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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胡乔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编辑出版业界和学界的一位重要人物，他既担任过文化宣传领域的高级领导职务，也从事过大量的编辑出版实践活动。在媒介发展一日千里，信息载体日新月异的全新背景下，回顾胡乔木的编辑出版工作历程，总结其在编辑出版工作性质、原则要求和专业教育等方面的思想，对于更好地开展当下的编辑出版工作实践和学术研究不无裨益。
［关键词］胡乔木 编辑出版 原则要求 专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 G23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2）08-00５４-0３
在国内编辑出版领域，胡乔木始终是一个显著角色。这缘于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新闻媒体到图书著作，从信息发布到文化传播，从具体而微的编辑方法，到大而广之的勾画布局，胡乔木都发表过自己的看法，并使自己的想法在现实中切实地发挥过作用，产生过影响。这些指导思想固然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带有一些鲜明的时代特色，但也不乏一些个性化的成分，正是这些带着时代共性与个体特色的思想自上而下地作用于新中国的编辑出版领域，最终将这一领域形塑成今日现状。溯本探源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这种现状，可以使我们更科学理性地标明我们继续发展的方向，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回顾研究一下胡乔木同志的编辑思想显然并不是一项多余的工作。
一、生平简介
胡乔木，本名胡鼎新，笔名乔木，江苏盐城人。从1950年起，先后担任过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以及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等职务。其履历中最为人熟知的是他1941年2月至1966年6月担任过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在此期间，他根据毛泽东讲话记录整理出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协助毛泽东编辑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书，对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历史性文献发挥过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他参加起草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参与编辑《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有“中共中央一支笔”的美誉。
二、编辑出版实践
胡乔木的编辑生涯是从其1932年主编进步刊物《海霞》开始的，前后长达60载，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这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中国大百科全书》。
（一）《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在编辑《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过程中，胡乔木要求“客观的历史是怎么样，写出来的历史也必须是怎么样”。这是一种严谨的治史态度。既然是客观记述，那么不仅要符合客观真实，还要做到合乎历史真实，不仅要有一说一，还要辩证全面。该书初稿在评价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时说：“这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一次又一次犯扩大化错误的理论根源”。胡乔木在“扩大化”后面又加上了“甚至无中生有的”七个字。初稿中对八大二次会议前的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只用一句话加以论述，胡乔木综合考虑后，觉得对这两次会议的重要性表述不够，遂补充道：“作为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新起点，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后来的实践表明，这两个会议对中央和全党的工作又有消极的一面”。[1]
（二）《中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大百科全书》无疑是胡乔木同志编辑生涯中最用力，也最具有公益性的一项工作成果。1979年，结合任务特点，他给百科全书定下了科学严谨的编辑方针：“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介绍科学文化知识要持客观态度，实事求是，对学术上有争议的问题要反映各家学说。”“对世界各国和地区，不论其大小和政治制度如何”，“对中外古今人物……凡历史上有影响、学术上有成就的人物，不论其政治地位和政治观点如何，都应有适当的介绍。”[２]指导思想看似平实简单，但在那样的特定历史背景下，这样跳出窠臼，重视科学规律，尊重客观现实的思想观念实际上颇为难能可贵。
