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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生特，奥地利医学博士，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战士。他1939年来到中国，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新四军、山东军区、东北民主联军卫生部顾问兼第一纵队卫生部长等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和中国人民同甘共苦并肩战斗9年，医术上精益求精，工作上认真负责，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决心来中国，用医术为中国抗日战争服务
罗生特，犹太人，1903年11日生于奥地利加里西亚梭堡。罗生特青少年时期就立志学医。1923年，罗生特中学毕业考入维也纳大学医科。1927年毕业后，在维也纳的一家犹太医院当一名泌尿科医生。
1938年3月，希特勒利用恐吓和讹诈的手段吞并了奥地利，罗生特奔走反对，遭德国纳粹逮捕关进臭名昭著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成为9616号“囚犯”。罗生特在集中营里经受着各种折磨，仍执著地尽一个医生的职责，为难友们治病医伤，以坚强的毅力同法西斯匪徒进行特殊的战斗。集中营使他生平第一次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到共产主义者，这为他日后到中国参加新四军、八路军奠定了基础。
1939年春，集中营当局以“未对当局造成严重伤害”释放罗生特，条件是必须在14天内离开奥地利。集中营当局问他：“你要到哪里去？”他说：“我要到中国去！”罗生特同集中营的难友威廉·戴克一同乘船来到中国上海。他在英国的妹妹的资助下，在上海开了一家私人医院。由于他的医术高超，服务热情，求医者络绎不绝，收入颇丰。虽然医院办得很成功，然而，罗生特的心思不在这里。他来中国的目的，是要参与到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去，到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前哨去。在上海，他耳闻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了解到新四军、八路军抗日斗争的情况，决心寻找途径投身到缺医少药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去。
1940年10月的一天，新四军驻上海工作人员吴之理在上海南京路沙利文餐厅约罗生特会面。随后，新四军军医处处长沈其震在南京路光明咖啡馆与罗生特见面，对罗生特自愿到新四军部队服务表示欢迎。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3月中旬，在新四军上海办事处的安排下，罗生特随新四军卫生部部长沈其震等乘船离开上海，于20日到达苏北盐城新四军新军部。陈毅、刘少奇亲切会见了罗生特。陈毅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本军将士，热烈地欢迎罗生特先生！为抗击日军，搞好本军医务工作，深望罗生特先生贡献才华。”
罗生特说：“在上海久闻陈军长大名，今日能和陈军长、刘政委见面，今后能和新四军的同志一起工作，我感到很荣幸。”
22日，新四军在盐城泰山庙前召开军政学各界大会欢迎罗生特。陈毅主持会议并和刘少奇在会上分别致词欢迎罗生特。陈毅说：“中国的革命和抗日战争不是孤立的，全世界正义人士都在声援我们。到八路军的有加美共产党派来的白求恩大夫和印度派来的医疗队，现在又有奥地利来的著名外科医生罗生特博士参加新四军的卫生工作。这对我军是一件好事，我们热烈欢迎他讲话。”
罗生特用德语讲话，由沈其震翻译。他首先对大家的欢迎表示由衷的感谢。接着，介绍了奥地利人民反抗希特勒的斗争情况。他说：“我能来到抗日的中国，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里工作，这是多么高兴啊！我将无保留地以自己的医术为战地救护作贡献……”他的讲话，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医生的天职就是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
