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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体育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通过文献资料法对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的内涵展开梳理，总结出马克思主义对于体育学研究中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完整的人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和冲突理论的贡献，同时对西方体育研究的影响，以及在中国体育理论界的影响展开分析研究。通过研究总结出只有发展和创新才是马克思主义体育观在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 体育理论；体育学；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全面发展；西方体育
中图分类号： G 8005文章编号：1009783X（2014）05000000文献标志码： A
Abstract：Marxism is the core theoretic fundamentals of contemporary sports studies.The research analyzed the connotation of Marxist sports theory through literature methodology，and summarized the impacts of Marxism on the theory of man’s allround development，the whole man theory，surplus value theory and conflict theory in sports studies.Meanwhile，the paper also analyzed the impacts of Marxism on Western sports studies and Chinese sport theory respectively.Based on the analyses，the research found out that developments and innovations are the necessary rout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sports theory in China.
Keywords：sport theories；sport science；Marxism；sport ideas；allround development；Western sports studies
德國哲学家卡尔·马克思不仅是最为中国人熟悉的西方思想家，同时也被公认为西方思想史和哲学史上的集大成者。研究马克思的体育观点必须要与他当时身处的时代背景相结合。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因此马克思对体育的认知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他的著作中有关体育的直接论述不多。但他的一系列思想却对当今的体育学，尤其是体育社会学和体育人文学科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德国体育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所指出的，“马克思毫无疑问是创造出复杂而连贯的人类社会体系模型的先驱，这一系列模型是以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和贫穷群体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人们不可能用今天的方式去理解那个时代他的作品的杰出性和深远影响。除非人们理解了马克思社会综合性的全部特征，否则对他的理解永远只能是片面的。”[1]由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派生出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是西方体育社会学中的重要流派。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体育观已发展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体育观，但它与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却有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对西方思想家体育观的溯源，不得不从马克思这里肇始。
1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的内涵
马克思可能是近代西方最受人瞩目的思想家之一。他的身份认同相当复杂，除了哲学家以外，还有记者编辑、政治活动家、独立学者等等。有关他的研究不胜枚举，而且往往导向截然不同的结果。德国新马克思主义体育学派代表人物里高尔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地区催生出了完全不同的结果。例如在前苏联就先后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等思潮；在中国和古巴又有截然不同的毛泽东主义和卡斯特罗主义，几者之间共通的部分不多。[2]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起点之一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他对黑格尔展开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重要分水岭。除此之外，影响马克思理论的还有亚当·斯密、詹姆斯·密尔、让·塞和弗雷德里克·斯卡贝克等的理论。与他亲历的英国现实状况结合，加上他对政治经济学敏锐的洞察力，他发展出了今天为人们所熟知的对资本主义展开全面批判的唯物主义观。这一思想也是今天新马克思主义体育研究的起点。
1.1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马克思本人对体育的直接论述凤毛麟角，这是时代背景的缘由。那时职业体育尚处萌芽状态，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还未诞生。他很难预言一百多年后的职业体育和奥林匹克运动能够发展到今天这样的格局。人们所熟知的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其实也难免混沌，因为马克思并没有在任何一本著作中完整论述了这一理论，而是后人根据他在多本论述中的学说提炼出来的。1845年至1848年，他在与恩格斯共同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这一理论，他指出“个人的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者所向往的，是个人的独创和自由的发展。”[3]马克思认为，“尽管工厂的教育条款整个说来是微不足道的，但这一条款的成就第一次证明了体力劳动同智育和同体育相结合的可能性。”[4]在这里，马克思明确提出了为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不能忽视体育的发展。
1866年，马克思在《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中提出了教育的三个内涵，也是国内有关马克思体育观中被引用频率较高的。“我们把教育理解为三件事，其中第二是体育，即体育学校和军事训练所教授的那种东西……”由于当时并没有职业体育和奥林匹克运动的背景，因此马克思对体育的认知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比较险隘的，还停留在身体教育的层面上。不过他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认知的确是今天马克思主义体育观的重要理论构建基础。高强等认为，中国体育理论界把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与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和马克思主义教育观分别结合组成了不同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体育运动领域应用和发展的积极尝试。[5] 1.2完整的人理论
