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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叫我彭德怀好了”
1949年兰州刚解放时，我先后在片肃省中苏友协和省文联工作9月，举行欢迎人民解放军大会，我第一次见到了彭德怀总司令。兰州是甘肃省的省会，位于黄河岸边、皋兰山下，自然环境极为优美。可是多年来，这个城市在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人民遭受残酷压迫、无情掠夺，生活十分贫苦，文化非常落后。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这座城市，人民的心情是像鲜花一样怒放，像海潮一般奔腾。
在举行欢迎人民解放军大会的这一天，天刚亮的时候，人们就从四面八方聚到了开会的体育场，欢迎解放军。体育场是城郊的一个天然广场，没有经过大的修建。主席台在一个土坡上，前边用石块同着土垒起，两侧有用石块砌成的台阶。平时没有人在这里进行体育活动，只在春秋季节有学校来开运动会，场地很多处还长满了青草。
我来到会场时，台上台下都挤满了穿着军装的解放军和普通的群众，呈现出军民一家的景象。我走进人群，不禁想起以前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年代，老百姓见着兵都躲着走，大官出外更是不得了，小汽车、摩托车、护兵、马弁前呼后拥。有的还要静街几小时，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军警林立，如临大敌。
我一边走，一边想着，一个人有意地碰了我一下，还问我：“你怎么这时才来?”我一看，是一个穿军衣的，原来是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同志。他一到兰州就去看过我，我们已经见过多次面了。他在苏联学习过，知道我也在苏联学习过，就把我当成老同学一样对待，一见面总是无拘无束，亲亲热热。我对他说：“到开会时间，不是还早么!我没有想到人们这样早就都来了。”他拉着我的手说：“你不是想要见彭总吗?他今天来了，正在台上。”
我们穿过人群走上了主席台。我看见一位50多岁、中等身材、穿着普通军装的人，正和一些人一边握手，一边谈着什么。他的两眼炯炯有神，神采奕奕，两边口角向上，含着微笑。我和甘泗淇同志挨到他的跟前。甘泗淇同志对他说：“这是我的一位老同学，也在苏联学习过。”甘泗淇说出了我的姓名，还对我说：“这就是你想要见的彭总。”我忙伸出手去，彭总用他有力的大手紧紧握住，又凝神看着我，我说：“彭总司令，您好!我来欢迎您。”
他松开了我的手，爽朗地笑了，说：“我叫彭德怀，你就叫我彭德怀好了，叫我老彭也可以。”
我听他这样说，感到他真谦虚，却不由得说：“岂敢!岂敢!”他很诚恳地说：“有什么不敢呢?我们都是同志嘛!”
他把“同志”两字说得那么亲切，动人心弦。我还想说些什么，这时有人拥上前来同他握手，我就和甘泗淇同志闪到一边，看着彭总热情地接待欢迎他的人们。
忽然，我看到有一个八九岁的男孩从人缝中挤出来，和彭总握手，还大声说：“彭伯伯，您好!”彭总握住他的小手，高兴地说：“小伢子，你也好!”听见的人都笑了，这个男孩也笑了。当时我把小伢子听成“小丫子”了，心里想：彭总怎把男孩子当成女孩子了?我同甘泗淇同志讲了。他说：“小伢子是他们湖南人的方言，就是小孩子的意思。”我这才明白了，也又学会了一句方言。
我们正谈论着，台上有人大声说：“同志们!要开会了，没有带主席团条子的人，请到台下去!”很多人听到后就陆续从两侧台阶走下去。我想起衣袋中有头两天接到的开会通知附带的红布条，就别在胸前。这时台上还有20多人，几把椅子，还有几条长凳。大家都让彭总坐在中间的椅子上，他百般不肯，就先坐在一条长凳子上，人们也就不再勉强。大家就坐以后，宣布正式开会，主持人讲了几句话，各界的代表致了欢迎词后，请彭总讲话，彭总就让兰州军区司令员张宗逊代表他讲。张宗逊司令员早有准备，拿着讲演稿念了起来，台上台下不断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当时我一边听，一边鼓掌，一边还看着彭总，眼前这个普普通通的人，就是参加过赫赫有名的平江起义、宁都会师、二万五千里长征、百团大战，打败日本鬼子，解放大西北，被毛泽东主席称赞过的“彭大将军”。如果不经人介绍，实在很难认出。
