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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学术期刊《科幻研究》（Science Fiction Studies）在二○一三年以前只刊登过一篇关于中国科幻的文章。那篇文章借用《西游记》这个耳熟能详的名著标题，将科幻文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比作多灾多难、举步维艰的西天取经故事，认为科幻在中国仅是“边缘化现象”。科幻作家飞氘曾有一句名言，说中国科幻恰如“一支寂寞的伏兵，在少有人关心的荒野上默默地埋伏着”。然而，过去五六年间，情况忽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由刘宇昆翻译的刘慈欣《三体》在国际市场取得巨大成功，中国科幻被推到国际文学舞台的聚光灯下。《三体》迅速成为美国最热门的畅销书之一，甚至被《华尔街日报》耸人听闻地称作是“中国科幻对美国发起了入侵”。更重要的是，《三体》是有史以来第一部非英语写作却荣获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的作品。如今，中国科幻已经不再是寂寞的伏兵，“西天取经”之旅不再举步维艰;中国科幻以自己独特的品质，照亮了世界科幻文学的舞台，成为这个文学类型未来发展中至关重要的力量。
我们当然需要了解，早在《三体》空降美国之前，《三体》及其两部续集（合称“地球往事三部曲”）已经是中国科幻文坛的重要奠基石了。三部曲出版于二○○六至二○一○年间，我们也需要了解，在《三体》出版之前，即在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交替之际，中国科幻新浪潮便已经崭露头角。我们更需要了解，《三体》在美国图书市场的成功，仅仅是它在中国的空前热潮的一个小小回响，我们应该将目光转向更大的视野，刘慈欣的成功是过去十五年间科幻在中国复兴的标识之一;而要了解近年来科幻在中国的复兴，我们需要知道这个文类曾经有过的漫长而复杂的历史。
自从二十世纪初，英美与法国科幻率先被译成日语，中文译者经由日译再将这些作品转译成中文，科幻小说由此进入中国。在一九○○年至一九一二年间，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是作品被翻译得最多的西方科幻作家之一。晚清改革家梁启超师法日本，借用尾崎行雄、加藤弘之等日本政治家创造、使用的概念，在中文中提出“科学小说”这一称谓。一九○二年至一九一一年，是中国科幻的第一个“黄金十年”。在此期间诞生的一些所谓科学小说、理想小说，融合了科学幻想、政治乌托邦与技术乐观主义。在此之后，鲁迅发起的一场文学先锋运动，逐渐把写实文学变成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科幻被推到边缘或是“不可见”的位置。
鲁迅本人在青年时期翻译过凡尔纳的小说，曾经彰显科学小说的启蒙价值。他在文学革命运动中推崇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以此直面日常生活中看不见的深层社会真相，如他创造的“吃人”意象，指向隐藏在儒家仁义道德背后的礼教对人性的扼杀，他的文学从而撼动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鲁迅的现实主义旨在揭露表面现实之下隐藏的深层真相，就这一点而言，他也从熟悉的科学论述、科学小说中汲取了养分。
但在二十世纪绝大部分时间里，五四以后虚构小说的现实主义、茅盾倡导的自然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都左右着中国文学主潮，在此格局中，科幻常常被人们视而不见。虽也曾有过短暂复苏，然而没有任何一次复苏为它提供足够存活下去的动力。因此，换言之，中國科幻史从来都不是延绵持续的，而是充满断层。
新浪潮
