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酷似贾樟柯的小男孩名叫王憨，在经历了将近120分钟的沉闷放映后，他终于在电影里迎来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节点—似是而非地目睹了一次行刑，以及，首次被爸爸妈妈发现有了梦遗的痕迹。
　　一次死亡，一次成长，形成了一组饶有深意的对照，不过，这在世界电影里似乎了无新意，几乎所有的青春成长电影都是这么拍的，性和暴力铺就了所谓“青春物语”的主轴，无非是重心和地气上的差异而已。当然，《我11》并不是非常典型的青春片—11岁的年纪，严格地说还在青春的门槛上，“亚青春”的指称恐怕更加合适。
　　《我11》是一部合拍片，甚至被不少人称为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法合拍电影”，不过，除了资金和技术支持，我们在片中找不到丝毫的法兰西痕迹。对导演王小帅来说，这就是他的一部自传，片中的王憨就对应着当年的王小帅。由于个人经历使然，王小帅对“三线”题材情有独钟，在《青红》之后，《我11》接踵而至，据说，这都是导演“三线自传”三部曲的组成部分（接下来的计划尚未公布）。
　　遗憾的是，如果你看过《青红》，《我11》的趣味恐怕要大打折扣，同样的题材和故事内核，再被咀嚼一次，是不是有点寡淡？恶毒一点说，《我11》就像是《青红》的一部番外篇；更恶毒一点说，如果剪掉那些拖沓、重复的情节，《我11》就是一部为《青红》作营销宣传的微电影。
　　故事的调性有点奇怪，平稳，压抑，似乎想说点什么，却欲言又止，当然这也是一种叙事技巧，但火候很难拿捏—当你想绕到直白的故事后面看看，却发现空无一物。从技术层面来说，美术、表演、剪辑、摄影，都没有问题，不过，当所有的元素组接成一部电影时，总是会觉得哪里文不对题。不过我相信，对于有过“三线”记忆的观众来说，他们应该能从《我11》里找到熟悉的味道—在还原历史场景上，本片做得十分到位。
　　《我11》里其实有一条极具张力的故事线，当王憨跟那个潜逃的杀人犯搭上关系后，戏剧冲突的导火索其实已经被埋下，但导火索燃尽，我们却没听到那声爆炸—在整部影片中，我们始终在通过王憨的眼睛看世界，从头到尾是个边缘的旁观者，所有的矛盾冲突都是被虚写的，而王憨在片中所遭遇的诸桩事件，则更像是叙事散文一般，并没有集中的线索，领操、白衬衣、杀人犯、打架、出卖，真的很类似初中生们的日记流水账。
　　《我11》是一部关于记忆的电影，而且跟当下的中国也有着不无真切的勾连，但片中对过去那个时代的表述，总缺少一股精气神，仿似脱了水般萎靡蔫缩。不是不能虚写，虚写也可以饱蘸着情感脉动；再者，出于可以理解的顾虑，描写“文革”时期的故事避实就虚，也更有利于影片的上映—事实上，在《我11》白描式的剧情中，已经分明透露给观众一桩惊心动魄的大事：谢家女儿被“革命干部”强奸，谢家儿子报复杀人，并进一步要纵火烧厂；而这群来自上海的工人，挤在贵州山区的角落里，操着一口“不合时宜”的上海话，也已经勾勒出了那个时代的荒诞。
　　如果完全是为了偿还导演个人的心愿而拍，那《我11》就是一部不折不扣的“私电影”，这就意味着放弃了与广大观众沟通、交流。须知（公映的）电影总是有公共文化产品属性的，要让观众把生命中宝贵的时间耗费在黑乎乎的电影院里，是不是得有更好的理由？关于青春和成长，其实全世界都是相同的，这类电影的佼佼者，一定有着跨地域的广泛接受度。《阳光灿烂的日子》也是关于“文革”时期的青春故事，欧洲观众对其的喜爱，一点也不亚于国内。
　　记忆是有生命的，如果脱了水，或许能保存得更久，但内里那摄人心魄的力量，早已荡然无存。就像片中画室中的那束花，插在花瓶里，只是一个孤立的物件；而当父亲秉承印象派的理念带着王憨来到山间写生时，那些曼妙的光线照射在恣意生长的野花上，摇曳出不可名状的生命力量。
　　 也许，《我11》就缺这种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