大会散后，我在返回途中还在想，彭总是那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不居功，不自大，我把我所知道的古今中外名将都和他作了一番比较，更觉得彭总可亲可敬。
兰州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和第二兵团继续前进，浩浩荡荡开往新疆，一半经过猩猩峡到哈密，一半还在河西走廊，新疆内部就起了变化，宣布起义，于是，新疆在10月末就和平解放了。
彭总让我当翻译
1950年春，我在兰州大学任俄语副教授，在中苏友好协会社会服务部任部长。一个星期天，我正和新组织起来的友好话剧团的团员们谈话，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部长赵守攻同志来找我，说彭总有事要和我商谈，正在省委宣传部等我。于是，我们一同乘车去省委宣传部。
省委宣传部设在旧省机关东大院一座小楼上的一间大客厅里。赵守攻同志在这里办公，还在这里住宿。
我们上楼走进这个房间。彭总坐在一张办公桌旁，正和站在桌前的文艺处处长曲子真谈话。见我们进来，彭总便起身同我握手，让我和他坐在一条长沙发上。赵守攻同志给我们倒了两杯白开水，放在沙发前的茶几上，然后，他坐在另一个沙发上。这时曲子真同志走了。彭总对我说：“请你来是同你商量，帮助我做些工作。听甘泗淇同志说，你俄文学得很好，能说，能写，能译。在兰州大学教得也很好。我最近要到迪化去，那里有苏联的总领事馆，可能要会见那里的领事，要谈些问题，我不懂俄文，跟前又没有俄文翻译，这就要麻烦你去一次，不知你的意见如何，学校功课是否脱得开。”
我听他这样说，知道他是让我去给他做俄文翻译。我知道自己的俄文程度，对于笔译还行，口泽没有做过，也没有经验，尤其是要翻译有关外交问题，就更没有把握。于是就对彭总说：“关于俄文在笔译方面还勉强，口译我没有做过，也没有经验，恐怕不能胜任，尤其是口译关于外交问题，有了误译，就非同小可。”
彭总听我这样讲，就对赵守攻说：“我们这些年是尽打仗了，还没有想到准备个翻译干部，甘泗淇同志虽然在苏联学过俄文，总未用，早也就忘净了。不用说翻译，连看俄文书也看不懂。目前还能有谁可以胜任呢?”
听彭总这样讲，赵守攻说：“兰大还有个教授徐褐夫，据甘泗淇同志说，这个人也在苏联学习过，可是我问过徐褐夫，他说，他口头翻译也没有做过。我们想想还有谁呢?”
这时我想到了马文同志，就对彭总和赵守攻同志说：“我有个同学陈玉书，现在改名叫马文，是随解放军入城的。现在他在第三中学担任军代表。我知道他在苏联多年，俄文很好，笔译、口译都行，可否让他随彭总去一次?” 彭总听我这样说，似乎想起来了，他说：“这个人我听说过，倒把他忘了。他是由苏联回来的，直接到了陕北。不止他一个人，还有不少人，都是他的同学，有男的，还有女的。我们可以找他谈谈。”
这时，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张德生同一位我不认识的人走了进来，彭总让他们坐在一边，他们之间似有事要谈，我就站起来向彭总告辞，彭总送我到门口，告诉赵守攻同志用他的车送我回去。坐在车上，我为没有达到彭总的要求感到有些不安，很后悔不如答应了，即便有困难也应克服。
过了几天，马文同志到中苏友协来向我辞行。他说要随彭总去新疆工作一个时期，他的爱人韩静贞还在西安，可能要来兰州，希望我能对她给以照顾。没有多久，马文就同彭总到新疆去了。
后来听说，彭总回来时，把马文留在新疆工作，在文教厅任副厅长。韩静贞没来兰州，不知她是去了新疆，还是仍在西安。“十年动乱”后，我听外调人员说，马文后来回到西安任石油学院院长，“文化大革命”时，被“造反派”认为是彭总的亲信而被迫害致死。我曾想过，是他代替了我的工作，还代替了我牺牲。每一想起这些就不禁感慨。