科幻在中国最近的一次复苏—被我最初笼统地称为“新浪潮”—几乎是在距离晚清中国科学小说黄金时代整整一百年之后开始的。导致新浪潮出现的一些因素，与曾经导致晚清科幻蓬勃发展的环境有类似之处，比如急遽改变的传媒领域，人们对于中国社会变革的期待以及伴随这期待而产生的焦虑。互联网的出现为新作者提供自由的发表渠道，主流现实主义文学逐渐与现实脱节;文学的地位也因此迅速边缘化了，无意中在文学场域中催生了一片“完美的真空”，给予幻想文学萌发的机会—在新浪潮的诞生中，这些文化与社会因素都可被视作催化剂。二○一三年，我在为中文学术期刊《文学》撰稿时，首先提出用“新浪潮”这个名称来指称中国科幻文学最新的一次复兴。此后我又在一系列英文、中文论文中，为“新浪潮”这个说法作出更具体的补充，着重于考虑科幻新浪潮独特的语义学与诗学意义。我基本的观点是，在最激进的意义上，中国科幻的新浪潮延续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先锋文化，启发读者抛开常规方式去重新看待自身所处的现实情境，挑战那些人云亦云的既定观念，比如，一个人自我意识构建的感觉，或许是社会与管理技术重重包裹的结果，他的身份、认同、存在意义究竟意味着什么？然而，“新浪潮”这个称谓也在中国的科幻批评家以及科幻作家那里引起争议：人们倾向于认为“新浪潮”的概念旨在强调科幻更具有颠覆、黑暗的一面，有些学者与作家都更愿意把目前的中国科幻比作美国科幻的“黄金时代”，而不是反传统、在文学上标榜先锋前卫、揭露黑暗面的“新浪潮”。
很有可能的一种情形是，中国科幻正以某种奇特的方式，一面开启崭新的黄金时代，一面又同时衍生出了具有颠覆性的新浪潮。从美学层面来说，新浪潮或是反映出现实被隐藏起来的不可见的方面，或是表明构建某一种梦想与那些曲折现实之间的不可能的关联。以韩松、飞氘、陈楸帆乃至刘慈欣作为代表的新浪潮作家常在作品中让人想起鲁迅的影响。正是宣称说出了真相的现实主义与看似与现实无关的科幻小说之间看似不可能的结合，造就了中国科幻史最曲折的美学维度。事实上，新浪潮创造出的是一种高密度（high-intensity）写实主义;它正如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做的一样，打破了写实文学对日常生活的摹写，直接切入深藏在日常现实表面之下的真相。二○一一年出版的韩松小说《地铁》，带领读者进入一个隐藏在繁荣都市表面之下的世界，那里是黑暗无边的深渊，荒诞无序，有人吃人，也有人被吃，仿若噩梦一般。在韩松等人的小说中，科幻正是通过隐喻、象征及其他文学性的手法，勇敢地“看到”并描述出那不可思议的现实。
中国科幻会梦见新浪潮吗？中国科幻的新浪潮正在领跑世界科幻，如一道光芒，照亮了现实中看不见的维度。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正是由于科幻会投亮在黑暗的存在上，科幻文学才会生机勃勃、神秘诱人、发人深省。 翻译中国科幻
一九七○年，威廉·莱尔（William A. Lyell）将老舍的《猫城记》（1932）译成英文。《猫城记》的写作稍晚于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在世界反乌托邦小说的版图中应有一席之地。这部作品着重描写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腐败横行、个人诚信彻底缺失的现象。《猫城记》是第一部进入英语读者阅读视野的中国科幻/反乌托邦小说。老舍笔下火星上的猫城与一九三二年的中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书中铺天盖地的绝望情绪，抵消了日本入侵前夕的那些空洞的爱国说教与公式化的“现实主义”。最近，《猫城记》英文版刚刚由企鹅出版社重印（2013）。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吴定柏和帕特里克·墨菲（Patrick Murphy）主编了第一部中国科幻英语选集《中国科幻小说》（Science Fiction from China，普雷格出版社1989年）。这部选集主要汇聚了改革开放初期（1978-1983）的作品，郑文广、童恩正、魏雅华和叶永烈的重要作品均被选入其中。
近年来，有三部中国香港与中国台湾作家的科幻小说也进入英文世界。张系国的《城》三部曲（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3年）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史诗，囊括了诸如武侠小说在内的其他文类传统，亦反映了台湾地区的历史与身份认同问题，具有重要的文化政治意义。董启章的《地图集：一个想象的城市的考古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2年）则由一系列博尔赫斯式的散文与小故事组成，从未来的角度重构出一座名为维多利亚的城市，探索这座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这座城或许映射香港，或许不仅如此;又或许，它突显香港的异托邦性质，是一座镜像之城。值得一提的是，董启章的《地图集》于二○一三年荣获科幻与奇幻小说翻译奖。
