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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德国之时，原本就很热络的中德关系更进一步，升级为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
这一关系的基石，毋庸置疑仍然是中德之间坚实且具有互补性的经济往来关系。“中国政府把德国视为经济改革的首选合作伙伴之一，同时也把德国视为高科技合作伙伴。”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Michael Clauss）对《财经》记者表示。
在此次访问中，中国人民银行和德国联邦银行就在法兰克福建立人民币清算和结算安排签署了备忘录，两国领导人决定将2015年设立为“德-中创新合作年”等，都是将两国经济关系进一步深化的举动。
此外，德国驻华使馆还计划于明年组织中国投资者前往德国，与各州潜在的商业伙伴进行接触，并可能在首都柏林与政府高级别代表会面。
但同时，中德双边关系又被赋予了更广泛的意义，尤其是在国际事务上的合作。自从新的联合政府上台以来，德国寻求在外交上更加积极主动，柯慕贤由此认为，中德在国际安全政策方面会有更多合作往来。
两国领导人会谈之后，柯慕贤在北京就中德深化经济合作的潜力，如何扩展合作领域，在乌克兰等国际事务上的协调，以及中欧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重点和进程等问题接受了《财经》杂志的专访。
《财经》：欧盟经济在复苏，而同时中国的GDP增长速率正在缓慢放低，欧盟、德国加深和中国经济关系的动力何在？
柯慕贤：如果你问德国的公司未来十年哪里是经济增长的主力，他们指向中国。尽管已经很清楚，中国目前的增速已经不会达到两位数，对其增长的期望值已经下降，但像中国这样如此大、又保持7%增速的经济体无疑是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的。德国企业对于到中国投资仍旧兴趣浓厚。以汽车行业为例，他们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持非常乐观的态度。
为了对经济进行改革，中国需要引入更多高科技。这正是在欧洲尤其是德国能找到的。正因如此，中国寻求在欧洲尤其是德国的投资机会，中国投资者已经收购了一些德国的高科技企业，并且自己也成为了某领域的龙头企业。这对中国未来经济稳定保持7%的增速是重要的。
《财经》：你提到了中国寻求对欧盟和德国进行投资，尤其是德国具有中国非常希望得到的高科技。但从最近的数据来看，中国对英国和卢森堡等国的投资远超德国，这是为什么？
柯慕贤：这需要对初始投资目的地和最终投资目的地进行区分。这正是香港发生的情况，即香港获得了中国50%以上的对外投资，但这些钱并不是完全投资于香港，而是作为中转投资到世界各地。在欧洲也是同样的情况。中国投资者投资英国或卢森堡的基金，但资金随后会比如说投向德国。趋势是中国在德国的投资增长迅速。
《财经》：最新数据显示，2013年在中国投资欧洲项目中，德国的占比为38%，超过了英国等地，你认为这会成为一种趋势吗？作为大使，你会如何促进更多中国资本前往德国投资？
柯慕贤：中国对投资德国非常有兴趣，我们试图将兴趣促成实际的成果。德国欢迎中国投资者。德国总理默克尔和经济部长都明确表示了这一点。我们计划组织有兴趣与德国商务往来的中国人去德国考察，向他们展示在德国投资的机会。
我们的想法是，与中方伙伴一起组织中国投资者前往德国。除了安排与各州潜在的合作伙伴进行接触外，我们还会在首都柏林安排他们与政府的高级代表们会谈。预计我们将在明年实施这个项目。
《财经》：德国政府方面对中国企业表示欢迎，请你介绍一下具体企业的情况，因为德国有很多延续了三四代人的家族企业，他们愿意接受外人的管理吗？
柯慕贤：起初中国投资者刚刚出现在德国市场上的时候，德国民众和工会确实担心他们只会拿走技术，然后不再经营这个德国公司。然而这没有发生，中国投资者做得很好，德国公司理解到和财力雄厚的中国伙伴合作是有好处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财经》：习主席今年访问德国之际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及德国的“工业4.0”战略。请你介绍一下这个战略，中国企业能从中获得什么样的机会？
柯慕贤：中国政府把我们视为经济改革的首选合作伙伴之一，同时也把我们视为高科技合作伙伴。
一方面，中国与德国之间不存在地缘政治的竞争；另一方面，德国企业在许多高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也正是因此习主席和默克尔总理决定把2015年定为“德-中创新合作年”。虽然现阶段我们的目标尚不清晰，但可以确定的是规划将与物联网、节能、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产业合作等众多领域相关。不过现在就具体合作实施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商议。
