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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底,一场20余年来北京市最大规模的国资改革倏忽而至——北京市一举推出了104家市属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向外资和民间资本寻求“并购重组”。一时间，各种复杂的表情和心态充斥在企业和工人身上
“我们被出卖了？”震惊、错愕、迷惑写在赵永春(化名)的脸上。
8月1日下午，暴烈的阳光照在这个“对企业有着深厚感情”的50岁老工人的脸上。很难想象，他那爬满皱纹的粗糙双手是制造精准细密的钢琴的，从16岁进入“星海”钢琴厂之后，赵永春几乎从来没有抱怨过。
但是现在，他经常和工友们讨论得热火朝天。一个显得有些突兀的词汇经常出现在他们的言语中——“并购重组”。
在这个词语背后，一场20余年来北京市最大规模的国资改革已经倏忽而至。7月17日北京市一举推出了104家市属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向外资和民间资本寻求“并购重组”。
“这些企业都是北京工业中最好的一部分。”北京市主管工业的年轻的副市长陆昊说。
“虽然中央国资委一再强调国资改革不要操之过急，但北京还是拿出了大动作，说明地方还是很‘急’的，这种急迫感是好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这样评价。
7万职工的未知旅程
北京星海乐器有限责任公司，是国内以最早和最优秀的钢琴制造商而闻名的老牌国企，此刻它正经历着一场阵痛。
“吃午饭的时候，工人会扎堆议论，很多人还叫我替他们分析分析。”星海乐器宣传部部长刘春祯说。以前工人们谈论的更多的是这家企业与新中国同岁的历史，最早的国产钢琴，最早的国产钢琴出口，世界最大的15尺钢琴……
话题变化的起因发生在7月17日下午3点，中层以上干部突然被全部召集到办公大楼3层开紧急会议。总经理赵会臣宣布：北京市将拿出104家企业面向外资和民资进行并购重组，星海就在其中。
“当时大家的表情都惊呆了，好半天才回过神来。”刘说。参加会议的干部们记忆犹新的是，当时赵会臣强调：“这次市里真的下了决心。”
这种决心却让许多职工感到困惑，“在北京的国有企业中，我们算是非常不错的，为什么要卖？”赵永春说。工人们都知道企业的“五不欠”：一不欠工人工资，二不欠工人奖金，三不欠工人医药费，四不欠银行利息，五不欠国家税收。
事实上，星海的总资产达5亿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为72%，国有股占92%。同星海一样，其他103家企业也都是运营相对较好的企业，“有产品、有效益、资产负债率也不算高。”北京市经济委员会企业改革处于振福处长向本刊介绍说。
但似乎是国企的通病，在这些以优良资产“上榜”的企业中，沉淀着大量的工人。根据统计，这104家企业总资产只有约252亿元，却有在职职工75521人之多。
“人的问题是一个大问题，钱从哪来？人往哪去？这是国资改革必须回答的问题。”北京市企业管理咨询中心主任徐保平说。这个中心一直参与北京一些国有企业的改制。在徐看来，“如果钱从民资或外资来，那么这些资本肯定会发挥意志，使现有人员的分流在所难免。”
惶恐的情绪似乎正在蔓延，与工人的困惑不同，企业的高层也显现出焦虑的一面——与记者接触的几家企业领导人都不愿谈及此事，即便说起来也是轻描淡写地发几句“事情太突然，我们事后才知道”的牢骚。
暧昧的态度同样出现在企业的中层中，这个月中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按大小个排的话，最先要动的是高层领导，然后是企业中层干部，最后才是工人。”
这种说法宽慰了刚开始有些紧张不安的工人们，但是却带来了更大的问题：国企出售、国资处置如果不能争取到职工、特别是经理层的支持，将会面临怎样的结局？
“这样很容易受到职工特别是经理层的抵触，抵触得不到化解，就可能导致职工和经理层破坏企业资产，甚至会‘闹事’，最后使改革流产。”张文魁说。
目前，可行的办法是给他们提供“降落伞”，即给予经理层和职工一定的补偿。但是这些办法都还处在最后一公里。
