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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教育学会与政府之关系随社会变迁呈现动态轨迹。政府通过颁订法律法规，既为教育学会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又力图将其活动制约在“学术研究”框架内，体现出社会管理者的权威及对教育学会职能的认知；教育学会据此调适自身行动、“顺应”政府要求理所当然，但由于彼此在理念与行动上并非完全合拍，“抗争”势必难免。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教育诉求，则热切呼唤着教育学会与政府间的互动与合作，以推进教育学术与教育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