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体育理论领域对马克思主义体育观的研究停留在“全面发展理论”层面上，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的理论意义。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部很多学者认为并不成熟的作品中，其实有着对完整的人理论的清晰阐述。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肯定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人是同时作为现实的存在和类的存在；劳动异化是实现人作为个体和作为类存在的必要条件。[6]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现象学》的最大成就及其最终结果是把辩证的否定看作运动和发展的原则，首次把人的自我创造看作是一种过程。[7]他还认为，人一方面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是作为禀赋和能力、作为情欲在他身上存在的；另一方面，作为自然的、有形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任何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他的情欲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在他之外存在着的。马克思特别强调了历史的意义，历史是人的“自己的生产过程”，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8]在此基础上，孙迎光总结出了完整的人是以一种全面的方式，而不是片面的感受。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9]
马克思在理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时，运用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方法，提出除了广泛存在于生产过程中的正面异化以外，一般创造性劳动过程还存在这三个方面的异化：即工人与他或她自己的产品分离；他或她与产品的生产方式分离；与人的潜能分离。他指出，劳动生产出的客体劳动产品把劳动产品看作异化物加以对抗，导致一种独立于生产者的力量。劳动产品就是潜入客体的劳动，已经变成物质的了，这是劳动的对象化。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对工人来说，劳动的实现就是失去了发展。对象化就是客体的失去，又是对客体的束缚，占有就是疏远和异化。[10]这个观点对当代体育和身体文化的研究是一个范本模式。比莱什认为，由此可以推论，如果体育富有创造性潜能，身体强壮的个人就有机会去探索他们自身的局限和人类身体运动的限制因素；失去对体育的控制就会给身体运动的创造性潜能造成破坏性的后果。因此，“并不是运动员把从事体育看作是自我表达和自我探索的一种方式，而是由市场塑造的体育运动是一种产品/客体，它对生产者来说有利有弊，这也不能充分发挥运动员的潜能。体育在限制运动员自身潜能发挥的同时，又赋予市场影响体育自身的权力。”[11]
1.3剩余价值理论
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家喻户晓的基本理论之一。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在追寻使用价值的同时总是在寻求蜕变为交换价值的那一部分，通過剩余价值来实现盈利。这一理论现在成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体育观分析当今西方社会职业化体育弊端的法宝。英格汉姆认为，“在体育界，所谓的平衡有赖于体育消费者市场的建构……资本主义体育生产模式如何做到自然化、不留痕迹，并且成为霸权的，是体育研究的核心之一。”[12]今天，不少西方体育学着都把马克思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剩余价值跟职业体育相对应，分析出职业体育的实质无非是榨取职业运动员的剩余价值。在这个过程中，体育官员、教练员、体育迷等都参与了不同形式的交换。
1.4冲突理论
马克思主义冲突理论源出于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马克思认为，社会是人类斗争的产物，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不同阶级的人们寻求各自的利益而展开的斗争最终导致社会由一个阶级统治另外一个阶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导致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导致社会变迁。
在马克思主义冲突理论的基础上，不少体育学者进行了丰富和发展。例如，施耐德和斯普雷泽尔就以冲突理论为依据得出了一系列的结论：体育代表着社会经济结构，向人们灌输资产阶级意识；体育反映和加强了大型社会中财富和权力分配的不平等；体育考察了政治文化的工具性、官僚性和精英文化；体育参与代表了一种被异化的劳动力……[13]冲突理论被广泛运用到体育社会学和体育文化研究的诸多领域，譬如它常被人们用来解释和研究体育与社会权力及特权的动态关系。[14]今天，冲突理论已经成为了体育研究中的一把利器。
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到完整的人理论，从剩余价值理论再到冲突理论，马克思主义体育观逐渐完整、清晰，成为体育社会理论中极为重要的理论体系，也成为西方体育社会学理论的根本。今天，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思想被大规模地运用到体育研究中来。正如比莱什所言，“马克思的思想以及后来受马克思思想极大启发而形成的各种理论视角，都被运用到后期的体育研究中。直到今天，还在不断发展出新的分支。”[15]
2马克思主义体育观对西方体育研究的重要影响
马克思主义体育观对于现当代体育研究来说具有重要的影响。甚至可以说，今天的体育社会学和体育文化研究，或多或少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体育观的影响。其中，新马克思主义体育学派的确立具有典型的指标意义。
2.1新马克思主义体育学派的确立
1983年，美国著名体育学者威廉姆·摩根在研究中指出里高尔和布罗姆是体育研究领域的新左派，也就是新马克思主义学派。[16]这个学派就是利用马克思主义体育观来指导研究，具有鲜明的批判现实社会的特征。其中，贝罗·里高尔是体育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的同事，也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奠定他的历史地位的作品是《体育与工作》，[17]他对体育进行了哲学化的解析，让受众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角度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体育的真谛。他在《体育研究手册》中撰写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章，对马克思主义体育理论进行了深入浅出的梳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切割，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18]这个研究也被认为是划分马克思主义体育观东西学派的主要理论依据。但事实上，里高尔受到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的影响远比马克思要大。因此，里高尔和一众法兰克福学派学者被摩根称为“法兰克福马克思主义”学派。[19] 法国学者让马利·布罗姆的观点可能没有里高尔那么激进。在他的那本著名的《体育：可测量时间的监狱》中，他借用了阿尔都塞的理论对新马克思主义体育观做了奠基式的诠释：“体育在意识形态方面重构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再有，体育传播着一定体育机构的意识形态；最后，体育大范围地传播着占有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20]不仅如此，布罗姆还把马克思主义有关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理论运用到了体育研究中，比如，他指出“当今世界经济等级制度直接作用于体育竞技场上国家层面的竞争。只有经济上发达的国家才能成为类似奥运会这样的国际赛事的主办国。这种等级制度很自然地再现于奥运会举办城市的竞争中。”[21]可见，布罗姆对体育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认知颇有前瞻性。
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除了里高尔和布罗姆之外，还有不少新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的奠基作品，这些作品的作者大都是德国人。比如，不莱梅学派的代表人物杰拉德·维奈的《足球意识形态》、柏林学派的雅克奥拉夫·波梅等的《晚期资本主义的体育》、荣格·里希特的《右翼社会的瘦身国家和体育》以及美国学者保罗·霍希的《撕掉大比赛》等等。这些著作的几乎同时诞生为新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注入了新鲜血液，让这种新兴的学术力量能够在短时间内成为体育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力量。
