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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玛依大火、洛阳大火、大连5·7空难、SARS爆发、汶川地震、天津港爆炸等几乎所有国内大型灾难，她都在现场，见证了心理危机干预从被忽视到被认可的全程。
从业35年，马弘一直在灾难中修复别人，也在重建自己。
重建对职业的认知
生于1957年的马弘，从小就想当医生。高中时代，父亲的一位朋友对心理学的见解，让她对心理医生产生了兴趣，并在报考大学时，选择了心理卫生专业。
1983年，马弘成为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的一名医生。彼时，全国的精神科医生不足万人。每天来求诊的患者不足百人。工作伊始，马弘见识了一系列因国民经济不发达而诱发疾病的患者。一位老太太丢了一只鸡，就神经症发作了，一大家子赶着马车把她送来。一个女人生了孩子后，由于没有奶水，抱着孩子欲跳楼，幸亏被及时发现……那些常人以为“都不算事儿”的事情，却成为压垮一些人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马弘越来越意识到这份工作的价值，而真正的考验发生在她从业11年后的那个冬天。
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市友谊馆发生重大火灾，造成288名学生和37名老师、家长及工作人员死亡，132人受伤。休克、晕厥和要自杀的遇难者家属被一个接一个地送进油田总医院的急诊室。两周后，药没了，医生也扛不住了，工会主席经石油部向卫生部请求派出心理专家。
马弘所在的医院30多名医生报了名。彼时，马弘已经是主治医师，她与同事吕秋云被选中，火速赶往灾区。
当时，无论是曾在美国学过心理与家庭治疗的吕秋云，还是经验丰富的马弘，都觉得心里没底。下车后，接待的小伙子径直将马弘和吕秋云引向医院宣传科，放火灾时的录像——孩子在里面砸碎了玻璃，却被外面的铁栏杆挡住，家长在外面喊，孩子在里面叫，绝望的气息溢出画面。看到第四个小时，马弘胃疼得出去吐了。
在病房里，马弘看到一个小女孩举着烧成“小黑棍”的十根手指转来转去，满怀希望地跟她说：“阿姨说了，给我装假手，会跟我原来的手一样漂亮。”马弘做了很多准备，但没想到自己会受这么大的影响，绝望与挫败感深深地困扰着她，马弘开始失眠、易怒。吕秋云拿出录音机，两人一人一只耳机听歌，让彼此放松。
一名下肢严重烧伤的小女孩交谈时很少看马弘的眼睛，但说到“北京”时，女孩眼中闪过一丝光亮。马弘深入一问，女孩说想去北京看大熊猫。回去后，马弘满北京买熊猫玩具，没有买到，最后买了一只棕色的毛绒熊寄给了小女孩。一年后，马弘收到女孩来信，说当时的谈话与玩具熊，给了她很大的支持和希望。这是马弘收到的第一份确切反馈，“哦，原来现场支持是有效的。”对于受难者来说，他们太需要物质与心理的支持，来抵消亲人、身份与尊严等混合在一起的巨大丧失。而这次援助被看作中国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开端。
此后，无论逛商场还是住酒店，马弘会下意识地找灭火器和消防通道，设想灾难发生后的逃离方法；她开始搜集各种灾难信息，分类归置在电脑里；她对上门拜访的客人展示克拉玛依友谊馆的照片，一遍遍讲那些故事。
精神卫生成为日常必修课
马弘成了中国第一支灾后心理危机干预队的队员，也是这支队伍的组织管理者。在马弘看来，心理危机干预真正引起大众重视是在2003年SARS爆发时，她称之为中国心理危机干预的里程碑式事件。
彼时，宣称SARS会导致焦虑的报道到处都是。除了常人对患病的恐惧，被一套穿戴严密的防护服割裂的医患关系，也致使双方各自忧虑——患者无助，医者无奈。他们无法交流，医生进去打完针就走，这是规矩。
于是，马弘代表医护群体给所有患者写了一封信：“我们和您一样，都是第一次遇上这种疾病。平时，我们会用微笑缓解您的不安，今天，厚厚的口罩挡住了我们微笑的面容。”她特意选了粉色的纸张和信封，但领导不肯用。马弘跟领导在电话里大吵一架，气得一屁股坐折了椅子，把椎间盘给墩碎了，上了手术台。但好在后来通过中国护理协会，这封信还是向所有医院发出去了。