罗生特在新四军军部直属医院工作伊始，就繁忙接待众多伤病员来就医。新四军卫生部副部长吴之理为他作翻译，陪同他深入病房问病、检诊、查房、手术，每位伤病员他都耐心细致地检查、诊断，从不拒诊。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医生的天职就是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
1941年7月，日本侵略者纠集2万多名日伪军，向我盐阜地区实行大规模“扫荡”。敌人以百余辆装甲车辅以空军助战，来势凶猛。新四军在保卫军部、粉碎日军大“扫荡”的口号鼓舞下，与日伪军展开了英勇的战斗。这时，原本已随军部撤到安全地带的罗生特，坚决要求回到前线去。他激动地对部队首长说：“将士上战场，白衣战士上前方，这样才能打胜仗。我不是客人，我是一名白衣战士！”在他的再三要求下，军部直属医院组成了一个战地临时医疗队奔赴前线。当他们行至一片平川时，正遇上日军飞机在上空盘旋，罗生特个子高，头发稀疏的脑袋很容易被敌机发现，但他却若无其事地大步走着。这时，警卫员李光一个箭步上去拉他卧倒，并把自己戴的草帽扣在罗生特的头上。日军飞机飞过后，罗生特摸着自己的脑袋幽默地说：“噢！我的秃头太亮了，像探照灯一样，给日军飞机作目标，太险了！”
反“扫荡”中的阜宁东沟战斗打响后，罗生特一行日夜兼程奔赴前线。半夜里，突然下起了大雨，大家的衣服都被雨水淋透了。罗生特指着助手薛和说：“落汤鸡。”薛和也对罗生特说：“你是个大鼻子落汤鸡。”罗生特同大家在欢笑中冒雨跋涉到达东沟包扎所。一到包扎所，他就马上走上手术台，争分夺秒为伤员做手术，一直坚持到最后一个伤员手术完成。下了手术台，罗生特累得脸色苍白、两眼深陷，但他脸上依然是笑眯眯的。他顾不上吃饭，又去查房，看望伤员。他对助手们说：“打起仗来，分分秒秒都比金子还珍贵，为了将士们少流血，少牺牲，我们就得多做点工作。”
1942年春，罗生特来到淮南大柳营新四军二师卫生部，并到医院检查看望危重伤病员，受到二师指战员和伤病员的欢迎。一次，二师卫生部部长宫乃泉陪罗生特去看望师长罗炳辉。罗炳辉为没有好菜招待罗生特甚感歉意，当即持枪外出，打飞鸟待客。罗生特对罗炳辉这位性格豪放、带兵有方、弹无虚发的神枪手十分敬佩。罗炳辉赠给罗生特3件纪念品：日本战刀、日本手枪和一双用两块银元铸成的银筷子，银筷子上铸有“赠给罗生特大夫 弟罗炳辉”字样。罗生特看到银筷子上的铸字，激动万分，他说，这个“弟”字表达了我们无产者“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深刻含义。
倡导和实施计划生育最早的医生
1943年，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兼代师长罗荣桓由于肾病加重，尿血不止。他想到刘少奇曾说过新四军有一位奥地利泌尿科专家，于是决定到新四军驻地去治疗。 1943年4月22日，罗荣桓到达新四军四师驻地洪泽湖畔半城。罗生特在这里为罗荣桓进行检查后，初步诊断为右侧肾肿瘤，病情严重。他采取侧输尿管注药的方法，并辅以其他药物治疗。经过1个多月的精心治疗和护理，罗荣桓严重的血尿得到控制，脸上恢复了红润。之后，罗生特又陪同罗荣桓回到新四军军部治疗了半个月。6月中旬，罗荣桓因山东军区工作需要决定返回山东。临行前，罗生特对罗荣桓再三关切地叮嘱：“您的身体尚未完全康复，途中要多坐担架，尽量少步行、少骑马，骑马时速度不要太快。如果能戒掉烟更好。还要少吃油脂多的和刺激性的食物，多吃蔬菜、水果。一定要注意休息，如果疲劳过度，血尿还会复发。”罗荣桓一一应诺，并且挑选了一匹最好的战马相赠。罗生特非常感激，但没有接受这匹马。他告诉罗荣桓：“陈毅军长已给我配了驮载医疗器械和书籍的骡子，我不会骑马，还是留给骑兵部队吧。”
罗荣桓回到山东1个多月后，肾病复发，血尿不止。山东军区急电新四军军长陈毅，邀请罗生特到山东为罗荣桓诊治。陈毅通过第四师师长彭雪枫转告罗生特，罗生特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根据需要，陈毅为罗生特抽调了李磊、夏汀、蔡和组成医疗小组，在部队的护送下，由淮北大马庄启程，通过日军的层层封锁线，于9月上旬到达山东军区。
罗生特到达山东军区的当天，不顾个人劳累，直奔罗荣桓的住处，为他检查、化验，确诊重新出现血尿的原因是过度疲劳。为保证治疗效果，罗生特让罗荣桓搬到卫生部住，并制定了周密的治疗方案。经过一段精心治疗和护理，罗荣桓的病情有了明显好转。此后，罗生特始终把治疗罗荣桓的病放在首位，千方百计使罗荣桓的病情稳定。
