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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联绵字观念所表现出的“联绵字—双音单纯词”说向有争议，已形成肯定派与否定派。许惟贤（1988）、陈瑞衡（1989）、李运富（1991）、白平（2002：152－169）等否定派学者考察了语文学史上的“联绵字”及相关术语，发现它们从不区别单纯词与合成词，大致相当于现代词汇学中的“双音词”。肯定派学者从现代联绵字观念出发，则认定部分合成词语素融合，遂变成了联绵字—双音单纯词。此即所谓“联绵字语素融合”说。笔者至愚，每见此说总不免疑惑，见的多了，疑惑也多了，便希望求教于达人。行文中若有一得之愚，亦略作叙述，望读者批评指正。下面以时间顺序排列各家观点。
（1）在语言发展过程中，由于一些词和词素消亡了，或者形、音、义发生了演变，有的词可能跟它所由形成的词失去语义联系而“孤立”起来，从而它的内部形式也就变得暧昧不明，以致为人们所遗忘。……有时候，合成词由于语音和结构发生了大的变化而成了单纯词，它的内部形式也就从人们的语言意识里消失了。例如：英语barn……。这个过程就是所谓“词素的溶合”。
（2）“琵琶”本作“批把”，我们是否可以依据“推手前”，“引手却”（《释名》），把“琵”和“琶”都看作语素呢？从“批把”到“琵琶”，字形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人们语感的变化。在现代汉语中，“琵琶”这两个音节已经成为囫囵一团，依依不可分割的单语素词了。
（3）今人便悟出了同义或近义的并列复合
词由于长期连用而结构凝固，形成了联绵词。
（4）合成词（包括合成词和词组）组合之初，其词源结构对音义的指示作用是很显著的，通过其逻辑语法关系就可了解其表达的内容。但这种指示作用不能永久保持下去，所指的改变，语音的变异等都可能使词源结构指示意义的作用不同程度失效。……词源结构模糊的极至会造成非联绵结构理据的完全失落，从而与其他词失去联络，完全孤立起来，变为单纯性的联绵词。
（5）有一些联绵词来自于同义或近义语素
联合构成的双音节复合词。这种同义近义单音词连用构成的复合词，由于在历史语变的发展中，各自独立的词素义逐渐融合成一个词素义，这个词素义又逐渐与词形分离，或者两个用通假方法“上下同义”构成的复合词，由于通假义因形义的分离而逐渐脱离，这些都使得构词理据变得模糊不清，词源失落而不可考证，因而便成为一个不可分训的联绵词。
（6）如果复音词的语素义能够直接体现词
义，语素义与词义具有“表层”的联系，应视为合成词；如果语素义不能够直接体现词义，构成的语素已经融合成一个整体，语素义与词义仅仅有“深层（或语源）”上的联系，如那些字面意义隐没的所谓“联绵词（字）”，应视为单纯词。①
上引六例都是从肯定派同类文字中选出的。例（1）作者著文向守现代联绵字观念，而在这里却没举汉语例。可是，向后持“联绵字—双音单纯词”说论联绵字之来历者多以它为理论根据（只是将“溶合”改成了“融合”或换了别的说法），而所举例子却无一当其说。试问：汉语里究竟有没有当其说的例子？（看下文论述，可知“联绵字语素融合”说存在悖论，无法举出当其说的例子。）另外，例（1）的理论也只是引进，本文暂不讨论它本身的问题，被用于汉语研究所暴露的问题将于此后各例分析中谈到。
例（2）是利用例（1）理论解决汉语研究具体问题的例子，但要成立，尚须回答以下问题：第一，为什么不能依据“推手前”“引手却”，而把“琵”“琶”这两个汉字记录的语言单位看成语素？②第二，何以见得“从‘批把’到‘琵琶’，字形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人们语感的变化”？能否把历史上用分化字表记某义造成的古今字形之异简单归因于语感问题？第三，判断复音词的语素构成情况能不能凭语感？一个词，如果一部分人凭语感说它是单纯词，另一部分人凭语感说它不是单纯词，能不能说它既是单纯词又不是单纯词？第四，合成词之为合成词，能因为研究者感觉不到它为合成词就变成单纯词了？客观存在能否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第五，吕叔湘（1979）说：“辨认语素跟读没读过古书有关系。