至今，马弘仍然认为信息互通才能打消疑虑，这封信的传递像是在特殊时期撒下的希望的种子。患者在无望中获取希望，知道自己是被关注的；医护人员传达出自己的关切，心理负担被放下，轻松上阵。一场SARS就像是一场心理卫生的科普。
2008年汶川地震时，心理服务的帐篷像是从裂开的地缝里长出来的，穿得像越野战士一样的心理咨询师们坐在那儿，旁边堆着宣传资料。还有流动的心理服务组织，来了就把睡着的灾民摇醒填表。很多灾民和志愿者管这些人叫“杀手队”。有两名受灾儿童因慰问团开的“空头支票”差点自杀。慰问团说将来带孩子们去香港发展，但说完就走了，未被兑现的承诺再次剥夺了孩子們的希望。
马弘看不上这种不专业的心理服务。带队到达地震灾区的第二天，她就开始召集志愿者，捐款买书买花买凳子。还有体育老师带着小足球，吸引小朋友在帐篷前围成圈。心理医生趁着跟孩子玩的机会，一个个聊天做筛查评估。第三天，小朋友们看书、踢球、嬉戏，生活开始恢复。
尽管存在太多不正规、不专业的现象，但在马弘看来，利大于弊，精神卫生越来越成为人们日常的必修课。
修复别人重建自己
并非每一次干预都顺利。地区与社会发展不平衡，造成了干预结果的不同。2000年河南洛阳老城区东都商厦大火，2005年四川达州、云南文山州、黑龙江沙兰镇等五省自然灾害，马弘和吕秋云也带队准备去做心理危机干预，但都被当地工作人员挡到了一边：“只是遭了灾，老百姓没疯。”而联合国儿基会为每所被自然灾害损毁的学校配发的5万美元重建基金，被要求留下，“你们玩两天就回去，我们挺好的，就缺钱，不缺心理服务。”
马弘对此并不悲观，一次次奔赴灾难现场，她用35年的时间感知着社会对精神类疾病耻辱感的逐步降低。当初冷清的门诊，现在已经涨到了日均1600人。灾后心理危机干预也名正言顺地进了《国家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十三五”规划》。各地的心理干预救援队伍都已开始组建。
时下，马弘忙着用自己编写的实训手册，给各地新成立的队伍做培训，在各种学术国际会议、项目的启动设计中奔来跑去。历经各种灾难，按理说她的心理已经长成“铜墙铁壁”，可她永远无法对他人的痛苦无动于衷，每次从心理干预现场归来，她都要接受来自同事的心理疏导。她说，这是一个医生的基本素养——你是健康的，你才有能力去治愈他人。
从事这份工作，她说自己足够悲观，也足够乐观；足够绝望，也足够希望。
编辑 张秀格 gegepretty@163.com
从业35年，马弘一直在灾难中修复别人，也在重建自己。
重建对职业的认知
生于1957年的马弘，从小就想当医生。高中时代，父亲的一位朋友对心理学的见解，让她对心理医生产生了兴趣，并在报考大学时，选择了心理卫生专业。
1983年，马弘成为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的一名医生。彼时，全国的精神科医生不足万人。每天来求诊的患者不足百人。工作伊始，马弘见识了一系列因国民经济不发达而诱发疾病的患者。一位老太太丢了一只鸡，就神经症发作了，一大家子赶着马车把她送来。一个女人生了孩子后，由于没有奶水，抱着孩子欲跳楼，幸亏被及时发现……那些常人以为“都不算事儿”的事情，却成为压垮一些人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马弘越来越意识到这份工作的价值，而真正的考验发生在她从业11年后的那个冬天。
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市友谊馆发生重大火灾，造成288名学生和37名老师、家长及工作人员死亡，132人受伤。休克、晕厥和要自杀的遇难者家属被一个接一个地送进油田总医院的急诊室。两周后，药没了，医生也扛不住了，工会主席经石油部向卫生部请求派出心理专家。
马弘所在的医院30多名医生报了名。彼时，马弘已经是主治医师，她与同事吕秋云被选中，火速赶往灾区。
当时，无论是曾在美国学过心理与家庭治疗的吕秋云，还是经验丰富的马弘，都觉得心里没底。下车后，接待的小伙子径直将马弘和吕秋云引向医院宣传科，放火灾时的录像——孩子在里面砸碎了玻璃，却被外面的铁栏杆挡住，家长在外面喊，孩子在里面叫，绝望的气息溢出画面。看到第四个小时，马弘胃疼得出去吐了。
在病房里，马弘看到一个小女孩举着烧成“小黑棍”的十根手指转来转去，满怀希望地跟她说：“阿姨说了，给我装假手，会跟我原来的手一样漂亮。”马弘做了很多准备，但没想到自己会受这么大的影响，绝望与挫败感深深地困扰着她，马弘开始失眠、易怒。吕秋云拿出录音机，两人一人一只耳机听歌，让彼此放松。