1943年冬，日军向山东抗日根据地大举“扫荡”，罗荣桓夜以继日地投入紧张工作，治疗计划被打乱。罗生特跟随在罗荣桓的身边，密切关注着他的病情发展、变化，尽一切可能给予治疗和护理。罗生特让罗荣桓大部分时间都躺在担架上或靠在躺椅上指挥作战、主持会议、批阅文件。为使罗荣桓的病情得到及时控制，罗生特还同罗荣桓的妻子林月琴一起讨论罗荣桓的病状和护理方法，向她介绍观察病情、收集尿样的详细要求。在紧张的战斗环境中，罗荣桓的病虽然时有发作，但由于罗生特的精心护理和治疗，他始终能坚持工作，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林月琴回忆这段经历时说：“罗大夫很体会我这个做妻子的心理，他对我的安慰和要求是那样细致入微。他是一个高明的大夫，他对病人的治疗不仅是生理上的，而且是心理上的，不仅是病人本人，而且涉及病人身边的人。罗生特对罗荣桓的治疗是有功的，如果没有罗生特这位泌尿科专家的精心治疗，罗荣桓将会遭受更大的痛苦和折磨。”
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梁必业在《缅怀罗生特大夫》一文中也指出：“罗生特到山东时，正是我军在山东向敌人展开局部反攻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以反‘扫荡’为重点的防御作战转为主动的攻势作战，接着进入大反攻阶段。罗生特深知罗荣桓肩上的担子重大，在为罗荣桓治病时确实是尽心尽力的，千方百计保证了罗荣桓病情的平稳、不发展、不恶化，使他能够坚持在指挥岗位上指挥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对日伪军的反攻作战，这是罗生特最大的功劳。”
残酷的战争年代，结了婚的女同志因怀孕生孩子，在行军打仗中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因此都希望能终止妊娠。由于受医疗器械和医疗技术的限制，新四军、八路军的医院还不能做这种手术。罗生特来到新四军、八路军后，非常理解女同志的这种心理、处境、困难和愿望，他在新四军和八路军中第一个主张施行人工流产。他积极宣传计划生育，对已婚女同志劝其避孕，对有了孩子的女同志劝其做绝育手术，更希望男同志做绝育手术。他是在新四军和八路军中倡导和实施计划生育最早的医生。
罗生特的精湛医术和高尚医德，深为解放区广大军民患者所敬佩和称赞，他因此被评为山东军区的劳动模范。1946年8月2日，山东军区在莒南县十字路召开劳模代表大会，罗生特出席大会，应邀在主席台就坐。大会进行之中，忽然有两位老乡气喘吁吁地跑进会场说，有一产妇难产，昏迷了过去，请求罗大夫救命。罗生特听后立即离开会场，跑到产妇家。这时，产妇已呈昏迷状态，胎儿的胎心音已听不到，情况万分危急。罗生特立即吩咐其家人烧开水，并叫人到村里找来白酒消毒。产妇的炕上连一块干净的布单也没有，罗生特拿出劳模大会上刚发的奖品——一条雪白的毛巾，垫在产妇身下，然后用手慢慢地钩住婴儿的嘴，将婴儿取出，使产妇脱离了危险。产妇的丈夫感动得热泪盈眶，感激地说：“太谢谢您了，您真是一位救命的‘菩萨’啊！”
罗生特为许多妇女医病救急，解除痛苦，大家称赞他是“妇女的救星”。
“我是军人、白衣战士，战争需要我，战士需要我”
1946年秋，罗生特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卫生部长，他接受重任后，日夜奔忙在救治伤员的第一线。他亲自组织医护力量，到纵队医院和各个医疗所检查伤病员的救治情况，对疑难伤病员逐个检查，并亲自动手抢救危重伤员。
由于部队作战频繁，伤病员不断增多，部队医护人员十分缺乏。针对这种情况，罗生特利用战斗间隙和部队休整期，组织卫生人员进行短期轮训。他亲自任教，培训部队的一些卫生骨干，使连、营、团三级的卫生工作得到了加强。
四平攻坚战打响后，大量的伤病员送到后方。一方面由于工作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罗生特的安全，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调罗生特回图们一带的后方医院工作。罗生特得知后，马上找到第一纵队政委万毅说：“过去有人让我待在哈尔滨，现在您又要送我去后方图们，离前线越来越远了，这可不行。”
万毅耐心地对他解释说：“组织上对你的安全很关心，作为一个军人，必须服从。”但罗生特一再表示：“组织的关心我心领了，我是军人、白衣战士，战争需要我，战士需要我，即使不在前线，也不能远到听不见枪炮声啊！”在他一再要求下，万毅只好让他在离前线不远的榆树、东丰和海龙等地工作。