近年间，中国科幻在英语译介方面最重要的发展，无疑是由于刘宇昆的出现。刘宇昆对于翻译中国科幻所付出的心血与热情无人能及。他不仅翻译了《三体》（托尔出版社2014年）、《死神永生》（托尔出版社2016年）、宝树《三体X：观想宇宙》和陈楸帆的《荒潮》（筹备中）这几部重要长篇小说，还翻译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陈楸帆、夏笳、马伯庸、郝景芳和糖匪都与他有过合作。他主编的第一部中国科幻翻译选集《看不见的星球》（Invisible Planet）也在二○一六年由英国托尔出版社推出，一经面世便饱受赞扬。
这些译介方面的努力，都称得上是中国科幻走向世界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转生的巨人》的出版则代表翻译界最近的一次尝试。这部选集囊括了文风各异的十三位中国科幻作家，精心选择他们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每一篇作品的英译文都是第一次面世。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译者大多是学者和并不是专门从事翻译的译者。
《转生的巨人》的缘起与诞生
二○一○年，我受美国胡志德教授（Theodore Huters）之邀，主编著名的中国文学英译期刊《译丛》（Renditions） 的特大号科幻特刊（77/78）。工作历时两年，到二○一二年下半年才正式完成。专号分成两部分，晚清科幻与当代科幻，集中展示中国科幻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与近期兴起的新浪潮。翻译作品包括这两个时间段的代表作。二○一二年出版的《译丛》特大号，是自吴定柏和墨菲一九八九年的选集后出版的第一本中国科幻英语选集。选入专号的十三篇作品被分成了两组。前四篇均是晚清作品，包括长篇小说节选与短篇小说。后九篇则是当代科幻作家的中短篇小说。
对我而言，将二十世纪初与二十一世纪初的科幻作品做一个对应并进行讨论，是非常引人入胜的题目。这两个时代的共同特点，是人们对于变革有着迫切需求，但也随之对未来怀有期许、憧憬甚至焦虑。对比阅读晚清科学小说与当代科幻小说，我们不难认识到它们在主题上的共通之处。然而，对于晚清主题及文学元素的重新利用，在当代科幻中导致深切的自我反省，因而发生主题上的变奏，这也造就了当代科幻的独特性。我希望《转生的巨人》这部选集，能够像过去的《译丛》专号一样，在研究晚清的学者与当代中国的观察者之间引起深入的交流与思考。
《转生的巨人》这本选集在原先《译丛》专号的基础上进行了增扩，内容不仅限于大陆科幻小说，也包括中国港台地区作家受到科幻影響写作的实验小说。但选集没有包括晚清科幻，而是将关注点放在二十一世纪的科幻作家身上：刘慈欣、韩松、王晋康、赵海虹、拉拉、迟卉、飞氘、夏笳、陈楸帆、宝树、骆以军、伊格言、董启章。
对于科幻迷来说，刘慈欣、韩松与王晋康这三位最资深的科幻作家有时被称作“三巨头”。他们的作品都对中国科幻发生过决定性影响。素来有硬科幻作家之名的刘慈欣，以一己之力在中国读者中复兴了太空歌剧的伟大传统;韩松则继承鲁迅的风格，往往模糊了现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批判与寓言、政治与技术之间的界限;年龄稍长的王晋康则是一位人文主义者，他一直致力于捍卫人们对于未来乌托邦世界的期望。不过，本集选入的王晋康作品《转生的巨人》（这部作品选集也采用了这一标题）却和他的一贯风格大相径庭。值得一提的是，这篇饱含黑色幽默的小说，王晋康最初却是用假名发表的。
本集选入刘慈欣最重要的两个短篇小说《乡村教师》（2001）与《诗云》（2003）。在这两篇小说中，刘慈欣创造出令人惊叹不已的崇高宇宙，同时也在探索着一些暧昧的关系，如诗歌与技术、道德与生存、人性与宇宙之间的关系。一位乡村教师拖着病体坚持不懈教育中国乡村里贫穷的孩子，充满细节的写实主义描写突然切换到横跨整个银河系、充满狂野想象力的星际大战，这两条线索造就了《乡村教师》的叙事主线。尽管教师的启蒙事业在跨星系战争的宏大尺度面前根本不值一提，但正是这位教师的卑微努力无意中拯救了全人类。《诗云》则描写太阳系毁灭后，两位中国诗人在一切看起来都如天堂般美好的世界中快乐吟诗，虽然其中的一位诗人其实是假扮李白的多维外星生命体，而诗云，正是一部超级强大的计算机。诗云笼罩下的诗人生活最多是一种拟真模仿，是诗歌的创造活动已经被彻底抹去之后，经由数字重新建立起来的诗意的技术拟态，也就是一种虚拟现实的诗意。刘慈欣将科学的必然与人类想象的或然与无常进行对比，科学与技术层面上的乌托邦同时也就是人性的反乌托邦。 与刘慈欣相比，韩松的风格更加具有挑战性。有论者将他的文风与卡夫卡做对比，更相关的比较对象其实还有鲁迅。韩松的作品充斥着诡异、阴郁与令人费解的意象，致力于揭露现实世界的幽暗面。韩松的文学也回应着鲁迅文学的一些著名主题，比如“铁屋子”，比如吃人。