“市里的《北京市关于外国投资者和民营企业并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暂行办法》和《关于外国投资者和民营企业并购国有或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分流安置富余人员暂行办法》政策还处在讨论稿阶段，是否近期出台很难判断。”徐保平说。
换完了牌子引资金
星海北京钢琴厂的厂房虽然看上去有些陈旧，却位于北京著名的朝阳区CBD，星海厂房周围，几个地产项目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这些楼盘所在，原是几家大型国有企业的厂址，“这些工厂不是破产了，就是卖地搬走了”，与星海一街之隔的北京内燃机集团一位下岗职工说。
这些搬走的企业身影之后，是北京这些年来国有企业改制改革没有停歇的脚步。
上个世纪90年代，处于低谷的北京国有企业经过了一翻“换招牌”式的改制，比如当时的“北京钢琴厂”，在1994年改换招牌为“星海乐器责任有限公司”，但是企业的运作机制没有改变，股权结构“一股独大”的状况仍然存在。据于振福介绍，这次拿出来的这104家中就有50家国有股比例达到100%，只有14家国有股比例在50%以下。
“上个阶段，国有企业的改革更多的是‘内部型’。企业的改制基本上不涉及到外部资金，而主要是内部的人的利益重新分配，在此过程中，出现了诸如职工不满、领导人得利、改制不成功等弊病，而且很多企业由于资产状况太差，迟迟没有改制。”徐保平说。
如今，国有企业开始由“内部型”向“外部型”转变。“外部型”——引进外资或者民间资本就意味着体制上的巨变。
事实上，局外人很难体会，“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政府明确表示欢迎外企和民企来购买国企，是希望通过外部资本的力量告别国企改革长期以来的弊病。”张文魁评价说。
这种欢迎的姿态实际上也是一个告别的姿态，告别一股独大的资本结构弊病，以及企业长期以来仍然没有甩掉的社会负担和包袱。“北京工业要改变‘苦干、死干、拼命干’的状态。”陆昊说。
据北京市经济委员会介绍，在并购的具体形式上，根据企业的不同情况，投资者可选择多种方式。一是股权和产权并购，即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股权或产权的转让；二是盘活存量资产，即国有企业全部或部分债权、资产的转让；三是增资扩股，即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通过吸收外国投资者或民营企业投资，扩大企业股本规模。
但这绝非一场轻松的告别，并购动力不足已经开始显现出来，一些资本状况良好的企业对于并购重组并没有太多积极性。
双鹤制药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它的大股东双鹤药业(沪市代码：600062)的一位人士直言“目前公司运营良好，没有打算将其出售。”
寻找并购的原动力
实际上，还是有更多的国企对资本的需求是急迫的。
据雪莲羊绒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李松亭介绍，羊绒企业尤其需要有雄厚的资金投入，因为采购原材料羊绒是在春季，以每吨羊绒120万元计算，雪莲至少需要200吨，这意味着原材料就需要2亿元的现金支出。而羊绒衫9月才正式上市，回收资金则是在第二年的春天。
同样的问题，星海也有。钢琴产业也是一个资金密集、技术密集、劳动力密集的产业。生产一架钢琴需要8个月的周期，期间的资金都沉淀在工厂里，资金回收很慢，需要有很强的资金支撑。
同时，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也迫在眉睫。
钢琴企业国内一直有“南珠江、北星海”之称，但与北京星海基本同等规模的广州珠江钢琴公司，同样拥有4000多人，珠江的利润是1.25亿，而星海则是不足2000万。
同样，在竞争日益加剧、羊绒企业由过去的几家很快增长为100多家的时候，鄂尔多斯在大举做电视广告打品牌，雪莲羊绒却在为做不做路牌广告发愁。因为“在保障职工工资、原材料、基本运营的前提下，余钱就不多了”。
但是，外资与民间资本的引进就意味着伤筋动骨的体制之变。
北京市产权交易中心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似乎难以掩饰自己略微有些失望的情绪。