1947年夏，痢疾病流行，治疗痢疾病的药物当时只有一种——磺胺药，而这种药在部队卫生所十分缺乏。为了控制痢疾病的蔓延，罗生特主持召开了专题会议。他在会上提出：“要以预防为主，根据条件，立即切断传染源，对发病者实行隔离，注意讲究卫生。”根据他的建议，部队立即采取了3项措施：一是对发病者实行隔离，没有磺胺药就吃大蒜和马齿苋；二是驻农村的部队每班要挖临时厕所，便后用土掩埋，并大力消灭苍蝇；三是每人吃饭前要洗手，自己的碗筷自己用，从而使痢疾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在“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战役中，罗生特组织卫生机构积极配合部队行动，并亲临前线和广大医护人员一起救护伤员。
1948年冬，东北全境解放，罗生特随东北野战军入关。平津战役结束后，罗生特经协和医院专家诊断，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等病。军队领导得知他的病情后，决定让他跟随罗荣桓到天津疗养。
1948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渡江作战，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及一些省会相继解放，新中国的成立指日可待。罗生特对此欢欣鼓舞，他提出了回国的请求。罗荣桓感到有点突然，诚恳地对他说：“现在回去是不是有点早。中国革命胜利了，但眼下实在太忙了，过三两年，等我们把国家安定下来，那时你再回去更好些。”
罗生特说：“中国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建设新的国家同样是件不容易的事情。我的祖国已从希特勒统治下解放了，我想看看解放后的奥地利和欧洲，看看我的亲人。我还会回中国来，继续为两国人民的友谊工作。我还可以动员我的同学、好友来中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中共中央批准了罗生特的请求，刘少奇在天津接见了罗生特，赞扬和感谢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对中国革命作出的卓越贡献。罗荣桓、萧华等为他饯行。在上海，陈毅看望了罗生特，称赞他是一位“伟大的无私的国际主义战士”，“是活着的‘白求恩’、白求恩式的共产主义者”。
1949年11月，罗生特从上海启程回国。1951年罗生特在赴以色列探亲途中，因心脏病突发不幸逝世，年仅48岁。
决心来中国，用医术为中国抗日战争服务
罗生特，犹太人，1903年11日生于奥地利加里西亚梭堡。罗生特青少年时期就立志学医。1923年，罗生特中学毕业考入维也纳大学医科。1927年毕业后，在维也纳的一家犹太医院当一名泌尿科医生。
1938年3月，希特勒利用恐吓和讹诈的手段吞并了奥地利，罗生特奔走反对，遭德国纳粹逮捕关进臭名昭著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成为9616号“囚犯”。罗生特在集中营里经受着各种折磨，仍执著地尽一个医生的职责，为难友们治病医伤，以坚强的毅力同法西斯匪徒进行特殊的战斗。集中营使他生平第一次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到共产主义者，这为他日后到中国参加新四军、八路军奠定了基础。
1939年春，集中营当局以“未对当局造成严重伤害”释放罗生特，条件是必须在14天内离开奥地利。集中营当局问他：“你要到哪里去？”他说：“我要到中国去！”罗生特同集中营的难友威廉·戴克一同乘船来到中国上海。他在英国的妹妹的资助下，在上海开了一家私人医院。由于他的医术高超，服务热情，求医者络绎不绝，收入颇丰。虽然医院办得很成功，然而，罗生特的心思不在这里。他来中国的目的，是要参与到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去，到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前哨去。在上海，他耳闻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了解到新四军、八路军抗日斗争的情况，决心寻找途径投身到缺医少药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去。
