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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平无战事》《新世界》《北平战与和》等几部热播的谍战剧中，不止一次地提到过一个中共的地下组织——华北局城工部。尽管剧情与历史事实不尽相同，但这个组织的确真实存在，它曾为抗战立下战功，也在平津战役和和平解放北平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我的父亲崔月犁是该组织的早期成员，后来他成为北平地下党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下文将要讲的就是他和北平地下电台的故事。
接受特殊使命
华北局城工部的前身是1941年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成立的中共晋察冀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城工委）。所谓城市工作，就是指地下工作。共产党的地下工作系统产生并发展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大致分为三大系统。由于中共创建后一直无法公开活动，各省党组织始终处于地下状态，这是地方系统，如晋察冀分局先后建立的城工委和城工部;1927年成立的中央特科，以及后来中共中央社会部在大城市的情报系统，这是中央系统;后来又有了军队系统，如八路军前线总部在北平建立的情报站以及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系统建立的各级敌工部。三大系统之间一般没有横向联系，也没有情报交换。这就是为什么中共有可能从不同来源获得同一情报的原因。
1944年9月，城工委改称城工部。1945年抗战胜利后，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察冀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改称为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在部长刘仁努力下，城工部逐渐发展为在北方城市、工矿（包括北平、天津、石家庄、唐山、保定、太原、塘沽等）和铁路系统（包括平汉、平绥、北宁、正太、津浦、同蒲线）中最大的地下工作网。
父亲1942年被调入城工委。他当时在河北平山党校做校医，同时兼任校党支部书记。1942年，城工委主任刘仁看我父亲人很精干、有应变能力，了解到他在1937年曾在北平流浪过几个月，算是见过大城市，又经历了近6年抗日根据地游击战的考验，这样就选中他到城工委接受地下工作培训。那时城工委对派遣人员的最低要求是能带着脑袋回来。副主任刘慎之说：“你们出去能待住，就算完成任务。”“你们出去一个，就等于埋下一颗定时炸弹，等需要爆炸时再爆炸。”
需要说明的是，华北局城工部领导的地下党有别于其他城市地下党，它直接受晋察冀根据地领导，负责人由根据地任命派遣。换言之，城工委领导机关对派进城里的地下党员实行异地领导，从组织结构讲，属于上下级的关系。这一系统的设计当时是考虑到斗争太残酷，地下党领导机关被一网打尽的风险太大，所以采用异地领导。但是这一系统也有不便，城里的地下党领导人必须越过封锁线到根据地汇报工作和领受任务。从1943年起，我父亲每年都要几次穿过日寇封锁线，往返于根据地和平津地区。为了与北平地下党建立更有效的联系，刘仁很早就想在北平建立电台。这项筹备工作始于1942年。可当时根据地忙于反“扫荡”战斗，直到1947年，城工部总算培养出自己的电讯技术人员，可还是买不到设备。刘仁决定自力更生造电台。
建台最初的三个人
父亲1943年潜入北平后，主要工作是以医生身份为掩护，在北平城内发展党组织和其他抗日关系，为根据地秘密输送人才、医疗器械和药品等物资。到了1947年，北平地下党有了很大发展。父亲凭着勤奋、为人善良、热情和超强的联络能力，在北平的上层知识分子和商界中建立了相当不错的人脉，成为城工部在北平地下党开展上层统战工作的骨干。
1947年7月，刘仁将报务员赵振民派进天津以熟悉大城市的工作环境，通过每日抄收新华社的明码电报为未来的北平地下电台练兵。两个月前，刘仁已经把另一位重磅人物派进了北平，他是电台专家李雪。凭他的技术，制造收发报机没问题，关键是要设法搞到通信器材。国统区内，电台是“违禁”品，直接购进电台风险太大，但是通信器材能买到。临行前，李雪一直在担心通信器材如何到手。刘仁对李雪说，关于进城后如何合法搞到通信器材和安全的掩护身份和场所，到北平后你要尽快去找崔月犁，他有办法。