7月25日，这次寻求并购重组的企业的首场推介会显现了实现并购并非易事。这是一场针对北京纺织控股集团产权转让的项目推介会，其中主要是该集团下属三个集团公司(北京京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光华集团、北京雪莲毛纺服装集团公司)的11个产权转让项目。
这实际上是一次“开场白”性质的推介，产权交易中心请来了一部分会员企业的负责人，让他们“感受一下，为以后的推介打个基础。”
但是真实的效果似乎不可能很快显现。这位负责人认为，虽然整体看来，寻求并购重组的思路是对的，但是很多项目困难不小。他的困惑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很多企业已经处在了高度竞争的环境中，经营风险的加大让一些并购者望而却步；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行使地方国有资产的出资人职责，这种行政色彩过浓的挂牌出售，也值得商榷。
毕竟，北京国资委还没有成立，而李荣融曾经强调，地方国资委成立之前，国有资产先不要动。这实际上引出了另外一个关键，就是北京市国资委的进程问题——这关系到这个阶段的国资改革中“谁是出资人”的根本问题。
根据原国务院体改办研究所党委书记李保民介绍，《北京市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已经在7月23日北京市委的九届五次全会上通过。知情人透露说，在方案中，“北京市经委和工委、外经贸委、计委、体改办都将不复存在，在他们之间拆分重组为市国资委、商业局、发改委等新部门。”
这位人士还说，新的国资委将在9月底左右挂牌，到时，北京市的国有资产将拥有一个集“人权、事权、财产权”于一身的“新东家”。
与这些同步，北京国资的“中间层公司”也开始重组。“此前，北京市政府授权北京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等38家公司来行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职能，除此之外，整个北京实际上有七八十家类似的公司在具体运营国有资产。”北京市体改办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透露。
目前，在北京国资改革的宏大画卷中已经呈现出了两条线索：一边是国有资产的重组并购，另一边是国资委机构的整合。
“这两条线在最终融会贯通后将成为北京国资改革主力引擎。”李保民说。
“我们被出卖了？”震惊、错愕、迷惑写在赵永春(化名)的脸上。
8月1日下午，暴烈的阳光照在这个“对企业有着深厚感情”的50岁老工人的脸上。很难想象，他那爬满皱纹的粗糙双手是制造精准细密的钢琴的，从16岁进入“星海”钢琴厂之后，赵永春几乎从来没有抱怨过。
但是现在，他经常和工友们讨论得热火朝天。一个显得有些突兀的词汇经常出现在他们的言语中——“并购重组”。
在这个词语背后，一场20余年来北京市最大规模的国资改革已经倏忽而至。7月17日北京市一举推出了104家市属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向外资和民间资本寻求“并购重组”。
“这些企业都是北京工业中最好的一部分。”北京市主管工业的年轻的副市长陆昊说。
“虽然中央国资委一再强调国资改革不要操之过急，但北京还是拿出了大动作，说明地方还是很‘急’的，这种急迫感是好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这样评价。
7万职工的未知旅程
北京星海乐器有限责任公司，是国内以最早和最优秀的钢琴制造商而闻名的老牌国企，此刻它正经历着一场阵痛。
“吃午饭的时候，工人会扎堆议论，很多人还叫我替他们分析分析。”星海乐器宣传部部长刘春祯说。以前工人们谈论的更多的是这家企业与新中国同岁的历史，最早的国产钢琴，最早的国产钢琴出口，世界最大的15尺钢琴……
话题变化的起因发生在7月17日下午3点，中层以上干部突然被全部召集到办公大楼3层开紧急会议。总经理赵会臣宣布：北京市将拿出104家企业面向外资和民资进行并购重组，星海就在其中。
“当时大家的表情都惊呆了，好半天才回过神来。”刘说。参加会议的干部们记忆犹新的是，当时赵会臣强调：“这次市里真的下了决心。”
这种决心却让许多职工感到困惑，“在北京的国有企业中，我们算是非常不错的，为什么要卖？”赵永春说。工人们都知道企业的“五不欠”：一不欠工人工资，二不欠工人奖金，三不欠工人医药费，四不欠银行利息，五不欠国家税收。