“再建一座更大更好的大厦”
1950年夏，我担任兰州市中苏友好协会主席，我组织的友好剧团演出了几次话剧，得到观众的好评。第一野战军政治部交际处处长范明、副处长李林初在中苏友好协会也担任工作，他们看过几次，也认为剧团的演员演得很好。他们了解到中苏友好协会没有多少经费，运营困难，就想把友好剧团归到交际处去。经过会长甘泗淇、总干事赵守攻的同意，友好剧团就归到交际处去了。
交际处在兰州城外北山坡上西北大厦。西北大厦在解放前是招待高官富商、外宾游客的地方。两层楼房修建得雕梁画栋，富丽堂皇。一天晚上，这个剧团在大厦楼下礼堂排演节目，排到深夜才休息，他们在大厦楼下各个房间睡得正酣的时候，楼上顶棚突然着起大火，烧得楼瓦塌下，才将人们惊醒。大家一面抢救，一面向外搬运东西，等到消防车赶到时，整个大厦已经烧掉了一半，大家一起努力，才把大火扑灭。
第二天早上，我才知道西北大厦失火。当我走到现场时，大厦有几处地方还在冒着烟。有许多人，包括解放军战士在灰烬中翻找没有被完全烧坏的物品。一些抢救出来的家具和什物一堆一堆地堆积在大厦前边的空地上。人们匆匆忙忙，来来往往，静默无言。在一堆物品前边，范明和李林初两个处长站在那里，望着被烧得乌黑的楼壁，满脸愁容。当我走到他们跟前时，他们同我紧紧握手，一句话也没有说。我也想不起对他们说什么好。
这时一辆吉普车驶来，停在不远处。彭总司令从车里走下来，我们都迎上前去。范明和李林初敬了军礼，我不知该怎样表示，只是在他们近前望着他们。彭总没有停止脚步，只举了举右手，径直走向大厦的火场。
彭总走了几处，最后停下来，问范明和李林初：“失火原因查明了吗?”范明向彭总汇报说：“失火原因已经查明，是楼顶电线走火，据检查的人报告说是剧团排剧用电照明，电力过大，烧断保险盒内的铅丝，接上了铜丝造成的。已经把剧团的电工看管起来继续审查了。”最后他说：“主要是我和李林初负有责任，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应受处分。”
彭总听了范明的汇报，又听到请求处分，就似安慰又似遗憾地说：“这不是处分问题，是劳动人民的血汗建成的大厦，在我们管理下，把它烧掉了!我们应该痛心，对不起劳动人民!”
彭总这样说了，范明和李林初都不知说什么好。我想到这个剧团是我组织的，剧团的电工是我找的。虽然归了交际处，我也负有责任，于是，我对彭总说：“彭总，这个剧团最初是我组织的，电工是我用的，以后归给了交际处。主要是我有责任，要处分的话，只有我应受处分。”
彭总听我这样说完，马上说：“我不是说了么，不是处分的问题，是对不起劳动人民的问题。我们今后怎么办?我的意见是在这废墟上，再建一座更大更好的大厦，才对得起劳动人民，你们想过了没有?”
听彭总这样说，李林初的心这才落了地，脸上露出了笑容，他对彭总说，他哪想到这些，只是想不知要受什么重大处分，对于损失的东西感到难过。
彭总看了看火场，又看了看我们，说：“你们就不要再想什么了，就当我们在战斗时一炮把它打着了，你们都放心好了!”
彭总说完，坐上吉普车就走了。这时我才注意到我们附近站了不少人，吉普车什么时候开到跟前，我们根本没有发觉。范明和李林初脸上的愁容全消失了，我也如释重负般轻快了许多。
在这以前，常听人们说，彭总的脾气非常大，一发火就“日娘的”骂人，很多人对他都感到畏惧。可是这次我亲自看到，对这样重大的失火事件，他并没有发火，虽然他说了一句“日娘的”，也不是在骂人，而是一种口头习惯语。可见人们的传说不符合事实，都是误解或道听途说而已。
在西北文代会上
1950年9月，我任甘肃省文联主席，在西安参加西北文代大会期间，又见到了彭总。按照大会议程，9月24日邀请彭总莅会讲话。这天上午，会议已经开始，彭总一个人悄悄地走进了会场，谁也没有发觉。他走到主席台下主席团的席位，在我身旁的空位坐下，我才发现了他。
我要请他到主席台上去，他制止我不要惊动别人。在他座位那边坐的是豫剧演员常香玉，她看到彭总坐在身边，立刻站起来和彭总握手。这时，就喊：“彭总司令有人发现彭总来了!”