李雪给我父亲带来了刘仁关于筹建地下电台的指示，告诉他，报务员赵振民数月前从天津来到北平，在国民党军联勤总部所属北平汽车修理厂电工车间临时谋得一个电工的职业，但是住处换了两次都不够安全，请他帮忙找一个更安全的“家”，还要设法合法买到通信器材并找到一个安全的组装电台地点。“经费没问题，刘仁给了一笔钱。”李雪告诉父亲：刘仁托他代管一笔地下党经费，一共六百两黄金。地下党员韩伯平冒着生命危险，把这些金条藏在大白菜和油篓里，一次次通过封锁线带进城里，这将是北平地下党几年间的全部经费。出发前刘仁曾嘱咐李雪：该花的钱一定要花，不该花的一分都不能花，这是根据地人民的血汗钱。讲到这儿，李雪有点儿发愁：“现在最难的是缺关系搞不到零件，刘仁说你有办法。”“关系没问题，过些天你听我信儿吧！”父亲很肯定地回答。
城工部第一部地下电台的筹备工作最早从这三个人开始：李雪、父亲和赵振民。李雪负责机务，即电台组装、维修;父亲负责掩护，也就是找掩护关系和购买零部件的渠道;赵振民负责发报。建台首先得有可靠的掩护，没有掩护，即使建了也会随时被敌特侦破。
给电台找个家
正值莺歌燕舞的季节，一天上午，父親来到了宣武区内校场口老墙根16号，这是一座经过改建的两进院的状元府，院门口挂着两块牌子，一块写的是“吴兴沈寓”，另一块写的是“杭州余寓”。父亲来的时候，房主余谷似正在屋里洗衣服。
余谷似是中国近代法学泰斗沈家本的孙女。父亲沈承熙是沈家本的二儿子，清末举人。叔叔沈承烈在北洋政府时期是审计院审计官。承蒙祖父偏爱，余谷似早年受到良好教育，做过小学教员。后由家庭包办成为察哈尔财政厅厅长余诒继室。结婚三年后，余诒因病去世。余家门口的两块牌子，“吴兴沈寓”是指沈家原籍浙江吴兴，“杭州余寓”指的是余诒原籍浙江杭州。余谷似的女儿和二儿子余琦去了根据地，余琦后来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余家大儿子余瑡是国军少将，据说由于抗战有功，被同仁忌恨，以通共罪杀害了，对外只讲是抗战烈士，被追授中将军衔。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为赵登禹、佟麟阁和余瑡开了追悼会，还答应给余谷似二十万大洋抚恤金，后来成了空头支票。余瑡被害那年，儿子余祥还是个五六岁的孩子，余谷似只好靠变卖家藏带着孙子度日。 余谷似是父亲的老朋友，他们相识于1946年。那时父亲化名刘灏，余家是地下党一个联络点。父亲几乎每星期都来开会，余谷似的责任就是做饭，做掩护。余谷似很习惯地下工作的规矩，不该问的一句都不多问。她只知道父亲是地下党负责人，并不知道他的具体任务。父亲不想在电台没落实之前把所有的事挑明，因此只是告知余谷似，将介绍一个“管消息的人”和她住一起。
离开余家后，父亲开始了筹建秘密电台的工作。他首先要找到一个可以长期供应电台所需各种通信器材的供应商，合法搞到制作和维修收发报机的零件。他找到了一位老朋友——北平企业公司经理刘志义——出任电料行经理。在刘志义的掩护下，李雪用根据地带来的经费在西四北大街开设了“龙云电料行”。通过电料行，设立电台需要的零件都可以合法购进。刘志义很可靠，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同情共产党。此人在北平交往甚广，行动小心谨慎，家住一个人迹稀少的尼姑庵中，更便于掩护，是制造电台的理想地点。5月的一天，“龙云电料行”开张了，李雪成了电料行的“股东”，报务员赵振民当了店伙计。二人利用电料行提供的方便，在刘家后院悄悄地组装了第一台发报机，李雪把一台短波收音机改装为一台收报机。那天晚上，第一份电报在刘志义家试发成功了。
余谷似天天盼着父亲说的那个“管消息的人”来。直到快放暑假的时候，父亲才露面。他告诉余谷似：“过两天，有个姓李的会来找你，他个子不高，戴近视眼镜。他主要是来办理搬家的事并介绍那个‘管消息的人’和你住在一起。你如果有什么意见可以和他谈。我就不陪他一起来了。”过了几天，果然来了一个戴眼镜、个子不高的青年，进院后就像这里的常客似的径直走到后院北屋东头那间房子，轻轻地敲敲窗户，问道：“余老太太在家吗？”余谷似隔着窗户看到来人个子不高，戴着眼镜，知道这一定是那个姓李的了。显然，父亲已经详细地介绍了余家的情况和接洽方式。余家后院有一家房客，房客的三儿子是北平行辕的小军官，如果事先没有讲清楚，到他家去询问难免引起注意。简单自我介绍后，李雪告诉余谷似：那个“管消息的人”是指报务员，你的家将成为掩护地下电台的据点。