读过点古书的人在大小问题上倾向于小，在异同问题上倾向于同。”赵元任则指出：辨认语素，“比较可取的办法是采用读书识字的人的最大限度的分析”。③因为，“采用语文修养较高的人最大限度的分析比较容易取得一致的结果”，否则便“答案大有分歧”。④如果判定语素要凭语感，吕叔湘和赵元任怎么会这么说？第六，“在现代汉语中，‘琵琶’这两个音节已经成为囫囵一团，依依不可分割”就是“单语素词”了？词义具有整体性特点，如“道德”不是“道路品德”，“道地”不是“道路土地”，是“道德”“道地”也“囫囵一团，依依不可分割”了，能判它们为“单语素词”？
例（3）只讲“并列复合词”变成“联绵词”（单纯词），且说是“今人悟出”的，但仍有疑点：“同义或近义的并列复合词由于长期连用”固然会“结构凝固”，然而，结构凝固怎么就成了单纯词呢？汉语里结构已经凝固了的并列复合词何止千万，都已变成单纯词了？否则，又以什么标准分清其中哪些是单纯词哪些不是单纯词？其实，促进复合词结构凝固的因素不止时间。如用两个非成词语素造的词，一成词结构就凝固了，该怎么算？又如，用借喻创造的双音词，大多一成词，结构因词义转移而凝固了，又该怎么算？不错，作者书中所举例词多较难辨，但能不能以难辨与否作判定标准？不错，作者还照同类著作的做法讲了所举联绵字的语音联系、多种书写形式等特点，然而，这些特点与所论联绵字是否单纯词有什么关系？若非囿于成说，谁会为证明联绵字是单纯词而强调这些“特点”呢？
对例（4）的疑问：第一，照例（4）的观点，爆料、背飞、初妹、拆小、接驳、零和、驴友、闷骚、猛料、面霸、情治、缩微、秀逗、月嫂、云吞、作女等近年流行的词当不难理解。其实不然。能否判它们为单纯词？第二，有些方言词进入普通话后，不能照普通话理解其字面意思，如拍拖、拥趸、走光等，能说它们在方言里合乎例（4）观点是合成词，而在普通话里不合例（4）观点是单纯词吗？第三，所谓“这种指示作用不能永久保持下去”是在多大范围内说的？许伟建《上古汉语词典》中收的上下、上帝、下民、人民、公子、曾孙、先王、先后、北土、左右、士女、嘉宾、寿考、大水、大事、天子、天命、夫人、兄弟、吉日、四方、后人、宗庙、宾客、子孙、来日、正月、日夜、父兄、朝夕、黄牛、社稷、百工、白金、鳏寡、鬼神、长子、丰年、万民、听命等词，多有3000年左右的历史了，它们的“这种指示作用”为什么至今清清楚楚？第四，词汇史上双音词所指的改变，一旦改变了原词结构，就变成另一个词了，且一定是合成词，谁能举出汉语合成词真正变成了单纯词的例子，哪怕只举一个？至于语音的变异，那是常事。如上举“上下”等，隋唐音已不同于上古音，今音又不同于隋唐音了，然而它们“词源结构指示意义的作用”失效了吗？第五，认为部分单纯词来自合成词的学者，所举例词果真词源结构模糊了，又怎么知道这些词来自合成词？既然已经知道它们本为合成词，又为什么一定要屈从现代联绵字观念而硬说是单纯词？
例（5）继承并发挥了例（4）观点，因而可疑之处最多。第一，那“各自独立的词素义逐渐融合成一个词素义”的动因是什么？标志又是什么？第二，到底是它融合了呢，还是研究者辨不清？如果是后者，那就老实承认，暂付阙如，为什么偏要说人家“融合”了呢？第三，“词素义”怎么会“逐渐与词形分离”？是怎样分离的？讲“分离”，则无如词义转移者；它会不会令合成词变成单纯词？第四，对于某些词，多数人看不出其构词理据了，且懒得考察，便说它是单纯词，而少数人却考得它是合成词，能不能让他们少数服从多数？第五，“词源”怎么会“失落”？既成的事实怎么说“失落”就失落了？原历史教科书上说中华民族有四千年的文明史，后来说五千年，说那一千年原来未考出可以，说失落了则不可以。同理，研究词的语素构成而动辄讲“词源失落”亦不可。第六，常见研究现代汉语者说“蝴蝶”等是单纯词，而研究古汉语者却说是合成词，能否全不同学者之说而定它个“多样性身份”？第七，这段话中的“不可分训”四字本出自王念孙笔下。差不多所有信守现代联绵字观念者都引王氏“不可分训”为证，但人们错误地理解了王氏的“不可分训”。王氏原话是“凡连语之字，皆上下同义，不可分训。说者望文生义，往往穿凿而失其本指”（见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第十六·连语》）。