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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活于春秋时期的孔子看到“礼崩乐坏,天下无道”,就想用道德教育的方法使百姓归于“有道”,自觉从善,达到“有耻且格”的道德标准。于是孔子提出了多方面的道德标准。本文试从为君王之道德、为学人之道德、为人子之道德等方面,来探讨孔子的道德观。
关键词:孔子 道德观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道德观是人们社会道德现象的系统性观点,是人们在特定的生活环境中,依据特定的社会立场和价值观,对社会道德现象观察、认识的结果。其核心是善恶观,主要内容涉及正义、义务、良心、荣誉、人格、幸福等观念。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利益集团,都会有不同的道德观。”在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理论之中,孔子的思想一直被奉为伦理道德的经典。
孔子生活于动荡的春秋时期,当他看到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天下无道”时,就想用道德教育的方法使百姓归于“有道”,以达到“有耻且格”的伦理标准。孔子还认为,春秋时代的社会政治问题,归根结底是道德问题。当人们心中丧失道德观念,就必然会产生逾越礼义的行为,从而导致天下大乱,此时只有使整个社会的成员都以强化道德意识,强化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思想的修养,才使社会和谐,重建君臣之秩,从“天下无道”走向“天下有道”。在这一基本观点指导之下,孔子提出了一系列的道德标准,因此中国的传统道德正是以孔子的理论为基石,孔子成为我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的奠基者:“孔子对道德有极深的理解和思想,他的许多有关道德的箴言,成为我国人民几千年来恪守道德的原则,孔子所倡导的伦理道德,重义轻利、宽恕忠信、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敬老爱幼、乐于进取等,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心态和理想人格。”所以,探讨孔子的道德观,就是把握孔子学说的核心,提升民众道德水准的有效方法。本文将从如下四方面,来对孔子的道德观进行深入的剖析。
一 孔子道德观形成的历史背景
孔子所生活的西周末年,正是国家政权体制大变革的时代,因而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说,正需要有一套道德体系来做为其统治思想的辅佐,而从思想家的角度来说,也急待出现成熟而适用的思想体系来安抚、制约生活于动荡社会中的民众。而此时的周朝,最盛行的是“天命”观,正如《尚书》所言:“惟天监下民”、“我生不有天命”。在商王朝的统治者看来,自己就是天命的代言者,他们的意志正是天意的表现,上天赋与了商王以统领天下百姓的权力。而与此同时,商朝人也意识到,上天并不是无条件地把统治权力交给了君王而让他为所欲为的,上天对商朝君王也是有所制约的,如果违反了天意,不具备应有的道德品质的话,君王也将受到惩戒:“惟王淫戏,用自绝,故天弃我。”这种朴素的伦理道德思想,使商周时代的开明人士意识到了道德的力量,意识到只有用道德进行自我约束,才能使政权统治维系得更长久。
之后,随着周朝直接推翻了商王朝并取而代之,这种朝代的更替使周朝君主更加意识到道德的力量:“非我小周敢戈殷命,唯天不畀。”而周王朝更加直截了当地指出“唯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的道德观点,所以要想维持自己的政权必须推行德政,树立道德观念和自我约束机制,才能达到长久统治的目的。这是周朝统治者从前朝的失败中所到得的经验:“这就是说,以上天对政权存亡有直接利害关系为最终理由,劝服和要求周人必须实现道德,否则,社稷身家,一朝倾覆。道德第一次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就挟持着天意的声威,以威慑无比的面孔,发出震憾人心的力量。”而孔子的道德观,正是在这种“敬德保民”的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孔子又从《尚书》中吸收了孝道的观念,用以作为规范家庭内部父子关系的准则,在这两种治国治家的大纲下面,其它方面的道德观也应运而生。
二 为君王之道德
孔子认为,为君王者的道德核心是“仁德”,“仁德”观是古代君王们一直追求却很难做得到的最高标准,为此目标,古代圣贤们简直达到了痛苦追求的程度:“子贡问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尧舜其犹病诸”是说如尧舜这样的古代圣贤,也难于达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仁德标高,可见“仁德”不是很难吗?在这里孔子特意提出了两个“仁德”的具体做法:一是博施于民,二是济众。所谓博施于民,就是要最大限度地让百姓得到物质上的好处,生活质量不断地提高,只有物质上得到的利益多了,百姓才能切实地尝到执政者的好处,才能如百川归海般地服从之。因此,从“博施于民”的角度出发,孔子又有多层的解释:
1 敬民意识
