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阅读率下降，责任既在社会，在读者与不读者，也在出版者，总之是责有攸归。有道是：“剧院培养观众，观众选择剧团”，同理可证：“出版业培养读者，读者选择图书”。读书与出版，对立而统一，相互联系，相辅相成，乃至生死与共。食客不进餐馆，餐馆有责任，因为人总是要吃饭的；观众不看戏，剧团有责任，因为事实证明好戏总有大量观众；同理可证，读者不读书，出版人当然有责任。不可轻言人心不古、世人好读不再。事实上，总有一些优秀畅销书，甫一问世，读者便蜂拥而至，常常令我们喜出望外。即便是一本普通常销书，只要出版人服务得好一些，读者往往也会渐次增多。读者天然公正，可爱而可敬。人类总归要读书，读书是人类生命的需要。可是，为读者出书，为读者服务，出版人做得还很不够，读者离我们而去自有他的道理。正如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一样，检验出版业绩的最终标准是社会和历史的接受程度。
　　开展全民阅读，第一位的还是要有好书。所谓好书，一句话：开卷有益的书。如果读者一次次开卷无益，一次次被“低俗化”、“拼凑化”以及“伪书”搞坏胃口，一次次连呼上当，国民阅读率又如何提升起来?全国出版业年出书量20多万种，几乎是改革开放前的总和。这是文化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虽然其中有大量的好书，却也充斥着相当数量的平庸书，更还有一些“问题图书”。事情的起因也许是为了铺品种、上规模，原属于正常的经营手段，然而，这些“问题图书”和平庸书搞坏了多少无辜读者的口味，损坏了行业的尊严和声誉，是显而易见的。在倡导全民阅读的今天，我们还要倡导出版业处理好文化责任、主业发展与经济利益、产业实力矛盾和统一的关系，出版业要始终坚持多出好书的终极目标。
　　开展全民阅读，出版人要做好出版和推广两个方面的事情，包括内容创造，服务读者，帮助读者认识、理解、接受我们的出版物，是出版业题中应有之义。改革开放近30年来，出版业有了很大的繁荣和发展。出版社为了内容创新和服务创新，做了大量的努力和尝试，也有很多感人的事迹。金盾出版社不仅出版了大量适合“三农”需要的图书，还采用低定价、深度促销方式“贴身服务”。中国农业出版社则为了出版物贴近“三农”，把图书的质量越做越精、越做越细，确保实用到位。重庆出版集团正在实施图书进社区的综合工程，他们的创意十分精致，令人钦佩。中国出版集团实施“畅销书推广计划”和“常销书推荐计划”，下了很大力气向读者推荐好书。中国出版集团所属商务印书馆今年以读者见面会的形式拉开110周年馆庆活动的序幕，中华书局前不久与于丹教授为签售《于丹＜论语＞心得》奔走于多个城市，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一签就是十个小时，真正是不辞辛劳，不遗余力。但是，这只是万分之几品种的图书在行动，还有万分之数千品种的图书躺在哪里呢?出版业内人士每每念及，心疼不已，感慨不已。看来，现在出版业确实存在着原创不力、挖掘不力、推广不力问题，一句话，就是创新不力。创新永远是出版和阅读的基本精神。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有一个著名的文学主张，即“文章合为时而著”。历史上凡取得大成就的作者和出版者，无不是“为时而著”。所谓“时”，主要是指：时代、时尚、时下、时机。时代即指时代的精神，时尚即为时代的风尚，时下即为当下的生活，时机即为形势与机遇。当然，出版人也有责任做好“四时”的营造和引导，但首先还是学会适应并服务于“四时”的阅读需要，如此，出版人也就基本上尽到了责任。
　　
　　(本文摘自作者在第十七届全国书市高层论坛上的演讲稿《全民阅读与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