这一喊惊得全场的人都站了起来，望着彭总鼓掌。主席台上发言的人不讲了，也在鼓掌欢迎。大会执行主席柯仲平同志急忙从主席台下来，把站在人们中间鼓掌答谢的彭总请到主席台上坐下。人们才坐下继续开会。这是人们敬爱彭总的一个生动的场面，也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
在会场静下后，大会执行主席柯仲平宣布请彭总讲话，会场又响起了一片掌声。彭总没拿讲稿，但他的讲话很自然、诚恳。他说他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政委员会、西北军区向到会的代表们及一切西北文艺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礼。他说，西北文艺工作者在解放战争中及和平建设中，以卓越的智慧和艰苦的努力，教育群众，鼓舞战斗情绪，提高政治认识，对于解放大西北和建设大西北有过光辉的贡献。
他说，西北地区辽阔，物产丰富，民族众多，文化悠久，有远大的发展前途。过去由于反动统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以及不断的破坏，大好河山被弄得荒凉残破，人民文学艺术也得不到发展，现在反动统治已经被推翻，文学艺术走上了康庄大道。现在西北各族人民要建设一个繁荣、富强和进步的新西北，希望文学艺术工作者配合这种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团结起来，坚持毛主席的文艺方向，开展西北文艺运 动，为建设新西北而奋斗。
他说，文学家、艺术家应是社会建设的工程师，应以精心的作品启示广大群众，摆脱旧的影响，建立新的认识，万众一心，为建设美满的将来，努力不息。他希望文学艺术工作者深入到劳动群众中去，熟悉他们的生活，体会他们的情感，学习他们的优秀语言，把整个身心浸润到所要表现的主题的核心去，创作大量为工农兵服务的作品，发展、提高祖国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他还希望文学艺术工作者提高理论水平，深入实际生活，钻研写作技巧，大家携起手来，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勉励，破除门户之见、文人相轻等封建旧习，不要搞庸俗的自由主义和市侩主义。最后，他希望所有新老文艺工作者都在为人民服务、为新民主主义服务的方针下，团结起来，努力学习，勤奋写作，为建设光芒万丈的新中国而奋斗!
彭总讲的这些问题深深地打动了大会听众的心灵，他的讲话不断引起阵阵热烈的掌声。我当时曾把他的讲话简记在一个本子上，常常学习体会，所以至今未忘。彭总讲完话，很谦虚地走下主席台，又坐在他坐过的座位上。他刚坐下，就有许多代表上前来，拿着本子请他题字、签名。直到宣布散会，他还没有签完。
与彭总的第五次会面
9月26日晚，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政委员会、西北军区在西北局礼堂设宴招待西北文代大会全体代表，彭总参加了这次聚餐。
负责招待的干部有意把各省代表团团长、几位年老的代表、知名人士的席位名签和彭总的席位名签放在一个桌上。我记得除我以外有程伯仁、张季纯、马健翎、鲁直、郑伯奇、樊粹庭、范紫东、杨醉乡。
西北局礼堂是一个很大的礼堂，各族代表济济一堂，无限欢腾。大家就坐以后，彭总看见我坐在他的身旁，笑着对我说：“我们真是有缘，开会时坐在一起，现在聚餐又坐在一起。”我也笑着说：“我们这次是第五次见面了，不但有缘，而且还很有纪念的意义。”
我和彭总笑着说话，同桌的人也都笑着听。彭总对同桌的人恳切地说：“我现
在向各位提个请求，希望各位能够同意。这几天我的胃口不好，不能够多喝酒，只能敬代表们一杯酒，再不能多喝。”
说完，彭总端起一杯酒站起来，请大家干杯，大家也都站起来，把酒干了。
这时，我观察了彭总的面容，是有些病态，比在兰州会面时消瘦了，不过两眼还是那样炯炯有神，语音还是那样铿锵有力。过了一会儿，别的餐桌上的人都站起来，向彭总敬酒，彭总站起来，举起空的酒杯干杯。
我看到他几次干杯都是这样，同桌的人看了有的不禁抿着嘴笑。彭总看到了就很“严肃”地说：“这是我用的军事策略，希望大家保守秘密。”