王氏这番话本是在反对颜师古等古代注家“拆骈为单”的情况下说的。他接下来举了23条连语例词，照他的分析全部是合成词。而人们举王氏“不可分训”之语证明其所信守的现代联绵字观念，不仅不看王氏是怎样分析其所举23条例词的，而且连原话中“皆上下同义”之语也给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至于说“两个用通假方法‘上下同义’构成的复合词，由于通假义因形义的分离而逐渐脱离”云云，则是把用字现象和构词问题混为一谈，让用字现象来说明构词问题，就更让人不敢苟同了。至此，联系上面几例的情况可以看到，一种理论如果只是主观的东西，论者越想论证全面，就越是捉襟见肘，漏洞百出。这一事实也充分暴露了附会之途的危险。
对例（6）的疑问：第一，复音词的语素义能否直接体现词义云云，是以什么标准和什么手段测定的？对于某复音词，会不会出现有人说它语素义直接体现词义，有人反是的情况？那样的话，该判它为合成词呢还是单纯词？第二，如果一个复音词有两个意思，一个符合例（6）分号前的标准，一个符合其后面的标准，该怎么办？如“吃树皮，嚼草根”中的“草根”很好理解，说它“语素义能够直接体现词义”当不会有什么异议，这样说来它便是一个合成词。然而，近年流行的“草根意识”“草根情结”“草根民主”“草根经济”“草根银行”“草根文学”“草根运动”等话语中的“草根”是什么意思？其语素义能直接体现词义吗？是否又该判它为单纯词了？第三，“那些字面意义隐没的所谓‘联绵词（字）’，应视为单纯词”，而那些“语素义不能够直接体现词义”但又不是“字面意义”完全“隐没”的词，如上文所列的背飞、初妹、拆小、零和、闷骚、缩微、秀逗、云吞等，又该怎么处理？如果把它们判为单纯词，人们要问：这些用复合法创造的新词，怎么一产生就变成单纯词了？或者说复合法也可用来创造单纯词？如果不把它们视为单纯词，它们“构成的语素已经融合成一个整体”了，至少要比例（6）文章之下文讲“语素的融合与变异”时所举的例子（如“救火”等）更融合了，又当怎么解释？第四，有的复音词，其“语素义不能够直接体现词义”，我们却可以断定它是合成词。这一类的双音词如跋扈、蹭蹬、措大、出落、拍花、拍拖等等，可谓举不胜举，恕不详析。进一步讲，不仅双音词，三音节或三音节以上的词，其“语素义不能够直接体现词义”者，又该怎么处理？为了节省篇幅，这里只举一个三音节词的例子。唐代来俊臣造了十种大枷，第三种名曰“突地吼”，这个“突地吼”不可能有谁认作单纯词。《汉语大词典》释之曰：“唐代的一种残酷刑具。”而这一解释用于其他九种刑具行不行？看来，“突地吼”的语素义不能直接体现词义了。然而，能判它为单纯词吗？由此看来，尽管语言片段越长语义越显豁，可是连某些三音节复合词的语素义也不能直接体现词义了，何况双音节的呢？然则以语素义能否直接体现词义判断复音词是否合成词怎么可以？第五，如果语素义与词义仅有深层上的联系者为单纯词，字面意义未隐没者为合成词，这与所谓替代法相比，不仅没有提高科学性，而且没有替代法的可操作性，而替代法尚不足恃，何况等而下之者？
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例（6）所在的那篇文章上文持“融合”论判定复音词语素构成，下文用了不少篇幅讲“语素的融合与变异”，而考证的所有例词如救火、养病、遑暇、哀思、忧劳等都算不得单纯词。看其行文，非不用力，而终悖于例（6）观点者，是持“联绵字—双音单纯词”说者认定合成词语素融合而成单纯词的流行观点不能证实，而只能证其伪也。
还有人说：“联绵词既然是一种单纯词，那么它和同义合成词的性质完全不同。即使有一部分联绵词上下字存在同义关系，分开训解似乎也讲得通，如《诗经》中的‘辗转、曲局、跋涉’等，但它们并不等于两字意义的简单相加。如‘辗转’指反复不定貌，不是简单的转动义。‘曲局’是卷曲的样子，不是一般的弯曲。‘跋涉’形容旅途辛苦，也不等于一般的跋山涉水。因此，不管是单纯式的联绵词，还是联合式的联绵词，都具有表义单一、不可拆释的本质特征。任何分拆训释联绵词的做法都是错误的。”这段话时过八年还为人所引用（见《中国语文》2007年第3期第
