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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的北大校园,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来北大讲座的海报很显眼。82岁的乔姆斯基此行中国,被看作是继萨特、哈贝马斯等学术大师之后的又一个“世界访问”。这位在“全球100位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排行榜上排名第一的人,究竟魅力何在呢?
“叛逆者”乔姆斯基
“美国在中东面临的最大威胁是爱国主义思潮:当时美国的新政也特别强调,美国必须维护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力。对美国来说,它今天所面临的真正威胁是不断发展以及不断高涨的独立和爱国主义思潮。尤其在中东地区,使用国内资源用于自身发展的爱国主义思潮,对美国来说是很大的威胁。”乔姆斯基在北大延续了他一贯的批判美国政府的态度。
对另外一个问题,即“有征服传统的美国对中国的崛起能够容忍到什么程度”,乔姆斯基的回答很有意思:中国没有海军到加勒比海,但是美国海军到了南海。他说这种炮舰政策也不是美国的独创,英国在“日不落”时代也是这样的。他还讲到欧洲殖民者用美洲原住民所不具免疫力的病菌灭绝当地人口的历史,引用华盛顿、杰斐逊的话说到这些殖民者曾经想建立百人一统天下的企图。
在谈到“中国模式”时,乔老爷子说,如果是说中国发展的模式,那么按照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说法,中国1979年以后的经济迅猛发展,和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基础是分不开的。这一点同印度做一个比较就更为明显。
上世纪60年代他开始发表激烈的反战言论,差点被送上法庭,他还收到了很多信件,威胁他不要到处讲演,他自我打趣说“相比之下,被《纽约时报》封杀已经算是温和的了”。 9·11事件发生后,乔姆斯基成为最强烈的反战者,他在《9·11》一书中将美国称为“头号恐怖主义国家”,他遭到了大量的威胁,一段时间,他的邮箱需要特工的检查才能打开。
在环境恶化方面,乔姆斯基指出资本和市场经济对此难脱干系。市场经济追求短期效益,你如果不能实现短期效益,那就立马走人,马上会换用能立即盈利的主。所以乔姆斯基对以GDP为目的的发展模式很不感兴趣。乔姆斯基说:“墨西哥湾的石油泄漏尽管是一场生态灾难,但是照样会显示GDP的增长。我们的行为不仅危害到我们自己,也威胁到整个生命的发展前景和潜力。”
乔姆斯基是犹太人,父亲是希伯来文教师,但他对美国和以色列政府之间的强硬立场的合作强烈抨击,犹太人甚至为乔姆斯基这种“骂自家”的族人专门发明了一个词,叫“自我仇恨”,以色列政府禁止他进入巴勒斯坦的约旦河西岸地区。
“保守者”乔姆斯基
这个敢于说美国政府坏话的美国知识分子一直被视作“叛逆者”,他自己也说:“当权者为什么要欢迎你?我并不渴望得到欢迎。当然在美国,对异见分子的待遇已经算是温和的了。”然而曾经和一个光头的电视对谈节目,让乔姆斯基觉得自己也不过是一个“保守者”,那个光头就是法国哲学家福柯。
1971年11月在荷兰某电视台,已经有迹象表明,这将不是一场普通的辩论。该节目的主持人冯斯·厄尔德斯自称无政府主义者。他想刺激一下稳重古板的荷兰电视观众,为此弄了个鲜红的假发想让福柯戴上,但未能如愿。同时,瞒着乔姆斯基,他还给了福柯一大块印度大麻,作为请他出场的部分报酬。
乔姆斯基说,作为一个拒服兵役者,他常常也认为国家是罪犯,国家的法律没有效力;但这绝不是说正义的原则应当被抛弃,恰恰相反,他自己对他认为不正当的法律的抵制,事实上就需要依据某种正义的原则。乔姆斯基的结论是:“我们应该做敏感的、有责任心的人。”
福柯事实上根本不要这些东西:什么责任感、敏感、正义、法律,统统都是些空洞的观念,意识形态的符号,是压迫人的、骗人的、有害的。福柯说:“无产阶级不进行反对统治阶级的战争,正是因为它认为这种战争是正义的,无产阶级同统治阶级作战,则是因为它破天荒第一次想到要掌握权力。”乔姆斯基吓了一跳。