几位年老者说，他用的是“空杯计”。他这种“空杯计”用了几次，竟被青海的藏族歌手才旦卓玛识破了。她拿着一个酒瓶，给彭总斟满酒，就唱起藏族民歌，彭总如不喝干，她就不停地唱歌，彭总只得又喝了一杯。
大家知道彭总有胃病不能喝酒，再向他敬酒时，也就不勉强他干杯了。这次聚餐，人们都很尽兴，直到夜深才慢慢散去。我从这次见过彭总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见过他，这次同彭总聚餐也就成了一次“最后的晚餐”。
参加西北文代大会以后，我被调到青岛市的山东大学任教，参加青岛文联、青岛中苏友协工作，离开兰州，也离开了西北。1959年8月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开过以后，再也没有彭总的消息。直到“十年动乱”时，才听说他被“造反派”由成都揪到北京，在1974年11月被迫害致死。1978年党中央给他彻底平了反。
这样一位有功于党，有功于国，有功于民，身经百战，忠贞不渝，驰名中外的彭大将军，竟然这样离开人世。每当回忆起同他几次见面的情景，我就不禁悲从中来；每当阅读《在彭总身边》和《最后的年月》等有关彭总的回忆文章时，就不禁潸然泪下。现在，我将几次同彭总会面的印象，如实地记载下来，以表达我对彭总由衷的崇敬和无限的缅怀。
(责编 卫清萍)
1949年兰州刚解放时，我先后在片肃省中苏友协和省文联工作9月，举行欢迎人民解放军大会，我第一次见到了彭德怀总司令。兰州是甘肃省的省会，位于黄河岸边、皋兰山下，自然环境极为优美。可是多年来，这个城市在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人民遭受残酷压迫、无情掠夺，生活十分贫苦，文化非常落后。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这座城市，人民的心情是像鲜花一样怒放，像海潮一般奔腾。
在举行欢迎人民解放军大会的这一天，天刚亮的时候，人们就从四面八方聚到了开会的体育场，欢迎解放军。体育场是城郊的一个天然广场，没有经过大的修建。主席台在一个土坡上，前边用石块同着土垒起，两侧有用石块砌成的台阶。平时没有人在这里进行体育活动，只在春秋季节有学校来开运动会，场地很多处还长满了青草。
我来到会场时，台上台下都挤满了穿着军装的解放军和普通的群众，呈现出军民一家的景象。我走进人群，不禁想起以前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年代，老百姓见着兵都躲着走，大官出外更是不得了，小汽车、摩托车、护兵、马弁前呼后拥。有的还要静街几小时，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军警林立，如临大敌。
我一边走，一边想着，一个人有意地碰了我一下，还问我：“你怎么这时才来?”我一看，是一个穿军衣的，原来是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同志。他一到兰州就去看过我，我们已经见过多次面了。他在苏联学习过，知道我也在苏联学习过，就把我当成老同学一样对待，一见面总是无拘无束，亲亲热热。我对他说：“到开会时间，不是还早么!我没有想到人们这样早就都来了。”他拉着我的手说：“你不是想要见彭总吗?他今天来了，正在台上。”
我们穿过人群走上了主席台。我看见一位50多岁、中等身材、穿着普通军装的人，正和一些人一边握手，一边谈着什么。他的两眼炯炯有神，神采奕奕，两边口角向上，含着微笑。我和甘泗淇同志挨到他的跟前。甘泗淇同志对他说：“这是我的一位老同学，也在苏联学习过。”甘泗淇说出了我的姓名，还对我说：“这就是你想要见的彭总。”我忙伸出手去，彭总用他有力的大手紧紧握住，又凝神看着我，我说：“彭总司令，您好!我来欢迎您。”
他松开了我的手，爽朗地笑了，说：“我叫彭德怀，你就叫我彭德怀好了，叫我老彭也可以。”
我听他这样说，感到他真谦虚，却不由得说：“岂敢!岂敢!”他很诚恳地说：“有什么不敢呢?我们都是同志嘛!”
他把“同志”两字说得那么亲切，动人心弦。我还想说些什么，这时有人拥上前来同他握手，我就和甘泗淇同志闪到一边，看着彭总热情地接待欢迎他的人们。
忽然，我看到有一个八九岁的男孩从人缝中挤出来，和彭总握手，还大声说：“彭伯伯，您好!”彭总握住他的小手，高兴地说：“小伢子，你也好!”听见的人都笑了，这个男孩也笑了。当时我把小伢子听成“小丫子”了，心里想：彭总怎把男孩子当成女孩子了?我同甘泗淇同志讲了。他说：“小伢子是他们湖南人的方言，就是小孩子的意思。”我这才明白了，也又学会了一句方言。