267—268页），在同类文字中也很有代表性。它充分传达出作者在“联绵词既然是一种单纯词”之先入为主的思想规定下，为附会流行的“联绵字—双音单纯词”说而不惜把合成词词义的整体性与单纯词的单语素特点混为一谈的信息，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肯定派文章的共性。
撰后语上文给读者的印象可能是不少地方语焉不详，甚至是挂一漏万。这的确需要向读者道歉，但也的确是不得已的事。第一，现代联绵字理论的核心理论本属特定历史背景下的虚构（详拙作《现代联绵字观念的来历》、《中国现代语言学早期的联绵字观念》，2007），从一开始即土洋交混，认识荒唐，观点诡诞，方法悖谬。到后来，臆说纷呈，内容庞杂；三人成虎，愈演愈烈；影响广泛，危害严重。这些，大约需要二十二三篇文章方能言其大概，这篇短文只能略道其一。第二，笔者已经从不同角度对现代联绵字理论问题发表了一些粗浅看法，详见拙作2004、2005、2007五篇，本文无需重复。第三，还有十多篇讨论现代联绵字理论问题的文章将陆续发表，本文一些该讨论而未来得及讨论的问题是在这些文章中讨论的，届时还望读者批评指正。
这里要特别感谢尉迟治平教授及《语言研究》的匿名审稿专家。2004年春，我将《“联绵字—双音单纯词”说的由来及负面影响》寄上《语言研究》，但到暑假离开河南师大时未及时告知，编辑部将拟用通知寄到河南，要求把稿子压缩到八页之内，并附有匿名审稿专家所提出的详细的修改意见。后来这封信转来时已经太晚了，但其修改意见一直在启发和指导我深入研究现代联绵字理论问题，尉迟教授及其编委、匿名审稿专家认真负责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在为学的道路上不断求真。祝他们永葆学术青春！
注释
①上引例（1）见《语言研究》1981年创刊号《关于词的“内部形式”》；例（2）见《语言文字应用》1994年第3期《索绪尔的语言观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发展——“现代语言学在中国”座谈会纪要》；例（3）见《联绵词概论》第65页（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例（4）见《古汉语研究》2000年第2期《联绵词研究的历史观与非历史观》；例（5）见《玉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1期《“联绵词”辨》；例（6）见《中国语文》2007年第3期《论语素的大小与层级、融合与变异》。按：本文只就持“联绵字—双音单纯词”说者之“共识”讨论问题，不针对任何个人，因而凡不认同的文章观点，均不及作者名讳。
②照吕叔湘汉语史分期观点讲，不仅古汉语中“琵”“琶”各是一个语素，它们在近代汉语中仍然各是一个语素。如《新唐书·李瑀传》：“（瑀）又闻康昆仑奏琵琶，曰：‘琵声多，琶声少，是未可弹五十四丝大絃也。’乐家以自下逆鼓曰琵，自上顺鼓曰琶。”宋周紫芝《琵琶二绝》诗之一：“捍拨难传不尽情，琵声裁尽继琶声。”《续通典·卷一百二十〈刑·峻酷〉》：“（汪）直即捕（杨）昱、（董）玙拷讯，三琵之，骨节皆寸解。”并且，今天的器乐师仍将自下逆弹谓之琵，自上顺弹谓之琶。
③④分别见赵元任著、吕叔湘译《汉语口语语法》第79、94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参考文献
［1］白平《汉语史研究新论》，书海出版社，2002
［2］陈瑞衡《当今“联绵字”：传统名称的“挪用”》，《中国语文》1989第4期
［3］李运富《是误解不是“挪用”——兼谈古今联绵字观念上的差异》，《中国语文》1991第5期
［4］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1979
［5］许惟贤《论联绵字》，《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6］沈怀兴《“双声叠韵构词法”说辨正》，《汉字文化》2004年第1期
［7］沈怀兴《〈汉语大词典〉“连语”释义补正》，《辞书研究》2005年第3期
［8］沈怀兴《现代联绵字观念的来历》，《中国语研究》2007年总第49期
［9］沈怀兴《由“慨而慷”看“慷慨”的构成》，《汉字文化》2007年第2期
