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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48年12月，石家庄和平医院从华北军区疗养院转来了一个诡谲、怪诞的病员，他就是沙飞。
沙飞的离奇古怪，首先表现在他与为他治病大夫的不配合上。由于沙飞对中国革命新闻摄影事业的巨大贡献，加之他当时已是师职干部，故和平医院的领导是很重视沙飞的治疗工作的。主要负责沙飞医治工作的大夫是和平医院的主任医师津泽胜。
津泽胜是日籍医生。由于是科班出身，又在医科大学当过教授，故很注意仪表礼节，工作起来严谨认真，不苟言笑。这一切在沙飞眼里，都好像带着一股武士道精神似的。尤其使沙飞大起疑心的是，津泽胜在给病人切脉——偶一为之，多半用听诊器。由此看来他对中国的中医中药亦有一定研究——那食指和中指轻按病人脉上的手势，同他在电报局里发电报的手势，几乎是酷肖神似的。有时还一轻一重地一按一点，简直就是把病人的脉腕当成了他发报机的按键了——这难道不是长期的职业习惯造成的下意识动作吗？因此沙飞断定，这个表面温文尔雅，面颊时时浮现谦和微笑的津泽胜，一定是一个潜伏下来的日本特务。另一个日本大夫高永信，常对沙飞施行“叩诊”——被沙飞称之为“重打诊”，完全是津泽胜的帮凶，两人狼狈为奸，更便于进行间谍活动。中国大夫崔吉君，总跟津泽胜嘀嘀咕咕的，那副鬼鬼祟祟的样子，肯定是要合谋暗害我沙飞，不用说，我早就识破了他们一伙的阴谋诡计……
津泽胜在替沙飞诊病时，凡是问及沙飞病情时，要么沙飞缄默不语，报以白眼；要么来个“王顾左右而言他”——答非所问；有时还瞪着眼呵斥道：你问这些干什么？想达到什么目的？！现在日本军国主义已经投降了，你要放明白些，别痴心妄想，白日做梦了!弄得津泽胜哭笑不得，尴尬极了。
于是津泽胜大夫开的药，沙飞总是往兜里揣，说，现在不舒服，呆会儿再吃。警卫员李有志和谢文彬从入院以后几乎从来未见沙飞当面吃过药。有一天，小李和小谢见太阳好，于是趁沙飞散步之际，想将他的被褥都晒晒，没想到，揭开褥子一看，床板上灿若霜雪地一片白——全是药片，有的已压成粉末状了。
沙飞把自己的体重，看作是身体康复的一个重要标准。因此量体重便成了警卫员小李和小谢一项经常性的繁重任务。因那时尚无专门量体重的磅秤，须到隔壁屋里，将小李或小谢的床铺腾出来，用一指粗的绳索将门板兜套好，让沙飞端坐在门板上，用双手抓住绳索，小李和小谢便将从伙房里借来的能“打”二百多斤的大秤的秤钩，勾在绾成扣的粗绳索上，再用一根桑木扁担穿入秤的提襻中去，用肩抬起来，一边极力地保持门板的平衡，一边急忙挪动大秤砣在秤杆准星上的位置。沙飞说称得不准，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称。即便是冬天，小李和小谢忙活下来，往往要出一身的汗。体重增加了一二两，沙飞便乐不可支地嘿嘿憨笑；体重减少了，他便会吹胡子瞪眼，大发脾气。
冬天里，纷纷扬扬地飘起鹅毛大雪来，沙飞便让小李和小谢将他的床抬到屋子外面去，然后铺好被褥，他便脱了外衣，钻到被窝里，蒙着头睡觉，说是这样可以冻死结核病菌——谓之“冷冻法”治疗肺结核病，他说他的病有好转，全得力于他自己发明的“冷冻法”。有一次军区保卫科的胡忠科长(彼时也在和平医院住院)来看他，见他蒙着被子睡在风雪里，揭开被子，见他浑身摇战不已!问沙飞这是干什么?沙飞说是消灭身上的敌人——结核病菌，统统地冻死它们，决不留情。
“胡闹!”胡忠不由分说，便让伺立一旁的警卫员小李和小谢将他的床抬回屋里去了。
从此，沙飞在和平医院里便有了“怪人”的绰号。
他的一些怪诞和荒谬的言行，常常叫人实在无法理解。风吼雷鸣，暴雨骤至，他定要小李和小谢穿上雨衣，拿上钓竿，和他一起到附近的水坑里去钓鱼。嘴里念念有词地吟着一首什么诗，有什么“风翻雷吼”，“浪过龙门”的句子。他便大喊“正好钓它，正好钓它”。笔者翻检历代诗集，发现元代李祁所作的《题赤鲤图》与沙飞所念之句似颇相符，特抄录如下：“风翻雷吼动乾坤，赤鲤腾波势独尊。无数闲鳞齐上下，欲随春浪过龙门。”沙飞执拗地要在下大雨时去钓鱼的根据，大抵来源于这首元人诗作。这种“垂饵腾波雨，独钓寒江雪”的“怪”，似乎颇有一点文人骚客的雅趣，而与“扬州八怪”相类了。