我们正谈论着，台上有人大声说：“同志们!要开会了，没有带主席团条子的人，请到台下去!”很多人听到后就陆续从两侧台阶走下去。我想起衣袋中有头两天接到的开会通知附带的红布条，就别在胸前。这时台上还有20多人，几把椅子，还有几条长凳。大家都让彭总坐在中间的椅子上，他百般不肯，就先坐在一条长凳子上，人们也就不再勉强。大家就坐以后，宣布正式开会，主持人讲了几句话，各界的代表致了欢迎词后，请彭总讲话，彭总就让兰州军区司令员张宗逊代表他讲。张宗逊司令员早有准备，拿着讲演稿念了起来，台上台下不断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当时我一边听，一边鼓掌，一边还看着彭总，眼前这个普普通通的人，就是参加过赫赫有名的平江起义、宁都会师、二万五千里长征、百团大战，打败日本鬼子，解放大西北，被毛泽东主席称赞过的“彭大将军”。如果不经人介绍，实在很难认出。
大会散后，我在返回途中还在想，彭总是那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不居功，不自大，我把我所知道的古今中外名将都和他作了一番比较，更觉得彭总可亲可敬。
兰州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和第二兵团继续前进，浩浩荡荡开往新疆，一半经过猩猩峡到哈密，一半还在河西走廊，新疆内部就起了变化，宣布起义，于是，新疆在10月末就和平解放了。
彭总让我当翻译
1950年春，我在兰州大学任俄语副教授，在中苏友好协会社会服务部任部长。一个星期天，我正和新组织起来的友好话剧团的团员们谈话，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部长赵守攻同志来找我，说彭总有事要和我商谈，正在省委宣传部等我。于是，我们一同乘车去省委宣传部。
省委宣传部设在旧省机关东大院一座小楼上的一间大客厅里。赵守攻同志在这里办公，还在这里住宿。
我们上楼走进这个房间。彭总坐在一张办公桌旁，正和站在桌前的文艺处处长曲子真谈话。见我们进来，彭总便起身同我握手，让我和他坐在一条长沙发上。赵守攻同志给我们倒了两杯白开水，放在沙发前的茶几上，然后，他坐在另一个沙发上。这时曲子真同志走了。彭总对我说：“请你来是同你商量，帮助我做些工作。听甘泗淇同志说，你俄文学得很好，能说，能写，能译。在兰州大学教得也很好。我最近要到迪化去，那里有苏联的总领事馆，可能要会见那里的领事，要谈些问题，我不懂俄文，跟前又没有俄文翻译，这就要麻烦你去一次，不知你的意见如何，学校功课是否脱得开。”
我听他这样说，知道他是让我去给他做俄文翻译。我知道自己的俄文程度，对于笔译还行，口泽没有做过，也没有经验，尤其是要翻译有关外交问题，就更没有把握。于是就对彭总说：“关于俄文在笔译方面还勉强，口译我没有做过，也没有经验，恐怕不能胜任，尤其是口译关于外交问题，有了误译，就非同小可。”
彭总听我这样讲，就对赵守攻说：“我们这些年是尽打仗了，还没有想到准备个翻译干部，甘泗淇同志虽然在苏联学过俄文，总未用，早也就忘净了。不用说翻译，连看俄文书也看不懂。目前还能有谁可以胜任呢?”
听彭总这样讲，赵守攻说：“兰大还有个教授徐褐夫，据甘泗淇同志说，这个人也在苏联学习过，可是我问过徐褐夫，他说，他口头翻译也没有做过。我们想想还有谁呢?”
这时我想到了马文同志，就对彭总和赵守攻同志说：“我有个同学陈玉书，现在改名叫马文，是随解放军入城的。现在他在第三中学担任军代表。我知道他在苏联多年，俄文很好，笔译、口译都行，可否让他随彭总去一次?” 彭总听我这样说，似乎想起来了，他说：“这个人我听说过，倒把他忘了。他是由苏联回来的，直接到了陕北。不止他一个人，还有不少人，都是他的同学，有男的，还有女的。我们可以找他谈谈。”
这时，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张德生同一位我不认识的人走了进来，彭总让他们坐在一边，他们之间似有事要谈，我就站起来向彭总告辞，彭总送我到门口，告诉赵守攻同志用他的车送我回去。坐在车上，我为没有达到彭总的要求感到有些不安，很后悔不如答应了，即便有困难也应克服。