这本文集中的另一些作品则由更年轻的作者撰写，他们的写作指向科幻这个文类的未来方向。拉拉《永不消逝的电波》（2007）与赵海虹的《1923年科幻故事》（2007）均在后革命叙事中创造性地移用了革命文学的元素。拉拉的小说借助于谜团重重的复杂叙事，展现一位后人类漂泊在宇宙深处的后裔破译、重构与理解一段无线电电报的过程，故事情节有意识地（如标题那样）暗示一个地下特工的传奇故事。然而，最终被这位半人类半生化人解读出来的消息，则是早已灭绝的人类的最后广播。赵海虹的小说则将革命故事与浪漫的爱情故事编织在一起，将历史变成一个怀旧的梦;故事甚至刻意引用一些错误的历史资料，强化出革命记忆的幻想色彩，这种手法创造出的效果，恰如文中水梦机造就的泡泡。
迟卉的《雨林》（2007）指向环境保护的主题，但意义更为深远，以跨种族变形作为隐喻，触及跨性别、跨种族的身份认同问题。飞氘的《魔鬼的头颅》（2007）以寓言的方式呈现出创新科技如何帮助邪恶持续不死。夏笳的《关妖精的瓶子》（2004）是一个充满趣味性的有关不确定原理的文本实验，但是妖精与科学家的几番交锋，最终表明即便是具有不确定性的宇宙，仍在人类理智的控制之中。
这部选集还选入中国台湾作家骆以军的实验性小说《女儿》（2014）和伊格言的后人类史诗《噬梦人》（2010）的部分章节。骆以军迷宫般的叙事手法通过回忆、假想、隐喻、重建与解构“他者”的空间，使这个幻想之域在自我认同、性逾矩、离散经历、文本参照与历史认知方面构成一个“异世界”。我们选入的章节，其标题就是《科幻小说》，这个文本是一个元科幻文本。正如韩松不断回到鲁迅，骆以军也在努力让科幻回归现代中国文学的基本语境。
伊格言的小说《噬梦人》的叙事从二二一九年开始，主人公反思在人类和生化人之间漫长复杂的间谍战。文本中梦境层层叠叠，而人类和生化人都将梦境作为谍战的得力工具，人类以此来甄别人类与生化人，而生化人则经历了深深的自我认同的混淆。而文中借由离奇梦境塑造的异托邦，让主人公意识到在“我”与“非我”、人类与后人类之间存在着道德和认知的模棱两可。
董启章则是二十一世纪中国香港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对于科幻有些实验性的尝试，其中不仅透露出香港的文化活力，更是将香港本身塑造成一个科幻的隐喻，来反映香港进入的后现代乃至后人类的社会状况。董启章在许多作品中构建的维多利亚城，即V城，或许同时在影射香港的殖民主义过去、充满错乱问题的现在甚至在文明大毁灭之后的末世。迄今为止董启章最具野心的作品“自然史三部曲”，隐含了许多鲜明的科幻元素。这部文集选入《时间繁史》（2007）的部分章节。在其中，董启章以诗意的手法重构科幻，将其变成能为人带来无尽的自我反省与自我建构的幻想世界。他的小说展现出V城虚拟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全景的幻境浓缩在“时间”的意象中—失去的时间、重获的时间、被幻想出的时间以及被书写的时间。
《轉生的巨人》这本选集分为三个部分：“另一个现实”“另一种人类”“另一个未来”。当我们谈论科幻的时候，现实、人性与未来永远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三个概念。它们相互交错、互动，产生互文性，一次次定义何为真实、何为人类、何为未来或历史。而主导着我们来编选这些故事的最大的主题，则是“差异”本身。正如达科·苏文（Darko Suvin）所说，科幻最终是“认知疏离”（cognitive estrangement）的文类。放在当代背景下看，科幻文学正是有关差异的启示—不仅是宗教、种族、性别、阶级与民族认同方面的差异，还有思想、情感表达与人生选择方面的差异。正是科幻对“差异”的关注与体现，使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文类”，包罗了无限的时间、空间、纪元、地点与人群。倘若真的有外星智慧生物在阅读我们这本选集，它（他/她）会怎样看待人类在自身之间发现的差异呢？倘若有超级智能在研究人类的行为，它又会怎样看待我们之间的认同与差异？到最后，科幻追问的是一个伦理问题：我们该如何与“异类”相处？我们怎样看待异类，恰恰决定了我们怎样看待自身。