为了对外统一口径，李雪和余谷似一起编造了亲属关系：从现在起李雪是余谷似姐姐的儿子，管余谷似叫姨。最后李雪谈起了搬家的问题。因为电台一旦安在余家，起居和交往都会发生变化，有可能引起老邻居的猜疑，搬家是为了预先排除安全隐患，余谷似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1947年6月中旬的一天，李雪通知余谷似房子已经找好了，在旧鼓楼大街118号。房东姓韩，生前是国民党的外交官，遗孀和儿女住在后院，把外院的五间房全部出租了。租房时李雪和房东说新搬来的老太太爱听收音机，以此为借口安装了南北很长的天线。搬家前，李雪和余谷似把编造的“管消息的人”的身世和经历串了一遍：她是有钱人家的老寡妇，儿女都在台湾，每月从台湾寄钱供养母亲。表侄杨桢祥本是乡间富户，为躲兵役来到北平，见老人的儿女都不在身边，为了方便照顾，和老人住在一起。
电台最初的三个组建者父亲、李雪、赵振民加上刘志义忙了整整一个夏天，不知不觉已是入秋时分，城工部北平地下党第一部地下電台的地点、设备、人员和掩护身份终于全部落实了。“管消息的人”——报务员赵振民化名杨桢祥，以表侄的身份搬进了余谷似的家。
为了掩护这部电台，余谷似从此断绝了一切亲戚往来。用余谷似的话说，地下电台的生活从表面上看是很悠闲自在的，房子是地下党给租的，生活也受到照顾，实际上每天都在刀尖上度日。每天夜深人静时，余谷似就把收发报机从箱子里小心地拿出来，交给杨桢祥上台收发。收发报时她担任掩护，监视屋外的动静。就这样，余家掩护了电台一年多。
一年后，担心老在一个地方容易暴露，余家又迁到了地安门外大街帽儿胡同2号。这里是独门独院，和国军被服厂是近邻，可谓虎口建新家。这个“家”一直用到北平解放。在平津战役最紧张的日子里，电台从每天发报一次改为三次。白天开机时，小孙子余祥就在房顶上放鸽子，为的是观察周围动向，余谷似则留在屋里随时做应急准备。由父亲决定发出的电报中，大约有半数是从这里发出的。
第一部电台建成后，地下党又买下了西单商场内九九照相馆作为另一个情报据点。李雪是照相馆“掌柜”，交通员张彬是会计，另一位交通员吴宽德以晚上值班看房子的名义在店里存身。白天，吴宽德在商场的北门外摆个移动的香烟水果摊，暗中传递情报，这是地下党最重要的情报交换站之一。我母亲徐书麟是父亲的交通员，每天下班后到这个小摊取送电报。
1947年7月，根据刘仁指示，李雪又制造了三台发报机，两台留在北平，一台给天津。刘志义用地下党给的二两黄金托人买了两台收报机。继赵振民电台之后，方亭电台和王超向电台陆续建立。这样，城工部北平地下党一共有了三部电台，收发报人员、电台地点、掩护家庭、情报发送人和接头地点也全部落实。三套人马轮流传送情报，增加了情报系统抗风险能力。党组织为每个电台建立了“家”。家庭成员虽非血亲，却互相关心，亲密无间，比一家人还要亲，而且每家都有一位无畏的母亲掩护。
城工部的三部电台建立后，电台系统全部归地下党学委管理，父亲是总负责人。译电员译出的大部分电报都由交通员送给父亲处理，有些也送给北平地下党其他委员会负责人。
“尽快找到崔月犁”
城工部三部电台的频繁使用从1948年才开始。平津战役打响后，为了加强电台人员力量，刘仁决定把一直跟在身边的最有经验的译电员何钊派进北平。临出发前刘仁嘱咐她：“沿途一定不要耽搁，赶到北平后务必尽快找到崔月犁。”何钊原名顾静姝，为无锡名门之后，聪慧端庄，在北大医学院念书时参加革命，抗战胜利后在父亲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何钊后来又被调回根据地，在刘仁的领导下参与了城工部电台密电码的编译。
1948年12月1日，一个严冬的凌晨，何钊出发了。她化装成一名从山东德州来的乡间女子，持城工部机关仿制的身份证，与一位组织上指派掩护同行的老者以甥舅相称，随着往来跑单帮、做生意的人群昼行夜宿，在三天后的傍晚到了天津，第二天一早便独自乘火车赶往北平。临行前，刘仁叮嘱她：“尽快找到崔月犁”，这是因为找到我父亲并不容易，接头地点会随时根据情况变化而改变。城工部机关并不知道父亲住在何处，也无法告知接头地点。偌大的北平，如何去找？何钊自有办法，她打算通过在北平的弟弟找人，因为她弟弟也是我父亲介绍参加革命的。走到沧州交通站附近，她偶然遇到了从北平去根据地汇报工作的学委委员杨伯箴。两个人擦肩而过时，杨伯箴告诉何钊，她的弟弟患了伤寒，与组织已经好久没有联系，这条线已经行不通了。杨也不知道父亲的地址。 听到这个消息，何钊真是焦急万分。自己身上携带着电报密码、八个拍摄文件和经特殊处理的胶片底板，需要马上交给我父亲。一路上她都在苦苦思索到北平后怎么才能找到他。