《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辑工作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总体设计、队伍组织和体例制定。胡乔木同志从全局出发，抓大放小，审时度势，将这三个问题一一加以解决。总体设计上的主要难点在于是按学科分类还是参照通行做法按字母顺序编排。胡乔木考虑到“文革”十年造成的文化荒芜局面使得百科全书的尽快出版成为一种必须，只能采取逐步推进的方式，分门别类地汇聚全国范围内的专家学者，以学科为界限进行编写出版工作，完成一部分便出版一部分，循序渐进地完成全书的编写工作。这样的决定最终被证明是明智可行的。在编撰队伍的组织方面，胡乔木破除按名气、身份选人的习惯做法，唯才是举。在具体的编写体例上，他同样不惮繁缛，认真权衡，周密考虑，积极建言献策，即使是最基础的遣词造句，语法表达，他都严格把关，力求精益求精。《中国大百科全书》历时15年得以完成，凝聚了胡乔木的一腔心血，也为历经十年动乱，一片荒芜的科普领域建立了一个范本。其尊重科学，尊重现实，实事求是的编辑方针在当时的编辑出版界具有标杆意义。
三、编辑出版思想
（一）编辑出版工作的性质和任务
胡乔木首先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社会学家，加之长期从事革命工作，服务于社会政治领导机构，所以其编辑出版思想中的政治色彩和阶级观念较为浓重。他认为，编辑出版工作是“传播知识、传播真理的一种工作”，同时也是一项政治性的宣传工作和思想斗争最重要的武器，在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中，书籍和出版是最行之有效的武器，因为它们可以同时对千百万人施加影响，这是其他的斗争武器所不能比拟的。正因为编辑出版工作是一项带有斗争性质的工作，所以胡乔木将在党的领导下服务于人民群众作为编辑出版工作的基本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将编辑出版工作的任务界定为以下几个方面。
1．满足人民群众文化生活需要
新中国的出版事业是人民的事业，首要的任务就是服务于人民。随着新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广大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不断上升，而从长远来看，整个民族文化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发展前途，这都使文化出版服务于人民成为一种必须。同时，我国人口基数大，对文化产品的需求总量庞大，并且不同人群的需求各异，如何更深入地发掘文化需求潜力，创造出更多文化精品，满足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也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2．对人民群众进行思想引导
胡乔木把编辑出版工作当作是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武器，武器是用来斗争的，所以他倡导通过编辑工作，通过出版书籍对来自外部和产生于内部的错误思想展开批判。批判靠的是科学方法，通过以理服人的方式明辨是非，也就是说要通过分析、对比和辩驳的方式，即以科学的方式用科学来揭穿并取代伪科学，归根结底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来抢占思想阵地，让那些于国家、民族兴旺发达无益的错误思想无所遁形，将其彻底清除出人们的头脑。
3．宣传马克思主义
在胡乔木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切工作得以正确开展的根本，是工作取得成效的法宝。他对这种观点的强调贯穿了他的一生，直到其去世的前一两年，仍在大声吁求文化出版行业要提高主动性和认识水平，在全社会深入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水平。
（二）编辑出版工作的原则要求
凭借丰富的编辑实践和精深的编辑学理，胡乔木从个人对编辑出版学性质和地位的认识这一前提出发，提出了许多编辑出版工作的原则性要求，这些原则要求既深合编辑出版工作的自身规律，又在许多方面体现出了创新意识和发展眼光。
1．党性原则
对党性原则的强调是与胡乔木对编辑出版工作性质和地位的认识分不开的。胡乔木认为编辑出版工作首先是服务于政治的，是一项政治性极强的宣传工作和思想斗争的最重要武器，“发行任何有益国计民生的书籍都是政治工作”，是通过传播知识、传播真理来最终实现为人民服务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在这样的前提之下，编辑出版工作自然是要接受党的领导，要将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人民服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些党性原则贯穿于编辑出版工作始终，既要努力践行，也要普及宣传。
2．读者意识
