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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才多艺的外乡人
1961年夏天我小学毕业,考入榆树县第四中学(现榆树市新立第一中学)读初中。开学四周后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我从学校回到家里,发现生产队里出现了许多陌生人,其中一个叫李修文的,身材魁梧高大、圆圆面庞,长着浓密络腮胡子的人,很引人注目。
李修文1926年出生,山东省临邑县人,高中文化,中学教师出身。那年7月,临邑县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水灾,老百姓纷纷外出逃难。李修文带着爱人和孩子闯关东,跟他的乡亲们一起来到我们村——当时叫榆树县福安公社夏宝大队。那时候,上边有明确指示,要求大、小队干部对逃难来的灾民必须积极接纳,尽可能地安排好他们的生活。包括李修文一家在内的十几户五六十口人,被安排到我们生产队落户。
李修文与妻子石忠芳一起和泥脱坯、绑秫秸把子,垒起了几乎没用木料、被称为“硬山到顶”的两间小草房。
1962年暑假的一天,我到李修文家串门,见他家的土墙上挂着厚厚的一沓64开草纸。拿到手里一看,原来是李修文自制的日历,公历、农历和24节气应有尽有,让我赞叹不已。
1964年,我考入长春市第六中学读高中。寒假回到家里,我看到李修文正在生产队长的带领下排练文艺节目。他会唱京剧,拉的一手好二胡,是生产队里的文艺骨干之一。他能够背诵诸葛亮的《出师表》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知道万有引力定律、排列组合以及意大利的画家达·芬奇……无论是诸子百家、三教九流,还是天文地理、奇闻轶事,我请教任何一个问题,他都对答如流。我由衷地佩服和崇拜这个学识渊博的外乡人。
二、原来是逃匿“右派”
1965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了。当时对外来户一律进行“外调”,调查的结果令人吃惊,李修文被确认为逃匿的右派分子。原来,李修文逃难到我们生产队以后,家庭出身自报地主,但隐瞒了自己是右派分子这个历史问题。从此他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结束不久,“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1967年夏天,大队把地富反坏右这些“五类分子”集中起来,由“群专”(“群众专政”的简称)干部和民兵押送到各个生产队去批斗。李修文当然在劫难逃。
所谓批斗,实际上就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一顿毒打。李修文晚上被抬回家时,已经面目全非、气息奄奄,将养了好长时间才能下地劳动。
武斗高潮过后,李修文的日子并没好过起来。他白天参加生产队里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还经常到各个生产队去送通知。那时候讲突出政治,大、小队干部会议非常多。生产队都没有电话,下通知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李修文有文化、记性好,于是无偿地送通知这个苦差事就非他莫属了。他没有自行车,送通知就靠两条腿步行。全大队有13个生产队,他一走就是小半宿。
三、给自己订了棺材,在生日那天自缢了
1968年9月,我作为“老三届”的一名学生,理所当然地回乡务农。1969年,我被派到外公社去搞“斗、批、改”。一次我请假回到家里,一进屋就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李修文于5月27日他生日那天,自缢了。那天他正好43周岁。
为了一家人的生存,他背井离乡,千里迢迢来到东北,谁料在这里仅仅生活了8年。
李修文上吊的那棵老柳树,就在屯子西北1公里的西长垅子地东头,现在早已不复存在。人们不愿看到这个不祥之物,李修文自尽后不久就被锯掉了。
李修文自尽的原因,当然与政治有直接联系。当时大家都不愿谈及这个敏感的话题。李修文生性乐观,热爱生活,他不能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但他忍受不了那种无尽无休的虐待。他看不到任何希望,于是断然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他给有关领导和亲属留下三封信,在给官方的一封信中引用了古人“罪不及妻孥”的话,希望各级领导善待他的妻子和孩子。这绝望中的祈求,听起来叫人撕心裂肺!