事实上，星海的总资产达5亿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为72%，国有股占92%。同星海一样，其他103家企业也都是运营相对较好的企业，“有产品、有效益、资产负债率也不算高。”北京市经济委员会企业改革处于振福处长向本刊介绍说。
但似乎是国企的通病，在这些以优良资产“上榜”的企业中，沉淀着大量的工人。根据统计，这104家企业总资产只有约252亿元，却有在职职工75521人之多。
“人的问题是一个大问题，钱从哪来？人往哪去？这是国资改革必须回答的问题。”北京市企业管理咨询中心主任徐保平说。这个中心一直参与北京一些国有企业的改制。在徐看来，“如果钱从民资或外资来，那么这些资本肯定会发挥意志，使现有人员的分流在所难免。”
惶恐的情绪似乎正在蔓延，与工人的困惑不同，企业的高层也显现出焦虑的一面——与记者接触的几家企业领导人都不愿谈及此事，即便说起来也是轻描淡写地发几句“事情太突然，我们事后才知道”的牢骚。
暧昧的态度同样出现在企业的中层中，这个月中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按大小个排的话，最先要动的是高层领导，然后是企业中层干部，最后才是工人。”
这种说法宽慰了刚开始有些紧张不安的工人们，但是却带来了更大的问题：国企出售、国资处置如果不能争取到职工、特别是经理层的支持，将会面临怎样的结局？
“这样很容易受到职工特别是经理层的抵触，抵触得不到化解，就可能导致职工和经理层破坏企业资产，甚至会‘闹事’，最后使改革流产。”张文魁说。
目前，可行的办法是给他们提供“降落伞”，即给予经理层和职工一定的补偿。但是这些办法都还处在最后一公里。
“市里的《北京市关于外国投资者和民营企业并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暂行办法》和《关于外国投资者和民营企业并购国有或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分流安置富余人员暂行办法》政策还处在讨论稿阶段，是否近期出台很难判断。”徐保平说。
换完了牌子引资金
星海北京钢琴厂的厂房虽然看上去有些陈旧，却位于北京著名的朝阳区CBD，星海厂房周围，几个地产项目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这些楼盘所在，原是几家大型国有企业的厂址，“这些工厂不是破产了，就是卖地搬走了”，与星海一街之隔的北京内燃机集团一位下岗职工说。
这些搬走的企业身影之后，是北京这些年来国有企业改制改革没有停歇的脚步。
上个世纪90年代，处于低谷的北京国有企业经过了一翻“换招牌”式的改制，比如当时的“北京钢琴厂”，在1994年改换招牌为“星海乐器责任有限公司”，但是企业的运作机制没有改变，股权结构“一股独大”的状况仍然存在。据于振福介绍，这次拿出来的这104家中就有50家国有股比例达到100%，只有14家国有股比例在50%以下。
“上个阶段，国有企业的改革更多的是‘内部型’。企业的改制基本上不涉及到外部资金，而主要是内部的人的利益重新分配，在此过程中，出现了诸如职工不满、领导人得利、改制不成功等弊病，而且很多企业由于资产状况太差，迟迟没有改制。”徐保平说。
如今，国有企业开始由“内部型”向“外部型”转变。“外部型”——引进外资或者民间资本就意味着体制上的巨变。
事实上，局外人很难体会，“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政府明确表示欢迎外企和民企来购买国企，是希望通过外部资本的力量告别国企改革长期以来的弊病。”张文魁评价说。
这种欢迎的姿态实际上也是一个告别的姿态，告别一股独大的资本结构弊病，以及企业长期以来仍然没有甩掉的社会负担和包袱。“北京工业要改变‘苦干、死干、拼命干’的状态。”陆昊说。
据北京市经济委员会介绍，在并购的具体形式上，根据企业的不同情况，投资者可选择多种方式。一是股权和产权并购，即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股权或产权的转让；二是盘活存量资产，即国有企业全部或部分债权、资产的转让；三是增资扩股，即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通过吸收外国投资者或民营企业投资，扩大企业股本规模。
但这绝非一场轻松的告别，并购动力不足已经开始显现出来，一些资本状况良好的企业对于并购重组并没有太多积极性。