如果说对党性原则的强调是胡乔木受自身立场观念影响，对特定社会体制下编辑出版工作的特殊要求，那么读者意识则可谓任何地域、任何政治制度下的编辑出版工作都不能忽视的原则性要求，是编辑出版工作根本性的内部规律。胡乔木是通过处处讲对读者负责，时时讲为读者着想来强调这一点的。他认为，出版物“应该满足广大读者更多方面的需要，而不是一部分读者的一部分需要”，“我们共产党人同革命出版工作者，说来说去总归就是一句话，就是要为人民服务”。口头上这样强调，在实际工作中，胡乔木也是这样做的。负责修订《毛泽东选集》时，在其主张下，每卷末尾都附有一个校订表，为的是让读者方便地弄清选集在什么地方做了改动，同时也可以以此检验修订的效果。为读者服务的意识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就是要事无巨细地替读者着想，不仅要主动着想，还要“善解人意”。 胡乔木建议，如果是给青年读者的出版物，就要多加注解，扩大读者的知识面，使其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即使是一些生僻字也要注音并加以解释，以免青年读者偷懒跳过，这次没有弄懂，下次遇见还是一样不认识。
3．精品观念
胡乔木是从商品流通规律和社会主义精神产品生产特殊性两个角度来论述编辑出版工作中精品观念的必要性的。首先，精神产品也是社会产品的组成部分，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要符合市场流通规律，也就是说不仅要在数量上占优以保证供给充足，还要注重质量以提高其被接受度。而精神产品的质量优劣就体现在其内容是否健康、有益上，看它们是不是能够给人以知识、给人以力量。其次，精神产品毕竟不同于物质产品，有其特殊性。不合格的物质产品或许仅仅是不能物尽其用，遭到淘汰，而精神产品却可能误导读者，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努力保证精神产品的质量是将为人民服务、对读者负责精神落到实处的具体体现。胡乔木建议通过多种方式加强监督管制，以提高出版物质量，多出精品，他鼓励开展并加强图书评论工作，通过评论来提高辨识能力，督促出版机构严把质量关，不断提高出版物的质量。
4．发展眼光
任何一个行业，一门科学，要想获得长远发展，保持不竭动力，都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胡乔木对编辑出版行业一向是主抓重点，通观全局，着眼现状，放眼未来，有很强的大局意识和前瞻眼光。他指出要从出版市场需求的实际出发，制定出科学的方针政策，同时还要通过调查研究了解人民的需要，在此基础上，以预见性的思路制定出适宜的出版计划。改革开放之初，他敏锐地意识到了出版行业市场与文化的双重属性，主张该行业应该适应市场经济规律强化经营环节，提高经营意识，改变旧有的产销脱节模式，催生出版行业活力，去除限制行业发展的种种积弊。他还针对印刷技术落后的现状，呼吁出版部门开展技术改造，为我国印刷技术的快速更新换代，进而破除其对整个出版业发展的束缚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编辑出版专业教育
胡乔木早在２０世纪50年代初就认识到了编辑出版专业教育的重要性，他认识到出版机构中缺乏专业性干部，各级学校中也没有培养这方面人才的专业，这使得整个行业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准偏低，缺乏长远发展的后劲，因而主张在社会上建立相应的培训机构或在大学中设置相关专业。胡乔木之所以有此提议，在于他意识到了编辑出版工作的专业性和复杂性，“编辑之为学，非一般基础课学得好即能胜任”，“做一个好编辑很不容易。一个老编辑比一个教授辛苦得多，社会上又不知道他，而没有很多知识的人又当不好编辑。对编辑人员要培训。”[３]在之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胡乔木一直积极呼吁在国内建立并扩大与编辑出版相关的专业教育，以期培养出更多专门性人才，提高编辑出版行业的整体水平，改善行业发展前景。
正是在其倡导下，教育部、文化部开始重视这个问题。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河南大学等相继试办、开办编辑学专业，河南大学除设有本科专业外，还招收编辑学方向研究生。自此以后，各个高校中的编辑出版学相关专业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编辑出版学的理论研究工作也开始风生水起，渐入佳境。编辑出版高等专业教育的发展成熟和日益壮大，既为编辑出版行业源源不断地输送了大批人才，促进了行业整体水平的提升，也催动了编辑出版理论研究的勃兴，二者相互促进，互为推动，使编辑出版行业的发展呈现出一种良性态势。
四、社会评价
胡乔木集多种角色于一身，他既是政府官员，又是一介学者，既深谙政治哲学，严循学术规范，有着毛泽东秘书、部级官员的荣耀头衔，又潜心治学，勤于编创，可谓著作等身。“新中国成立之始，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长期分管领导思想战线，其中包括出版工作，为发展推进新中国出版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新的、复杂的条件下，他又为推动出版事业的繁荣发展作出了新贡献。……胡乔木既是出版战线上的领导人，他本人又长期做过编辑出版工作。他善于深入调查研究，他的有关出版理论具有很强的实践性、针对性，又具有系统、深邃的理论色彩”。[４]胡乔木既强调在编辑出版实践领域内的创新发展，又注重学理研究、专业教育，国内编辑出版领域既重技术实践，又重学术精研的风气一定程度上有赖于他的大力倡导。他以自己亲自编创的海量著作和在实践中总结、理论上推演出的诸多思想、设计，为国内编辑出版学学理上的丰富和业界的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为这一领域的长足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 参 考 文 献 ］
［1］ 胡绳.胡乔木和党史工作［Ｎ］．人民日报，1993-10-03.
［２］ 刘志荣.胡乔木与《中国大百科全书》［Ｎ］．人民日报，1993-11-10.