不料当她在前门火车站下了车正往外走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天！她几乎惊讶地喊出来，眼前突然闪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前方不远处，一个竖着大衣领子、戴了一顶鸭舌帽、捂着口罩的人夹在人群中匆匆进站来了，正是崔月犁！看来他可能正要坐火车外出。何钊不由得大喜过望，急忙迎着人流挤到父亲跟前。父亲见到村姑打扮的何钊，稍稍一怔。瞬間，只听到她急促地低声说：“让我快快找到你。”父亲马上明白了，示意让她回家去等。如此意外的巧遇真像上天的安排，这个一路上都在困扰她的问题竟这么轻而易举地解决了！两天以后，父亲和李雪来到何钊家，当即决定她立即搬到李雪父母家去。这样，何钊成了李雪的父亲金老伯的侄女，取名金某某，然后在一个小报上胡乱登了一个身份证遗失声明，算是有了合法身份。
正如刘仁所料，何钊到北平没几天，平津地区的交通线即被东北野战军切断了，城内每天都能听到隆隆的炮声。从此以后，北平地下党的情报传送完全靠电台。何钊在父亲领导下，在这个新“家”里开始了北平解放前最忙的两个月的译电工作。
强将手下无弱兵
从1947年6月电台建成到1949年1月停机，在父亲的领导下，这些“管消息”的人们成功发送出无数重要情报，其中主要是军事情报，包括军队调动、军用列车发出方向等。情报的主要来源是潜伏在各个部门的地下党情报员。这时父亲身兼数职：北平地下党学委秘书长并兼管文化委员会、上层统战、电台和军事策反小组，公开身份则是同仁医院放射科医生。
1948年10月，中共地下情报系统至少从四条地下情报渠道获得了一份绝密情报——蒋介石和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密谋偷袭石家庄（旧称石门）的计划。该计划目的是捣毁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父亲领导的电台是第一个把这份重要情报传送给党中央。这份情报挽救了西柏坡。在调兵增援过程中，毛泽东下决心提前在平津地区就地解决傅作义。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按周恩来急令秘密入关到达蓟县——分割北平和天津的要地，从此摆下整个平津战役最重要的一枚战略棋子。
1948年11月8日，中共秘密党员、国民党徐州剿匪总司令部第三绥靖区两位副司令何基沣、张克侠率部共三个半师约两万多人在贾汪、台儿庄起义。起义正式揭开了淮海战役帷幕，它不仅为华东野战军打开了通往徐州的东北大门，而且切断了急于西撤的黄百韬兵团退路，使解放军粟裕部顺利阻截合围黄部。毛泽东和朱德为此致电嘉勉，称起义“对战局影响很大，使敌人原来的部署大为混乱”。11月10日，起义两天后，父亲收到刘仁急电：要他立即在北平找到何基沣将军家属并把她迅速安全送到解放区。父亲急忙来到林葆骆大夫诊所找季洪，对他说：“刚刚收到中央紧急任务，你必须马上去办！何基沣已在徐州前线起义，目前只知道他的家属在北平，住处有两个，一处在宝禅寺胡同，另一处在旃檀寺胡同。你一定设法在三天内把他们找到，安全送到解放区。家属的名字和接头联系方式上级都没说。时间紧迫，无论多困难，必须完成任务。”季洪二话没说，立刻出发。几经周折，把何的家眷顺利送到了石家庄。父亲说：“那时候的党员精明能干，有牺牲精神，一个能顶好几个，几乎没有完不成的任务。”
1948年12月平津战役开始后，北平地下党随时搜集有关傅作义部队调动和军用列车去向的情报，地下电台天天将这些情报发往解放区，译电员几乎能背出傅作义部队的番号和驻地。解放军围城后，傅作义命令修建了临时的东单机场。接到地下党报告，平津前线指挥部决定用炮火封锁东单机场，但炮弹命中率低。地下党员冒着生命危险，实地查看炮弹落点，然后通过地下电台帮助城外炮兵校准目标，随即数炮命中，封锁了机场，防止傅作义守军将领出逃。解放军准备攻城阶段，地下党受命对各城墙的位置、高度和厚度进行勘察，通过电台准确报告给平津前线指挥部。
每封电报背后都有北平地下党员的惊险故事。城工部三部电台的所有报务员、交通员和译电员无一例外地遵守了每一项纪律，成功地发出每份情报，没有一部电台被破获，从而创建了大城市地下电台的奇迹。据报务员卡迪回忆，北平解放前夕，平津战役总前委的聂荣臻经常到城工部电台亲自看电报。在那儿每天可以看到华北地区最高指挥官傅作义的动态，除了军事部署，还包括他的心理状态。这些电报正是父亲领导的秘密电台发来的。北平解放后，刘仁告诉父亲：“聂司令员表扬了你们的情报工作。他说，‘在战场上，像这样迅速、准确地了解敌军最高指挥官的动态乃至情绪变化，在战争史上是罕见的。’”地下党员历来当无名英雄，不能公开，没有立功受奖之说，这个表扬恐怕是父亲和“管消息的人们”得到的最高荣誉了。他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立下汗马功劳，也为后代留下了永不过时的传奇。