美国学者约翰·赫伯曼在探讨体育与政治意识形态时选取的就是马克思和克尔凯郭尔的理论，[22]这篇文章是20世纪70年代研究马克思主义体育观的重要作品之一。另一位美国学者T ·R·杨把马克思主义体育理论分成了两个维度：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结构主义维度和文化维度。他认为，这是从事马克思主义体育研究的两大路径。[23]
另一方面，在体育社会学的经典研究中，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是无法绕开的基础理论。例如，美国学者蒂姆·德兰尼和蒂姆·麦迪甘在体育社会理论时，就专门提到了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中的“冲突”理论。他们认为，这个理论虽然不是由马克思本人亲自提出，但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人的潜能、历史观、阶级冲突、经济不平等、阶级意识等理论深刻地影响着冲突理论。[24]因此，冲突理论毫无疑问是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所提炼出的精髓。美国学者切里·库奇在构建体育社会学理论结构化的模版中，就充分地借用了冲突理论。[25]英国学者理查德·朱利亚诺蒂在自己的体育社会学著作中专门辟出一章，来探讨马克思和新马克思主义体育学者的观点，其中异化理论和意识形态问题是他关注的重点。[26]
2.2新马克思主义体育学派的代表作品和领军人物
2009年，美国学者本·卡灵顿和英国学者伊安·麥当劳组织了一批体育文化学者编纂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与体育》一书。这本书随后被学界公认为西方体育文化研究中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作品。研究中有马克思主义体育理论体系的研究，其中本·卡灵顿的研究是对文化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综述，对之前的相关研究做了系统的梳理。[27]伊安·麦当劳从批判理论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在体育学领域中的地位进行了研究[28]。这两篇研究不啻为有关马克思主义体育文化研究的理论奠基作品。在这本著作中，作者还选编了西方体育学者和文化学者运用政治经济学和商品化理论展开的研究。加拿大文化学者安努·贝朗日从体育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论述了城市体育景观。[29]英国文化学者加里·万内尔从文化和政治视角来解读体育媒介的政治意义。[30]鲍勃·比米什从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来论述顾拜旦的奥林匹克项目。[31]除此之外，在这本著作中，还有运用阶级、种族和性别等理论展开的研究和有关米歇尔·福柯以及葛兰西与新马克思主义体育文化的联系的研究。新马克思主义体育文化学派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体育研究进行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从过往单纯的体育社会研究开始向体育人文研究过渡。如果说这本著作是之前一系列相关研究的集大成作品的话，那么在近30年中，马克思主义体育社会和文化研究可谓重新绽放光芒，成为体育社会人文研究领域中异军突起的一支。
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第一代领导人之一、美国德裔体育社会学家冈特·吕申在研究中经常采用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他在对国际体育社会学发展的走向研究中将马克思主义体育观的多层次理论加以运用。[32]美国学者大卫·罗斯在探讨美国体育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体育观的影响，在那一时期对美国体育研究的影响基本上是负面的。[33]美国学者约翰·西瓦特在论述体育的商品化时对之前的马克思主义体育观进行了及时的梳理，并从中得到重要的理论依据，这一研究是体育商品化研究的早期代表作品之一。[34]美国学者理查德·利普斯基在解析体育象征主义的政治内涵时运用了马克思主义体育观的异化理论，[35]这一研究在当时是具有前沿色彩的。
加拿大学者罗布·比米什是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20世纪80年代，他在论述体育研究中“劳动力”的问题时借用了马克思的劳动力理论，同时他对体育社会学家威廉姆·摩根的理论提出了抨击，认为摩根对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的认知是庸俗的，[36]这是他早期研究马克思主义体育观的一篇核心作品。很快摩根教授对比米什的观点予以了激烈的回应。他认为比米什对劳动力问题的观点是片面的，存在比较严重的误读。[37]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学者森川贞夫就已经就业余体育的劳动力问题展开研究，[38]他的研究起点也是马克思主义体育观。
2.3东欧马克思主义体育研究的传统
东欧学者有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习惯。前苏联体育学者波诺马雷夫曾对游戏和体育的社会现象进行了宏观研究，在研究中他直接引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相关观点。[39]后来他又在一系统相关研究中把马克思主义体育观引介给当时并不熟悉的西方主流体育研究领域。[40]因此，在很多新马克思主义体育研究中，波诺马雷夫观点的影响不容忽视。除此之外，波兰体育文化学者克拉夫切克在论述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理论和批判主义时也把马克思主义体育观作为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同时他还把黑格尔哲学、列宁主义体育观也作为研究的基础。[41]此后他在回顾体育研究的发展时也多次运用了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42] 2.4对马克思主义体育观持扬弃态度的西方学术观点
与东欧体育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体育观的正面推介不同的是，多数西方体育学者当时对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持扬弃的态度。美国学者威廉姆·摩根是较早从事体育批判研究的西方学者，他把方兴未艾的新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用作研究工具，这位他的批判研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创新意义。[43]澳大利亚体育文化学者吉姆·马凯在探讨体育研究的批判路径时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体育观上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从根本上是对立的。但他本人的批判理论是源出马克思主义体育观。[44]美国体育学者斯坦利·艾特森在论述体育研究中的冲突理论和越轨行为时也不可避免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45]英国学者杰西卡·李等对年轻人的体育活动选择展开研究，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运用了马克思主义体育观中的资本理论。[46]加拿大学者德怀特·扎库斯在论述女性精英体育的身体消费时，几乎运用了绝大部分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尤其是生产力和剩余价值理论。[47]这在西方学术界是比较罕见的。美国学者哈尼斯马丁在论述职业女子篮球的劳动力问题时，运用到了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中的剩余价值理论。[48]美国学者卡斯林·叶在论述体育中的不公平现象时，采访了多位体育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运用了三种理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体育观。[49]英国学者阿伦·拜尔纳在对体育与阶级和社会理论的论述中激烈地抨击了马克思主义体育观，认为方兴未艾的新马克思主义体育社会学者对阶级和社会理论进行了误读，应该向学界道歉。[50]美国学者大卫·安德鲁斯在谈及体育文化的关键词时把英国文化学者斯图亚特·霍尔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作为自己的理论出发点。[51]安德鲁斯在一系列的研究中都运用了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包括他对拜尔纳有关体育与阶级、社会理论文章的论战。[52]他们俩的这场笔战成为了当年国际体育社会学界的一大盛事。英国学者约翰·休森把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作为文化历史与体育研究的重要流派，在接受的基础上展开扬弃。[53]在论及英国的殖民主义和阶级与体育的关系时，同样把新马克思主义体育观作为自己的研究范式。[54]澳大利亚体育学者理查德·普林格是研究福柯与体育关系的专家，他在研究中直接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体育观与葛兰西和福柯体育观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并进行了充分的论证。[55]美国学者阿伦·克莱恩在研究健身运动的隐喻史时先后引用了《资本论》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的相关理论，[56]这个研究出人意料地带有相当浓郁的形而上学的色彩。澳大利亚学者丹尼斯·海菲尔在论及体育、政治意识形态和自由时，把马克思主义体育观和新马克思主义体育观的观点作为自己研究的起点，在此基础上对传统的体育政治意識形态展开批判性的研究。在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和劳动力理论得到了颇有新意的论述。[57]