“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身为国君,时时要举止端庄,对百姓要给予充分的尊重,出门面对百姓时如见贵宾一样慎重,当使百姓服劳役的时候,要心怀敬意和感激,这样才能表现出君王的修养与亲和力。因此孔子要求君王们做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2 节用思想
“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这是孔子从自己生活的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出发,提出了身为君王首先要敬业诚信,而敬业的具体的表现,就是要节约资财与减轻百姓的负担。君王不能在农忙时节役使百姓,而使农业生产耽误,也不能挥霍无度地浪费百姓生产出来的财物。“节用”再加上对百姓适时有节制的役使,才能达到富国安民的治国目的。
3 任人唯贤
君王不仅要给民众以物质上的利益,而且还要给百姓以参政议政的机会,把真正的贤良之才引进到政界,因此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把真正代表民意的人选举出来,让百姓有了发表政见的机会,也就是给予百姓最大的恩惠,因此也就成为“博施于民”中最重要的一条。
从“济众”的角度言之,一是要扶贫济困,帮扶百姓于水火之中。当百姓面对天灾人祸等巨大灾难的时候,国家应当是他们的最可靠的依靠者,国君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二是当百姓在精神层面上表现出某种道德的倾向时,国君要密切注意,并做出积极反应:“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同时,孔子亦把“仁德”看成是一种高于生命的宏大的道德信仰。孔子认为一个真正的君子,应当把追求仁德看成是自己的终极目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仁德虽然高远,但这种追求并不是虚无的,而是时时可以效法、时时可以得道的:“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德”在吾心中,只有心怀“仁德”,那么为君王者,必会“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三 为学人之道德
孔子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一生都致力于教育工作,而《论语》中的大部分论述,都是他教育学生的话。他身为学者,既是社会的楷模,又是学生学习的榜样,因此,孔子不但对自己严格要求,做到品德端庄、举止得体之外,更对中华学人之品德也有很高的要求。孔子对学人道德观的要求,具体有如下几点:
1 沟通各学科的能力
在提高学人自身修养时,孔子率先提出了“君子不器”的主张,其意思是说一个学人要善于融会贯通,有沟通各门学科的能力与学识,而不要像器皿一样,机械地只是一物一用。这说明在孔子生活的年代,孔子已注意到学问与学问之间是可以交融的,而且各科知识之间还有很多的契合点。而作为一个优秀的学人,不能死守着一门学科,虽然“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但这只是说学者对某一个领域应当有专业的深度和精密度,但对于邻近专业,也应当有一定的知晓和浅层面的知识,才能使自己的知识形成一个网络状,容纳百川,沟通东西,而不是一眼知识的孤井。只有这样,才显示出学问的力量,学人方可以容纳更多的精神于一身,否则,他只是一只器物,他只有一种单一的用途,而不能多专多用,因此学人存在的价值就小得多了。
2 洁身自爱的道德标准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以上论述也是孔子为学人提供的道德标准之一,孔子认为中国文人应当有着高洁的志向,能抱持着一种气节,能讲求礼仪,能不为物质利益所动,能安于贫穷,能追求理想。在这种标准之下,信仰大于生命,精神大于物质,学人自觉地理想化地选择自己的生存环境,在一种“笃信好学,守死善道”的节操下为百姓做出表率,进而实现了孔子所倡导的“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的境界。同时,学人还要不断地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不断地向着更高的理想境界攀登,也就是孔子所说的“见贤思齐”、“就有道而正焉”。
3 谦虚好学的精神
对于知识的执着追求是孔子一生的志向,因此在孔子倡导的学人道德观中,关于勤奋好学的论述比比皆是:“吾尝终日不食,昼夜不寐,以思,无益,不如学矣。”“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孔子认为学习积累着知识的能量,提升着人的道德修养,也使人的身心得到最大愉悦,“学然后知不足”、“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朝闻道,夕死可矣”等名言,都体现着孔子的好学品质。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孔子特别提倡谦虚的美德,他认为学习态度应当是诚实的,在知识面前人人平等,没有虚假和清高:“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其而改之。”在不断的学习中,在弃恶扬善的过程中,学人的道德品质自然会提高到孔子所说的“文、行、忠、信”的道德高度。
四 为人子之道德