《财经》：在习近平主席与默克尔总理会谈之后的中德联合声明中显示，中方邀请德国参与新丝绸之路的建设。德国对此有何回应？
柯慕贤：这个概念被多次提及，默克尔总理希望能够提供更详细的规划，德国副总理和经济部长也就丝绸之路与习主席交换了意见。丝绸之路项目通过增加铁路线路将中国与欧洲更密切地连接起来。
德国对此很感兴趣，但我们的兴趣不仅仅在经济领域，丝绸之路在历史上也是关乎深化文化交流的，我们认为这也是“新丝绸之路”的可有之意，在经济和文化意义上把中国和欧洲拉得更近。
《财经》：中德近年来稳定而友好的双边关系是基于双方互补的经济关系。但随着中国致力于逐渐向价值链的上游移动，中德经济交流中的竞争属性会逐渐显露吗？这是否会形成对中德友好关系的威胁？
柯慕贤：现阶段德国经济是极富竞争力的，我们已经遭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不少国家的抱怨——德国的贸易顺差过大。德国不惧怕竞争，竞争是非常重要的， 否则就不会有经济繁荣和创新，竞争使产品日臻完美，所以这是我们政治和哲学上的总体途径。
至于中国，随着中国逐渐向产业链上游移动，生产更多高科技产品，显然这会带来更多竞争，但同时也带来更多合作的可能性。 例如德国企业西门子已经计划和中国联合生产产品销往第三方市场。 《财经》：在此次中德领导人会面后，决定将两国的关系升级为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你如何理解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尤其在国际事务方面两国如何加强合作？
柯慕贤：经济议题是两国之间极为重要的议题，同时我们看见中国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德国也是如此。双方有很多合作空间。
例如，我们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就相差不远。避免乌克兰局势的进一步升级符合我们双方的基本利益。习近平访问德国以及两国外交部长就乌克兰问题的会晤都表明了这一点。我认为，中德在国际事务方面加强合作的潜力很大。
此外，两国领导人也表示希望加深文化关系，希望更多的留学生交换和旅游往来，进行更多的语言教育。中德之间有着远超经济关系的更广泛议程。
《财经》：目前看来西方抑制乌克兰局势升级方法很有限，你们还有什么工具？
柯慕贤：毫无疑问我们不接受俄罗斯的做法，他们占领克里米亚是明显违反国际法的。不过同时德国希望能够缓和形势，德国认为说服俄罗斯不出兵干涉乌克兰东部和南部仍存在可能性。中国在其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因为莫斯科将北京视为非常重要的伙伴，我们寄希望于北京会在这方面向莫斯科传达正确的信息。
《财经》：你曾担任德国外交部欧洲司司长。有评论说欧洲国家正在为“谁是中国最好朋友”竞争，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欧盟对中国的总体政策，对此你怎么看？
柯慕贤：对此我们需要区别对待。欧盟各国之间包括在对华关系上当然存在着竞争，比如在人民币离岸中心的设立地点上。在经济政策、贸易和竞争政策方面欧盟的一体化程度很高。所以布鲁塞尔在这方面，包括在对华关系上扮演主要角色。
我们正在努力使欧盟各成员国在对外政策方面也能更好地融合。但是现阶段，我们还是独立的国家，不是欧洲联邦国家，这就意味着还有以本国利益为主导的、独立的中法、中德、中英双边关系。
《财经》：你提到的人民币离岸中心也是此次访问中重要的成果之一。最近伦敦和中国也签订了类似协定，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你能解释一下这两个中心的区别吗？
柯慕贤：德国是欧盟里第一个与中国签订人民币离岸中心协议的国家。法兰克福具备了非常好的条件，因为它是欧洲中央银行总部所在地，是欧元区唯一带有清算功能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德国也是欧洲的实体经济中心和最强的经济体，以及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也是为什么法兰克福成为人民币结算中心的首选之地。
伦敦是欧洲的金融中心，但是它在欧元区之外，而法兰克福是欧元区之内的实体经济中心，因此两者在人民币业务方面不存在竞争关系。
《财经》：在德国的人民币清算结算预期规模会有多大？