《转生的巨人》（The Reincarnated Giant： An Anthology of Twenty-First-Century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Eds. Mingwei Song and Theodore Huter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我们当然需要了解，早在《三体》空降美国之前，《三体》及其两部续集（合称“地球往事三部曲”）已经是中国科幻文坛的重要奠基石了。三部曲出版于二○○六至二○一○年间，我们也需要了解，在《三体》出版之前，即在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交替之际，中国科幻新浪潮便已经崭露头角。我们更需要了解，《三体》在美国图书市场的成功，仅仅是它在中国的空前热潮的一个小小回响，我们应该将目光转向更大的视野，刘慈欣的成功是过去十五年间科幻在中国复兴的标识之一;而要了解近年来科幻在中国的复兴，我们需要知道这个文类曾经有过的漫长而复杂的历史。
自从二十世纪初，英美与法国科幻率先被译成日语，中文译者经由日译再将这些作品转译成中文，科幻小说由此进入中国。在一九○○年至一九一二年间，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是作品被翻译得最多的西方科幻作家之一。晚清改革家梁启超师法日本，借用尾崎行雄、加藤弘之等日本政治家创造、使用的概念，在中文中提出“科学小说”这一称谓。一九○二年至一九一一年，是中国科幻的第一个“黄金十年”。在此期间诞生的一些所谓科学小说、理想小说，融合了科学幻想、政治乌托邦与技术乐观主义。在此之后，鲁迅发起的一场文学先锋运动，逐渐把写实文学变成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科幻被推到边缘或是“不可见”的位置。
鲁迅本人在青年时期翻译过凡尔纳的小说，曾经彰显科学小说的启蒙价值。他在文学革命运动中推崇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以此直面日常生活中看不见的深层社会真相，如他创造的“吃人”意象，指向隐藏在儒家仁义道德背后的礼教对人性的扼杀，他的文学从而撼动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鲁迅的现实主义旨在揭露表面现实之下隐藏的深层真相，就这一点而言，他也从熟悉的科学论述、科学小说中汲取了养分。
但在二十世纪绝大部分时间里，五四以后虚构小说的现实主义、茅盾倡导的自然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都左右着中国文学主潮，在此格局中，科幻常常被人们视而不见。虽也曾有过短暂复苏，然而没有任何一次复苏为它提供足够存活下去的动力。因此，换言之，中國科幻史从来都不是延绵持续的，而是充满断层。
新浪潮
科幻在中国最近的一次复苏—被我最初笼统地称为“新浪潮”—几乎是在距离晚清中国科学小说黄金时代整整一百年之后开始的。导致新浪潮出现的一些因素，与曾经导致晚清科幻蓬勃发展的环境有类似之处，比如急遽改变的传媒领域，人们对于中国社会变革的期待以及伴随这期待而产生的焦虑。互联网的出现为新作者提供自由的发表渠道，主流现实主义文学逐渐与现实脱节;文学的地位也因此迅速边缘化了，无意中在文学场域中催生了一片“完美的真空”，给予幻想文学萌发的机会—在新浪潮的诞生中，这些文化与社会因素都可被视作催化剂。二○一三年，我在为中文学术期刊《文学》撰稿时，首先提出用“新浪潮”这个名称来指称中国科幻文学最新的一次复兴。此后我又在一系列英文、中文论文中，为“新浪潮”这个说法作出更具体的补充，着重于考虑科幻新浪潮独特的语义学与诗学意义。我基本的观点是，在最激进的意义上，中国科幻的新浪潮延续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先锋文化，启发读者抛开常规方式去重新看待自身所处的现实情境，挑战那些人云亦云的既定观念，比如，一个人自我意识构建的感觉，或许是社会与管理技术重重包裹的结果，他的身份、认同、存在意义究竟意味着什么？然而，“新浪潮”这个称谓也在中国的科幻批评家以及科幻作家那里引起争议：人们倾向于认为“新浪潮”的概念旨在强调科幻更具有颠覆、黑暗的一面，有些学者与作家都更愿意把目前的中国科幻比作美国科幻的“黄金时代”，而不是反传统、在文学上标榜先锋前卫、揭露黑暗面的“新浪潮”。