福柯继续说:“人们发动战争都是为了获胜,而不是因为这战争有什么正义性。”
面对福柯“毫无正义原则”的话语,乔姆斯基有些“体若筛糠”。事后,乔姆斯基感慨地说道:“通常,你就可以提出一个论点,可以指出这个观点对在哪里,错在哪里。但这一次,我感到像是在和一个并不跟我处在同一个道德世界的人谈话。我还没见过这么彻底反道德的人。”
“争议者”乔姆斯基
著名战略学者张文木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美国社会的精英圈子会对乔姆斯基这样的“异见”知识分子有所容忍,但是乔姆斯基已经达到了他所被允许能够达到的声望顶峰,除了口头声讨之外,也不会有其他作为。但是也有人认为,乔姆斯基是个“口头异见者”。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彼得·舒维策在2005年根据自己的研究,写了一本畅销书《按我说的去做,不要按我做的去做》。在书中,舒维策用详细的事实(包括报税表)揭示了美国最著名的自由派人士的说与做的差异,其中有一个章节是研究“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乔姆斯基。
依据舒维策的研究,乔姆斯基在一生中从五角大楼领了上百万美元的工资,但他的一生都在谴责五角大楼是“邪恶代表”。乔姆斯基坚持大学教授们不应该为美国国防部工作,大学的研究机构也不能从五角大楼获得研究资金,因为最终会帮助五角大楼达到邪恶目的,即军事化美国社会。乔姆斯基还反对大学生去获得军方的奖学金,从越战以后,他就一直致力于将美国军方的奖学金项目从美国大学校园赶走。可是,舒维策却非常惊讶地发现,过去的40年,乔姆斯基从五角大楼挣了几百万美元的工资。
虽然乔姆斯基宣称美国大公司也是像法西斯一样,但他并不拒绝从柯达公司来的资助。乔姆斯基的第二本书《语法理论》也是美国军方出钱资助的。为什么五角大楼要资助乔姆斯基的语言研究呢?五角大楼用乔姆斯基的研究成果去改进军方的计算机系统,也就是说,乔姆斯基的研究直接用于美国的军事用途。
就乔姆斯基从五角大楼赚取工资的事情,舒维策给乔姆斯基去电子邮件询问,乔姆斯基回电子邮件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对自己做的事情负责。”显然,在铁打的事实面前,乔姆斯基也不能抵赖从五角大楼领了工资。
“叛逆者”乔姆斯基
“美国在中东面临的最大威胁是爱国主义思潮:当时美国的新政也特别强调,美国必须维护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力。对美国来说,它今天所面临的真正威胁是不断发展以及不断高涨的独立和爱国主义思潮。尤其在中东地区,使用国内资源用于自身发展的爱国主义思潮,对美国来说是很大的威胁。”乔姆斯基在北大延续了他一贯的批判美国政府的态度。
对另外一个问题,即“有征服传统的美国对中国的崛起能够容忍到什么程度”,乔姆斯基的回答很有意思:中国没有海军到加勒比海,但是美国海军到了南海。他说这种炮舰政策也不是美国的独创,英国在“日不落”时代也是这样的。他还讲到欧洲殖民者用美洲原住民所不具免疫力的病菌灭绝当地人口的历史,引用华盛顿、杰斐逊的话说到这些殖民者曾经想建立百人一统天下的企图。
在谈到“中国模式”时,乔老爷子说,如果是说中国发展的模式,那么按照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说法,中国1979年以后的经济迅猛发展,和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基础是分不开的。这一点同印度做一个比较就更为明显。
上世纪60年代他开始发表激烈的反战言论,差点被送上法庭,他还收到了很多信件,威胁他不要到处讲演,他自我打趣说“相比之下,被《纽约时报》封杀已经算是温和的了”。 9·11事件发生后,乔姆斯基成为最强烈的反战者,他在《9·11》一书中将美国称为“头号恐怖主义国家”,他遭到了大量的威胁,一段时间,他的邮箱需要特工的检查才能打开。