一名下肢严重烧伤的小女孩交谈时很少看马弘的眼睛，但说到“北京”时，女孩眼中闪过一丝光亮。马弘深入一问，女孩说想去北京看大熊猫。回去后，马弘满北京买熊猫玩具，没有买到，最后买了一只棕色的毛绒熊寄给了小女孩。一年后，马弘收到女孩来信，说当时的谈话与玩具熊，给了她很大的支持和希望。这是马弘收到的第一份确切反馈，“哦，原来现场支持是有效的。”对于受难者来说，他们太需要物质与心理的支持，来抵消亲人、身份与尊严等混合在一起的巨大丧失。而这次援助被看作中国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开端。
此后，无论逛商场还是住酒店，马弘会下意识地找灭火器和消防通道，设想灾难发生后的逃离方法；她开始搜集各种灾难信息，分类归置在电脑里；她对上门拜访的客人展示克拉玛依友谊馆的照片，一遍遍讲那些故事。
精神卫生成为日常必修课
马弘成了中国第一支灾后心理危机干预队的队员，也是这支队伍的组织管理者。在马弘看来，心理危机干预真正引起大众重视是在2003年SARS爆发时，她称之为中国心理危机干预的里程碑式事件。
彼时，宣称SARS会导致焦虑的报道到处都是。除了常人对患病的恐惧，被一套穿戴严密的防护服割裂的医患关系，也致使双方各自忧虑——患者无助，医者无奈。他们无法交流，医生进去打完针就走，这是规矩。
于是，马弘代表医护群体给所有患者写了一封信：“我们和您一样，都是第一次遇上这种疾病。平时，我们会用微笑缓解您的不安，今天，厚厚的口罩挡住了我们微笑的面容。”她特意选了粉色的纸张和信封，但领导不肯用。马弘跟领导在电话里大吵一架，气得一屁股坐折了椅子，把椎间盘给墩碎了，上了手术台。但好在后来通过中国护理协会，这封信还是向所有医院发出去了。
至今，马弘仍然认为信息互通才能打消疑虑，这封信的传递像是在特殊时期撒下的希望的种子。患者在无望中获取希望，知道自己是被关注的；医护人员传达出自己的关切，心理负担被放下，轻松上阵。一场SARS就像是一场心理卫生的科普。
2008年汶川地震时，心理服务的帐篷像是从裂开的地缝里长出来的，穿得像越野战士一样的心理咨询师们坐在那儿，旁边堆着宣传资料。还有流动的心理服务组织，来了就把睡着的灾民摇醒填表。很多灾民和志愿者管这些人叫“杀手队”。有两名受灾儿童因慰问团开的“空头支票”差点自杀。慰问团说将来带孩子们去香港发展，但说完就走了，未被兑现的承诺再次剥夺了孩子們的希望。
马弘看不上这种不专业的心理服务。带队到达地震灾区的第二天，她就开始召集志愿者，捐款买书买花买凳子。还有体育老师带着小足球，吸引小朋友在帐篷前围成圈。心理医生趁着跟孩子玩的机会，一个个聊天做筛查评估。第三天，小朋友们看书、踢球、嬉戏，生活开始恢复。
尽管存在太多不正规、不专业的现象，但在马弘看来，利大于弊，精神卫生越来越成为人们日常的必修课。
修复别人重建自己
并非每一次干预都顺利。地区与社会发展不平衡，造成了干预结果的不同。2000年河南洛阳老城区东都商厦大火，2005年四川达州、云南文山州、黑龙江沙兰镇等五省自然灾害，马弘和吕秋云也带队准备去做心理危机干预，但都被当地工作人员挡到了一边：“只是遭了灾，老百姓没疯。”而联合国儿基会为每所被自然灾害损毁的学校配发的5万美元重建基金，被要求留下，“你们玩两天就回去，我们挺好的，就缺钱，不缺心理服务。”
马弘对此并不悲观，一次次奔赴灾难现场，她用35年的时间感知着社会对精神类疾病耻辱感的逐步降低。当初冷清的门诊，现在已经涨到了日均1600人。灾后心理危机干预也名正言顺地进了《国家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十三五”规划》。各地的心理干预救援队伍都已开始组建。
时下，马弘忙着用自己编写的实训手册，给各地新成立的队伍做培训，在各种学术国际会议、项目的启动设计中奔来跑去。历经各种灾难，按理说她的心理已经长成“铜墙铁壁”，可她永远无法对他人的痛苦无动于衷，每次从心理干预现场归来，她都要接受来自同事的心理疏导。她说，这是一个医生的基本素养——你是健康的，你才有能力去治愈他人。
从事这份工作，她说自己足够悲观，也足够乐观；足够绝望，也足够希望。
编辑 张秀格 gegepretty@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