以向两个方向发展，个人化和商业化。目前商业运作还缺乏一个成熟的运作机制。个人化的作品会更有意义，可行性更强。这两个方向都可以实验。个人化作品拍摄得要有个性才行。这对无论是受过学院训练和没受过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拍摄个人化作品，DV相对于胶片而言，从成本到制作等方面都更有优势。正是从这种优势来说，有人认为DV是一种生活态度。DV并不能改变我们的生活，但一种态度却可以改变我们对生活的认识。DV从一种技术手段上升为一种对生活理解的深层面认识，已经脱离了技术比较的纠缠。但从另外一种层面上解释，DV只能是一种手段，是拍摄及表达的手段。只有在个人化的作品中，这种手段才有可能演变为一种生活态度。个人化作品是一种形式，只有推进到个性化作品中，DV才发挥了它的潜能。从这样的逻辑来看，DV不是目标，个性化作品才是。区分个人化作品与个性化作品，会让DV作品开始成熟。也许，目前对DV作品评论和理论建构还为时尚早。这并不妨碍对DV的思考，相反，提早介入将会有力地影响DV创作。应该有一些理论家来关注这一现象。
从电影胶片到电视视频，再到今天的DV，代表了人类三次影像技术变革：从工业电影到电子媒介，再到数字时代。其价值取向体现了一种民主化进程：影像艺术由精英走向普罗大众。DV最大限度地刷新了影像艺术观念，其器材小型化、技术简单易行促进了广泛的影像业余性、平民性、自主性参与。一如贾樟柯曾经宣称的“业余电影时代即将到来”——现在是已经到来了。这样一种民间的影像文化会被逐渐建立起来，进而影响到整个中国人的文化习惯，为中华文化的积累提供更多的方式和内容，也许今天的个人影像，经过若干年之后，就会成为共同的集体回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十分奇妙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