在环境恶化方面,乔姆斯基指出资本和市场经济对此难脱干系。市场经济追求短期效益,你如果不能实现短期效益,那就立马走人,马上会换用能立即盈利的主。所以乔姆斯基对以GDP为目的的发展模式很不感兴趣。乔姆斯基说:“墨西哥湾的石油泄漏尽管是一场生态灾难,但是照样会显示GDP的增长。我们的行为不仅危害到我们自己,也威胁到整个生命的发展前景和潜力。”
乔姆斯基是犹太人,父亲是希伯来文教师,但他对美国和以色列政府之间的强硬立场的合作强烈抨击,犹太人甚至为乔姆斯基这种“骂自家”的族人专门发明了一个词,叫“自我仇恨”,以色列政府禁止他进入巴勒斯坦的约旦河西岸地区。
“保守者”乔姆斯基
这个敢于说美国政府坏话的美国知识分子一直被视作“叛逆者”,他自己也说:“当权者为什么要欢迎你?我并不渴望得到欢迎。当然在美国,对异见分子的待遇已经算是温和的了。”然而曾经和一个光头的电视对谈节目,让乔姆斯基觉得自己也不过是一个“保守者”,那个光头就是法国哲学家福柯。
1971年11月在荷兰某电视台,已经有迹象表明,这将不是一场普通的辩论。该节目的主持人冯斯·厄尔德斯自称无政府主义者。他想刺激一下稳重古板的荷兰电视观众,为此弄了个鲜红的假发想让福柯戴上,但未能如愿。同时,瞒着乔姆斯基,他还给了福柯一大块印度大麻,作为请他出场的部分报酬。
乔姆斯基说,作为一个拒服兵役者,他常常也认为国家是罪犯,国家的法律没有效力;但这绝不是说正义的原则应当被抛弃,恰恰相反,他自己对他认为不正当的法律的抵制,事实上就需要依据某种正义的原则。乔姆斯基的结论是:“我们应该做敏感的、有责任心的人。”
福柯事实上根本不要这些东西:什么责任感、敏感、正义、法律,统统都是些空洞的观念,意识形态的符号,是压迫人的、骗人的、有害的。福柯说:“无产阶级不进行反对统治阶级的战争,正是因为它认为这种战争是正义的,无产阶级同统治阶级作战,则是因为它破天荒第一次想到要掌握权力。”乔姆斯基吓了一跳。
福柯继续说:“人们发动战争都是为了获胜,而不是因为这战争有什么正义性。”
面对福柯“毫无正义原则”的话语,乔姆斯基有些“体若筛糠”。事后,乔姆斯基感慨地说道:“通常,你就可以提出一个论点,可以指出这个观点对在哪里,错在哪里。但这一次,我感到像是在和一个并不跟我处在同一个道德世界的人谈话。我还没见过这么彻底反道德的人。”
“争议者”乔姆斯基
著名战略学者张文木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美国社会的精英圈子会对乔姆斯基这样的“异见”知识分子有所容忍,但是乔姆斯基已经达到了他所被允许能够达到的声望顶峰,除了口头声讨之外,也不会有其他作为。但是也有人认为,乔姆斯基是个“口头异见者”。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彼得·舒维策在2005年根据自己的研究,写了一本畅销书《按我说的去做,不要按我做的去做》。在书中,舒维策用详细的事实(包括报税表)揭示了美国最著名的自由派人士的说与做的差异,其中有一个章节是研究“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乔姆斯基。
依据舒维策的研究,乔姆斯基在一生中从五角大楼领了上百万美元的工资,但他的一生都在谴责五角大楼是“邪恶代表”。乔姆斯基坚持大学教授们不应该为美国国防部工作,大学的研究机构也不能从五角大楼获得研究资金,因为最终会帮助五角大楼达到邪恶目的,即军事化美国社会。乔姆斯基还反对大学生去获得军方的奖学金,从越战以后,他就一直致力于将美国军方的奖学金项目从美国大学校园赶走。可是,舒维策却非常惊讶地发现,过去的40年,乔姆斯基从五角大楼挣了几百万美元的工资。
虽然乔姆斯基宣称美国大公司也是像法西斯一样,但他并不拒绝从柯达公司来的资助。乔姆斯基的第二本书《语法理论》也是美国军方出钱资助的。为什么五角大楼要资助乔姆斯基的语言研究呢?五角大楼用乔姆斯基的研究成果去改进军方的计算机系统,也就是说,乔姆斯基的研究直接用于美国的军事用途。
就乔姆斯基从五角大楼赚取工资的事情,舒维策给乔姆斯基去电子邮件询问,乔姆斯基回电子邮件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对自己做的事情负责。”显然,在铁打的事实面前,乔姆斯基也不能抵赖从五角大楼领了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