［10］沈怀兴《〈联绵字典〉的收词及相关问题》，《辞书研究》2007年第3期
［11］沈怀兴《“联绵字”及语文学史上的相关名词》，《古汉语研究》2007年第3期
［12］沈怀兴《中国现代语言学早期的联绵字观念》，《语文建设通讯》2007年总第89期
（通讯地址：315211 宁波大学中文系，作者为教授）
（1）在语言发展过程中，由于一些词和词素消亡了，或者形、音、义发生了演变，有的词可能跟它所由形成的词失去语义联系而“孤立”起来，从而它的内部形式也就变得暧昧不明，以致为人们所遗忘。……有时候，合成词由于语音和结构发生了大的变化而成了单纯词，它的内部形式也就从人们的语言意识里消失了。例如：英语barn……。这个过程就是所谓“词素的溶合”。
（2）“琵琶”本作“批把”，我们是否可以依据“推手前”，“引手却”（《释名》），把“琵”和“琶”都看作语素呢？从“批把”到“琵琶”，字形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人们语感的变化。在现代汉语中，“琵琶”这两个音节已经成为囫囵一团，依依不可分割的单语素词了。
（3）今人便悟出了同义或近义的并列复合
词由于长期连用而结构凝固，形成了联绵词。
（4）合成词（包括合成词和词组）组合之初，其词源结构对音义的指示作用是很显著的，通过其逻辑语法关系就可了解其表达的内容。但这种指示作用不能永久保持下去，所指的改变，语音的变异等都可能使词源结构指示意义的作用不同程度失效。……词源结构模糊的极至会造成非联绵结构理据的完全失落，从而与其他词失去联络，完全孤立起来，变为单纯性的联绵词。
（5）有一些联绵词来自于同义或近义语素
联合构成的双音节复合词。这种同义近义单音词连用构成的复合词，由于在历史语变的发展中，各自独立的词素义逐渐融合成一个词素义，这个词素义又逐渐与词形分离，或者两个用通假方法“上下同义”构成的复合词，由于通假义因形义的分离而逐渐脱离，这些都使得构词理据变得模糊不清，词源失落而不可考证，因而便成为一个不可分训的联绵词。
（6）如果复音词的语素义能够直接体现词
义，语素义与词义具有“表层”的联系，应视为合成词；如果语素义不能够直接体现词义，构成的语素已经融合成一个整体，语素义与词义仅仅有“深层（或语源）”上的联系，如那些字面意义隐没的所谓“联绵词（字）”，应视为单纯词。①
上引六例都是从肯定派同类文字中选出的。例（1）作者著文向守现代联绵字观念，而在这里却没举汉语例。可是，向后持“联绵字—双音单纯词”说论联绵字之来历者多以它为理论根据（只是将“溶合”改成了“融合”或换了别的说法），而所举例子却无一当其说。试问：汉语里究竟有没有当其说的例子？（看下文论述，可知“联绵字语素融合”说存在悖论，无法举出当其说的例子。）另外，例（1）的理论也只是引进，本文暂不讨论它本身的问题，被用于汉语研究所暴露的问题将于此后各例分析中谈到。
例（2）是利用例（1）理论解决汉语研究具体问题的例子，但要成立，尚须回答以下问题：第一，为什么不能依据“推手前”“引手却”，而把“琵”“琶”这两个汉字记录的语言单位看成语素？②第二，何以见得“从‘批把’到‘琵琶’，字形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人们语感的变化”？能否把历史上用分化字表记某义造成的古今字形之异简单归因于语感问题？第三，判断复音词的语素构成情况能不能凭语感？一个词，如果一部分人凭语感说它是单纯词，另一部分人凭语感说它不是单纯词，能不能说它既是单纯词又不是单纯词？第四，合成词之为合成词，能因为研究者感觉不到它为合成词就变成单纯词了？客观存在能否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第五，吕叔湘（1979）说：“辨认语素跟读没读过古书有关系。读过点古书的人在大小问题上倾向于小，在异同问题上倾向于同。”赵元任则指出：辨认语素，“比较可取的办法是采用读书识字的人的最大限度的分析”。③因为，“采用语文修养较高的人最大限度的分析比较容易取得一致的结果”，否则便“答案大有分歧”。④如果判定语素要凭语感，吕叔湘和赵元任怎么会这么说？第六，“在现代汉语中，‘琵琶’这两个音节已经成为囫囵一团，依依不可分割”就是“单语素词”了？词义具有整体性特点，如“道德”不是“道路品德”，“道地”不是“道路土地”，是“道德”“道地”也“囫囵一团，依依不可分割”了，能判它们为“单语素词”？