二
对于沙飞的种种怪诞之举，最受不了的，还是他的夫人王辉。
1945年夏天，王辉与沙飞重逢后，王辉觉得沙飞在工作上更加成熟、练达和精干了，已经有了一点八路军中、高级干部的作风与气派。而他的那双眼睛，依然那么明亮，闪烁着热情、诚挚、自信的灼热目光。虽然分开了八年，但他们彼此仍是心心相印，灵犀相通的。他们没有一点陌生的感觉，就好像未曾分离过一样。
王辉开始分配在《晋察冀画报》社当会计，这样她与沙飞虽然各忙各的，但毕竟朝夕相处，恩爱甚笃。日本投降后，沙飞准备到敌占区接收印刷机械设备，整天忙碌得难见踪影。1945年王辉与沙飞随着《晋察冀画报》社进入张家口后，王辉便调到晋察冀银行工作。星期六晚上即周末，王辉才回画报社作短暂的相聚。天一亮又各人忙自己的工作。
到了1945年末，王辉便发现沙飞有些不对头，似乎他的思维已经与常人有异了。因在离开延安前夕，王辉的老上级方方曾对她说：“日本快投降了，中国要和平了。沙飞是搞电台的，将来让他回广东仍搞电台工作，怎么样？”王辉便将方方的意见转告给他，顺便探探他的口风。不料他脱口竟说：“那好呀!我通过电台，可以把蒋介石弄死。”让王辉听后不尴不尬，啼笑皆非！
1946年，仍在张家口，王辉去画报社看他，有几次发现他一人在屋里自言自语，指手划脚的；有时甚至大喝一声，好像当头棒喝，在詈骂某人一般；还有的时候则低声细气、窃窃私语。仿佛与人私下诡秘地商谈什么一样；甚至有时神采飞扬，手舞足蹈，又像在表演什么节目，有些动作简直是惟妙惟肖，非常人所能及。这时王辉乘其不备，突然推门进去，大声追问：“沙飞你在干什么？”他竟突然变成一个腼腆的姑娘，有些羞羞答答的样子。但转瞬之间，他便豁达地朗笑起来，笑得头靠后仰，甚至连整个身子都剧烈地颤抖起来……
王辉与沙飞的诸多战友一样，感到沙飞变了，同样变得让她感到陌生、隔阂和古怪了。这种感觉像一个巨大的怪兽，时时噬食着她的心，使她痛苦不堪!
王辉觉得，有两件事对沙飞的刺激最大：其一是沙飞因画报社与印刷厂分家和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的领导感情冲动地大吵并伤心地大哭了一场那件事；另一则是去阜平县城厢采访“土改”运动，看农民活剐恶霸地主的那事。沙飞的怪诞现象，便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厉害了。加之过度地劳累，身体完全垮了，大口吐血……
沙飞在石家庄和平医院住院时，王辉去看过几次，每次都是不欢而散。
有一个星期天，王辉去探视沙飞，沙飞便对王辉说，日本大夫要他照X光，王辉说可以去照，检查病情呀。沙飞听了就大发脾气：“人家要害你老公，你还那样信他。那个日本大夫是特务，他要用X光消灭我的细胞，使我慢慢死去。”
还有一次，护士送来口服药，恰巧王辉在场，见沙飞猛地把药摔在地上，并用脚去踩。王辉问他为什么这样，沙飞冲王辉大喊大叫：“药里有毒，你知不知道？……你要我吃药，是不是要我死？！”后来差不多王辉每次劝沙飞吃药，都要惹得沙飞大发一通脾气。
王辉觉得沙飞的脾气越来越暴躁、乖戾和怪诞了。在沙飞辞世42年后的1998年9月18日写竣的《坎坷历程，直面人生》中，有《永诀》一段记录了她与沙飞最后一次晤面的凄凉悲伤的情景：
1949年底，人民银行调我到北京总行工作。临走前，我带着最小的女儿去看他，帮他整理一些凌乱的东西。他最珍贵的两件物品，一个是白求恩临终时赠给他的照相机，一个是小铁盒里装着的拍摄的鲁迅先生的照片底片。他主编的《晋察冀画报》、十几张广东音乐的唱片，也都是他喜欢的东西。他的其它衣物都是破破烂烂的；他也随随便便，不怎么整理。原来非常爱干净、整洁的丈夫变了一个人。他的眼睛也不再那么明亮了，我要他好好养病，准备到北京去。结果他眼睛老是直直地瞪着我，什么表情都没有。过去他很喜欢孩子，可是这次临别时，我要他抱抱亲亲孩子，但他不理睬。……