很有可能的一种情形是，中国科幻正以某种奇特的方式，一面开启崭新的黄金时代，一面又同时衍生出了具有颠覆性的新浪潮。从美学层面来说，新浪潮或是反映出现实被隐藏起来的不可见的方面，或是表明构建某一种梦想与那些曲折现实之间的不可能的关联。以韩松、飞氘、陈楸帆乃至刘慈欣作为代表的新浪潮作家常在作品中让人想起鲁迅的影响。正是宣称说出了真相的现实主义与看似与现实无关的科幻小说之间看似不可能的结合，造就了中国科幻史最曲折的美学维度。事实上，新浪潮创造出的是一种高密度（high-intensity）写实主义;它正如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做的一样，打破了写实文学对日常生活的摹写，直接切入深藏在日常现实表面之下的真相。二○一一年出版的韩松小说《地铁》，带领读者进入一个隐藏在繁荣都市表面之下的世界，那里是黑暗无边的深渊，荒诞无序，有人吃人，也有人被吃，仿若噩梦一般。在韩松等人的小说中，科幻正是通过隐喻、象征及其他文学性的手法，勇敢地“看到”并描述出那不可思议的现实。
中国科幻会梦见新浪潮吗？中国科幻的新浪潮正在领跑世界科幻，如一道光芒，照亮了现实中看不见的维度。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正是由于科幻会投亮在黑暗的存在上，科幻文学才会生机勃勃、神秘诱人、发人深省。 翻译中国科幻
一九七○年，威廉·莱尔（William A. Lyell）将老舍的《猫城记》（1932）译成英文。《猫城记》的写作稍晚于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在世界反乌托邦小说的版图中应有一席之地。这部作品着重描写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腐败横行、个人诚信彻底缺失的现象。《猫城记》是第一部进入英语读者阅读视野的中国科幻/反乌托邦小说。老舍笔下火星上的猫城与一九三二年的中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书中铺天盖地的绝望情绪，抵消了日本入侵前夕的那些空洞的爱国说教与公式化的“现实主义”。最近，《猫城记》英文版刚刚由企鹅出版社重印（2013）。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吴定柏和帕特里克·墨菲（Patrick Murphy）主编了第一部中国科幻英语选集《中国科幻小说》（Science Fiction from China，普雷格出版社1989年）。这部选集主要汇聚了改革开放初期（1978-1983）的作品，郑文广、童恩正、魏雅华和叶永烈的重要作品均被选入其中。
近年来，有三部中国香港与中国台湾作家的科幻小说也进入英文世界。张系国的《城》三部曲（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3年）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史诗，囊括了诸如武侠小说在内的其他文类传统，亦反映了台湾地区的历史与身份认同问题，具有重要的文化政治意义。董启章的《地图集：一个想象的城市的考古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2年）则由一系列博尔赫斯式的散文与小故事组成，从未来的角度重构出一座名为维多利亚的城市，探索这座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这座城或许映射香港，或许不仅如此;又或许，它突显香港的异托邦性质，是一座镜像之城。值得一提的是，董启章的《地图集》于二○一三年荣获科幻与奇幻小说翻译奖。
近年间，中国科幻在英语译介方面最重要的发展，无疑是由于刘宇昆的出现。刘宇昆对于翻译中国科幻所付出的心血与热情无人能及。他不仅翻译了《三体》（托尔出版社2014年）、《死神永生》（托尔出版社2016年）、宝树《三体X：观想宇宙》和陈楸帆的《荒潮》（筹备中）这几部重要长篇小说，还翻译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陈楸帆、夏笳、马伯庸、郝景芳和糖匪都与他有过合作。他主编的第一部中国科幻翻译选集《看不见的星球》（Invisible Planet）也在二○一六年由英国托尔出版社推出，一经面世便饱受赞扬。