柯慕贤：目前这很难说。我们看到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人民币结算规模已经从2%升至40%。我们知道未来许多中小企业都准备采用更多的人民币账单。所以，我认为这能极大地增进双边贸易发展。
《财经》：中国-欧盟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正在进行，一些法律专家认为中欧之间的协定会紧跟中美投资协定的步伐，因为很多议题都是相似的。中国-欧盟的投资协定框架有什么特别的议题吗？
柯慕贤：中欧之间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已经进行了几轮，双方都充满信心。但要找到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需要更多的时间。大多数欧盟国家包括德国已经和中国有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如果升级到中国与欧盟层面，就需要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协议。更好的市场准入条件以及朝着公平的竞争环境推进，对我们特别重要。
《财经》：欧盟同时也在与美国进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在中欧协议和美欧协议间，哪一个是欧洲的优先议题？
柯慕贤：两个都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同时在谈。美国与欧盟之间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的谈判始于2013年，应该至2015年结束。目的是双方在服务业、政府采购的准入和投资安全等领域进一步开放市场。
我们与中国之间目前在谈判的只是投资保护协议。如能成功签署该协议，作为下一步可以考虑中国-欧盟自由贸易协定的问题。习主席在与默克尔总理会面时也提到了这一点。
《财经》：德国是TTIP的倡议者，但是现在监听丑闻损害了德美的双边关系，你觉得这会影响谈判进程吗？
柯慕贤：德国是一个工业国家也是一个出口大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总是主张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协议。在自由贸易协定里经济利益是我们主要关心的。
窃听默克尔总理手机的事情会影响到双方的气氛，但我们不会改变与美国谈判自贸协定的决定，因为这对德国工业特别重要。
这一关系的基石，毋庸置疑仍然是中德之间坚实且具有互补性的经济往来关系。“中国政府把德国视为经济改革的首选合作伙伴之一，同时也把德国视为高科技合作伙伴。”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Michael Clauss）对《财经》记者表示。
在此次访问中，中国人民银行和德国联邦银行就在法兰克福建立人民币清算和结算安排签署了备忘录，两国领导人决定将2015年设立为“德-中创新合作年”等，都是将两国经济关系进一步深化的举动。
此外，德国驻华使馆还计划于明年组织中国投资者前往德国，与各州潜在的商业伙伴进行接触，并可能在首都柏林与政府高级别代表会面。
但同时，中德双边关系又被赋予了更广泛的意义，尤其是在国际事务上的合作。自从新的联合政府上台以来，德国寻求在外交上更加积极主动，柯慕贤由此认为，中德在国际安全政策方面会有更多合作往来。
两国领导人会谈之后，柯慕贤在北京就中德深化经济合作的潜力，如何扩展合作领域，在乌克兰等国际事务上的协调，以及中欧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重点和进程等问题接受了《财经》杂志的专访。
组团考察德国
《财经》：欧盟经济在复苏，而同时中国的GDP增长速率正在缓慢放低，欧盟、德国加深和中国经济关系的动力何在？
柯慕贤：如果你问德国的公司未来十年哪里是经济增长的主力，他们指向中国。尽管已经很清楚，中国目前的增速已经不会达到两位数，对其增长的期望值已经下降，但像中国这样如此大、又保持7%增速的经济体无疑是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的。德国企业对于到中国投资仍旧兴趣浓厚。以汽车行业为例，他们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持非常乐观的态度。
为了对经济进行改革，中国需要引入更多高科技。这正是在欧洲尤其是德国能找到的。正因如此，中国寻求在欧洲尤其是德国的投资机会，中国投资者已经收购了一些德国的高科技企业，并且自己也成为了某领域的龙头企业。这对中国未来经济稳定保持7%的增速是重要的。
《财经》：你提到了中国寻求对欧盟和德国进行投资，尤其是德国具有中国非常希望得到的高科技。但从最近的数据来看，中国对英国和卢森堡等国的投资远超德国，这是为什么？