双鹤制药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它的大股东双鹤药业(沪市代码：600062)的一位人士直言“目前公司运营良好，没有打算将其出售。”
寻找并购的原动力
实际上，还是有更多的国企对资本的需求是急迫的。
据雪莲羊绒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李松亭介绍，羊绒企业尤其需要有雄厚的资金投入，因为采购原材料羊绒是在春季，以每吨羊绒120万元计算，雪莲至少需要200吨，这意味着原材料就需要2亿元的现金支出。而羊绒衫9月才正式上市，回收资金则是在第二年的春天。
同样的问题，星海也有。钢琴产业也是一个资金密集、技术密集、劳动力密集的产业。生产一架钢琴需要8个月的周期，期间的资金都沉淀在工厂里，资金回收很慢，需要有很强的资金支撑。
同时，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也迫在眉睫。
钢琴企业国内一直有“南珠江、北星海”之称，但与北京星海基本同等规模的广州珠江钢琴公司，同样拥有4000多人，珠江的利润是1.25亿，而星海则是不足2000万。
同样，在竞争日益加剧、羊绒企业由过去的几家很快增长为100多家的时候，鄂尔多斯在大举做电视广告打品牌，雪莲羊绒却在为做不做路牌广告发愁。因为“在保障职工工资、原材料、基本运营的前提下，余钱就不多了”。
但是，外资与民间资本的引进就意味着伤筋动骨的体制之变。
北京市产权交易中心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似乎难以掩饰自己略微有些失望的情绪。
7月25日，这次寻求并购重组的企业的首场推介会显现了实现并购并非易事。这是一场针对北京纺织控股集团产权转让的项目推介会，其中主要是该集团下属三个集团公司(北京京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光华集团、北京雪莲毛纺服装集团公司)的11个产权转让项目。
这实际上是一次“开场白”性质的推介，产权交易中心请来了一部分会员企业的负责人，让他们“感受一下，为以后的推介打个基础。”
但是真实的效果似乎不可能很快显现。这位负责人认为，虽然整体看来，寻求并购重组的思路是对的，但是很多项目困难不小。他的困惑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很多企业已经处在了高度竞争的环境中，经营风险的加大让一些并购者望而却步；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行使地方国有资产的出资人职责，这种行政色彩过浓的挂牌出售，也值得商榷。
毕竟，北京国资委还没有成立，而李荣融曾经强调，地方国资委成立之前，国有资产先不要动。这实际上引出了另外一个关键，就是北京市国资委的进程问题——这关系到这个阶段的国资改革中“谁是出资人”的根本问题。
根据原国务院体改办研究所党委书记李保民介绍，《北京市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已经在7月23日北京市委的九届五次全会上通过。知情人透露说，在方案中，“北京市经委和工委、外经贸委、计委、体改办都将不复存在，在他们之间拆分重组为市国资委、商业局、发改委等新部门。”
这位人士还说，新的国资委将在9月底左右挂牌，到时，北京市的国有资产将拥有一个集“人权、事权、财产权”于一身的“新东家”。
与这些同步，北京国资的“中间层公司”也开始重组。“此前，北京市政府授权北京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等38家公司来行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职能，除此之外，整个北京实际上有七八十家类似的公司在具体运营国有资产。”北京市体改办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透露。
目前，在北京国资改革的宏大画卷中已经呈现出了两条线索：一边是国有资产的重组并购，另一边是国资委机构的整合。
“这两条线在最终融会贯通后将成为北京国资改革主力引擎。”李保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