在探求为君王之道德、为学人之道德的同时,作为中国伦理道德的奠基者的孔子,也特别关注着“孝”道理论。中国人以孝治天下,孝是和谐社会、和谐家庭、和谐人际关系的必要因素,孝行也是考量一个人的道德水准的标杆,更在后世成为一种进身仕途的途径,因此孔子的学生多次向孔子请教孝道,孔子也力赞古人的孝行,并回答了如何为人之子、如何对父母尽孝道的具体做法。如“父母在,不远游”、“弟子出则孝,入则悌”、“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等论述,都是先秦时典型的孝道标准。孔子要求儿女既要服从于父母,在生活上赡养父母,更要在精神上仿效父母、尊重父母:“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儿女服从父母就形成家庭内部的和谐关系,从而也平衡了整个宗法制度的基础,同时还使人子从“孝”中学会了日后侍奉国君的道德,树立了忠孝意识,“始于事亲,中于事君”,这一个“孝”字,可谓意义深远。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孔子的道德观虽然从商王朝的“天命观”脱胎而出,但已改变为带有强烈的人文意识的道德观念,并已从维系政权统治的狭隘视角,拓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而且春秋时期充分发展的自我意识使孔子认识到,要想在某个领域取得成功,就必须对自己行为有所规范,也就是要遵从一定的道德标准,于是孔子的道德观以前代的天命观为源,渐次演变成全面维持社会秩序的一种道德体系,并为后世的道德观念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正如美国学者迈克尔·H·哈特博士在《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 人》中评价道:“在孔子看来,两个最重要的德行是‘仁’和‘礼’,是贤者行为的标准,‘仁’有时被解释成‘爱’,但更为确切的解释是‘与人为善’……然而孔子学说不仅仅是中国官僚的正式学说,而且孔子的理想也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孔子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和思想长达两千年之久。”
参考文献:
[1] 李泽厚:《论语今读》,三联书店,2004年版。
[2] 邓思平:《经验主义的孔子道德思想及其历史演变》,巴蜀书社,2000年版。
[3] 宋希仁:《道德观通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4] 李玉洁:《先秦诸子思想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简介:
姜万生,1954—,男,吉林长春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单位:吉林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吕显昌,1951—,男,吉林长春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单位:吉林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关键词:孔子 道德观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道德观是人们社会道德现象的系统性观点,是人们在特定的生活环境中,依据特定的社会立场和价值观,对社会道德现象观察、认识的结果。其核心是善恶观,主要内容涉及正义、义务、良心、荣誉、人格、幸福等观念。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利益集团,都会有不同的道德观。”在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理论之中,孔子的思想一直被奉为伦理道德的经典。
孔子生活于动荡的春秋时期,当他看到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天下无道”时,就想用道德教育的方法使百姓归于“有道”,以达到“有耻且格”的伦理标准。孔子还认为,春秋时代的社会政治问题,归根结底是道德问题。当人们心中丧失道德观念,就必然会产生逾越礼义的行为,从而导致天下大乱,此时只有使整个社会的成员都以强化道德意识,强化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思想的修养,才使社会和谐,重建君臣之秩,从“天下无道”走向“天下有道”。在这一基本观点指导之下,孔子提出了一系列的道德标准,因此中国的传统道德正是以孔子的理论为基石,孔子成为我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的奠基者:“孔子对道德有极深的理解和思想,他的许多有关道德的箴言,成为我国人民几千年来恪守道德的原则,孔子所倡导的伦理道德,重义轻利、宽恕忠信、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敬老爱幼、乐于进取等,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心态和理想人格。”所以,探讨孔子的道德观,就是把握孔子学说的核心,提升民众道德水准的有效方法。本文将从如下四方面,来对孔子的道德观进行深入的剖析。
一 孔子道德观形成的历史背景