更为离奇的是沙飞于1950年2月25日(处决前7天)在写给“邓颖超同志”并“问候周恩来同志好”(沙飞与爱人王辉于1933年结婚。王1936年因做我党地下工作与沙离婚。王1940年至1944年在我党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期间，从《晋察冀画报》上看到沙飞的摄影作品才知沙参加革命，经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亲自关照，王与沙于1945年复婚，且夫妇感情较好，故沙飞对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有较深的阶级感情)的一封信中，竟胡说什么“近二年来我在养病中，王辉同志坚决支持了津泽等对我的健康不断地严重伤害”、“她完全是津泽杀害我的帮凶”、“我决定要和她永远脱离关系”、“如果她坚决不答应离婚的话，就请她接受下列二个条件中之一个。A、到和平医院传染科当两年护士，去为兵服务为病员服务不要当官。B、把我吃过的毒药及X光试试看。三月八日作十分钟X光透视，八日开始服樟脑面每天三包，一个月。四月八日……五月八日……六月八日……如接受此条件，执行中死了，我也爱她，给她买副好棺材，天天去哭坟送花……”(以上是《报告》原文)。
沙飞临终时，专门写信给他未见过面、而与我非常熟悉的邓颖超，尽管语无伦次，证明他当时的确精神不正常，但信中明显地流露出对我既恨又爱，说明他始终是爱我的。我与沙飞的相遇、结合、离散、重逢及劫难，是命运。
显然，沙飞夫人王辉在回忆沙飞患精神病的种种诡谲、怪诞行为时，是柔肠寸断、痛彻心脾的。
三
沙飞匪夷所思的种种怪诞行为，也被当时他朝夕相处的一些亲密战友深切地感受到了。
石少华从1943年起，便从冀中军区政治部摄影科科长，调到《晋察冀画报》社任副主任，与另一位副主任罗光达，一直是沙飞的左臂右膀。石少华、罗光达与沙飞在战争年代结成的战友情谊，是矢志不渝，生死难忘的。他在《证明材料》中写道：
沙飞是我国革命摄影事业的开拓者。1943年起，我和沙飞在一起工作，任画报社副主任约6年时间。他对事业、对工作极端认真，对同志极端热忱。但神经有些不正常，特别是在后期。表现有：
1．走路时常边走边自言自语，两手做各种姿势。有时突然停步，向远处瞭望。直到通讯员向前提醒他，才清醒，继续前进。通讯员、警卫员都有强烈反映，一起工作的同志都知道此情况。
2．解放战争中，他的神经病情，有进一步的发展。解放战争初期。他曾找过我，认真地提出来，希望同我一起，从画报社工作人员中挑选几个机智勇敢的青年，组成一个特工队，到敌占区大城市以开照相馆为掩护，对蒋帮进行军事破坏，并设法对蒋(介石)进行暗杀。对此事，经耐心地说服，他才作罢。
张进学，1937年参加八路军，1940年师从沙飞学习摄影后，任第三军分区摄影员，并参加“百团大战”的摄影报道。1941年调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协助沙飞筹建《晋察冀画报》。创刊号即发表他的8幅新闻摄影作品。他在《证明材料》中回忆道：
我1942年7月，从晋察冀调冀东工作，对后来情况不知。1941—1942年，我和他(沙飞)相处，发现他神经反常。具体表现有：
1．我多次发现他一人在屋里自言自语，大声说话，有时还用手势比划着说(几次我以为屋里还有别人，但一看，根本没有他人)。
2．当时他曾经要给聂(荣臻司令员)转呈毛(泽东主席)一件他写的“万言书”，建议毛(泽东)、党中央采纳他的建议：在敌人的要道旁，挖成地洞，埋伏人，打击敌人；他叫这是“土坦克战”。他给我看过几页，我记得开头写的是：“亲爱的党，亲爱的父亲毛主席：”我当时虽很年轻，但我是从战斗部队调来的，觉得他的想法和称呼都很可笑，觉得他这种表现有些不正常。……
蔺柳杞曾任《抗敌三日刊》编辑，沙飞曾于1937年11月创刊时的《抗敌报》社任副主任，1938年4月该报从63期起移交晋察冀边区党委出版，由石印改铅印，后又改名为《晋察冀日报》，由邓拓主编。而军区石印的报纸则改为《抗敌副刊》和《抗敌三日刊》了。故他们应说是老战友。蔺柳杞很看重这份战友情，他“证明”说：
1949年春，我因肺结核病入石家庄和平医院，在城角庄治病。当时伴随我住院的有警卫员李洛琪。李和沙飞的两个警卫员都相识，时常向我谈起沙飞的某些表现。当时，我认为是思想意识改造问题。当年初秋也接触过他一两次，认为他怪得出奇。他枪杀了日本医生津泽胜被判刑后，随着医学知识不断增长，我逐渐觉得他的行为近乎精神病状态。也先后和若干人谈及此事，现举例如下：
