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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柴静接受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制片人陈虻的面试。陈虻问她：“如果你来做新闻，你关心什么？”柴静脱口而出：“我关心新闻里面的人”。
九年后的夏天，柴静收到台里通知，要她参加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举办的演讲赛，主题是“为祖国骄傲，为女性喝彩”。柴静想起自己上学时常参加演讲比赛，那时的她上台后，会来“几个拔地而起的反问句‘难道不是这样吗’，再加上斜切向空中的手势‘擦干心中的血和泪痕，留住我们的根”，然后便是“狗血一洒满堂彩”。
她实在不想再参加演讲赛。但“台里说这事已定”，而且“领导辛苦地起了个大早替她抽好签”了。她只好“配合”，临场时安慰自己“混一混，等会儿就结束了”。她把陈虻“生前讲课记录”拿出来看。主持人叫到１４号时，柴静走上台。她扶了下话筒，讲起1999年认识的一个人。
当时是“在从拉萨飞往北京的飞机上”，她说，“我的身边坐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她是三十年前去援藏的，这是她第一次因为治病而要离开拉萨。下了飞机，天空下着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了北京一个旅店里。过了一个星期，我去看她，她的病已经确诊了，是胃癌晚期。她指了一下床头的一个箱子，她说如果我回不去的话，你帮我保存这个。这是她三十年当中走遍西藏各地，和官员、汉人、喇嘛、三陪女……交谈的记录。她没有任何职业身份，不能发表这些东西。她只是说，一百年后，如果有人看到的话，会知道今天的西藏发生了什么。这个人姓雄，拉萨一中的女教师。”
接着，她说起自己2004年采访的一个人。“这个人在火车上买了一瓶一块五毛钱的水，然后他问列车员要发票，列车员乐了，说：‘我们火车上自古就没有发票。’然后这个人把铁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今天如果我们放弃了一块五毛钱的发票，明天我们就可能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权利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权利就只是一张纸。’他后来赢了这场官司，我以为他会和铁道部结下梁子，结果他上了火车之后，在餐车要了一份饭，列车长亲自把这份饭菜端到他面前说：‘你是现在要发票呢，还是吃完之后我再给您送过来？’我问他：‘你靠什么赢得尊重？’‘我靠为我的权利所作的斗争。’这个人叫郝劲松，三十四岁的律师。”
讲完这个人，柴静仍没有作任何演讲状，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如实说自己认识的人。她说2008年她又认识了一个人。“这个六十多岁的男人，说起丰台区一所民工小学被拆迁的事儿。他说所有的孩子靠在墙上哭。说到这儿的时候，他也动感情了，然后他从裤兜里面掏出一块皱皱巴巴的蓝布手绢，擦擦眼睛。这个人十八岁的时候当大队的出纳，后来当教授，当官员。他说，他做这些事的目的，只是为了想给农民做一点事。他在我的采访中说，征地问题，给农民的不是价格，只是补偿，这个分配机制极不合理，这个问题不仅出在《土地管理法》，还出在1982年的《宪法修正案》。在审这期节目的时候，我的领导说了一句话，说这个人说得再尖锐，我们也能播。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特别真诚。这个人叫陈锡文，中央财经领导办公室主任。”
说完，她又讲起2002年认识的一个老人。她是这样讲述的：“七年前，我问过一个老人，我说你的一生也经历了很多挫折，你靠什么来保持你年轻时候的情怀。他跟我讲，有一年他去河北视察，没有走当地安排的路线。然后他在路边发现了一个老农民，旁边放了一副棺材，他就下车去看，那个老农民因为太穷了，没钱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来卖。这个老人就给了他五百块钱，让他回家。他说我给你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告诉你，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不要在乎一时得失，要执着。这个人叫温家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讲完这位老人，她便不再讲她认识的人了，而是下起了结论。她的结论是：“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她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一个国家只有拥有那些能够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去捍卫自己宪法权利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一个国家只有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一个国家只有尊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
柴静的演讲题目是“认识的人，了解的事”。题目很平凡，但却足以说明，柴静入职中央电视台做新闻以来，确实一直在“关心新闻里的人”。演讲完，柴静拿到什么奖，这里不得而知。只知道她坐下后，有同行凑过来对她说：“今天早上我特别不愿意来，但听你讲完，觉得有的事还是要把它当真，不然就真没意思了。”
说完柴静这一案例，便可以探讨“校长专业发展”了。“校长专业发展”是“新课程改革”启动以来，各地教育界十分重视的热点问题。就像柴静2000年进入央视之后经历了许多锻炼，十多年下来，为了“专业发展”，各地校长也受了许多“培训”，并因此掌握了许多有关“教育管理”“课程领导”或“学校文化”方面的教育“专业知识”。但是校长们有没有像柴静那样，也一直在努力做好那门最根本的专业功课呢？
这门最根本的专业功课便是“人”，其核心内容是反思。“新课程改革”以来，校长们所受的各种“培训”，以及“培训”之外的各种活动，究竟让校长们认识了什么样的人，了解了什么样的事。或者说，校长们在掌握各种“专业知识”的同时，还能否像柴静那样，在经历了多年磨炼与探索之后，心中有那么多“人”与“事”。
毫无疑问，校长及教师均无法回避这一最根本的专业功课，因为教育的本质使命正是“育人”。如果我们——无论做校长还是做教师——心里只有教育“专业知识”，没有“人”，尤其没有让我们感到骄傲、给我们力量的“人”，掌握那么多教育“专业知识”有何用？我们又该拿什么去“育人”呢？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也应像“新闻工作者”柴静那样，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还得了解许多能让人“把它当真”的“好人好事”。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为学生、为国家创造真正良好的“育人”环境。总之，认识什么人，了解什么事，是校长必不可少的专业功课。