孔子所生活的西周末年,正是国家政权体制大变革的时代,因而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说,正需要有一套道德体系来做为其统治思想的辅佐,而从思想家的角度来说,也急待出现成熟而适用的思想体系来安抚、制约生活于动荡社会中的民众。而此时的周朝,最盛行的是“天命”观,正如《尚书》所言:“惟天监下民”、“我生不有天命”。在商王朝的统治者看来,自己就是天命的代言者,他们的意志正是天意的表现,上天赋与了商王以统领天下百姓的权力。而与此同时,商朝人也意识到,上天并不是无条件地把统治权力交给了君王而让他为所欲为的,上天对商朝君王也是有所制约的,如果违反了天意,不具备应有的道德品质的话,君王也将受到惩戒:“惟王淫戏,用自绝,故天弃我。”这种朴素的伦理道德思想,使商周时代的开明人士意识到了道德的力量,意识到只有用道德进行自我约束,才能使政权统治维系得更长久。
之后,随着周朝直接推翻了商王朝并取而代之,这种朝代的更替使周朝君主更加意识到道德的力量:“非我小周敢戈殷命,唯天不畀。”而周王朝更加直截了当地指出“唯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的道德观点,所以要想维持自己的政权必须推行德政,树立道德观念和自我约束机制,才能达到长久统治的目的。这是周朝统治者从前朝的失败中所到得的经验:“这就是说,以上天对政权存亡有直接利害关系为最终理由,劝服和要求周人必须实现道德,否则,社稷身家,一朝倾覆。道德第一次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就挟持着天意的声威,以威慑无比的面孔,发出震憾人心的力量。”而孔子的道德观,正是在这种“敬德保民”的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孔子又从《尚书》中吸收了孝道的观念,用以作为规范家庭内部父子关系的准则,在这两种治国治家的大纲下面,其它方面的道德观也应运而生。
二 为君王之道德
孔子认为,为君王者的道德核心是“仁德”,“仁德”观是古代君王们一直追求却很难做得到的最高标准,为此目标,古代圣贤们简直达到了痛苦追求的程度:“子贡问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尧舜其犹病诸”是说如尧舜这样的古代圣贤,也难于达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仁德标高,可见“仁德”不是很难吗?在这里孔子特意提出了两个“仁德”的具体做法:一是博施于民,二是济众。所谓博施于民,就是要最大限度地让百姓得到物质上的好处,生活质量不断地提高,只有物质上得到的利益多了,百姓才能切实地尝到执政者的好处,才能如百川归海般地服从之。因此,从“博施于民”的角度出发,孔子又有多层的解释:
1 敬民意识
“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身为国君,时时要举止端庄,对百姓要给予充分的尊重,出门面对百姓时如见贵宾一样慎重,当使百姓服劳役的时候,要心怀敬意和感激,这样才能表现出君王的修养与亲和力。因此孔子要求君王们做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2 节用思想
“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这是孔子从自己生活的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出发,提出了身为君王首先要敬业诚信,而敬业的具体的表现,就是要节约资财与减轻百姓的负担。君王不能在农忙时节役使百姓,而使农业生产耽误,也不能挥霍无度地浪费百姓生产出来的财物。“节用”再加上对百姓适时有节制的役使,才能达到富国安民的治国目的。
3 任人唯贤
君王不仅要给民众以物质上的利益,而且还要给百姓以参政议政的机会,把真正的贤良之才引进到政界,因此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把真正代表民意的人选举出来,让百姓有了发表政见的机会,也就是给予百姓最大的恩惠,因此也就成为“博施于民”中最重要的一条。
从“济众”的角度言之,一是要扶贫济困,帮扶百姓于水火之中。当百姓面对天灾人祸等巨大灾难的时候,国家应当是他们的最可靠的依靠者,国君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二是当百姓在精神层面上表现出某种道德的倾向时,国君要密切注意,并做出积极反应:“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同时,孔子亦把“仁德”看成是一种高于生命的宏大的道德信仰。孔子认为一个真正的君子,应当把追求仁德看成是自己的终极目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仁德虽然高远,但这种追求并不是虚无的,而是时时可以效法、时时可以得道的:“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德”在吾心中,只有心怀“仁德”,那么为君王者,必会“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三 为学人之道德
孔子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一生都致力于教育工作,而《论语》中的大部分论述,都是他教育学生的话。他身为学者,既是社会的楷模,又是学生学习的榜样,因此,孔子不但对自己严格要求,做到品德端庄、举止得体之外,更对中华学人之品德也有很高的要求。孔子对学人道德观的要求,具体有如下几点:
1 沟通各学科的能力
在提高学人自身修养时,孔子率先提出了“君子不器”的主张,其意思是说一个学人要善于融会贯通,有沟通各门学科的能力与学识,而不要像器皿一样,机械地只是一物一用。这说明在孔子生活的年代,孔子已注意到学问与学问之间是可以交融的,而且各科知识之间还有很多的契合点。而作为一个优秀的学人,不能死守着一门学科,虽然“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但这只是说学者对某一个领域应当有专业的深度和精密度,但对于邻近专业,也应当有一定的知晓和浅层面的知识,才能使自己的知识形成一个网络状,容纳百川,沟通东西,而不是一眼知识的孤井。只有这样,才显示出学问的力量,学人方可以容纳更多的精神于一身,否则,他只是一只器物,他只有一种单一的用途,而不能多专多用,因此学人存在的价值就小得多了。