柯慕贤：这需要对初始投资目的地和最终投资目的地进行区分。这正是香港发生的情况，即香港获得了中国50%以上的对外投资，但这些钱并不是完全投资于香港，而是作为中转投资到世界各地。在欧洲也是同样的情况。中国投资者投资英国或卢森堡的基金，但资金随后会比如说投向德国。趋势是中国在德国的投资增长迅速。
《财经》：最新数据显示，2013年在中国投资欧洲项目中，德国的占比为38%，超过了英国等地，你认为这会成为一种趋势吗？作为大使，你会如何促进更多中国资本前往德国投资？
柯慕贤：中国对投资德国非常有兴趣，我们试图将兴趣促成实际的成果。德国欢迎中国投资者。德国总理默克尔和经济部长都明确表示了这一点。我们计划组织有兴趣与德国商务往来的中国人去德国考察，向他们展示在德国投资的机会。
我们的想法是，与中方伙伴一起组织中国投资者前往德国。除了安排与各州潜在的合作伙伴进行接触外，我们还会在首都柏林安排他们与政府的高级代表们会谈。预计我们将在明年实施这个项目。
《财经》：德国政府方面对中国企业表示欢迎，请你介绍一下具体企业的情况，因为德国有很多延续了三四代人的家族企业，他们愿意接受外人的管理吗？
柯慕贤：起初中国投资者刚刚出现在德国市场上的时候，德国民众和工会确实担心他们只会拿走技术，然后不再经营这个德国公司。然而这没有发生，中国投资者做得很好，德国公司理解到和财力雄厚的中国伙伴合作是有好处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合作层次升级
《财经》：习主席今年访问德国之际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及德国的“工业4.0”战略。请你介绍一下这个战略，中国企业能从中获得什么样的机会？
柯慕贤：中国政府把我们视为经济改革的首选合作伙伴之一，同时也把我们视为高科技合作伙伴。
一方面，中国与德国之间不存在地缘政治的竞争；另一方面，德国企业在许多高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也正是因此习主席和默克尔总理决定把2015年定为“德-中创新合作年”。虽然现阶段我们的目标尚不清晰，但可以确定的是规划将与物联网、节能、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产业合作等众多领域相关。不过现在就具体合作实施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商议。
《财经》：在习近平主席与默克尔总理会谈之后的中德联合声明中显示，中方邀请德国参与新丝绸之路的建设。德国对此有何回应？
柯慕贤：这个概念被多次提及，默克尔总理希望能够提供更详细的规划，德国副总理和经济部长也就丝绸之路与习主席交换了意见。丝绸之路项目通过增加铁路线路将中国与欧洲更密切地连接起来。
德国对此很感兴趣，但我们的兴趣不仅仅在经济领域，丝绸之路在历史上也是关乎深化文化交流的，我们认为这也是“新丝绸之路”的可有之意，在经济和文化意义上把中国和欧洲拉得更近。
《财经》：中德近年来稳定而友好的双边关系是基于双方互补的经济关系。但随着中国致力于逐渐向价值链的上游移动，中德经济交流中的竞争属性会逐渐显露吗？这是否会形成对中德友好关系的威胁？
柯慕贤：现阶段德国经济是极富竞争力的，我们已经遭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不少国家的抱怨——德国的贸易顺差过大。德国不惧怕竞争，竞争是非常重要的， 否则就不会有经济繁荣和创新，竞争使产品日臻完美，所以这是我们政治和哲学上的总体途径。
至于中国，随着中国逐渐向产业链上游移动，生产更多高科技产品，显然这会带来更多竞争，但同时也带来更多合作的可能性。 例如德国企业西门子已经计划和中国联合生产产品销往第三方市场。 《财经》：在此次中德领导人会面后，决定将两国的关系升级为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你如何理解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尤其在国际事务方面两国如何加强合作？
柯慕贤：经济议题是两国之间极为重要的议题，同时我们看见中国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德国也是如此。双方有很多合作空间。
例如，我们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就相差不远。避免乌克兰局势的进一步升级符合我们双方的基本利益。习近平访问德国以及两国外交部长就乌克兰问题的会晤都表明了这一点。我认为，中德在国际事务方面加强合作的潜力很大。
此外，两国领导人也表示希望加深文化关系，希望更多的留学生交换和旅游往来，进行更多的语言教育。中德之间有着远超经济关系的更广泛议程。
《财经》：目前看来西方抑制乌克兰局势升级方法很有限，你们还有什么工具？