（作者为崔月犁之女）
责任编辑 周峥嵘
接受特殊使命
华北局城工部的前身是1941年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成立的中共晋察冀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城工委）。所谓城市工作，就是指地下工作。共产党的地下工作系统产生并发展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大致分为三大系统。由于中共创建后一直无法公开活动，各省党组织始终处于地下状态，这是地方系统，如晋察冀分局先后建立的城工委和城工部;1927年成立的中央特科，以及后来中共中央社会部在大城市的情报系统，这是中央系统;后来又有了军队系统，如八路军前线总部在北平建立的情报站以及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系统建立的各级敌工部。三大系统之间一般没有横向联系，也没有情报交换。这就是为什么中共有可能从不同来源获得同一情报的原因。
1944年9月，城工委改称城工部。1945年抗战胜利后，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察冀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改称为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在部长刘仁努力下，城工部逐渐发展为在北方城市、工矿（包括北平、天津、石家庄、唐山、保定、太原、塘沽等）和铁路系统（包括平汉、平绥、北宁、正太、津浦、同蒲线）中最大的地下工作网。
父亲1942年被调入城工委。他当时在河北平山党校做校医，同时兼任校党支部书记。1942年，城工委主任刘仁看我父亲人很精干、有应变能力，了解到他在1937年曾在北平流浪过几个月，算是见过大城市，又经历了近6年抗日根据地游击战的考验，这样就选中他到城工委接受地下工作培训。那时城工委对派遣人员的最低要求是能带着脑袋回来。副主任刘慎之说：“你们出去能待住，就算完成任务。”“你们出去一个，就等于埋下一颗定时炸弹，等需要爆炸时再爆炸。”
需要说明的是，华北局城工部领导的地下党有别于其他城市地下党，它直接受晋察冀根据地领导，负责人由根据地任命派遣。换言之，城工委领导机关对派进城里的地下党员实行异地领导，从组织结构讲，属于上下级的关系。这一系统的设计当时是考虑到斗争太残酷，地下党领导机关被一网打尽的风险太大，所以采用异地领导。但是这一系统也有不便，城里的地下党领导人必须越过封锁线到根据地汇报工作和领受任务。从1943年起，我父亲每年都要几次穿过日寇封锁线，往返于根据地和平津地区。为了与北平地下党建立更有效的联系，刘仁很早就想在北平建立电台。这项筹备工作始于1942年。可当时根据地忙于反“扫荡”战斗，直到1947年，城工部总算培养出自己的电讯技术人员，可还是买不到设备。刘仁决定自力更生造电台。
建台最初的三个人
父亲1943年潜入北平后，主要工作是以医生身份为掩护，在北平城内发展党组织和其他抗日关系，为根据地秘密输送人才、医疗器械和药品等物资。到了1947年，北平地下党有了很大发展。父亲凭着勤奋、为人善良、热情和超强的联络能力，在北平的上层知识分子和商界中建立了相当不错的人脉，成为城工部在北平地下党开展上层统战工作的骨干。
1947年7月，刘仁将报务员赵振民派进天津以熟悉大城市的工作环境，通过每日抄收新华社的明码电报为未来的北平地下电台练兵。两个月前，刘仁已经把另一位重磅人物派进了北平，他是电台专家李雪。凭他的技术，制造收发报机没问题，关键是要设法搞到通信器材。国统区内，电台是“违禁”品，直接购进电台风险太大，但是通信器材能买到。临行前，李雪一直在担心通信器材如何到手。刘仁对李雪说，关于进城后如何合法搞到通信器材和安全的掩护身份和场所，到北平后你要尽快去找崔月犁，他有办法。