这些译介方面的努力，都称得上是中国科幻走向世界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转生的巨人》的出版则代表翻译界最近的一次尝试。这部选集囊括了文风各异的十三位中国科幻作家，精心选择他们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每一篇作品的英译文都是第一次面世。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译者大多是学者和并不是专门从事翻译的译者。
《转生的巨人》的缘起与诞生
二○一○年，我受美国胡志德教授（Theodore Huters）之邀，主编著名的中国文学英译期刊《译丛》（Renditions） 的特大号科幻特刊（77/78）。工作历时两年，到二○一二年下半年才正式完成。专号分成两部分，晚清科幻与当代科幻，集中展示中国科幻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与近期兴起的新浪潮。翻译作品包括这两个时间段的代表作。二○一二年出版的《译丛》特大号，是自吴定柏和墨菲一九八九年的选集后出版的第一本中国科幻英语选集。选入专号的十三篇作品被分成了两组。前四篇均是晚清作品，包括长篇小说节选与短篇小说。后九篇则是当代科幻作家的中短篇小说。
对我而言，将二十世纪初与二十一世纪初的科幻作品做一个对应并进行讨论，是非常引人入胜的题目。这两个时代的共同特点，是人们对于变革有着迫切需求，但也随之对未来怀有期许、憧憬甚至焦虑。对比阅读晚清科学小说与当代科幻小说，我们不难认识到它们在主题上的共通之处。然而，对于晚清主题及文学元素的重新利用，在当代科幻中导致深切的自我反省，因而发生主题上的变奏，这也造就了当代科幻的独特性。我希望《转生的巨人》这部选集，能够像过去的《译丛》专号一样，在研究晚清的学者与当代中国的观察者之间引起深入的交流与思考。
《转生的巨人》这本选集在原先《译丛》专号的基础上进行了增扩，内容不仅限于大陆科幻小说，也包括中国港台地区作家受到科幻影響写作的实验小说。但选集没有包括晚清科幻，而是将关注点放在二十一世纪的科幻作家身上：刘慈欣、韩松、王晋康、赵海虹、拉拉、迟卉、飞氘、夏笳、陈楸帆、宝树、骆以军、伊格言、董启章。
对于科幻迷来说，刘慈欣、韩松与王晋康这三位最资深的科幻作家有时被称作“三巨头”。他们的作品都对中国科幻发生过决定性影响。素来有硬科幻作家之名的刘慈欣，以一己之力在中国读者中复兴了太空歌剧的伟大传统;韩松则继承鲁迅的风格，往往模糊了现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批判与寓言、政治与技术之间的界限;年龄稍长的王晋康则是一位人文主义者，他一直致力于捍卫人们对于未来乌托邦世界的期望。不过，本集选入的王晋康作品《转生的巨人》（这部作品选集也采用了这一标题）却和他的一贯风格大相径庭。值得一提的是，这篇饱含黑色幽默的小说，王晋康最初却是用假名发表的。
本集选入刘慈欣最重要的两个短篇小说《乡村教师》（2001）与《诗云》（2003）。在这两篇小说中，刘慈欣创造出令人惊叹不已的崇高宇宙，同时也在探索着一些暧昧的关系，如诗歌与技术、道德与生存、人性与宇宙之间的关系。一位乡村教师拖着病体坚持不懈教育中国乡村里贫穷的孩子，充满细节的写实主义描写突然切换到横跨整个银河系、充满狂野想象力的星际大战，这两条线索造就了《乡村教师》的叙事主线。尽管教师的启蒙事业在跨星系战争的宏大尺度面前根本不值一提，但正是这位教师的卑微努力无意中拯救了全人类。《诗云》则描写太阳系毁灭后，两位中国诗人在一切看起来都如天堂般美好的世界中快乐吟诗，虽然其中的一位诗人其实是假扮李白的多维外星生命体，而诗云，正是一部超级强大的计算机。诗云笼罩下的诗人生活最多是一种拟真模仿，是诗歌的创造活动已经被彻底抹去之后，经由数字重新建立起来的诗意的技术拟态，也就是一种虚拟现实的诗意。刘慈欣将科学的必然与人类想象的或然与无常进行对比，科学与技术层面上的乌托邦同时也就是人性的反乌托邦。 与刘慈欣相比，韩松的风格更加具有挑战性。有论者将他的文风与卡夫卡做对比，更相关的比较对象其实还有鲁迅。韩松的作品充斥着诡异、阴郁与令人费解的意象，致力于揭露现实世界的幽暗面。韩松的文学也回应着鲁迅文学的一些著名主题，比如“铁屋子”，比如吃人。