无论是高擎马克思主义大旗又有所发展的新马克思主义体育学派，还是具有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东欧学派，抑或是对马克思主义体育观持谨慎态度的其他西方学术流派，都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在西方体育研究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3马克思主义体育观的中国发展沿革
正如里高尔所说，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的国家和社会体制下有截然不同的解读方式。马克思主义体育观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也有不一样的解读方式。
3.1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之前，指导国内体育教育和科研发展的都是毛泽东思想体育观。直到80年代初期，国内部分体育学者开始尝试把马克思主义体育观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胡晓风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一步提高对体育的认识》拉开了这一思潮的序幕。[58]卓汉容、何文洪开始对《资本论》和一系列马列著作中的原文进行析读奠定了国内马克思主义体育研究的基调。[59]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马克思主义体育观的解读都是按照这一思路展开的拓展研究。比如，陈桂生的《马克思关于体育的见解》就是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补充说明。[60]唐建的《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中的体育思想初探》则把之后研究进一步导向相对狭窄的区域，[61]他的研究较之之前的研究没有明显的突破。
3.2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
进入90年代之后，国内关于马克思主义体育观的研究乏善可陈。杨霆的《初论马克思体育思想的形成》开始探讨马克思体育思想形成之前的理论体系，[62]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有一定的发展。杨楠的研究虽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但他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精读也是在之前研究基础上的一种完善。[63]董众鸣的《马克思的体育观》是对以往研究的梳理和总结，未见明显的理论突破。[64]
3.321世纪之后的研究
进入21世纪以后，国内有关马克思主义体育观的研究开始向多元化和纵深方向发展。高丽、方艳的研究与新时期体育大学生的思想特点和素质培养密切结合起来。[65]曾宪刚的《体育美学思考》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引入了体育美学的探讨，结合体育运动实战，这是在以往研究之上的一种突破。[66]龚发超、王晓东的研究从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出发，阐释了科学技术对现代竞技体育的影响和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走向，也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67]黄滨、杨巍的《马克思休闲思想与现代休闲体育》运用了马克思关于休闲问题的理论，揭示了休闲研究的必要性，还对现代休闲体育的发展沿革进行了回顾，[68]这也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王程、王治东从马克思的生存论出发，对竞技体育的技术化与功利化展开了分析，对竞技体育运动中出现的各种不断行为展开人性探讨，这个研究在内容和材料上都具有一定的创新价值。[69]高强的《西方体育社会学新马克思主义流派述评》对新马克思主义体育观的观点和与布尔迪厄体育思想的联系等问题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并结合中国研究的特点展开论述，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70]高强等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体育观的基础理论研究上终于取得了突破，在以往主要关注“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完善了“完整的人”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体育观进行了重新阐释，[71]这是马克思主义体育观中国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魏伟在对西方体育文化研究的流派展开分析时也将新马克思主义体育学派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72]并对直接承继于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的葛兰西文化霸权思想展开解读。[73] 纵观马克思主义体育观在中国的发展，时间不长，研究领域和成果较之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体育观以及东欧的马克思主义体育观都有相当的差距。尤其是应用领域，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进行体育现象阐释的研究屈指可数，而且研究水平有待提高。这是中国体育学术界在体育文化大发展的过程当中必须全力推进的研究领域。引进、借鉴、发展、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体育观在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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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体育理论；体育学；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全面发展；西方体育
中图分类号： G 8005文章编号：1009783X（2014）05000000文献标志码： A
Abstract：Marxism is the core theoretic fundamentals of contemporary sports studies.The research analyzed the connotation of Marxist sports theory through literature methodology，and summarized the impacts of Marxism on the theory of man’s allround development，the whole man theory，surplus value theory and conflict theory in sports studies.Meanwhile，the paper also analyzed the impacts of Marxism on Western sports studies and Chinese sport theory respectively.Based on the analyses，the research found out that developments and innovations are the necessary rout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sports theory in China.