1940年10月的一天，新四军驻上海工作人员吴之理在上海南京路沙利文餐厅约罗生特会面。随后，新四军军医处处长沈其震在南京路光明咖啡馆与罗生特见面，对罗生特自愿到新四军部队服务表示欢迎。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3月中旬，在新四军上海办事处的安排下，罗生特随新四军卫生部部长沈其震等乘船离开上海，于20日到达苏北盐城新四军新军部。陈毅、刘少奇亲切会见了罗生特。陈毅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本军将士，热烈地欢迎罗生特先生！为抗击日军，搞好本军医务工作，深望罗生特先生贡献才华。”
罗生特说：“在上海久闻陈军长大名，今日能和陈军长、刘政委见面，今后能和新四军的同志一起工作，我感到很荣幸。”
22日，新四军在盐城泰山庙前召开军政学各界大会欢迎罗生特。陈毅主持会议并和刘少奇在会上分别致词欢迎罗生特。陈毅说：“中国的革命和抗日战争不是孤立的，全世界正义人士都在声援我们。到八路军的有加美共产党派来的白求恩大夫和印度派来的医疗队，现在又有奥地利来的著名外科医生罗生特博士参加新四军的卫生工作。这对我军是一件好事，我们热烈欢迎他讲话。”
罗生特用德语讲话，由沈其震翻译。他首先对大家的欢迎表示由衷的感谢。接着，介绍了奥地利人民反抗希特勒的斗争情况。他说：“我能来到抗日的中国，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里工作，这是多么高兴啊！我将无保留地以自己的医术为战地救护作贡献……”他的讲话，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医生的天职就是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
罗生特在新四军军部直属医院工作伊始，就繁忙接待众多伤病员来就医。新四军卫生部副部长吴之理为他作翻译，陪同他深入病房问病、检诊、查房、手术，每位伤病员他都耐心细致地检查、诊断，从不拒诊。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医生的天职就是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
1941年7月，日本侵略者纠集2万多名日伪军，向我盐阜地区实行大规模“扫荡”。敌人以百余辆装甲车辅以空军助战，来势凶猛。新四军在保卫军部、粉碎日军大“扫荡”的口号鼓舞下，与日伪军展开了英勇的战斗。这时，原本已随军部撤到安全地带的罗生特，坚决要求回到前线去。他激动地对部队首长说：“将士上战场，白衣战士上前方，这样才能打胜仗。我不是客人，我是一名白衣战士！”在他的再三要求下，军部直属医院组成了一个战地临时医疗队奔赴前线。当他们行至一片平川时，正遇上日军飞机在上空盘旋，罗生特个子高，头发稀疏的脑袋很容易被敌机发现，但他却若无其事地大步走着。这时，警卫员李光一个箭步上去拉他卧倒，并把自己戴的草帽扣在罗生特的头上。日军飞机飞过后，罗生特摸着自己的脑袋幽默地说：“噢！我的秃头太亮了，像探照灯一样，给日军飞机作目标，太险了！”
反“扫荡”中的阜宁东沟战斗打响后，罗生特一行日夜兼程奔赴前线。半夜里，突然下起了大雨，大家的衣服都被雨水淋透了。罗生特指着助手薛和说：“落汤鸡。”薛和也对罗生特说：“你是个大鼻子落汤鸡。”罗生特同大家在欢笑中冒雨跋涉到达东沟包扎所。一到包扎所，他就马上走上手术台，争分夺秒为伤员做手术，一直坚持到最后一个伤员手术完成。下了手术台，罗生特累得脸色苍白、两眼深陷，但他脸上依然是笑眯眯的。他顾不上吃饭，又去查房，看望伤员。他对助手们说：“打起仗来，分分秒秒都比金子还珍贵，为了将士们少流血，少牺牲，我们就得多做点工作。”
1942年春，罗生特来到淮南大柳营新四军二师卫生部，并到医院检查看望危重伤病员，受到二师指战员和伤病员的欢迎。一次，二师卫生部部长宫乃泉陪罗生特去看望师长罗炳辉。罗炳辉为没有好菜招待罗生特甚感歉意，当即持枪外出，打飞鸟待客。罗生特对罗炳辉这位性格豪放、带兵有方、弹无虚发的神枪手十分敬佩。罗炳辉赠给罗生特3件纪念品：日本战刀、日本手枪和一双用两块银元铸成的银筷子，银筷子上铸有“赠给罗生特大夫 弟罗炳辉”字样。罗生特看到银筷子上的铸字，激动万分，他说，这个“弟”字表达了我们无产者“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深刻含义。
倡导和实施计划生育最早的医生