(一)1949年4月我卧病城角庄农舍。李洛琪(蔺柳杞的警卫员)告诉我沙飞也在此住院养病。又说他和沙的两个警卫员都相识，他们对沙很有意见。说沙喝鸡汤治疗肺结核，但一周之内不许把鸡煮散了架，要被煮一周的鸡完整无缺。
(二)5月，沙飞搬到城角庄教堂内的一间附属房子，不久又搬走了。在搬运时丢下一张X光透视胸部的诊断书，写明肺结核已全部钙化。当时和医生病号们谈及此情，认为沙害了结核恐惧症，已钙化了的肺结核，早不需要住院。
(三)1949年秋夏，李洛琪时常向我谈起沙飞每天量体重之事。当时没有磅秤，用的是农家大秤。办法是：沙飞躺在门板上，两个警卫员每天用绳子扁担抬起他来去过秤。体重如果比昨天少了几两，他就不高兴，骂人。如果多了几两，他就整日高兴。此种做法逼得两个警卫员每日必须说谎话。沙飞不思考，他每日长几两体重，会胖成什么样子，从春到秋能有多重？他走得动么？
对此，我时常当作笑话听，以解病房寂寞。
姚远方，1922年生，福建福州人，中共党员。1939年毕业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历任华北联大文学教员及儿童剧团团长，晋察冀三团《连队导报》主编，《子弟兵报》编委，《解放军报》总编室主任、副社长、社长，总政治部主任办公室主任。著有散文集《笔舞龙蛇走天涯》、《今日苏联见闻》、《将军与孤女》等。《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获1981年首都新闻一等奖。
这真可谓是奇缘，王笑利请姚远方为其父沙飞写《证明材料》之际，正是他以沙飞拍摄的新闻摄影作品《将军与孤女》组照为根据，写出的那篇轰动国内外的新闻报道《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前后。他在写《证明材料》时，想必是感慨良深，缅怀有加的。他直言不讳地说：
我是在抗日战争初期认识沙飞的，每次到《晋察冀画报》社看望他和别的同志时，沙飞总是非常热情地接待我，又是赠照片，有时还留我宿在那里。他也很健谈。以后，我听到摄影界的一些同志说，他精神有点不正常，时常闭门苦思冥想，想法打破日寇对边区的经济封锁，但他所出的点子，往往不符合实际，如曾想过制造假的敌方货币等。
1948年初冬，我曾与沙飞等同在石家庄和平医院，同住一个村子疗养，我多次去看望沙飞，他总是沉默寡言，有时问一句，答一句，整天耷拉着脑袋，像是一个病患者。我多次去看望他，但他一次也没有来看过我。甚至我出院时到他那里告别，他连送都不送，也不打听前线的消息，也不向前线同志代为问候。不久，就听说沙飞出事了。我回顾前后情况，我以为沙飞是有神经病的。
根据上述诸多沙飞夫人和老战友的“证明材料”，包括原卫生部长钱信忠的夫人、北医三院精神病研究所沈渔村教授等所做的权威性“缺席诊断”或曰“缺席鉴定”证明，其结论是：
沙飞显然属于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即属“偏执型精神分裂症”。
沙飞所患的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中的被害妄想型分裂症与此病的典型症态极为相符。总是认为日籍大夫津泽胜以照X光等要暗害他，日籍大夫高永信以化学药品、剧烈运动等使肺结核病菌迅速繁殖伤害他，还有中国大夫崔吉君与之“合流共同谋杀沙飞”。
大夫强调说，至于沙飞“要求改行，研制一种风筝带上炸弹，轰炸蒋介石”，“带几个精干的人到南京开照像馆”，以便“开枪暗杀蒋介石”以及“‘写血书’或‘万言书’要与毛主席谈重大战略问题”等等，都属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的典型症状，与“夸大妄想型”更为切近。
一如前述，就在沙飞夫人王辉离开沙飞不几天，沙飞这个诡谲、怪诞的病员，却干出了一件完全出人意料的诡谲、怪诞的事!使所有熟悉他、了解他、挚爱他的人惊诧不已，痛惜不已，悲恸不已!