Keywords：sport theories；sport science；Marxism；sport ideas；allround development；Western sports studies
德國哲学家卡尔·马克思不仅是最为中国人熟悉的西方思想家，同时也被公认为西方思想史和哲学史上的集大成者。研究马克思的体育观点必须要与他当时身处的时代背景相结合。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因此马克思对体育的认知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他的著作中有关体育的直接论述不多。但他的一系列思想却对当今的体育学，尤其是体育社会学和体育人文学科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德国体育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所指出的，“马克思毫无疑问是创造出复杂而连贯的人类社会体系模型的先驱，这一系列模型是以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和贫穷群体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人们不可能用今天的方式去理解那个时代他的作品的杰出性和深远影响。除非人们理解了马克思社会综合性的全部特征，否则对他的理解永远只能是片面的。”[1]由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派生出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是西方体育社会学中的重要流派。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体育观已发展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体育观，但它与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却有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对西方思想家体育观的溯源，不得不从马克思这里肇始。
1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的内涵
马克思可能是近代西方最受人瞩目的思想家之一。他的身份认同相当复杂，除了哲学家以外，还有记者编辑、政治活动家、独立学者等等。有关他的研究不胜枚举，而且往往导向截然不同的结果。德国新马克思主义体育学派代表人物里高尔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地区催生出了完全不同的结果。例如在前苏联就先后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等思潮；在中国和古巴又有截然不同的毛泽东主义和卡斯特罗主义，几者之间共通的部分不多。[2]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起点之一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他对黑格尔展开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重要分水岭。除此之外，影响马克思理论的还有亚当·斯密、詹姆斯·密尔、让·塞和弗雷德里克·斯卡贝克等的理论。与他亲历的英国现实状况结合，加上他对政治经济学敏锐的洞察力，他发展出了今天为人们所熟知的对资本主义展开全面批判的唯物主义观。这一思想也是今天新马克思主义体育研究的起点。
1.1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马克思本人对体育的直接论述凤毛麟角，这是时代背景的缘由。那时职业体育尚处萌芽状态，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还未诞生。他很难预言一百多年后的职业体育和奥林匹克运动能够发展到今天这样的格局。人们所熟知的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其实也难免混沌，因为马克思并没有在任何一本著作中完整论述了这一理论，而是后人根据他在多本论述中的学说提炼出来的。1845年至1848年，他在与恩格斯共同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这一理论，他指出“个人的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者所向往的，是个人的独创和自由的发展。”[3]马克思认为，“尽管工厂的教育条款整个说来是微不足道的，但这一条款的成就第一次证明了体力劳动同智育和同体育相结合的可能性。”[4]在这里，马克思明确提出了为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不能忽视体育的发展。
1866年，马克思在《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中提出了教育的三个内涵，也是国内有关马克思体育观中被引用频率较高的。“我们把教育理解为三件事，其中第二是体育，即体育学校和军事训练所教授的那种东西……”由于当时并没有职业体育和奥林匹克运动的背景，因此马克思对体育的认知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比较险隘的，还停留在身体教育的层面上。不过他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认知的确是今天马克思主义体育观的重要理论构建基础。高强等认为，中国体育理论界把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与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和马克思主义教育观分别结合组成了不同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体育运动领域应用和发展的积极尝试。[5] 1.2完整的人理论
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体育理论领域对马克思主义体育观的研究停留在“全面发展理论”层面上，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的理论意义。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部很多学者认为并不成熟的作品中，其实有着对完整的人理论的清晰阐述。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肯定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人是同时作为现实的存在和类的存在；劳动异化是实现人作为个体和作为类存在的必要条件。[6]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现象学》的最大成就及其最终结果是把辩证的否定看作运动和发展的原则，首次把人的自我创造看作是一种过程。[7]他还认为，人一方面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是作为禀赋和能力、作为情欲在他身上存在的；另一方面，作为自然的、有形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任何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他的情欲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在他之外存在着的。马克思特别强调了历史的意义，历史是人的“自己的生产过程”，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8]在此基础上，孙迎光总结出了完整的人是以一种全面的方式，而不是片面的感受。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9]