李修文去世后,家里买不起棺材。当时还没实行火化,生产队长派人到公社铁木社去为他订做棺材。去的人到铁木社说明来意后,铁木社的会计问他:“死者是不是夏宝五队的李修文?”去的人回答道:“正是。”会计说道:“昨天你们生产队已经来人给李修文订了一口棺材,说准备今天用,我们已经连夜做好了。”去的人感到奇怪,问道:“昨天来订棺材的那个人长的什么模样?”会计回答道:“高大魁梧,圆圆的脸,络腮胡子,50来岁。”去的人恍然大悟:“那个人就是李修文。”于是人们惊诧不已。
李修文自订了棺材,又到公社邮电支局给在黑龙江省图书馆工作的弟弟李修宇发了电报。电文言简意赅,只有10个字:修文已死,速来料理后事。
李修文与他的结发妻子石忠芳相濡以沫,情深意笃,对孩子更是疼爱有加,但是由于自己的存在,给亲人带来了无法摆脱的不幸和无奈。为了不再连累自己的亲人,他似乎早就下定了自行了断的决心。
他是在夜里妻子和孩子熟睡后离家自尽的。第二天早上,石忠芳在自己的枕边发现一大把卷好的纸烟,这是丈夫临终前留给她的最后的礼物。她预感到大事不好,马上求人四处寻找,但为时已晚。
李修文不但为自己安排了后事,而且还为妻子物色了第二任丈夫。他在去世前半个月,曾经对妻子说过:“一旦我先死了,你就嫁给王忠务。他为人厚道,对你和孩子们错不了。”王忠务是我们生产队的普通农民,人品很好,只是由于家里生活困难,40多岁还没娶上媳妇。石忠芳以为丈夫跟她开玩笑,当时也没在意。李修文自缢后,她才明白这是丈夫有意留下的遗嘱,于是带着三个孩子嫁给了王忠务。
有人说中国的右派分子大都是人类精英。从李修文这个人看来,我推断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如果没有1957年那场反右派斗争,没有史无前例的那场“文化大革命”运动,我相信李修文一定能为国家、为社会做出较大的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山东省临邑县委、县政府为李修文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同时决定恢复他的教师工作。可惜李修文此时撒手人寰已经整整10年了。
李修文多才多艺,尤其擅长音乐,曾把自己珍藏多年的两本广东音乐乐谱送给我。他比我年长21岁,我早想写点儿东西,纪念这位难以忘怀的忘年交,但是由于对他的籍贯、生卒时间等一些具体问题弄不准确,一直未能动笔。最近,我找到了修文在榆树实验高中工作的小女儿李春凌,她给我提供了有关情况,我终于了却了多年的心愿。
1961年夏天我小学毕业,考入榆树县第四中学(现榆树市新立第一中学)读初中。开学四周后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我从学校回到家里,发现生产队里出现了许多陌生人,其中一个叫李修文的,身材魁梧高大、圆圆面庞,长着浓密络腮胡子的人,很引人注目。
李修文1926年出生,山东省临邑县人,高中文化,中学教师出身。那年7月,临邑县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水灾,老百姓纷纷外出逃难。李修文带着爱人和孩子闯关东,跟他的乡亲们一起来到我们村——当时叫榆树县福安公社夏宝大队。那时候,上边有明确指示,要求大、小队干部对逃难来的灾民必须积极接纳,尽可能地安排好他们的生活。包括李修文一家在内的十几户五六十口人,被安排到我们生产队落户。
李修文与妻子石忠芳一起和泥脱坯、绑秫秸把子,垒起了几乎没用木料、被称为“硬山到顶”的两间小草房。
1962年暑假的一天,我到李修文家串门,见他家的土墙上挂着厚厚的一沓64开草纸。拿到手里一看,原来是李修文自制的日历,公历、农历和24节气应有尽有,让我赞叹不已。
1964年,我考入长春市第六中学读高中。寒假回到家里,我看到李修文正在生产队长的带领下排练文艺节目。他会唱京剧,拉的一手好二胡,是生产队里的文艺骨干之一。他能够背诵诸葛亮的《出师表》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知道万有引力定律、排列组合以及意大利的画家达·芬奇……无论是诸子百家、三教九流,还是天文地理、奇闻轶事,我请教任何一个问题,他都对答如流。我由衷地佩服和崇拜这个学识渊博的外乡人。
二、原来是逃匿“右派”
1965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了。当时对外来户一律进行“外调”,调查的结果令人吃惊,李修文被确认为逃匿的右派分子。原来,李修文逃难到我们生产队以后,家庭出身自报地主,但隐瞒了自己是右派分子这个历史问题。从此他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结束不久,“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1967年夏天,大队把地富反坏右这些“五类分子”集中起来,由“群专”(“群众专政”的简称)干部和民兵押送到各个生产队去批斗。李修文当然在劫难逃。