［３］ 《胡乔木传》编辑组编．胡乔木谈新闻出版［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４］ 宋应离．胡乔木对新中国出版事业的贡献［Ｊ］.出版史料，2006，（2）.
［责任编辑：陈 明］
［关键词］胡乔木 编辑出版 原则要求 专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 G23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2）08-00５４-0３
在国内编辑出版领域，胡乔木始终是一个显著角色。这缘于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新闻媒体到图书著作，从信息发布到文化传播，从具体而微的编辑方法，到大而广之的勾画布局，胡乔木都发表过自己的看法，并使自己的想法在现实中切实地发挥过作用，产生过影响。这些指导思想固然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带有一些鲜明的时代特色，但也不乏一些个性化的成分，正是这些带着时代共性与个体特色的思想自上而下地作用于新中国的编辑出版领域，最终将这一领域形塑成今日现状。溯本探源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这种现状，可以使我们更科学理性地标明我们继续发展的方向，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回顾研究一下胡乔木同志的编辑思想显然并不是一项多余的工作。
一、生平简介
胡乔木，本名胡鼎新，笔名乔木，江苏盐城人。从1950年起，先后担任过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以及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等职务。其履历中最为人熟知的是他1941年2月至1966年6月担任过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在此期间，他根据毛泽东讲话记录整理出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协助毛泽东编辑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书，对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历史性文献发挥过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他参加起草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参与编辑《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有“中共中央一支笔”的美誉。
二、编辑出版实践
胡乔木的编辑生涯是从其1932年主编进步刊物《海霞》开始的，前后长达60载，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这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中国大百科全书》。
（一）《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在编辑《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过程中，胡乔木要求“客观的历史是怎么样，写出来的历史也必须是怎么样”。这是一种严谨的治史态度。既然是客观记述，那么不仅要符合客观真实，还要做到合乎历史真实，不仅要有一说一，还要辩证全面。该书初稿在评价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时说：“这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一次又一次犯扩大化错误的理论根源”。胡乔木在“扩大化”后面又加上了“甚至无中生有的”七个字。初稿中对八大二次会议前的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只用一句话加以论述，胡乔木综合考虑后，觉得对这两次会议的重要性表述不够，遂补充道：“作为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新起点，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后来的实践表明，这两个会议对中央和全党的工作又有消极的一面”。[1]
（二）《中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大百科全书》无疑是胡乔木同志编辑生涯中最用力，也最具有公益性的一项工作成果。1979年，结合任务特点，他给百科全书定下了科学严谨的编辑方针：“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介绍科学文化知识要持客观态度，实事求是，对学术上有争议的问题要反映各家学说。”“对世界各国和地区，不论其大小和政治制度如何”，“对中外古今人物……凡历史上有影响、学术上有成就的人物，不论其政治地位和政治观点如何，都应有适当的介绍。”[２]指导思想看似平实简单，但在那样的特定历史背景下，这样跳出窠臼，重视科学规律，尊重客观现实的思想观念实际上颇为难能可贵。