马克思在理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时，运用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方法，提出除了广泛存在于生产过程中的正面异化以外，一般创造性劳动过程还存在这三个方面的异化：即工人与他或她自己的产品分离；他或她与产品的生产方式分离；与人的潜能分离。他指出，劳动生产出的客体劳动产品把劳动产品看作异化物加以对抗，导致一种独立于生产者的力量。劳动产品就是潜入客体的劳动，已经变成物质的了，这是劳动的对象化。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对工人来说，劳动的实现就是失去了发展。对象化就是客体的失去，又是对客体的束缚，占有就是疏远和异化。[10]这个观点对当代体育和身体文化的研究是一个范本模式。比莱什认为，由此可以推论，如果体育富有创造性潜能，身体强壮的个人就有机会去探索他们自身的局限和人类身体运动的限制因素；失去对体育的控制就会给身体运动的创造性潜能造成破坏性的后果。因此，“并不是运动员把从事体育看作是自我表达和自我探索的一种方式，而是由市场塑造的体育运动是一种产品/客体，它对生产者来说有利有弊，这也不能充分发挥运动员的潜能。体育在限制运动员自身潜能发挥的同时，又赋予市场影响体育自身的权力。”[11]
1.3剩余价值理论
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家喻户晓的基本理论之一。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在追寻使用价值的同时总是在寻求蜕变为交换价值的那一部分，通過剩余价值来实现盈利。这一理论现在成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体育观分析当今西方社会职业化体育弊端的法宝。英格汉姆认为，“在体育界，所谓的平衡有赖于体育消费者市场的建构……资本主义体育生产模式如何做到自然化、不留痕迹，并且成为霸权的，是体育研究的核心之一。”[12]今天，不少西方体育学着都把马克思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剩余价值跟职业体育相对应，分析出职业体育的实质无非是榨取职业运动员的剩余价值。在这个过程中，体育官员、教练员、体育迷等都参与了不同形式的交换。
1.4冲突理论
马克思主义冲突理论源出于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马克思认为，社会是人类斗争的产物，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不同阶级的人们寻求各自的利益而展开的斗争最终导致社会由一个阶级统治另外一个阶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导致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导致社会变迁。
在马克思主义冲突理论的基础上，不少体育学者进行了丰富和发展。例如，施耐德和斯普雷泽尔就以冲突理论为依据得出了一系列的结论：体育代表着社会经济结构，向人们灌输资产阶级意识；体育反映和加强了大型社会中财富和权力分配的不平等；体育考察了政治文化的工具性、官僚性和精英文化；体育参与代表了一种被异化的劳动力……[13]冲突理论被广泛运用到体育社会学和体育文化研究的诸多领域，譬如它常被人们用来解释和研究体育与社会权力及特权的动态关系。[14]今天，冲突理论已经成为了体育研究中的一把利器。
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到完整的人理论，从剩余价值理论再到冲突理论，马克思主义体育观逐渐完整、清晰，成为体育社会理论中极为重要的理论体系，也成为西方体育社会学理论的根本。今天，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思想被大规模地运用到体育研究中来。正如比莱什所言，“马克思的思想以及后来受马克思思想极大启发而形成的各种理论视角，都被运用到后期的体育研究中。直到今天，还在不断发展出新的分支。”[15]
2马克思主义体育观对西方体育研究的重要影响
马克思主义体育观对于现当代体育研究来说具有重要的影响。甚至可以说，今天的体育社会学和体育文化研究，或多或少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体育观的影响。其中，新马克思主义体育学派的确立具有典型的指标意义。
2.1新马克思主义体育学派的确立
1983年，美国著名体育学者威廉姆·摩根在研究中指出里高尔和布罗姆是体育研究领域的新左派，也就是新马克思主义学派。[16]这个学派就是利用马克思主义体育观来指导研究，具有鲜明的批判现实社会的特征。其中，贝罗·里高尔是体育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的同事，也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奠定他的历史地位的作品是《体育与工作》，[17]他对体育进行了哲学化的解析，让受众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角度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体育的真谛。他在《体育研究手册》中撰写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章，对马克思主义体育理论进行了深入浅出的梳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切割，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18]这个研究也被认为是划分马克思主义体育观东西学派的主要理论依据。但事实上，里高尔受到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的影响远比马克思要大。因此，里高尔和一众法兰克福学派学者被摩根称为“法兰克福马克思主义”学派。[19] 法国学者让马利·布罗姆的观点可能没有里高尔那么激进。在他的那本著名的《体育：可测量时间的监狱》中，他借用了阿尔都塞的理论对新马克思主义体育观做了奠基式的诠释：“体育在意识形态方面重构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再有，体育传播着一定体育机构的意识形态；最后，体育大范围地传播着占有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20]不仅如此，布罗姆还把马克思主义有关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理论运用到了体育研究中，比如，他指出“当今世界经济等级制度直接作用于体育竞技场上国家层面的竞争。只有经济上发达的国家才能成为类似奥运会这样的国际赛事的主办国。这种等级制度很自然地再现于奥运会举办城市的竞争中。”[21]可见，布罗姆对体育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认知颇有前瞻性。
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除了里高尔和布罗姆之外，还有不少新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的奠基作品，这些作品的作者大都是德国人。比如，不莱梅学派的代表人物杰拉德·维奈的《足球意识形态》、柏林学派的雅克奥拉夫·波梅等的《晚期资本主义的体育》、荣格·里希特的《右翼社会的瘦身国家和体育》以及美国学者保罗·霍希的《撕掉大比赛》等等。这些著作的几乎同时诞生为新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注入了新鲜血液，让这种新兴的学术力量能够在短时间内成为体育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力量。
美国学者约翰·赫伯曼在探讨体育与政治意识形态时选取的就是马克思和克尔凯郭尔的理论，[22]这篇文章是20世纪70年代研究马克思主义体育观的重要作品之一。另一位美国学者T ·R·杨把马克思主义体育理论分成了两个维度：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结构主义维度和文化维度。他认为，这是从事马克思主义体育研究的两大路径。[23]