九年后的夏天，柴静收到台里通知，要她参加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举办的演讲赛，主题是“为祖国骄傲，为女性喝彩”。柴静想起自己上学时常参加演讲比赛，那时的她上台后，会来“几个拔地而起的反问句‘难道不是这样吗’，再加上斜切向空中的手势‘擦干心中的血和泪痕，留住我们的根”，然后便是“狗血一洒满堂彩”。
她实在不想再参加演讲赛。但“台里说这事已定”，而且“领导辛苦地起了个大早替她抽好签”了。她只好“配合”，临场时安慰自己“混一混，等会儿就结束了”。她把陈虻“生前讲课记录”拿出来看。主持人叫到１４号时，柴静走上台。她扶了下话筒，讲起1999年认识的一个人。
当时是“在从拉萨飞往北京的飞机上”，她说，“我的身边坐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她是三十年前去援藏的，这是她第一次因为治病而要离开拉萨。下了飞机，天空下着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了北京一个旅店里。过了一个星期，我去看她，她的病已经确诊了，是胃癌晚期。她指了一下床头的一个箱子，她说如果我回不去的话，你帮我保存这个。这是她三十年当中走遍西藏各地，和官员、汉人、喇嘛、三陪女……交谈的记录。她没有任何职业身份，不能发表这些东西。她只是说，一百年后，如果有人看到的话，会知道今天的西藏发生了什么。这个人姓雄，拉萨一中的女教师。”
接着，她说起自己2004年采访的一个人。“这个人在火车上买了一瓶一块五毛钱的水，然后他问列车员要发票，列车员乐了，说：‘我们火车上自古就没有发票。’然后这个人把铁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今天如果我们放弃了一块五毛钱的发票，明天我们就可能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权利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权利就只是一张纸。’他后来赢了这场官司，我以为他会和铁道部结下梁子，结果他上了火车之后，在餐车要了一份饭，列车长亲自把这份饭菜端到他面前说：‘你是现在要发票呢，还是吃完之后我再给您送过来？’我问他：‘你靠什么赢得尊重？’‘我靠为我的权利所作的斗争。’这个人叫郝劲松，三十四岁的律师。”
讲完这个人，柴静仍没有作任何演讲状，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如实说自己认识的人。她说2008年她又认识了一个人。“这个六十多岁的男人，说起丰台区一所民工小学被拆迁的事儿。他说所有的孩子靠在墙上哭。说到这儿的时候，他也动感情了，然后他从裤兜里面掏出一块皱皱巴巴的蓝布手绢，擦擦眼睛。这个人十八岁的时候当大队的出纳，后来当教授，当官员。他说，他做这些事的目的，只是为了想给农民做一点事。他在我的采访中说，征地问题，给农民的不是价格，只是补偿，这个分配机制极不合理，这个问题不仅出在《土地管理法》，还出在1982年的《宪法修正案》。在审这期节目的时候，我的领导说了一句话，说这个人说得再尖锐，我们也能播。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特别真诚。这个人叫陈锡文，中央财经领导办公室主任。”
说完，她又讲起2002年认识的一个老人。她是这样讲述的：“七年前，我问过一个老人，我说你的一生也经历了很多挫折，你靠什么来保持你年轻时候的情怀。他跟我讲，有一年他去河北视察，没有走当地安排的路线。然后他在路边发现了一个老农民，旁边放了一副棺材，他就下车去看，那个老农民因为太穷了，没钱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来卖。这个老人就给了他五百块钱，让他回家。他说我给你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告诉你，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不要在乎一时得失，要执着。这个人叫温家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讲完这位老人，她便不再讲她认识的人了，而是下起了结论。她的结论是：“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她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一个国家只有拥有那些能够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去捍卫自己宪法权利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一个国家只有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一个国家只有尊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
柴静的演讲题目是“认识的人，了解的事”。题目很平凡，但却足以说明，柴静入职中央电视台做新闻以来，确实一直在“关心新闻里的人”。演讲完，柴静拿到什么奖，这里不得而知。只知道她坐下后，有同行凑过来对她说：“今天早上我特别不愿意来，但听你讲完，觉得有的事还是要把它当真，不然就真没意思了。”
说完柴静这一案例，便可以探讨“校长专业发展”了。“校长专业发展”是“新课程改革”启动以来，各地教育界十分重视的热点问题。就像柴静2000年进入央视之后经历了许多锻炼，十多年下来，为了“专业发展”，各地校长也受了许多“培训”，并因此掌握了许多有关“教育管理”“课程领导”或“学校文化”方面的教育“专业知识”。但是校长们有没有像柴静那样，也一直在努力做好那门最根本的专业功课呢？
这门最根本的专业功课便是“人”，其核心内容是反思。“新课程改革”以来，校长们所受的各种“培训”，以及“培训”之外的各种活动，究竟让校长们认识了什么样的人，了解了什么样的事。或者说，校长们在掌握各种“专业知识”的同时，还能否像柴静那样，在经历了多年磨炼与探索之后，心中有那么多“人”与“事”。
毫无疑问，校长及教师均无法回避这一最根本的专业功课，因为教育的本质使命正是“育人”。如果我们——无论做校长还是做教师——心里只有教育“专业知识”，没有“人”，尤其没有让我们感到骄傲、给我们力量的“人”，掌握那么多教育“专业知识”有何用？我们又该拿什么去“育人”呢？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也应像“新闻工作者”柴静那样，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还得了解许多能让人“把它当真”的“好人好事”。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为学生、为国家创造真正良好的“育人”环境。总之，认识什么人，了解什么事，是校长必不可少的专业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