过了几天，马文同志到中苏友协来向我辞行。他说要随彭总去新疆工作一个时期，他的爱人韩静贞还在西安，可能要来兰州，希望我能对她给以照顾。没有多久，马文就同彭总到新疆去了。
后来听说，彭总回来时，把马文留在新疆工作，在文教厅任副厅长。韩静贞没来兰州，不知她是去了新疆，还是仍在西安。“十年动乱”后，我听外调人员说，马文后来回到西安任石油学院院长，“文化大革命”时，被“造反派”认为是彭总的亲信而被迫害致死。我曾想过，是他代替了我的工作，还代替了我牺牲。每一想起这些就不禁感慨。
“再建一座更大更好的大厦”
1950年夏，我担任兰州市中苏友好协会主席，我组织的友好剧团演出了几次话剧，得到观众的好评。第一野战军政治部交际处处长范明、副处长李林初在中苏友好协会也担任工作，他们看过几次，也认为剧团的演员演得很好。他们了解到中苏友好协会没有多少经费，运营困难，就想把友好剧团归到交际处去。经过会长甘泗淇、总干事赵守攻的同意，友好剧团就归到交际处去了。
交际处在兰州城外北山坡上西北大厦。西北大厦在解放前是招待高官富商、外宾游客的地方。两层楼房修建得雕梁画栋，富丽堂皇。一天晚上，这个剧团在大厦楼下礼堂排演节目，排到深夜才休息，他们在大厦楼下各个房间睡得正酣的时候，楼上顶棚突然着起大火，烧得楼瓦塌下，才将人们惊醒。大家一面抢救，一面向外搬运东西，等到消防车赶到时，整个大厦已经烧掉了一半，大家一起努力，才把大火扑灭。
第二天早上，我才知道西北大厦失火。当我走到现场时，大厦有几处地方还在冒着烟。有许多人，包括解放军战士在灰烬中翻找没有被完全烧坏的物品。一些抢救出来的家具和什物一堆一堆地堆积在大厦前边的空地上。人们匆匆忙忙，来来往往，静默无言。在一堆物品前边，范明和李林初两个处长站在那里，望着被烧得乌黑的楼壁，满脸愁容。当我走到他们跟前时，他们同我紧紧握手，一句话也没有说。我也想不起对他们说什么好。
这时一辆吉普车驶来，停在不远处。彭总司令从车里走下来，我们都迎上前去。范明和李林初敬了军礼，我不知该怎样表示，只是在他们近前望着他们。彭总没有停止脚步，只举了举右手，径直走向大厦的火场。
彭总走了几处，最后停下来，问范明和李林初：“失火原因查明了吗?”范明向彭总汇报说：“失火原因已经查明，是楼顶电线走火，据检查的人报告说是剧团排剧用电照明，电力过大，烧断保险盒内的铅丝，接上了铜丝造成的。已经把剧团的电工看管起来继续审查了。”最后他说：“主要是我和李林初负有责任，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应受处分。”
彭总听了范明的汇报，又听到请求处分，就似安慰又似遗憾地说：“这不是处分问题，是劳动人民的血汗建成的大厦，在我们管理下，把它烧掉了!我们应该痛心，对不起劳动人民!”
彭总这样说了，范明和李林初都不知说什么好。我想到这个剧团是我组织的，剧团的电工是我找的。虽然归了交际处，我也负有责任，于是，我对彭总说：“彭总，这个剧团最初是我组织的，电工是我用的，以后归给了交际处。主要是我有责任，要处分的话，只有我应受处分。”
彭总听我这样说完，马上说：“我不是说了么，不是处分的问题，是对不起劳动人民的问题。我们今后怎么办?我的意见是在这废墟上，再建一座更大更好的大厦，才对得起劳动人民，你们想过了没有?”
听彭总这样说，李林初的心这才落了地，脸上露出了笑容，他对彭总说，他哪想到这些，只是想不知要受什么重大处分，对于损失的东西感到难过。
彭总看了看火场，又看了看我们，说：“你们就不要再想什么了，就当我们在战斗时一炮把它打着了，你们都放心好了!”
彭总说完，坐上吉普车就走了。这时我才注意到我们附近站了不少人，吉普车什么时候开到跟前，我们根本没有发觉。范明和李林初脸上的愁容全消失了，我也如释重负般轻快了许多。
在这以前，常听人们说，彭总的脾气非常大，一发火就“日娘的”骂人，很多人对他都感到畏惧。可是这次我亲自看到，对这样重大的失火事件，他并没有发火，虽然他说了一句“日娘的”，也不是在骂人，而是一种口头习惯语。可见人们的传说不符合事实，都是误解或道听途说而已。
在西北文代会上
1950年9月，我任甘肃省文联主席，在西安参加西北文代大会期间，又见到了彭总。按照大会议程，9月24日邀请彭总莅会讲话。这天上午，会议已经开始，彭总一个人悄悄地走进了会场，谁也没有发觉。他走到主席台下主席团的席位，在我身旁的空位坐下，我才发现了他。
我要请他到主席台上去，他制止我不要惊动别人。在他座位那边坐的是豫剧演员常香玉，她看到彭总坐在身边，立刻站起来和彭总握手。这时，就喊：“彭总司令有人发现彭总来了!”