另一方面，在体育社会学的经典研究中，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是无法绕开的基础理论。例如，美国学者蒂姆·德兰尼和蒂姆·麦迪甘在体育社会理论时，就专门提到了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中的“冲突”理论。他们认为，这个理论虽然不是由马克思本人亲自提出，但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人的潜能、历史观、阶级冲突、经济不平等、阶级意识等理论深刻地影响着冲突理论。[24]因此，冲突理论毫无疑问是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所提炼出的精髓。美国学者切里·库奇在构建体育社会学理论结构化的模版中，就充分地借用了冲突理论。[25]英国学者理查德·朱利亚诺蒂在自己的体育社会学著作中专门辟出一章，来探讨马克思和新马克思主义体育学者的观点，其中异化理论和意识形态问题是他关注的重点。[26]
2.2新马克思主义体育学派的代表作品和领军人物
2009年，美国学者本·卡灵顿和英国学者伊安·麥当劳组织了一批体育文化学者编纂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与体育》一书。这本书随后被学界公认为西方体育文化研究中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作品。研究中有马克思主义体育理论体系的研究，其中本·卡灵顿的研究是对文化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综述，对之前的相关研究做了系统的梳理。[27]伊安·麦当劳从批判理论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在体育学领域中的地位进行了研究[28]。这两篇研究不啻为有关马克思主义体育文化研究的理论奠基作品。在这本著作中，作者还选编了西方体育学者和文化学者运用政治经济学和商品化理论展开的研究。加拿大文化学者安努·贝朗日从体育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论述了城市体育景观。[29]英国文化学者加里·万内尔从文化和政治视角来解读体育媒介的政治意义。[30]鲍勃·比米什从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来论述顾拜旦的奥林匹克项目。[31]除此之外，在这本著作中，还有运用阶级、种族和性别等理论展开的研究和有关米歇尔·福柯以及葛兰西与新马克思主义体育文化的联系的研究。新马克思主义体育文化学派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体育研究进行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从过往单纯的体育社会研究开始向体育人文研究过渡。如果说这本著作是之前一系列相关研究的集大成作品的话，那么在近30年中，马克思主义体育社会和文化研究可谓重新绽放光芒，成为体育社会人文研究领域中异军突起的一支。
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第一代领导人之一、美国德裔体育社会学家冈特·吕申在研究中经常采用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他在对国际体育社会学发展的走向研究中将马克思主义体育观的多层次理论加以运用。[32]美国学者大卫·罗斯在探讨美国体育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体育观的影响，在那一时期对美国体育研究的影响基本上是负面的。[33]美国学者约翰·西瓦特在论述体育的商品化时对之前的马克思主义体育观进行了及时的梳理，并从中得到重要的理论依据，这一研究是体育商品化研究的早期代表作品之一。[34]美国学者理查德·利普斯基在解析体育象征主义的政治内涵时运用了马克思主义体育观的异化理论，[35]这一研究在当时是具有前沿色彩的。
加拿大学者罗布·比米什是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20世纪80年代，他在论述体育研究中“劳动力”的问题时借用了马克思的劳动力理论，同时他对体育社会学家威廉姆·摩根的理论提出了抨击，认为摩根对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的认知是庸俗的，[36]这是他早期研究马克思主义体育观的一篇核心作品。很快摩根教授对比米什的观点予以了激烈的回应。他认为比米什对劳动力问题的观点是片面的，存在比较严重的误读。[37]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学者森川贞夫就已经就业余体育的劳动力问题展开研究，[38]他的研究起点也是马克思主义体育观。
2.3东欧马克思主义体育研究的传统
东欧学者有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习惯。前苏联体育学者波诺马雷夫曾对游戏和体育的社会现象进行了宏观研究，在研究中他直接引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相关观点。[39]后来他又在一系统相关研究中把马克思主义体育观引介给当时并不熟悉的西方主流体育研究领域。[40]因此，在很多新马克思主义体育研究中，波诺马雷夫观点的影响不容忽视。除此之外，波兰体育文化学者克拉夫切克在论述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理论和批判主义时也把马克思主义体育观作为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同时他还把黑格尔哲学、列宁主义体育观也作为研究的基础。[41]此后他在回顾体育研究的发展时也多次运用了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42] 2.4对马克思主义体育观持扬弃态度的西方学术观点
与东欧体育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体育观的正面推介不同的是，多数西方体育学者当时对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持扬弃的态度。美国学者威廉姆·摩根是较早从事体育批判研究的西方学者，他把方兴未艾的新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用作研究工具，这位他的批判研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创新意义。[43]澳大利亚体育文化学者吉姆·马凯在探讨体育研究的批判路径时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体育观上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从根本上是对立的。但他本人的批判理论是源出马克思主义体育观。[44]美国体育学者斯坦利·艾特森在论述体育研究中的冲突理论和越轨行为时也不可避免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45]英国学者杰西卡·李等对年轻人的体育活动选择展开研究，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运用了马克思主义体育观中的资本理论。[46]加拿大学者德怀特·扎库斯在论述女性精英体育的身体消费时，几乎运用了绝大部分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尤其是生产力和剩余价值理论。[47]这在西方学术界是比较罕见的。美国学者哈尼斯马丁在论述职业女子篮球的劳动力问题时，运用到了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中的剩余价值理论。[48]美国学者卡斯林·叶在论述体育中的不公平现象时，采访了多位体育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运用了三种理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体育观。