《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辑工作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总体设计、队伍组织和体例制定。胡乔木同志从全局出发，抓大放小，审时度势，将这三个问题一一加以解决。总体设计上的主要难点在于是按学科分类还是参照通行做法按字母顺序编排。胡乔木考虑到“文革”十年造成的文化荒芜局面使得百科全书的尽快出版成为一种必须，只能采取逐步推进的方式，分门别类地汇聚全国范围内的专家学者，以学科为界限进行编写出版工作，完成一部分便出版一部分，循序渐进地完成全书的编写工作。这样的决定最终被证明是明智可行的。在编撰队伍的组织方面，胡乔木破除按名气、身份选人的习惯做法，唯才是举。在具体的编写体例上，他同样不惮繁缛，认真权衡，周密考虑，积极建言献策，即使是最基础的遣词造句，语法表达，他都严格把关，力求精益求精。《中国大百科全书》历时15年得以完成，凝聚了胡乔木的一腔心血，也为历经十年动乱，一片荒芜的科普领域建立了一个范本。其尊重科学，尊重现实，实事求是的编辑方针在当时的编辑出版界具有标杆意义。
三、编辑出版思想
（一）编辑出版工作的性质和任务
胡乔木首先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社会学家，加之长期从事革命工作，服务于社会政治领导机构，所以其编辑出版思想中的政治色彩和阶级观念较为浓重。他认为，编辑出版工作是“传播知识、传播真理的一种工作”，同时也是一项政治性的宣传工作和思想斗争最重要的武器，在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中，书籍和出版是最行之有效的武器，因为它们可以同时对千百万人施加影响，这是其他的斗争武器所不能比拟的。正因为编辑出版工作是一项带有斗争性质的工作，所以胡乔木将在党的领导下服务于人民群众作为编辑出版工作的基本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将编辑出版工作的任务界定为以下几个方面。
1．满足人民群众文化生活需要
新中国的出版事业是人民的事业，首要的任务就是服务于人民。随着新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广大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不断上升，而从长远来看，整个民族文化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发展前途，这都使文化出版服务于人民成为一种必须。同时，我国人口基数大，对文化产品的需求总量庞大，并且不同人群的需求各异，如何更深入地发掘文化需求潜力，创造出更多文化精品，满足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也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2．对人民群众进行思想引导
胡乔木把编辑出版工作当作是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武器，武器是用来斗争的，所以他倡导通过编辑工作，通过出版书籍对来自外部和产生于内部的错误思想展开批判。批判靠的是科学方法，通过以理服人的方式明辨是非，也就是说要通过分析、对比和辩驳的方式，即以科学的方式用科学来揭穿并取代伪科学，归根结底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来抢占思想阵地，让那些于国家、民族兴旺发达无益的错误思想无所遁形，将其彻底清除出人们的头脑。
3．宣传马克思主义
在胡乔木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切工作得以正确开展的根本，是工作取得成效的法宝。他对这种观点的强调贯穿了他的一生，直到其去世的前一两年，仍在大声吁求文化出版行业要提高主动性和认识水平，在全社会深入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水平。
（二）编辑出版工作的原则要求
凭借丰富的编辑实践和精深的编辑学理，胡乔木从个人对编辑出版学性质和地位的认识这一前提出发，提出了许多编辑出版工作的原则性要求，这些原则要求既深合编辑出版工作的自身规律，又在许多方面体现出了创新意识和发展眼光。
1．党性原则
对党性原则的强调是与胡乔木对编辑出版工作性质和地位的认识分不开的。胡乔木认为编辑出版工作首先是服务于政治的，是一项政治性极强的宣传工作和思想斗争的最重要武器，“发行任何有益国计民生的书籍都是政治工作”，是通过传播知识、传播真理来最终实现为人民服务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在这样的前提之下，编辑出版工作自然是要接受党的领导，要将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人民服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些党性原则贯穿于编辑出版工作始终，既要努力践行，也要普及宣传。
2．读者意识
如果说对党性原则的强调是胡乔木受自身立场观念影响，对特定社会体制下编辑出版工作的特殊要求，那么读者意识则可谓任何地域、任何政治制度下的编辑出版工作都不能忽视的原则性要求，是编辑出版工作根本性的内部规律。胡乔木是通过处处讲对读者负责，时时讲为读者着想来强调这一点的。他认为，出版物“应该满足广大读者更多方面的需要，而不是一部分读者的一部分需要”，“我们共产党人同革命出版工作者，说来说去总归就是一句话，就是要为人民服务”。口头上这样强调，在实际工作中，胡乔木也是这样做的。负责修订《毛泽东选集》时，在其主张下，每卷末尾都附有一个校订表，为的是让读者方便地弄清选集在什么地方做了改动，同时也可以以此检验修订的效果。为读者服务的意识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就是要事无巨细地替读者着想，不仅要主动着想，还要“善解人意”。 胡乔木建议，如果是给青年读者的出版物，就要多加注解，扩大读者的知识面，使其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即使是一些生僻字也要注音并加以解释，以免青年读者偷懒跳过，这次没有弄懂，下次遇见还是一样不认识。