例（3）只讲“并列复合词”变成“联绵词”（单纯词），且说是“今人悟出”的，但仍有疑点：“同义或近义的并列复合词由于长期连用”固然会“结构凝固”，然而，结构凝固怎么就成了单纯词呢？汉语里结构已经凝固了的并列复合词何止千万，都已变成单纯词了？否则，又以什么标准分清其中哪些是单纯词哪些不是单纯词？其实，促进复合词结构凝固的因素不止时间。如用两个非成词语素造的词，一成词结构就凝固了，该怎么算？又如，用借喻创造的双音词，大多一成词，结构因词义转移而凝固了，又该怎么算？不错，作者书中所举例词多较难辨，但能不能以难辨与否作判定标准？不错，作者还照同类著作的做法讲了所举联绵字的语音联系、多种书写形式等特点，然而，这些特点与所论联绵字是否单纯词有什么关系？若非囿于成说，谁会为证明联绵字是单纯词而强调这些“特点”呢？
对例（4）的疑问：第一，照例（4）的观点，爆料、背飞、初妹、拆小、接驳、零和、驴友、闷骚、猛料、面霸、情治、缩微、秀逗、月嫂、云吞、作女等近年流行的词当不难理解。其实不然。能否判它们为单纯词？第二，有些方言词进入普通话后，不能照普通话理解其字面意思，如拍拖、拥趸、走光等，能说它们在方言里合乎例（4）观点是合成词，而在普通话里不合例（4）观点是单纯词吗？第三，所谓“这种指示作用不能永久保持下去”是在多大范围内说的？许伟建《上古汉语词典》中收的上下、上帝、下民、人民、公子、曾孙、先王、先后、北土、左右、士女、嘉宾、寿考、大水、大事、天子、天命、夫人、兄弟、吉日、四方、后人、宗庙、宾客、子孙、来日、正月、日夜、父兄、朝夕、黄牛、社稷、百工、白金、鳏寡、鬼神、长子、丰年、万民、听命等词，多有3000年左右的历史了，它们的“这种指示作用”为什么至今清清楚楚？第四，词汇史上双音词所指的改变，一旦改变了原词结构，就变成另一个词了，且一定是合成词，谁能举出汉语合成词真正变成了单纯词的例子，哪怕只举一个？至于语音的变异，那是常事。如上举“上下”等，隋唐音已不同于上古音，今音又不同于隋唐音了，然而它们“词源结构指示意义的作用”失效了吗？第五，认为部分单纯词来自合成词的学者，所举例词果真词源结构模糊了，又怎么知道这些词来自合成词？既然已经知道它们本为合成词，又为什么一定要屈从现代联绵字观念而硬说是单纯词？
例（5）继承并发挥了例（4）观点，因而可疑之处最多。第一，那“各自独立的词素义逐渐融合成一个词素义”的动因是什么？标志又是什么？第二，到底是它融合了呢，还是研究者辨不清？如果是后者，那就老实承认，暂付阙如，为什么偏要说人家“融合”了呢？第三，“词素义”怎么会“逐渐与词形分离”？是怎样分离的？讲“分离”，则无如词义转移者；它会不会令合成词变成单纯词？第四，对于某些词，多数人看不出其构词理据了，且懒得考察，便说它是单纯词，而少数人却考得它是合成词，能不能让他们少数服从多数？第五，“词源”怎么会“失落”？既成的事实怎么说“失落”就失落了？原历史教科书上说中华民族有四千年的文明史，后来说五千年，说那一千年原来未考出可以，说失落了则不可以。同理，研究词的语素构成而动辄讲“词源失落”亦不可。第六，常见研究现代汉语者说“蝴蝶”等是单纯词，而研究古汉语者却说是合成词，能否全不同学者之说而定它个“多样性身份”？第七，这段话中的“不可分训”四字本出自王念孙笔下。差不多所有信守现代联绵字观念者都引王氏“不可分训”为证，但人们错误地理解了王氏的“不可分训”。王氏原话是“凡连语之字，皆上下同义，不可分训。说者望文生义，往往穿凿而失其本指”（见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第十六·连语》）。王氏这番话本是在反对颜师古等古代注家“拆骈为单”的情况下说的。他接下来举了23条连语例词，照他的分析全部是合成词。而人们举王氏“不可分训”之语证明其所信守的现代联绵字观念，不仅不看王氏是怎样分析其所举23条例词的，而且连原话中“皆上下同义”之语也给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至于说“两个用通假方法‘上下同义’构成的复合词，由于通假义因形义的分离而逐渐脱离”云云，则是把用字现象和构词问题混为一谈，让用字现象来说明构词问题，就更让人不敢苟同了。至此，联系上面几例的情况可以看到，一种理论如果只是主观的东西，论者越想论证全面，就越是捉襟见肘，漏洞百出。这一事实也充分暴露了附会之途的危险。