[49]英国学者阿伦·拜尔纳在对体育与阶级和社会理论的论述中激烈地抨击了马克思主义体育观，认为方兴未艾的新马克思主义体育社会学者对阶级和社会理论进行了误读，应该向学界道歉。[50]美国学者大卫·安德鲁斯在谈及体育文化的关键词时把英国文化学者斯图亚特·霍尔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作为自己的理论出发点。[51]安德鲁斯在一系列的研究中都运用了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包括他对拜尔纳有关体育与阶级、社会理论文章的论战。[52]他们俩的这场笔战成为了当年国际体育社会学界的一大盛事。英国学者约翰·休森把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作为文化历史与体育研究的重要流派，在接受的基础上展开扬弃。[53]在论及英国的殖民主义和阶级与体育的关系时，同样把新马克思主义体育观作为自己的研究范式。[54]澳大利亚体育学者理查德·普林格是研究福柯与体育关系的专家，他在研究中直接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体育观与葛兰西和福柯体育观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并进行了充分的论证。[55]美国学者阿伦·克莱恩在研究健身运动的隐喻史时先后引用了《资本论》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的相关理论，[56]这个研究出人意料地带有相当浓郁的形而上学的色彩。澳大利亚学者丹尼斯·海菲尔在论及体育、政治意识形态和自由时，把马克思主义体育观和新马克思主义体育观的观点作为自己研究的起点，在此基础上对传统的体育政治意識形态展开批判性的研究。在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和劳动力理论得到了颇有新意的论述。[57]
无论是高擎马克思主义大旗又有所发展的新马克思主义体育学派，还是具有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东欧学派，抑或是对马克思主义体育观持谨慎态度的其他西方学术流派，都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在西方体育研究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3马克思主义体育观的中国发展沿革
正如里高尔所说，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的国家和社会体制下有截然不同的解读方式。马克思主义体育观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也有不一样的解读方式。
3.1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之前，指导国内体育教育和科研发展的都是毛泽东思想体育观。直到80年代初期，国内部分体育学者开始尝试把马克思主义体育观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胡晓风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一步提高对体育的认识》拉开了这一思潮的序幕。[58]卓汉容、何文洪开始对《资本论》和一系列马列著作中的原文进行析读奠定了国内马克思主义体育研究的基调。[59]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马克思主义体育观的解读都是按照这一思路展开的拓展研究。比如，陈桂生的《马克思关于体育的见解》就是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补充说明。[60]唐建的《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中的体育思想初探》则把之后研究进一步导向相对狭窄的区域，[61]他的研究较之之前的研究没有明显的突破。
3.2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
进入90年代之后，国内关于马克思主义体育观的研究乏善可陈。杨霆的《初论马克思体育思想的形成》开始探讨马克思体育思想形成之前的理论体系，[62]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有一定的发展。杨楠的研究虽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但他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精读也是在之前研究基础上的一种完善。[63]董众鸣的《马克思的体育观》是对以往研究的梳理和总结，未见明显的理论突破。[64]
3.321世纪之后的研究
进入21世纪以后，国内有关马克思主义体育观的研究开始向多元化和纵深方向发展。高丽、方艳的研究与新时期体育大学生的思想特点和素质培养密切结合起来。[65]曾宪刚的《体育美学思考》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引入了体育美学的探讨，结合体育运动实战，这是在以往研究之上的一种突破。[66]龚发超、王晓东的研究从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出发，阐释了科学技术对现代竞技体育的影响和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走向，也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67]黄滨、杨巍的《马克思休闲思想与现代休闲体育》运用了马克思关于休闲问题的理论，揭示了休闲研究的必要性，还对现代休闲体育的发展沿革进行了回顾，[68]这也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王程、王治东从马克思的生存论出发，对竞技体育的技术化与功利化展开了分析，对竞技体育运动中出现的各种不断行为展开人性探讨，这个研究在内容和材料上都具有一定的创新价值。[69]高强的《西方体育社会学新马克思主义流派述评》对新马克思主义体育观的观点和与布尔迪厄体育思想的联系等问题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并结合中国研究的特点展开论述，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70]高强等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体育观的基础理论研究上终于取得了突破，在以往主要关注“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完善了“完整的人”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体育观进行了重新阐释，[71]这是马克思主义体育观中国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魏伟在对西方体育文化研究的流派展开分析时也将新马克思主义体育学派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72]并对直接承继于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的葛兰西文化霸权思想展开解读。[73] 纵观马克思主义体育观在中国的发展，时间不长，研究领域和成果较之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体育观以及东欧的马克思主义体育观都有相当的差距。尤其是应用领域，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进行体育现象阐释的研究屈指可数，而且研究水平有待提高。这是中国体育学术界在体育文化大发展的过程当中必须全力推进的研究领域。引进、借鉴、发展、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体育观在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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