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花，人们只惊慕它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它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作家冰心这句话，可以用来形容新加坡一路走来的艰辛。
　　《李光耀回忆录》中说：“新加坡是个小岛，退潮时，面积只有214平方英里……随着新马分家，它变成了一个没有躯体的心脏……在居住着1亿多马来印尼穆斯林的3万个岛屿的群岛里，我们的华族人口简直微不足道。新加坡是马来海洋中的一个华人岛屿。我们在这样一个敌对的环境里如何谋求生存呢？”然而就是这个岛国，几十年来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成为世界瞩目的发展典范。
　　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直率地对邓小平说，“来新加坡的华人都是广东、福建那些家无寸土、目不识丁苦力的后代，你们中国大陆留有的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贵人、文人学士、状元的后代，没有什么是新加坡做到，中国做不到或者不能做得更好的”。身为大国领导人，邓小平表现出了伟大政治家的虚怀若谷，此后在多个场合提出要学习新加坡经验。
　　新加坡的经验是全方位的，但笔者愿从一个“细小”的角度谈起，那就是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总部大楼。
　　
　　执政党“大楼”的震撼
　　
　　有中国学者访新时，以为执政党的“大楼”必定巍峨辉煌，楼内党务人员必定人头涌涌，可到了才发现那是个只有两层高的小楼，设备简陋，里面才11个工作人员。原来，人民行动党认为如果在市中心建大楼，会“使人民随时感到党高高在上”。新加坡执政党的务实和低调，以及背后折射出的鲜明的“人民主权”原则令人感叹，但事实上，这在不少国家是理所当然的事。有些国家的执政党虽然执政并掌握了权力，但“混”得很差，它的地区党部开会时因为缺钱，经常要借用某个党员的家，有时搞点活动都要临时募捐。是权力在上、人民在下，还是权力就在人民的中间；权力的运用是务实低调的，还是浮夸张扬的，人民的心中自然有数，所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能够连续执政几十年而依然受到人民欢迎。
　　世界上像这样经选举后上台执政的长寿执政党已不多了：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执政71年，后因腐败和经济失误等问题被人民赶下台；日本的自民党创造了战后日本的经济奇迹，人们曾以为它会执政到海枯石烂，谁料前些年人们讨厌这个党的派阀作风和老人的黑箱政治，差点被选下台，被迫与其他小党联合执政……而新加坡执政这么多年的人民行动党，竟然一点没有腐化变质，没有思维僵化，公务员干了那么多年，也没搞出官场政治和官僚主义，总是能在关键时刻向人民指出国家下一步的前进方向……这的确难能可贵。人民行动党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不说国家的大政方针，就是在容易被国际观察家忽略的执政党建设上，它有些做法就可圈可点。例如，每当政府为中下阶层市民建好组屋，人民行动党的社区分部也差不多同时在组屋成立了，随时帮助住户解决问题。工作细到这个程度，难怪行动党的议员这么多年在选举中总是高票当选。
　　新加坡总理的薪水在全世界领导人中是最高的，但高薪并非为了养廉，而是为了吸引一流的人才，新加坡人对此并没有太多意见：因为经济处于逆境时，新加坡的公务员不会搞给自己加薪这类“刺激内需”的把戏，高官带头主动减薪，与民共度时艰；经济好景时，政府会增加诸如医疗、教育等的开支，保障人民生活的同时持续增强国家的竞争力，有时甚至直接派钱回馈公众。
　　时刻与人民在一起，一个政党才会长葆青春。行动党规定，党的议员必须定期接见选民，倾听民意并协助解决群众的问题，有的议员一年竟接待了5万市民。这不能不令人联想起我们的一些人民代表和官员，有时连找都找不到，更何谈要他替群众排忧解难。与新加坡的议员相比，我们的代表和官员是不是太好当了呢？国内问责制和责任政府刚推行没多久，就有官员抱怨“官越来越不好当了”，像是“在鸡蛋上跳舞”。其实，“权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是现代政治的常识：官不好当了，群众才能好过。清代一县衙的楹联写道：“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说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21世纪的官员，没有理由不明白封建时代官员都明白的道理。