对例（6）的疑问：第一，复音词的语素义能否直接体现词义云云，是以什么标准和什么手段测定的？对于某复音词，会不会出现有人说它语素义直接体现词义，有人反是的情况？那样的话，该判它为合成词呢还是单纯词？第二，如果一个复音词有两个意思，一个符合例（6）分号前的标准，一个符合其后面的标准，该怎么办？如“吃树皮，嚼草根”中的“草根”很好理解，说它“语素义能够直接体现词义”当不会有什么异议，这样说来它便是一个合成词。然而，近年流行的“草根意识”“草根情结”“草根民主”“草根经济”“草根银行”“草根文学”“草根运动”等话语中的“草根”是什么意思？其语素义能直接体现词义吗？是否又该判它为单纯词了？第三，“那些字面意义隐没的所谓‘联绵词（字）’，应视为单纯词”，而那些“语素义不能够直接体现词义”但又不是“字面意义”完全“隐没”的词，如上文所列的背飞、初妹、拆小、零和、闷骚、缩微、秀逗、云吞等，又该怎么处理？如果把它们判为单纯词，人们要问：这些用复合法创造的新词，怎么一产生就变成单纯词了？或者说复合法也可用来创造单纯词？如果不把它们视为单纯词，它们“构成的语素已经融合成一个整体”了，至少要比例（6）文章之下文讲“语素的融合与变异”时所举的例子（如“救火”等）更融合了，又当怎么解释？第四，有的复音词，其“语素义不能够直接体现词义”，我们却可以断定它是合成词。这一类的双音词如跋扈、蹭蹬、措大、出落、拍花、拍拖等等，可谓举不胜举，恕不详析。进一步讲，不仅双音词，三音节或三音节以上的词，其“语素义不能够直接体现词义”者，又该怎么处理？为了节省篇幅，这里只举一个三音节词的例子。唐代来俊臣造了十种大枷，第三种名曰“突地吼”，这个“突地吼”不可能有谁认作单纯词。《汉语大词典》释之曰：“唐代的一种残酷刑具。”而这一解释用于其他九种刑具行不行？看来，“突地吼”的语素义不能直接体现词义了。然而，能判它为单纯词吗？由此看来，尽管语言片段越长语义越显豁，可是连某些三音节复合词的语素义也不能直接体现词义了，何况双音节的呢？然则以语素义能否直接体现词义判断复音词是否合成词怎么可以？第五，如果语素义与词义仅有深层上的联系者为单纯词，字面意义未隐没者为合成词，这与所谓替代法相比，不仅没有提高科学性，而且没有替代法的可操作性，而替代法尚不足恃，何况等而下之者？
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例（6）所在的那篇文章上文持“融合”论判定复音词语素构成，下文用了不少篇幅讲“语素的融合与变异”，而考证的所有例词如救火、养病、遑暇、哀思、忧劳等都算不得单纯词。看其行文，非不用力，而终悖于例（6）观点者，是持“联绵字—双音单纯词”说者认定合成词语素融合而成单纯词的流行观点不能证实，而只能证其伪也。
还有人说：“联绵词既然是一种单纯词，那么它和同义合成词的性质完全不同。即使有一部分联绵词上下字存在同义关系，分开训解似乎也讲得通，如《诗经》中的‘辗转、曲局、跋涉’等，但它们并不等于两字意义的简单相加。如‘辗转’指反复不定貌，不是简单的转动义。‘曲局’是卷曲的样子，不是一般的弯曲。‘跋涉’形容旅途辛苦，也不等于一般的跋山涉水。因此，不管是单纯式的联绵词，还是联合式的联绵词，都具有表义单一、不可拆释的本质特征。任何分拆训释联绵词的做法都是错误的。”这段话时过八年还为人所引用（见《中国语文》2007年第3期第
267—268页），在同类文字中也很有代表性。它充分传达出作者在“联绵词既然是一种单纯词”之先入为主的思想规定下，为附会流行的“联绵字—双音单纯词”说而不惜把合成词词义的整体性与单纯词的单语素特点混为一谈的信息，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肯定派文章的共性。