1943年，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兼代师长罗荣桓由于肾病加重，尿血不止。他想到刘少奇曾说过新四军有一位奥地利泌尿科专家，于是决定到新四军驻地去治疗。 1943年4月22日，罗荣桓到达新四军四师驻地洪泽湖畔半城。罗生特在这里为罗荣桓进行检查后，初步诊断为右侧肾肿瘤，病情严重。他采取侧输尿管注药的方法，并辅以其他药物治疗。经过1个多月的精心治疗和护理，罗荣桓严重的血尿得到控制，脸上恢复了红润。之后，罗生特又陪同罗荣桓回到新四军军部治疗了半个月。6月中旬，罗荣桓因山东军区工作需要决定返回山东。临行前，罗生特对罗荣桓再三关切地叮嘱：“您的身体尚未完全康复，途中要多坐担架，尽量少步行、少骑马，骑马时速度不要太快。如果能戒掉烟更好。还要少吃油脂多的和刺激性的食物，多吃蔬菜、水果。一定要注意休息，如果疲劳过度，血尿还会复发。”罗荣桓一一应诺，并且挑选了一匹最好的战马相赠。罗生特非常感激，但没有接受这匹马。他告诉罗荣桓：“陈毅军长已给我配了驮载医疗器械和书籍的骡子，我不会骑马，还是留给骑兵部队吧。”
罗荣桓回到山东1个多月后，肾病复发，血尿不止。山东军区急电新四军军长陈毅，邀请罗生特到山东为罗荣桓诊治。陈毅通过第四师师长彭雪枫转告罗生特，罗生特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根据需要，陈毅为罗生特抽调了李磊、夏汀、蔡和组成医疗小组，在部队的护送下，由淮北大马庄启程，通过日军的层层封锁线，于9月上旬到达山东军区。
罗生特到达山东军区的当天，不顾个人劳累，直奔罗荣桓的住处，为他检查、化验，确诊重新出现血尿的原因是过度疲劳。为保证治疗效果，罗生特让罗荣桓搬到卫生部住，并制定了周密的治疗方案。经过一段精心治疗和护理，罗荣桓的病情有了明显好转。此后，罗生特始终把治疗罗荣桓的病放在首位，千方百计使罗荣桓的病情稳定。
1943年冬，日军向山东抗日根据地大举“扫荡”，罗荣桓夜以继日地投入紧张工作，治疗计划被打乱。罗生特跟随在罗荣桓的身边，密切关注着他的病情发展、变化，尽一切可能给予治疗和护理。罗生特让罗荣桓大部分时间都躺在担架上或靠在躺椅上指挥作战、主持会议、批阅文件。为使罗荣桓的病情得到及时控制，罗生特还同罗荣桓的妻子林月琴一起讨论罗荣桓的病状和护理方法，向她介绍观察病情、收集尿样的详细要求。在紧张的战斗环境中，罗荣桓的病虽然时有发作，但由于罗生特的精心护理和治疗，他始终能坚持工作，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林月琴回忆这段经历时说：“罗大夫很体会我这个做妻子的心理，他对我的安慰和要求是那样细致入微。他是一个高明的大夫，他对病人的治疗不仅是生理上的，而且是心理上的，不仅是病人本人，而且涉及病人身边的人。罗生特对罗荣桓的治疗是有功的，如果没有罗生特这位泌尿科专家的精心治疗，罗荣桓将会遭受更大的痛苦和折磨。”
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梁必业在《缅怀罗生特大夫》一文中也指出：“罗生特到山东时，正是我军在山东向敌人展开局部反攻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以反‘扫荡’为重点的防御作战转为主动的攻势作战，接着进入大反攻阶段。罗生特深知罗荣桓肩上的担子重大，在为罗荣桓治病时确实是尽心尽力的，千方百计保证了罗荣桓病情的平稳、不发展、不恶化，使他能够坚持在指挥岗位上指挥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对日伪军的反攻作战，这是罗生特最大的功劳。”
残酷的战争年代，结了婚的女同志因怀孕生孩子，在行军打仗中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因此都希望能终止妊娠。由于受医疗器械和医疗技术的限制，新四军、八路军的医院还不能做这种手术。罗生特来到新四军、八路军后，非常理解女同志的这种心理、处境、困难和愿望，他在新四军和八路军中第一个主张施行人工流产。他积极宣传计划生育，对已婚女同志劝其避孕，对有了孩子的女同志劝其做绝育手术，更希望男同志做绝育手术。他是在新四军和八路军中倡导和实施计划生育最早的医生。
罗生特的精湛医术和高尚医德，深为解放区广大军民患者所敬佩和称赞，他因此被评为山东军区的劳动模范。1946年8月2日，山东军区在莒南县十字路召开劳模代表大会，罗生特出席大会，应邀在主席台就坐。大会进行之中，忽然有两位老乡气喘吁吁地跑进会场说，有一产妇难产，昏迷了过去，请求罗大夫救命。罗生特听后立即离开会场，跑到产妇家。这时，产妇已呈昏迷状态，胎儿的胎心音已听不到，情况万分危急。罗生特立即吩咐其家人烧开水，并叫人到村里找来白酒消毒。产妇的炕上连一块干净的布单也没有，罗生特拿出劳模大会上刚发的奖品——一条雪白的毛巾，垫在产妇身下，然后用手慢慢地钩住婴儿的嘴，将婴儿取出，使产妇脱离了危险。产妇的丈夫感动得热泪盈眶，感激地说：“太谢谢您了，您真是一位救命的‘菩萨’啊！”