　　
　　小国体量大国心胸
　　
　　有学者总结新加坡成功的三大要素：一是坚守如诚实廉洁、多元种族等价值的“天道”；二是与时并进，脚踏实地的“地道”；三是顺应民心的“人道”。如果说以上属于“方法论”的话，笔者以为新加坡的成功还在于“世界观”。
　　新加坡虽小，但几代领导人都具有难得的世界眼光，与东西方的大国都能保持良好的关系，有时甚至成为东西方交往的桥梁，在国际上很有发言权。当年，有着伦敦经济学院、剑桥大学教育背景的李光耀在任总理三个月后，毅然放下千头万绪的工作，赴哈佛大学政治研究所进修了三个月，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跨国公司顾问、东亚问题专家等各路精英讨论治国的理念。此后，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他时刻注意广纳各方意见，留意国际政经及产业动向，不断因时而动调整姿态。新加坡的这种“世界观”，使它一路走来，始终立于国际趋势的潮头，获取最大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发展。李光耀、吴作栋、李显龙三代领导人都与中国几代领导人关系良好，并经常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为中国领导人欣赏和采纳。而中国对新加坡学习和考察的重点，30年来也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开始时关注经济层面，诸如如何建立工业园区等；近年的考察热点逐渐过渡到政治和社会层面，例如如何在一党执政下实现党派制衡和舆论监督，如何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甚至如何建组屋等。如今，中国广东一省的GDP已超过了新加坡，但在政治和社会领域乃至相当部分的经济领域，可以学习新加坡的地方还有太多，许多事情我们也仅学了点皮毛。国人可有“叫板”新加坡的勇气，但绝不能有唯我独大的傲气，中国领导人虚心学习新加坡的精神在这方面作出了表率。
　　当然，国际社会有关新加坡“东方式民主和价值观”的争论从未止息。托克维尔写于新加坡建国前100多年的传世巨著《论美国的民主》有一章节很有意思，似乎是在“论新加坡的民主”。托克维尔说，“在这样的一群人之上，耸立着一个只负责保证他们的享乐和照顾他们的一生的权力极大的监护性当局。这个当局的权威是绝对的，无微不至的，极其认真的，很有预见的，而且是十分和善的……它愿意为公民造福，但它要充当公民幸福的唯一代理人和仲裁人”。托克维尔继续指出，这样的当局“并不践踏人的意志，但它软化、驯服和指挥人的意志”。托克维尔对这样的民主并不看好，原因之一，可能是这样的社会天然地较为缺乏创新的精神。李光耀亦坦承，“新加坡是一个整洁的地方，人民不准吃香口胶，不准在有空调的地方吸烟，限制多多，不是一个有趣的地方”。以高效管治闻名于世的新加坡，如何在人们对自由的意志有着更高要求、越来越强调创新的今日世界中从“乖仔”变“型男”，可能是它未来持续发展的一大挑战。而事实上，如何从政府强力主导甚至带威权色彩的社会，顺利转型到真正的现代民主社会，是亚洲许多新兴国家曾经或正在面临的共同挑战。诸如韩国、菲律宾、印尼这样的国家，几十年历史上都是由政治强人长时间掌控国家权力，在超稳定的政局下迅速完成工业化进程，实现国家的起飞，成为“小龙”、“小虎”，令世界刮目相看。也许，在一定历史阶段，强人治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民的政治、经济诉求日高，这种模式的弊端就逐渐显现，尤其在危机爆发时，政府若不能令经济持续增长，就会突然失去执政的合法性，从而引发政局动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大批东亚、东南亚国家一夜之间“变天”，深刻地说明了这个道理，而这，是值得区内大国作深入思考的。
　　谈到新加坡，笔者愿意顺便提及与它隔海相望的文莱，把这两个小国放在一起对比研究挺有意思。美国中央情报局网站的资料显示，文莱人均GDP5.1万美元（按货币实际购买力即购买力平价计），比新加坡还高。文莱因其丰富的石油资源而致富，富到1992年国际炒家狙击英镑，堂堂大英帝国弹尽粮绝时竟要向这个东南亚小国求援。但这个小国除了石油，又几乎什么都不产，不但日用品等全从新加坡等地进口，甚至连货币都是新加坡代印的。上帝是不公平的，它让有的国家“躺着都可以成功”，而让新加坡这样的国家筚路蓝缕，一路走得如此辛苦。但若问起哪个国家更值得尊敬，我想多数人都不会认为是福利更好、生老病死全被包起来的文莱，而是选了好的制度，有了好的带头人，抓住了国际机遇，并靠自己一手一脚打拼出来的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