柯慕贤：毫无疑问我们不接受俄罗斯的做法，他们占领克里米亚是明显违反国际法的。不过同时德国希望能够缓和形势，德国认为说服俄罗斯不出兵干涉乌克兰东部和南部仍存在可能性。中国在其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因为莫斯科将北京视为非常重要的伙伴，我们寄希望于北京会在这方面向莫斯科传达正确的信息。
欧盟之间的“竞争”
《财经》：你曾担任德国外交部欧洲司司长。有评论说欧洲国家正在为“谁是中国最好朋友”竞争，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欧盟对中国的总体政策，对此你怎么看？
柯慕贤：对此我们需要区别对待。欧盟各国之间包括在对华关系上当然存在着竞争，比如在人民币离岸中心的设立地点上。在经济政策、贸易和竞争政策方面欧盟的一体化程度很高。所以布鲁塞尔在这方面，包括在对华关系上扮演主要角色。
我们正在努力使欧盟各成员国在对外政策方面也能更好地融合。但是现阶段，我们还是独立的国家，不是欧洲联邦国家，这就意味着还有以本国利益为主导的、独立的中法、中德、中英双边关系。
《财经》：你提到的人民币离岸中心也是此次访问中重要的成果之一。最近伦敦和中国也签订了类似协定，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你能解释一下这两个中心的区别吗？
柯慕贤：德国是欧盟里第一个与中国签订人民币离岸中心协议的国家。法兰克福具备了非常好的条件，因为它是欧洲中央银行总部所在地，是欧元区唯一带有清算功能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德国也是欧洲的实体经济中心和最强的经济体，以及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也是为什么法兰克福成为人民币结算中心的首选之地。
伦敦是欧洲的金融中心，但是它在欧元区之外，而法兰克福是欧元区之内的实体经济中心，因此两者在人民币业务方面不存在竞争关系。
《财经》：在德国的人民币清算结算预期规模会有多大？
柯慕贤：目前这很难说。我们看到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人民币结算规模已经从2%升至40%。我们知道未来许多中小企业都准备采用更多的人民币账单。所以，我认为这能极大地增进双边贸易发展。
《财经》：中国-欧盟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正在进行，一些法律专家认为中欧之间的协定会紧跟中美投资协定的步伐，因为很多议题都是相似的。中国-欧盟的投资协定框架有什么特别的议题吗？
柯慕贤：中欧之间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已经进行了几轮，双方都充满信心。但要找到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需要更多的时间。大多数欧盟国家包括德国已经和中国有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如果升级到中国与欧盟层面，就需要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协议。更好的市场准入条件以及朝着公平的竞争环境推进，对我们特别重要。
《财经》：欧盟同时也在与美国进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在中欧协议和美欧协议间，哪一个是欧洲的优先议题？
柯慕贤：两个都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同时在谈。美国与欧盟之间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的谈判始于2013年，应该至2015年结束。目的是双方在服务业、政府采购的准入和投资安全等领域进一步开放市场。
我们与中国之间目前在谈判的只是投资保护协议。如能成功签署该协议，作为下一步可以考虑中国-欧盟自由贸易协定的问题。习主席在与默克尔总理会面时也提到了这一点。
《财经》：德国是TTIP的倡议者，但是现在监听丑闻损害了德美的双边关系，你觉得这会影响谈判进程吗？
柯慕贤：德国是一个工业国家也是一个出口大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总是主张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协议。在自由贸易协定里经济利益是我们主要关心的。
窃听默克尔总理手机的事情会影响到双方的气氛，但我们不会改变与美国谈判自贸协定的决定，因为这对德国工业特别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