李雪给我父亲带来了刘仁关于筹建地下电台的指示，告诉他，报务员赵振民数月前从天津来到北平，在国民党军联勤总部所属北平汽车修理厂电工车间临时谋得一个电工的职业，但是住处换了两次都不够安全，请他帮忙找一个更安全的“家”，还要设法合法买到通信器材并找到一个安全的组装电台地点。“经费没问题，刘仁给了一笔钱。”李雪告诉父亲：刘仁托他代管一笔地下党经费，一共六百两黄金。地下党员韩伯平冒着生命危险，把这些金条藏在大白菜和油篓里，一次次通过封锁线带进城里，这将是北平地下党几年间的全部经费。出发前刘仁曾嘱咐李雪：该花的钱一定要花，不该花的一分都不能花，这是根据地人民的血汗钱。讲到这儿，李雪有点儿发愁：“现在最难的是缺关系搞不到零件，刘仁说你有办法。”“关系没问题，过些天你听我信儿吧！”父亲很肯定地回答。
城工部第一部地下电台的筹备工作最早从这三个人开始：李雪、父亲和赵振民。李雪负责机务，即电台组装、维修;父亲负责掩护，也就是找掩护关系和购买零部件的渠道;赵振民负责发报。建台首先得有可靠的掩护，没有掩护，即使建了也会随时被敌特侦破。
给电台找个家
正值莺歌燕舞的季节，一天上午，父親来到了宣武区内校场口老墙根16号，这是一座经过改建的两进院的状元府，院门口挂着两块牌子，一块写的是“吴兴沈寓”，另一块写的是“杭州余寓”。父亲来的时候，房主余谷似正在屋里洗衣服。
余谷似是中国近代法学泰斗沈家本的孙女。父亲沈承熙是沈家本的二儿子，清末举人。叔叔沈承烈在北洋政府时期是审计院审计官。承蒙祖父偏爱，余谷似早年受到良好教育，做过小学教员。后由家庭包办成为察哈尔财政厅厅长余诒继室。结婚三年后，余诒因病去世。余家门口的两块牌子，“吴兴沈寓”是指沈家原籍浙江吴兴，“杭州余寓”指的是余诒原籍浙江杭州。余谷似的女儿和二儿子余琦去了根据地，余琦后来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余家大儿子余瑡是国军少将，据说由于抗战有功，被同仁忌恨，以通共罪杀害了，对外只讲是抗战烈士，被追授中将军衔。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为赵登禹、佟麟阁和余瑡开了追悼会，还答应给余谷似二十万大洋抚恤金，后来成了空头支票。余瑡被害那年，儿子余祥还是个五六岁的孩子，余谷似只好靠变卖家藏带着孙子度日。 余谷似是父亲的老朋友，他们相识于1946年。那时父亲化名刘灏，余家是地下党一个联络点。父亲几乎每星期都来开会，余谷似的责任就是做饭，做掩护。余谷似很习惯地下工作的规矩，不该问的一句都不多问。她只知道父亲是地下党负责人，并不知道他的具体任务。父亲不想在电台没落实之前把所有的事挑明，因此只是告知余谷似，将介绍一个“管消息的人”和她住一起。
离开余家后，父亲开始了筹建秘密电台的工作。他首先要找到一个可以长期供应电台所需各种通信器材的供应商，合法搞到制作和维修收发报机的零件。他找到了一位老朋友——北平企业公司经理刘志义——出任电料行经理。在刘志义的掩护下，李雪用根据地带来的经费在西四北大街开设了“龙云电料行”。通过电料行，设立电台需要的零件都可以合法购进。刘志义很可靠，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同情共产党。此人在北平交往甚广，行动小心谨慎，家住一个人迹稀少的尼姑庵中，更便于掩护，是制造电台的理想地点。5月的一天，“龙云电料行”开张了，李雪成了电料行的“股东”，报务员赵振民当了店伙计。二人利用电料行提供的方便，在刘家后院悄悄地组装了第一台发报机，李雪把一台短波收音机改装为一台收报机。那天晚上，第一份电报在刘志义家试发成功了。
余谷似天天盼着父亲说的那个“管消息的人”来。直到快放暑假的时候，父亲才露面。他告诉余谷似：“过两天，有个姓李的会来找你，他个子不高，戴近视眼镜。他主要是来办理搬家的事并介绍那个‘管消息的人’和你住在一起。你如果有什么意见可以和他谈。我就不陪他一起来了。”过了几天，果然来了一个戴眼镜、个子不高的青年，进院后就像这里的常客似的径直走到后院北屋东头那间房子，轻轻地敲敲窗户，问道：“余老太太在家吗？”余谷似隔着窗户看到来人个子不高，戴着眼镜，知道这一定是那个姓李的了。显然，父亲已经详细地介绍了余家的情况和接洽方式。余家后院有一家房客，房客的三儿子是北平行辕的小军官，如果事先没有讲清楚，到他家去询问难免引起注意。简单自我介绍后，李雪告诉余谷似：那个“管消息的人”是指报务员，你的家将成为掩护地下电台的据点。为了对外统一口径，李雪和余谷似一起编造了亲属关系：从现在起李雪是余谷似姐姐的儿子，管余谷似叫姨。最后李雪谈起了搬家的问题。因为电台一旦安在余家，起居和交往都会发生变化，有可能引起老邻居的猜疑，搬家是为了预先排除安全隐患，余谷似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1947年6月中旬的一天，李雪通知余谷似房子已经找好了，在旧鼓楼大街118号。房东姓韩，生前是国民党的外交官，遗孀和儿女住在后院，把外院的五间房全部出租了。租房时李雪和房东说新搬来的老太太爱听收音机，以此为借口安装了南北很长的天线。搬家前，李雪和余谷似把编造的“管消息的人”的身世和经历串了一遍：她是有钱人家的老寡妇，儿女都在台湾，每月从台湾寄钱供养母亲。表侄杨桢祥本是乡间富户，为躲兵役来到北平，见老人的儿女都不在身边，为了方便照顾，和老人住在一起。