1948年12月，石家庄和平医院从华北军区疗养院转来了一个诡谲、怪诞的病员，他就是沙飞。
沙飞的离奇古怪，首先表现在他与为他治病大夫的不配合上。由于沙飞对中国革命新闻摄影事业的巨大贡献，加之他当时已是师职干部，故和平医院的领导是很重视沙飞的治疗工作的。主要负责沙飞医治工作的大夫是和平医院的主任医师津泽胜。
津泽胜是日籍医生。由于是科班出身，又在医科大学当过教授，故很注意仪表礼节，工作起来严谨认真，不苟言笑。这一切在沙飞眼里，都好像带着一股武士道精神似的。尤其使沙飞大起疑心的是，津泽胜在给病人切脉——偶一为之，多半用听诊器。由此看来他对中国的中医中药亦有一定研究——那食指和中指轻按病人脉上的手势，同他在电报局里发电报的手势，几乎是酷肖神似的。有时还一轻一重地一按一点，简直就是把病人的脉腕当成了他发报机的按键了——这难道不是长期的职业习惯造成的下意识动作吗？因此沙飞断定，这个表面温文尔雅，面颊时时浮现谦和微笑的津泽胜，一定是一个潜伏下来的日本特务。另一个日本大夫高永信，常对沙飞施行“叩诊”——被沙飞称之为“重打诊”，完全是津泽胜的帮凶，两人狼狈为奸，更便于进行间谍活动。中国大夫崔吉君，总跟津泽胜嘀嘀咕咕的，那副鬼鬼祟祟的样子，肯定是要合谋暗害我沙飞，不用说，我早就识破了他们一伙的阴谋诡计……
津泽胜在替沙飞诊病时，凡是问及沙飞病情时，要么沙飞缄默不语，报以白眼；要么来个“王顾左右而言他”——答非所问；有时还瞪着眼呵斥道：你问这些干什么？想达到什么目的？！现在日本军国主义已经投降了，你要放明白些，别痴心妄想，白日做梦了!弄得津泽胜哭笑不得，尴尬极了。
于是津泽胜大夫开的药，沙飞总是往兜里揣，说，现在不舒服，呆会儿再吃。警卫员李有志和谢文彬从入院以后几乎从来未见沙飞当面吃过药。有一天，小李和小谢见太阳好，于是趁沙飞散步之际，想将他的被褥都晒晒，没想到，揭开褥子一看，床板上灿若霜雪地一片白——全是药片，有的已压成粉末状了。
沙飞把自己的体重，看作是身体康复的一个重要标准。因此量体重便成了警卫员小李和小谢一项经常性的繁重任务。因那时尚无专门量体重的磅秤，须到隔壁屋里，将小李或小谢的床铺腾出来，用一指粗的绳索将门板兜套好，让沙飞端坐在门板上，用双手抓住绳索，小李和小谢便将从伙房里借来的能“打”二百多斤的大秤的秤钩，勾在绾成扣的粗绳索上，再用一根桑木扁担穿入秤的提襻中去，用肩抬起来，一边极力地保持门板的平衡，一边急忙挪动大秤砣在秤杆准星上的位置。沙飞说称得不准，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称。即便是冬天，小李和小谢忙活下来，往往要出一身的汗。体重增加了一二两，沙飞便乐不可支地嘿嘿憨笑；体重减少了，他便会吹胡子瞪眼，大发脾气。
冬天里，纷纷扬扬地飘起鹅毛大雪来，沙飞便让小李和小谢将他的床抬到屋子外面去，然后铺好被褥，他便脱了外衣，钻到被窝里，蒙着头睡觉，说是这样可以冻死结核病菌——谓之“冷冻法”治疗肺结核病，他说他的病有好转，全得力于他自己发明的“冷冻法”。有一次军区保卫科的胡忠科长(彼时也在和平医院住院)来看他，见他蒙着被子睡在风雪里，揭开被子，见他浑身摇战不已!问沙飞这是干什么?沙飞说是消灭身上的敌人——结核病菌，统统地冻死它们，决不留情。
“胡闹!”胡忠不由分说，便让伺立一旁的警卫员小李和小谢将他的床抬回屋里去了。
从此，沙飞在和平医院里便有了“怪人”的绰号。
他的一些怪诞和荒谬的言行，常常叫人实在无法理解。风吼雷鸣，暴雨骤至，他定要小李和小谢穿上雨衣，拿上钓竿，和他一起到附近的水坑里去钓鱼。嘴里念念有词地吟着一首什么诗，有什么“风翻雷吼”，“浪过龙门”的句子。他便大喊“正好钓它，正好钓它”。笔者翻检历代诗集，发现元代李祁所作的《题赤鲤图》与沙飞所念之句似颇相符，特抄录如下：“风翻雷吼动乾坤，赤鲤腾波势独尊。无数闲鳞齐上下，欲随春浪过龙门。”沙飞执拗地要在下大雨时去钓鱼的根据，大抵来源于这首元人诗作。这种“垂饵腾波雨，独钓寒江雪”的“怪”，似乎颇有一点文人骚客的雅趣，而与“扬州八怪”相类了。
二
对于沙飞的种种怪诞之举，最受不了的，还是他的夫人王辉。