2 洁身自爱的道德标准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以上论述也是孔子为学人提供的道德标准之一,孔子认为中国文人应当有着高洁的志向,能抱持着一种气节,能讲求礼仪,能不为物质利益所动,能安于贫穷,能追求理想。在这种标准之下,信仰大于生命,精神大于物质,学人自觉地理想化地选择自己的生存环境,在一种“笃信好学,守死善道”的节操下为百姓做出表率,进而实现了孔子所倡导的“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的境界。同时,学人还要不断地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不断地向着更高的理想境界攀登,也就是孔子所说的“见贤思齐”、“就有道而正焉”。
3 谦虚好学的精神
对于知识的执着追求是孔子一生的志向,因此在孔子倡导的学人道德观中,关于勤奋好学的论述比比皆是:“吾尝终日不食,昼夜不寐,以思,无益,不如学矣。”“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孔子认为学习积累着知识的能量,提升着人的道德修养,也使人的身心得到最大愉悦,“学然后知不足”、“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朝闻道,夕死可矣”等名言,都体现着孔子的好学品质。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孔子特别提倡谦虚的美德,他认为学习态度应当是诚实的,在知识面前人人平等,没有虚假和清高:“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其而改之。”在不断的学习中,在弃恶扬善的过程中,学人的道德品质自然会提高到孔子所说的“文、行、忠、信”的道德高度。
四 为人子之道德
在探求为君王之道德、为学人之道德的同时,作为中国伦理道德的奠基者的孔子,也特别关注着“孝”道理论。中国人以孝治天下,孝是和谐社会、和谐家庭、和谐人际关系的必要因素,孝行也是考量一个人的道德水准的标杆,更在后世成为一种进身仕途的途径,因此孔子的学生多次向孔子请教孝道,孔子也力赞古人的孝行,并回答了如何为人之子、如何对父母尽孝道的具体做法。如“父母在,不远游”、“弟子出则孝,入则悌”、“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等论述,都是先秦时典型的孝道标准。孔子要求儿女既要服从于父母,在生活上赡养父母,更要在精神上仿效父母、尊重父母:“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儿女服从父母就形成家庭内部的和谐关系,从而也平衡了整个宗法制度的基础,同时还使人子从“孝”中学会了日后侍奉国君的道德,树立了忠孝意识,“始于事亲,中于事君”,这一个“孝”字,可谓意义深远。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孔子的道德观虽然从商王朝的“天命观”脱胎而出,但已改变为带有强烈的人文意识的道德观念,并已从维系政权统治的狭隘视角,拓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而且春秋时期充分发展的自我意识使孔子认识到,要想在某个领域取得成功,就必须对自己行为有所规范,也就是要遵从一定的道德标准,于是孔子的道德观以前代的天命观为源,渐次演变成全面维持社会秩序的一种道德体系,并为后世的道德观念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正如美国学者迈克尔·H·哈特博士在《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 人》中评价道:“在孔子看来,两个最重要的德行是‘仁’和‘礼’,是贤者行为的标准,‘仁’有时被解释成‘爱’,但更为确切的解释是‘与人为善’……然而孔子学说不仅仅是中国官僚的正式学说,而且孔子的理想也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孔子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和思想长达两千年之久。”
参考文献:
[1] 李泽厚:《论语今读》,三联书店,2004年版。
[2] 邓思平:《经验主义的孔子道德思想及其历史演变》,巴蜀书社,2000年版。
[3] 宋希仁:《道德观通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4] 李玉洁:《先秦诸子思想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简介:
姜万生,1954—,男,吉林长春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单位:吉林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吕显昌,1951—,男,吉林长春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单位:吉林大学应用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