电台最初的三个组建者父亲、李雪、赵振民加上刘志义忙了整整一个夏天，不知不觉已是入秋时分，城工部北平地下党第一部地下電台的地点、设备、人员和掩护身份终于全部落实了。“管消息的人”——报务员赵振民化名杨桢祥，以表侄的身份搬进了余谷似的家。
为了掩护这部电台，余谷似从此断绝了一切亲戚往来。用余谷似的话说，地下电台的生活从表面上看是很悠闲自在的，房子是地下党给租的，生活也受到照顾，实际上每天都在刀尖上度日。每天夜深人静时，余谷似就把收发报机从箱子里小心地拿出来，交给杨桢祥上台收发。收发报时她担任掩护，监视屋外的动静。就这样，余家掩护了电台一年多。
一年后，担心老在一个地方容易暴露，余家又迁到了地安门外大街帽儿胡同2号。这里是独门独院，和国军被服厂是近邻，可谓虎口建新家。这个“家”一直用到北平解放。在平津战役最紧张的日子里，电台从每天发报一次改为三次。白天开机时，小孙子余祥就在房顶上放鸽子，为的是观察周围动向，余谷似则留在屋里随时做应急准备。由父亲决定发出的电报中，大约有半数是从这里发出的。
第一部电台建成后，地下党又买下了西单商场内九九照相馆作为另一个情报据点。李雪是照相馆“掌柜”，交通员张彬是会计，另一位交通员吴宽德以晚上值班看房子的名义在店里存身。白天，吴宽德在商场的北门外摆个移动的香烟水果摊，暗中传递情报，这是地下党最重要的情报交换站之一。我母亲徐书麟是父亲的交通员，每天下班后到这个小摊取送电报。
1947年7月，根据刘仁指示，李雪又制造了三台发报机，两台留在北平，一台给天津。刘志义用地下党给的二两黄金托人买了两台收报机。继赵振民电台之后，方亭电台和王超向电台陆续建立。这样，城工部北平地下党一共有了三部电台，收发报人员、电台地点、掩护家庭、情报发送人和接头地点也全部落实。三套人马轮流传送情报，增加了情报系统抗风险能力。党组织为每个电台建立了“家”。家庭成员虽非血亲，却互相关心，亲密无间，比一家人还要亲，而且每家都有一位无畏的母亲掩护。
城工部的三部电台建立后，电台系统全部归地下党学委管理，父亲是总负责人。译电员译出的大部分电报都由交通员送给父亲处理，有些也送给北平地下党其他委员会负责人。
“尽快找到崔月犁”
城工部三部电台的频繁使用从1948年才开始。平津战役打响后，为了加强电台人员力量，刘仁决定把一直跟在身边的最有经验的译电员何钊派进北平。临出发前刘仁嘱咐她：“沿途一定不要耽搁，赶到北平后务必尽快找到崔月犁。”何钊原名顾静姝，为无锡名门之后，聪慧端庄，在北大医学院念书时参加革命，抗战胜利后在父亲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何钊后来又被调回根据地，在刘仁的领导下参与了城工部电台密电码的编译。
1948年12月1日，一个严冬的凌晨，何钊出发了。她化装成一名从山东德州来的乡间女子，持城工部机关仿制的身份证，与一位组织上指派掩护同行的老者以甥舅相称，随着往来跑单帮、做生意的人群昼行夜宿，在三天后的傍晚到了天津，第二天一早便独自乘火车赶往北平。临行前，刘仁叮嘱她：“尽快找到崔月犁”，这是因为找到我父亲并不容易，接头地点会随时根据情况变化而改变。城工部机关并不知道父亲住在何处，也无法告知接头地点。偌大的北平，如何去找？何钊自有办法，她打算通过在北平的弟弟找人，因为她弟弟也是我父亲介绍参加革命的。走到沧州交通站附近，她偶然遇到了从北平去根据地汇报工作的学委委员杨伯箴。两个人擦肩而过时，杨伯箴告诉何钊，她的弟弟患了伤寒，与组织已经好久没有联系，这条线已经行不通了。杨也不知道父亲的地址。 听到这个消息，何钊真是焦急万分。自己身上携带着电报密码、八个拍摄文件和经特殊处理的胶片底板，需要马上交给我父亲。一路上她都在苦苦思索到北平后怎么才能找到他。不料当她在前门火车站下了车正往外走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天！她几乎惊讶地喊出来，眼前突然闪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前方不远处，一个竖着大衣领子、戴了一顶鸭舌帽、捂着口罩的人夹在人群中匆匆进站来了，正是崔月犁！看来他可能正要坐火车外出。何钊不由得大喜过望，急忙迎着人流挤到父亲跟前。父亲见到村姑打扮的何钊，稍稍一怔。瞬間，只听到她急促地低声说：“让我快快找到你。”父亲马上明白了，示意让她回家去等。如此意外的巧遇真像上天的安排，这个一路上都在困扰她的问题竟这么轻而易举地解决了！两天以后，父亲和李雪来到何钊家，当即决定她立即搬到李雪父母家去。这样，何钊成了李雪的父亲金老伯的侄女，取名金某某，然后在一个小报上胡乱登了一个身份证遗失声明，算是有了合法身份。