罗生特为许多妇女医病救急，解除痛苦，大家称赞他是“妇女的救星”。
“我是军人、白衣战士，战争需要我，战士需要我”
1946年秋，罗生特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卫生部长，他接受重任后，日夜奔忙在救治伤员的第一线。他亲自组织医护力量，到纵队医院和各个医疗所检查伤病员的救治情况，对疑难伤病员逐个检查，并亲自动手抢救危重伤员。
由于部队作战频繁，伤病员不断增多，部队医护人员十分缺乏。针对这种情况，罗生特利用战斗间隙和部队休整期，组织卫生人员进行短期轮训。他亲自任教，培训部队的一些卫生骨干，使连、营、团三级的卫生工作得到了加强。
四平攻坚战打响后，大量的伤病员送到后方。一方面由于工作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罗生特的安全，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调罗生特回图们一带的后方医院工作。罗生特得知后，马上找到第一纵队政委万毅说：“过去有人让我待在哈尔滨，现在您又要送我去后方图们，离前线越来越远了，这可不行。”
万毅耐心地对他解释说：“组织上对你的安全很关心，作为一个军人，必须服从。”但罗生特一再表示：“组织的关心我心领了，我是军人、白衣战士，战争需要我，战士需要我，即使不在前线，也不能远到听不见枪炮声啊！”在他一再要求下，万毅只好让他在离前线不远的榆树、东丰和海龙等地工作。
1947年夏，痢疾病流行，治疗痢疾病的药物当时只有一种——磺胺药，而这种药在部队卫生所十分缺乏。为了控制痢疾病的蔓延，罗生特主持召开了专题会议。他在会上提出：“要以预防为主，根据条件，立即切断传染源，对发病者实行隔离，注意讲究卫生。”根据他的建议，部队立即采取了3项措施：一是对发病者实行隔离，没有磺胺药就吃大蒜和马齿苋；二是驻农村的部队每班要挖临时厕所，便后用土掩埋，并大力消灭苍蝇；三是每人吃饭前要洗手，自己的碗筷自己用，从而使痢疾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在“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战役中，罗生特组织卫生机构积极配合部队行动，并亲临前线和广大医护人员一起救护伤员。
1948年冬，东北全境解放，罗生特随东北野战军入关。平津战役结束后，罗生特经协和医院专家诊断，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等病。军队领导得知他的病情后，决定让他跟随罗荣桓到天津疗养。
1948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渡江作战，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及一些省会相继解放，新中国的成立指日可待。罗生特对此欢欣鼓舞，他提出了回国的请求。罗荣桓感到有点突然，诚恳地对他说：“现在回去是不是有点早。中国革命胜利了，但眼下实在太忙了，过三两年，等我们把国家安定下来，那时你再回去更好些。”
罗生特说：“中国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建设新的国家同样是件不容易的事情。我的祖国已从希特勒统治下解放了，我想看看解放后的奥地利和欧洲，看看我的亲人。我还会回中国来，继续为两国人民的友谊工作。我还可以动员我的同学、好友来中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中共中央批准了罗生特的请求，刘少奇在天津接见了罗生特，赞扬和感谢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对中国革命作出的卓越贡献。罗荣桓、萧华等为他饯行。在上海，陈毅看望了罗生特，称赞他是一位“伟大的无私的国际主义战士”，“是活着的‘白求恩’、白求恩式的共产主义者”。
1949年11月，罗生特从上海启程回国。1951年罗生特在赴以色列探亲途中，因心脏病突发不幸逝世，年仅4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