这一喊惊得全场的人都站了起来，望着彭总鼓掌。主席台上发言的人不讲了，也在鼓掌欢迎。大会执行主席柯仲平同志急忙从主席台下来，把站在人们中间鼓掌答谢的彭总请到主席台上坐下。人们才坐下继续开会。这是人们敬爱彭总的一个生动的场面，也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
在会场静下后，大会执行主席柯仲平宣布请彭总讲话，会场又响起了一片掌声。彭总没拿讲稿，但他的讲话很自然、诚恳。他说他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政委员会、西北军区向到会的代表们及一切西北文艺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礼。他说，西北文艺工作者在解放战争中及和平建设中，以卓越的智慧和艰苦的努力，教育群众，鼓舞战斗情绪，提高政治认识，对于解放大西北和建设大西北有过光辉的贡献。
他说，西北地区辽阔，物产丰富，民族众多，文化悠久，有远大的发展前途。过去由于反动统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以及不断的破坏，大好河山被弄得荒凉残破，人民文学艺术也得不到发展，现在反动统治已经被推翻，文学艺术走上了康庄大道。现在西北各族人民要建设一个繁荣、富强和进步的新西北，希望文学艺术工作者配合这种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团结起来，坚持毛主席的文艺方向，开展西北文艺运 动，为建设新西北而奋斗。
他说，文学家、艺术家应是社会建设的工程师，应以精心的作品启示广大群众，摆脱旧的影响，建立新的认识，万众一心，为建设美满的将来，努力不息。他希望文学艺术工作者深入到劳动群众中去，熟悉他们的生活，体会他们的情感，学习他们的优秀语言，把整个身心浸润到所要表现的主题的核心去，创作大量为工农兵服务的作品，发展、提高祖国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他还希望文学艺术工作者提高理论水平，深入实际生活，钻研写作技巧，大家携起手来，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勉励，破除门户之见、文人相轻等封建旧习，不要搞庸俗的自由主义和市侩主义。最后，他希望所有新老文艺工作者都在为人民服务、为新民主主义服务的方针下，团结起来，努力学习，勤奋写作，为建设光芒万丈的新中国而奋斗!
彭总讲的这些问题深深地打动了大会听众的心灵，他的讲话不断引起阵阵热烈的掌声。我当时曾把他的讲话简记在一个本子上，常常学习体会，所以至今未忘。彭总讲完话，很谦虚地走下主席台，又坐在他坐过的座位上。他刚坐下，就有许多代表上前来，拿着本子请他题字、签名。直到宣布散会，他还没有签完。
与彭总的第五次会面
9月26日晚，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政委员会、西北军区在西北局礼堂设宴招待西北文代大会全体代表，彭总参加了这次聚餐。
负责招待的干部有意把各省代表团团长、几位年老的代表、知名人士的席位名签和彭总的席位名签放在一个桌上。我记得除我以外有程伯仁、张季纯、马健翎、鲁直、郑伯奇、樊粹庭、范紫东、杨醉乡。
西北局礼堂是一个很大的礼堂，各族代表济济一堂，无限欢腾。大家就坐以后，彭总看见我坐在他的身旁，笑着对我说：“我们真是有缘，开会时坐在一起，现在聚餐又坐在一起。”我也笑着说：“我们这次是第五次见面了，不但有缘，而且还很有纪念的意义。”
我和彭总笑着说话，同桌的人也都笑着听。彭总对同桌的人恳切地说：“我现
在向各位提个请求，希望各位能够同意。这几天我的胃口不好，不能够多喝酒，只能敬代表们一杯酒，再不能多喝。”
说完，彭总端起一杯酒站起来，请大家干杯，大家也都站起来，把酒干了。
这时，我观察了彭总的面容，是有些病态，比在兰州会面时消瘦了，不过两眼还是那样炯炯有神，语音还是那样铿锵有力。过了一会儿，别的餐桌上的人都站起来，向彭总敬酒，彭总站起来，举起空的酒杯干杯。
我看到他几次干杯都是这样，同桌的人看了有的不禁抿着嘴笑。彭总看到了就很“严肃”地说：“这是我用的军事策略，希望大家保守秘密。”
几位年老者说，他用的是“空杯计”。他这种“空杯计”用了几次，竟被青海的藏族歌手才旦卓玛识破了。她拿着一个酒瓶，给彭总斟满酒，就唱起藏族民歌，彭总如不喝干，她就不停地唱歌，彭总只得又喝了一杯。
大家知道彭总有胃病不能喝酒，再向他敬酒时，也就不勉强他干杯了。这次聚餐，人们都很尽兴，直到夜深才慢慢散去。我从这次见过彭总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见过他，这次同彭总聚餐也就成了一次“最后的晚餐”。
参加西北文代大会以后，我被调到青岛市的山东大学任教，参加青岛文联、青岛中苏友协工作，离开兰州，也离开了西北。1959年8月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开过以后，再也没有彭总的消息。直到“十年动乱”时，才听说他被“造反派”由成都揪到北京，在1974年11月被迫害致死。1978年党中央给他彻底平了反。
这样一位有功于党，有功于国，有功于民，身经百战，忠贞不渝，驰名中外的彭大将军，竟然这样离开人世。每当回忆起同他几次见面的情景，我就不禁悲从中来；每当阅读《在彭总身边》和《最后的年月》等有关彭总的回忆文章时，就不禁潸然泪下。现在，我将几次同彭总会面的印象，如实地记载下来，以表达我对彭总由衷的崇敬和无限的缅怀。
(责编 卫清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