正如刘仁所料，何钊到北平没几天，平津地区的交通线即被东北野战军切断了，城内每天都能听到隆隆的炮声。从此以后，北平地下党的情报传送完全靠电台。何钊在父亲领导下，在这个新“家”里开始了北平解放前最忙的两个月的译电工作。
强将手下无弱兵
从1947年6月电台建成到1949年1月停机，在父亲的领导下，这些“管消息”的人们成功发送出无数重要情报，其中主要是军事情报，包括军队调动、军用列车发出方向等。情报的主要来源是潜伏在各个部门的地下党情报员。这时父亲身兼数职：北平地下党学委秘书长并兼管文化委员会、上层统战、电台和军事策反小组，公开身份则是同仁医院放射科医生。
1948年10月，中共地下情报系统至少从四条地下情报渠道获得了一份绝密情报——蒋介石和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密谋偷袭石家庄（旧称石门）的计划。该计划目的是捣毁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父亲领导的电台是第一个把这份重要情报传送给党中央。这份情报挽救了西柏坡。在调兵增援过程中，毛泽东下决心提前在平津地区就地解决傅作义。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按周恩来急令秘密入关到达蓟县——分割北平和天津的要地，从此摆下整个平津战役最重要的一枚战略棋子。
1948年11月8日，中共秘密党员、国民党徐州剿匪总司令部第三绥靖区两位副司令何基沣、张克侠率部共三个半师约两万多人在贾汪、台儿庄起义。起义正式揭开了淮海战役帷幕，它不仅为华东野战军打开了通往徐州的东北大门，而且切断了急于西撤的黄百韬兵团退路，使解放军粟裕部顺利阻截合围黄部。毛泽东和朱德为此致电嘉勉，称起义“对战局影响很大，使敌人原来的部署大为混乱”。11月10日，起义两天后，父亲收到刘仁急电：要他立即在北平找到何基沣将军家属并把她迅速安全送到解放区。父亲急忙来到林葆骆大夫诊所找季洪，对他说：“刚刚收到中央紧急任务，你必须马上去办！何基沣已在徐州前线起义，目前只知道他的家属在北平，住处有两个，一处在宝禅寺胡同，另一处在旃檀寺胡同。你一定设法在三天内把他们找到，安全送到解放区。家属的名字和接头联系方式上级都没说。时间紧迫，无论多困难，必须完成任务。”季洪二话没说，立刻出发。几经周折，把何的家眷顺利送到了石家庄。父亲说：“那时候的党员精明能干，有牺牲精神，一个能顶好几个，几乎没有完不成的任务。”
1948年12月平津战役开始后，北平地下党随时搜集有关傅作义部队调动和军用列车去向的情报，地下电台天天将这些情报发往解放区，译电员几乎能背出傅作义部队的番号和驻地。解放军围城后，傅作义命令修建了临时的东单机场。接到地下党报告，平津前线指挥部决定用炮火封锁东单机场，但炮弹命中率低。地下党员冒着生命危险，实地查看炮弹落点，然后通过地下电台帮助城外炮兵校准目标，随即数炮命中，封锁了机场，防止傅作义守军将领出逃。解放军准备攻城阶段，地下党受命对各城墙的位置、高度和厚度进行勘察，通过电台准确报告给平津前线指挥部。
每封电报背后都有北平地下党员的惊险故事。城工部三部电台的所有报务员、交通员和译电员无一例外地遵守了每一项纪律，成功地发出每份情报，没有一部电台被破获，从而创建了大城市地下电台的奇迹。据报务员卡迪回忆，北平解放前夕，平津战役总前委的聂荣臻经常到城工部电台亲自看电报。在那儿每天可以看到华北地区最高指挥官傅作义的动态，除了军事部署，还包括他的心理状态。这些电报正是父亲领导的秘密电台发来的。北平解放后，刘仁告诉父亲：“聂司令员表扬了你们的情报工作。他说，‘在战场上，像这样迅速、准确地了解敌军最高指挥官的动态乃至情绪变化，在战争史上是罕见的。’”地下党员历来当无名英雄，不能公开，没有立功受奖之说，这个表扬恐怕是父亲和“管消息的人们”得到的最高荣誉了。他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立下汗马功劳，也为后代留下了永不过时的传奇。
（作者为崔月犁之女）
责任编辑 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