3．精品观念
胡乔木是从商品流通规律和社会主义精神产品生产特殊性两个角度来论述编辑出版工作中精品观念的必要性的。首先，精神产品也是社会产品的组成部分，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要符合市场流通规律，也就是说不仅要在数量上占优以保证供给充足，还要注重质量以提高其被接受度。而精神产品的质量优劣就体现在其内容是否健康、有益上，看它们是不是能够给人以知识、给人以力量。其次，精神产品毕竟不同于物质产品，有其特殊性。不合格的物质产品或许仅仅是不能物尽其用，遭到淘汰，而精神产品却可能误导读者，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努力保证精神产品的质量是将为人民服务、对读者负责精神落到实处的具体体现。胡乔木建议通过多种方式加强监督管制，以提高出版物质量，多出精品，他鼓励开展并加强图书评论工作，通过评论来提高辨识能力，督促出版机构严把质量关，不断提高出版物的质量。
4．发展眼光
任何一个行业，一门科学，要想获得长远发展，保持不竭动力，都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胡乔木对编辑出版行业一向是主抓重点，通观全局，着眼现状，放眼未来，有很强的大局意识和前瞻眼光。他指出要从出版市场需求的实际出发，制定出科学的方针政策，同时还要通过调查研究了解人民的需要，在此基础上，以预见性的思路制定出适宜的出版计划。改革开放之初，他敏锐地意识到了出版行业市场与文化的双重属性，主张该行业应该适应市场经济规律强化经营环节，提高经营意识，改变旧有的产销脱节模式，催生出版行业活力，去除限制行业发展的种种积弊。他还针对印刷技术落后的现状，呼吁出版部门开展技术改造，为我国印刷技术的快速更新换代，进而破除其对整个出版业发展的束缚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编辑出版专业教育
胡乔木早在２０世纪50年代初就认识到了编辑出版专业教育的重要性，他认识到出版机构中缺乏专业性干部，各级学校中也没有培养这方面人才的专业，这使得整个行业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准偏低，缺乏长远发展的后劲，因而主张在社会上建立相应的培训机构或在大学中设置相关专业。胡乔木之所以有此提议，在于他意识到了编辑出版工作的专业性和复杂性，“编辑之为学，非一般基础课学得好即能胜任”，“做一个好编辑很不容易。一个老编辑比一个教授辛苦得多，社会上又不知道他，而没有很多知识的人又当不好编辑。对编辑人员要培训。”[３]在之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胡乔木一直积极呼吁在国内建立并扩大与编辑出版相关的专业教育，以期培养出更多专门性人才，提高编辑出版行业的整体水平，改善行业发展前景。
正是在其倡导下，教育部、文化部开始重视这个问题。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河南大学等相继试办、开办编辑学专业，河南大学除设有本科专业外，还招收编辑学方向研究生。自此以后，各个高校中的编辑出版学相关专业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编辑出版学的理论研究工作也开始风生水起，渐入佳境。编辑出版高等专业教育的发展成熟和日益壮大，既为编辑出版行业源源不断地输送了大批人才，促进了行业整体水平的提升，也催动了编辑出版理论研究的勃兴，二者相互促进，互为推动，使编辑出版行业的发展呈现出一种良性态势。
四、社会评价
胡乔木集多种角色于一身，他既是政府官员，又是一介学者，既深谙政治哲学，严循学术规范，有着毛泽东秘书、部级官员的荣耀头衔，又潜心治学，勤于编创，可谓著作等身。“新中国成立之始，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长期分管领导思想战线，其中包括出版工作，为发展推进新中国出版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新的、复杂的条件下，他又为推动出版事业的繁荣发展作出了新贡献。……胡乔木既是出版战线上的领导人，他本人又长期做过编辑出版工作。他善于深入调查研究，他的有关出版理论具有很强的实践性、针对性，又具有系统、深邃的理论色彩”。[４]胡乔木既强调在编辑出版实践领域内的创新发展，又注重学理研究、专业教育，国内编辑出版领域既重技术实践，又重学术精研的风气一定程度上有赖于他的大力倡导。他以自己亲自编创的海量著作和在实践中总结、理论上推演出的诸多思想、设计，为国内编辑出版学学理上的丰富和业界的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为这一领域的长足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 参 考 文 献 ］
［1］ 胡绳.胡乔木和党史工作［Ｎ］．人民日报，1993-10-03.
［２］ 刘志荣.胡乔木与《中国大百科全书》［Ｎ］．人民日报，1993-11-10.
［３］ 《胡乔木传》编辑组编．胡乔木谈新闻出版［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４］ 宋应离．胡乔木对新中国出版事业的贡献［Ｊ］.出版史料，2006，（2）.
［责任编辑：陈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