所谓批斗,实际上就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一顿毒打。李修文晚上被抬回家时,已经面目全非、气息奄奄,将养了好长时间才能下地劳动。
武斗高潮过后,李修文的日子并没好过起来。他白天参加生产队里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还经常到各个生产队去送通知。那时候讲突出政治,大、小队干部会议非常多。生产队都没有电话,下通知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李修文有文化、记性好,于是无偿地送通知这个苦差事就非他莫属了。他没有自行车,送通知就靠两条腿步行。全大队有13个生产队,他一走就是小半宿。
三、给自己订了棺材,在生日那天自缢了
1968年9月,我作为“老三届”的一名学生,理所当然地回乡务农。1969年,我被派到外公社去搞“斗、批、改”。一次我请假回到家里,一进屋就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李修文于5月27日他生日那天,自缢了。那天他正好43周岁。
为了一家人的生存,他背井离乡,千里迢迢来到东北,谁料在这里仅仅生活了8年。
李修文上吊的那棵老柳树,就在屯子西北1公里的西长垅子地东头,现在早已不复存在。人们不愿看到这个不祥之物,李修文自尽后不久就被锯掉了。
李修文自尽的原因,当然与政治有直接联系。当时大家都不愿谈及这个敏感的话题。李修文生性乐观,热爱生活,他不能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但他忍受不了那种无尽无休的虐待。他看不到任何希望,于是断然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他给有关领导和亲属留下三封信,在给官方的一封信中引用了古人“罪不及妻孥”的话,希望各级领导善待他的妻子和孩子。这绝望中的祈求,听起来叫人撕心裂肺!
李修文去世后,家里买不起棺材。当时还没实行火化,生产队长派人到公社铁木社去为他订做棺材。去的人到铁木社说明来意后,铁木社的会计问他:“死者是不是夏宝五队的李修文?”去的人回答道:“正是。”会计说道:“昨天你们生产队已经来人给李修文订了一口棺材,说准备今天用,我们已经连夜做好了。”去的人感到奇怪,问道:“昨天来订棺材的那个人长的什么模样?”会计回答道:“高大魁梧,圆圆的脸,络腮胡子,50来岁。”去的人恍然大悟:“那个人就是李修文。”于是人们惊诧不已。
李修文自订了棺材,又到公社邮电支局给在黑龙江省图书馆工作的弟弟李修宇发了电报。电文言简意赅,只有10个字:修文已死,速来料理后事。
李修文与他的结发妻子石忠芳相濡以沫,情深意笃,对孩子更是疼爱有加,但是由于自己的存在,给亲人带来了无法摆脱的不幸和无奈。为了不再连累自己的亲人,他似乎早就下定了自行了断的决心。
他是在夜里妻子和孩子熟睡后离家自尽的。第二天早上,石忠芳在自己的枕边发现一大把卷好的纸烟,这是丈夫临终前留给她的最后的礼物。她预感到大事不好,马上求人四处寻找,但为时已晚。
李修文不但为自己安排了后事,而且还为妻子物色了第二任丈夫。他在去世前半个月,曾经对妻子说过:“一旦我先死了,你就嫁给王忠务。他为人厚道,对你和孩子们错不了。”王忠务是我们生产队的普通农民,人品很好,只是由于家里生活困难,40多岁还没娶上媳妇。石忠芳以为丈夫跟她开玩笑,当时也没在意。李修文自缢后,她才明白这是丈夫有意留下的遗嘱,于是带着三个孩子嫁给了王忠务。
有人说中国的右派分子大都是人类精英。从李修文这个人看来,我推断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如果没有1957年那场反右派斗争,没有史无前例的那场“文化大革命”运动,我相信李修文一定能为国家、为社会做出较大的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山东省临邑县委、县政府为李修文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同时决定恢复他的教师工作。可惜李修文此时撒手人寰已经整整10年了。
李修文多才多艺,尤其擅长音乐,曾把自己珍藏多年的两本广东音乐乐谱送给我。他比我年长21岁,我早想写点儿东西,纪念这位难以忘怀的忘年交,但是由于对他的籍贯、生卒时间等一些具体问题弄不准确,一直未能动笔。最近,我找到了修文在榆树实验高中工作的小女儿李春凌,她给我提供了有关情况,我终于了却了多年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