1945年夏天，王辉与沙飞重逢后，王辉觉得沙飞在工作上更加成熟、练达和精干了，已经有了一点八路军中、高级干部的作风与气派。而他的那双眼睛，依然那么明亮，闪烁着热情、诚挚、自信的灼热目光。虽然分开了八年，但他们彼此仍是心心相印，灵犀相通的。他们没有一点陌生的感觉，就好像未曾分离过一样。
王辉开始分配在《晋察冀画报》社当会计，这样她与沙飞虽然各忙各的，但毕竟朝夕相处，恩爱甚笃。日本投降后，沙飞准备到敌占区接收印刷机械设备，整天忙碌得难见踪影。1945年王辉与沙飞随着《晋察冀画报》社进入张家口后，王辉便调到晋察冀银行工作。星期六晚上即周末，王辉才回画报社作短暂的相聚。天一亮又各人忙自己的工作。
到了1945年末，王辉便发现沙飞有些不对头，似乎他的思维已经与常人有异了。因在离开延安前夕，王辉的老上级方方曾对她说：“日本快投降了，中国要和平了。沙飞是搞电台的，将来让他回广东仍搞电台工作，怎么样？”王辉便将方方的意见转告给他，顺便探探他的口风。不料他脱口竟说：“那好呀!我通过电台，可以把蒋介石弄死。”让王辉听后不尴不尬，啼笑皆非！
1946年，仍在张家口，王辉去画报社看他，有几次发现他一人在屋里自言自语，指手划脚的；有时甚至大喝一声，好像当头棒喝，在詈骂某人一般；还有的时候则低声细气、窃窃私语。仿佛与人私下诡秘地商谈什么一样；甚至有时神采飞扬，手舞足蹈，又像在表演什么节目，有些动作简直是惟妙惟肖，非常人所能及。这时王辉乘其不备，突然推门进去，大声追问：“沙飞你在干什么？”他竟突然变成一个腼腆的姑娘，有些羞羞答答的样子。但转瞬之间，他便豁达地朗笑起来，笑得头靠后仰，甚至连整个身子都剧烈地颤抖起来……
王辉与沙飞的诸多战友一样，感到沙飞变了，同样变得让她感到陌生、隔阂和古怪了。这种感觉像一个巨大的怪兽，时时噬食着她的心，使她痛苦不堪!
王辉觉得，有两件事对沙飞的刺激最大：其一是沙飞因画报社与印刷厂分家和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的领导感情冲动地大吵并伤心地大哭了一场那件事；另一则是去阜平县城厢采访“土改”运动，看农民活剐恶霸地主的那事。沙飞的怪诞现象，便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厉害了。加之过度地劳累，身体完全垮了，大口吐血……
沙飞在石家庄和平医院住院时，王辉去看过几次，每次都是不欢而散。
有一个星期天，王辉去探视沙飞，沙飞便对王辉说，日本大夫要他照X光，王辉说可以去照，检查病情呀。沙飞听了就大发脾气：“人家要害你老公，你还那样信他。那个日本大夫是特务，他要用X光消灭我的细胞，使我慢慢死去。”
还有一次，护士送来口服药，恰巧王辉在场，见沙飞猛地把药摔在地上，并用脚去踩。王辉问他为什么这样，沙飞冲王辉大喊大叫：“药里有毒，你知不知道？……你要我吃药，是不是要我死？！”后来差不多王辉每次劝沙飞吃药，都要惹得沙飞大发一通脾气。
王辉觉得沙飞的脾气越来越暴躁、乖戾和怪诞了。在沙飞辞世42年后的1998年9月18日写竣的《坎坷历程，直面人生》中，有《永诀》一段记录了她与沙飞最后一次晤面的凄凉悲伤的情景：
1949年底，人民银行调我到北京总行工作。临走前，我带着最小的女儿去看他，帮他整理一些凌乱的东西。他最珍贵的两件物品，一个是白求恩临终时赠给他的照相机，一个是小铁盒里装着的拍摄的鲁迅先生的照片底片。他主编的《晋察冀画报》、十几张广东音乐的唱片，也都是他喜欢的东西。他的其它衣物都是破破烂烂的；他也随随便便，不怎么整理。原来非常爱干净、整洁的丈夫变了一个人。他的眼睛也不再那么明亮了，我要他好好养病，准备到北京去。结果他眼睛老是直直地瞪着我，什么表情都没有。过去他很喜欢孩子，可是这次临别时，我要他抱抱亲亲孩子，但他不理睬。……