这本文集中的另一些作品则由更年轻的作者撰写，他们的写作指向科幻这个文类的未来方向。拉拉《永不消逝的电波》（2007）与赵海虹的《1923年科幻故事》（2007）均在后革命叙事中创造性地移用了革命文学的元素。拉拉的小说借助于谜团重重的复杂叙事，展现一位后人类漂泊在宇宙深处的后裔破译、重构与理解一段无线电电报的过程，故事情节有意识地（如标题那样）暗示一个地下特工的传奇故事。然而，最终被这位半人类半生化人解读出来的消息，则是早已灭绝的人类的最后广播。赵海虹的小说则将革命故事与浪漫的爱情故事编织在一起，将历史变成一个怀旧的梦;故事甚至刻意引用一些错误的历史资料，强化出革命记忆的幻想色彩，这种手法创造出的效果，恰如文中水梦机造就的泡泡。
迟卉的《雨林》（2007）指向环境保护的主题，但意义更为深远，以跨种族变形作为隐喻，触及跨性别、跨种族的身份认同问题。飞氘的《魔鬼的头颅》（2007）以寓言的方式呈现出创新科技如何帮助邪恶持续不死。夏笳的《关妖精的瓶子》（2004）是一个充满趣味性的有关不确定原理的文本实验，但是妖精与科学家的几番交锋，最终表明即便是具有不确定性的宇宙，仍在人类理智的控制之中。
这部选集还选入中国台湾作家骆以军的实验性小说《女儿》（2014）和伊格言的后人类史诗《噬梦人》（2010）的部分章节。骆以军迷宫般的叙事手法通过回忆、假想、隐喻、重建与解构“他者”的空间，使这个幻想之域在自我认同、性逾矩、离散经历、文本参照与历史认知方面构成一个“异世界”。我们选入的章节，其标题就是《科幻小说》，这个文本是一个元科幻文本。正如韩松不断回到鲁迅，骆以军也在努力让科幻回归现代中国文学的基本语境。
伊格言的小说《噬梦人》的叙事从二二一九年开始，主人公反思在人类和生化人之间漫长复杂的间谍战。文本中梦境层层叠叠，而人类和生化人都将梦境作为谍战的得力工具，人类以此来甄别人类与生化人，而生化人则经历了深深的自我认同的混淆。而文中借由离奇梦境塑造的异托邦，让主人公意识到在“我”与“非我”、人类与后人类之间存在着道德和认知的模棱两可。
董启章则是二十一世纪中国香港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对于科幻有些实验性的尝试，其中不仅透露出香港的文化活力，更是将香港本身塑造成一个科幻的隐喻，来反映香港进入的后现代乃至后人类的社会状况。董启章在许多作品中构建的维多利亚城，即V城，或许同时在影射香港的殖民主义过去、充满错乱问题的现在甚至在文明大毁灭之后的末世。迄今为止董启章最具野心的作品“自然史三部曲”，隐含了许多鲜明的科幻元素。这部文集选入《时间繁史》（2007）的部分章节。在其中，董启章以诗意的手法重构科幻，将其变成能为人带来无尽的自我反省与自我建构的幻想世界。他的小说展现出V城虚拟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全景的幻境浓缩在“时间”的意象中—失去的时间、重获的时间、被幻想出的时间以及被书写的时间。
《轉生的巨人》这本选集分为三个部分：“另一个现实”“另一种人类”“另一个未来”。当我们谈论科幻的时候，现实、人性与未来永远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三个概念。它们相互交错、互动，产生互文性，一次次定义何为真实、何为人类、何为未来或历史。而主导着我们来编选这些故事的最大的主题，则是“差异”本身。正如达科·苏文（Darko Suvin）所说，科幻最终是“认知疏离”（cognitive estrangement）的文类。放在当代背景下看，科幻文学正是有关差异的启示—不仅是宗教、种族、性别、阶级与民族认同方面的差异，还有思想、情感表达与人生选择方面的差异。正是科幻对“差异”的关注与体现，使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文类”，包罗了无限的时间、空间、纪元、地点与人群。倘若真的有外星智慧生物在阅读我们这本选集，它（他/她）会怎样看待人类在自身之间发现的差异呢？倘若有超级智能在研究人类的行为，它又会怎样看待我们之间的认同与差异？到最后，科幻追问的是一个伦理问题：我们该如何与“异类”相处？我们怎样看待异类，恰恰决定了我们怎样看待自身。
《转生的巨人》（The Reincarnated Giant： An Anthology of Twenty-First-Century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Eds. Mingwei Song and Theodore Huter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