撰后语上文给读者的印象可能是不少地方语焉不详，甚至是挂一漏万。这的确需要向读者道歉，但也的确是不得已的事。第一，现代联绵字理论的核心理论本属特定历史背景下的虚构（详拙作《现代联绵字观念的来历》、《中国现代语言学早期的联绵字观念》，2007），从一开始即土洋交混，认识荒唐，观点诡诞，方法悖谬。到后来，臆说纷呈，内容庞杂；三人成虎，愈演愈烈；影响广泛，危害严重。这些，大约需要二十二三篇文章方能言其大概，这篇短文只能略道其一。第二，笔者已经从不同角度对现代联绵字理论问题发表了一些粗浅看法，详见拙作2004、2005、2007五篇，本文无需重复。第三，还有十多篇讨论现代联绵字理论问题的文章将陆续发表，本文一些该讨论而未来得及讨论的问题是在这些文章中讨论的，届时还望读者批评指正。
这里要特别感谢尉迟治平教授及《语言研究》的匿名审稿专家。2004年春，我将《“联绵字—双音单纯词”说的由来及负面影响》寄上《语言研究》，但到暑假离开河南师大时未及时告知，编辑部将拟用通知寄到河南，要求把稿子压缩到八页之内，并附有匿名审稿专家所提出的详细的修改意见。后来这封信转来时已经太晚了，但其修改意见一直在启发和指导我深入研究现代联绵字理论问题，尉迟教授及其编委、匿名审稿专家认真负责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在为学的道路上不断求真。祝他们永葆学术青春！
注释
①上引例（1）见《语言研究》1981年创刊号《关于词的“内部形式”》；例（2）见《语言文字应用》1994年第3期《索绪尔的语言观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发展——“现代语言学在中国”座谈会纪要》；例（3）见《联绵词概论》第65页（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例（4）见《古汉语研究》2000年第2期《联绵词研究的历史观与非历史观》；例（5）见《玉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1期《“联绵词”辨》；例（6）见《中国语文》2007年第3期《论语素的大小与层级、融合与变异》。按：本文只就持“联绵字—双音单纯词”说者之“共识”讨论问题，不针对任何个人，因而凡不认同的文章观点，均不及作者名讳。
②照吕叔湘汉语史分期观点讲，不仅古汉语中“琵”“琶”各是一个语素，它们在近代汉语中仍然各是一个语素。如《新唐书·李瑀传》：“（瑀）又闻康昆仑奏琵琶，曰：‘琵声多，琶声少，是未可弹五十四丝大絃也。’乐家以自下逆鼓曰琵，自上顺鼓曰琶。”宋周紫芝《琵琶二绝》诗之一：“捍拨难传不尽情，琵声裁尽继琶声。”《续通典·卷一百二十〈刑·峻酷〉》：“（汪）直即捕（杨）昱、（董）玙拷讯，三琵之，骨节皆寸解。”并且，今天的器乐师仍将自下逆弹谓之琵，自上顺弹谓之琶。
③④分别见赵元任著、吕叔湘译《汉语口语语法》第79、94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参考文献
［1］白平《汉语史研究新论》，书海出版社，2002
［2］陈瑞衡《当今“联绵字”：传统名称的“挪用”》，《中国语文》1989第4期
［3］李运富《是误解不是“挪用”——兼谈古今联绵字观念上的差异》，《中国语文》1991第5期
［4］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1979
［5］许惟贤《论联绵字》，《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6］沈怀兴《“双声叠韵构词法”说辨正》，《汉字文化》2004年第1期
［7］沈怀兴《〈汉语大词典〉“连语”释义补正》，《辞书研究》2005年第3期
［8］沈怀兴《现代联绵字观念的来历》，《中国语研究》2007年总第49期
［9］沈怀兴《由“慨而慷”看“慷慨”的构成》，《汉字文化》2007年第2期
［10］沈怀兴《〈联绵字典〉的收词及相关问题》，《辞书研究》2007年第3期
［11］沈怀兴《“联绵字”及语文学史上的相关名词》，《古汉语研究》2007年第3期
［12］沈怀兴《中国现代语言学早期的联绵字观念》，《语文建设通讯》2007年总第89期
（通讯地址：315211 宁波大学中文系，作者为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