更为离奇的是沙飞于1950年2月25日(处决前7天)在写给“邓颖超同志”并“问候周恩来同志好”(沙飞与爱人王辉于1933年结婚。王1936年因做我党地下工作与沙离婚。王1940年至1944年在我党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期间，从《晋察冀画报》上看到沙飞的摄影作品才知沙参加革命，经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亲自关照，王与沙于1945年复婚，且夫妇感情较好，故沙飞对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有较深的阶级感情)的一封信中，竟胡说什么“近二年来我在养病中，王辉同志坚决支持了津泽等对我的健康不断地严重伤害”、“她完全是津泽杀害我的帮凶”、“我决定要和她永远脱离关系”、“如果她坚决不答应离婚的话，就请她接受下列二个条件中之一个。A、到和平医院传染科当两年护士，去为兵服务为病员服务不要当官。B、把我吃过的毒药及X光试试看。三月八日作十分钟X光透视，八日开始服樟脑面每天三包，一个月。四月八日……五月八日……六月八日……如接受此条件，执行中死了，我也爱她，给她买副好棺材，天天去哭坟送花……”(以上是《报告》原文)。
沙飞临终时，专门写信给他未见过面、而与我非常熟悉的邓颖超，尽管语无伦次，证明他当时的确精神不正常，但信中明显地流露出对我既恨又爱，说明他始终是爱我的。我与沙飞的相遇、结合、离散、重逢及劫难，是命运。
显然，沙飞夫人王辉在回忆沙飞患精神病的种种诡谲、怪诞行为时，是柔肠寸断、痛彻心脾的。
三
沙飞匪夷所思的种种怪诞行为，也被当时他朝夕相处的一些亲密战友深切地感受到了。
石少华从1943年起，便从冀中军区政治部摄影科科长，调到《晋察冀画报》社任副主任，与另一位副主任罗光达，一直是沙飞的左臂右膀。石少华、罗光达与沙飞在战争年代结成的战友情谊，是矢志不渝，生死难忘的。他在《证明材料》中写道：
沙飞是我国革命摄影事业的开拓者。1943年起，我和沙飞在一起工作，任画报社副主任约6年时间。他对事业、对工作极端认真，对同志极端热忱。但神经有些不正常，特别是在后期。表现有：
1．走路时常边走边自言自语，两手做各种姿势。有时突然停步，向远处瞭望。直到通讯员向前提醒他，才清醒，继续前进。通讯员、警卫员都有强烈反映，一起工作的同志都知道此情况。
2．解放战争中，他的神经病情，有进一步的发展。解放战争初期。他曾找过我，认真地提出来，希望同我一起，从画报社工作人员中挑选几个机智勇敢的青年，组成一个特工队，到敌占区大城市以开照相馆为掩护，对蒋帮进行军事破坏，并设法对蒋(介石)进行暗杀。对此事，经耐心地说服，他才作罢。
张进学，1937年参加八路军，1940年师从沙飞学习摄影后，任第三军分区摄影员，并参加“百团大战”的摄影报道。1941年调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协助沙飞筹建《晋察冀画报》。创刊号即发表他的8幅新闻摄影作品。他在《证明材料》中回忆道：
我1942年7月，从晋察冀调冀东工作，对后来情况不知。1941—1942年，我和他(沙飞)相处，发现他神经反常。具体表现有：
1．我多次发现他一人在屋里自言自语，大声说话，有时还用手势比划着说(几次我以为屋里还有别人，但一看，根本没有他人)。
2．当时他曾经要给聂(荣臻司令员)转呈毛(泽东主席)一件他写的“万言书”，建议毛(泽东)、党中央采纳他的建议：在敌人的要道旁，挖成地洞，埋伏人，打击敌人；他叫这是“土坦克战”。他给我看过几页，我记得开头写的是：“亲爱的党，亲爱的父亲毛主席：”我当时虽很年轻，但我是从战斗部队调来的，觉得他的想法和称呼都很可笑，觉得他这种表现有些不正常。……
蔺柳杞曾任《抗敌三日刊》编辑，沙飞曾于1937年11月创刊时的《抗敌报》社任副主任，1938年4月该报从63期起移交晋察冀边区党委出版，由石印改铅印，后又改名为《晋察冀日报》，由邓拓主编。而军区石印的报纸则改为《抗敌副刊》和《抗敌三日刊》了。故他们应说是老战友。蔺柳杞很看重这份战友情，他“证明”说：
1949年春，我因肺结核病入石家庄和平医院，在城角庄治病。当时伴随我住院的有警卫员李洛琪。李和沙飞的两个警卫员都相识，时常向我谈起沙飞的某些表现。当时，我认为是思想意识改造问题。当年初秋也接触过他一两次，认为他怪得出奇。他枪杀了日本医生津泽胜被判刑后，随着医学知识不断增长，我逐渐觉得他的行为近乎精神病状态。也先后和若干人谈及此事，现举例如下：
(一)1949年4月我卧病城角庄农舍。李洛琪(蔺柳杞的警卫员)告诉我沙飞也在此住院养病。又说他和沙的两个警卫员都相识，他们对沙很有意见。说沙喝鸡汤治疗肺结核，但一周之内不许把鸡煮散了架，要被煮一周的鸡完整无缺。
(二)5月，沙飞搬到城角庄教堂内的一间附属房子，不久又搬走了。在搬运时丢下一张X光透视胸部的诊断书，写明肺结核已全部钙化。当时和医生病号们谈及此情，认为沙害了结核恐惧症，已钙化了的肺结核，早不需要住院。
(三)1949年秋夏，李洛琪时常向我谈起沙飞每天量体重之事。当时没有磅秤，用的是农家大秤。办法是：沙飞躺在门板上，两个警卫员每天用绳子扁担抬起他来去过秤。体重如果比昨天少了几两，他就不高兴，骂人。如果多了几两，他就整日高兴。此种做法逼得两个警卫员每日必须说谎话。沙飞不思考，他每日长几两体重，会胖成什么样子，从春到秋能有多重？他走得动么？
对此，我时常当作笑话听，以解病房寂寞。
姚远方，1922年生，福建福州人，中共党员。1939年毕业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历任华北联大文学教员及儿童剧团团长，晋察冀三团《连队导报》主编，《子弟兵报》编委，《解放军报》总编室主任、副社长、社长，总政治部主任办公室主任。著有散文集《笔舞龙蛇走天涯》、《今日苏联见闻》、《将军与孤女》等。《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获1981年首都新闻一等奖。
这真可谓是奇缘，王笑利请姚远方为其父沙飞写《证明材料》之际，正是他以沙飞拍摄的新闻摄影作品《将军与孤女》组照为根据，写出的那篇轰动国内外的新闻报道《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前后。他在写《证明材料》时，想必是感慨良深，缅怀有加的。他直言不讳地说：
我是在抗日战争初期认识沙飞的，每次到《晋察冀画报》社看望他和别的同志时，沙飞总是非常热情地接待我，又是赠照片，有时还留我宿在那里。他也很健谈。以后，我听到摄影界的一些同志说，他精神有点不正常，时常闭门苦思冥想，想法打破日寇对边区的经济封锁，但他所出的点子，往往不符合实际，如曾想过制造假的敌方货币等。
1948年初冬，我曾与沙飞等同在石家庄和平医院，同住一个村子疗养，我多次去看望沙飞，他总是沉默寡言，有时问一句，答一句，整天耷拉着脑袋，像是一个病患者。我多次去看望他，但他一次也没有来看过我。甚至我出院时到他那里告别，他连送都不送，也不打听前线的消息，也不向前线同志代为问候。不久，就听说沙飞出事了。我回顾前后情况，我以为沙飞是有神经病的。
根据上述诸多沙飞夫人和老战友的“证明材料”，包括原卫生部长钱信忠的夫人、北医三院精神病研究所沈渔村教授等所做的权威性“缺席诊断”或曰“缺席鉴定”证明，其结论是：
沙飞显然属于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即属“偏执型精神分裂症”。
沙飞所患的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中的被害妄想型分裂症与此病的典型症态极为相符。总是认为日籍大夫津泽胜以照X光等要暗害他，日籍大夫高永信以化学药品、剧烈运动等使肺结核病菌迅速繁殖伤害他，还有中国大夫崔吉君与之“合流共同谋杀沙飞”。
大夫强调说，至于沙飞“要求改行，研制一种风筝带上炸弹，轰炸蒋介石”，“带几个精干的人到南京开照像馆”，以便“开枪暗杀蒋介石”以及“‘写血书’或‘万言书’要与毛主席谈重大战略问题”等等，都属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的典型症状，与“夸大妄想型”更为切近。
一如前述，就在沙飞夫人王辉离开沙飞不几天，沙飞这个诡谲、怪诞的病员，却干出了一件完全出人意料的诡谲、怪诞的事!使所有熟悉他、了解他、挚爱他的人惊诧不已，痛惜不已，悲恸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