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决大规模投资导致的产能过剩、企业竞争力不强等结构性问题,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5年达沃斯论坛上发表的致辞中三次强调中国的“结构性改革”,而结构性改革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并购重组,通过并购实现优胜劣汰,从而促进这些产业持续健康发展。这就意味着在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经济转型期内我国将会出现新一轮的并购浪潮。国有企业作为并购的主体,将承担着国家结构性改革战略的安排;因此,研究政府对国有企业并购的影响具有重要价值。关于政府对企业的影响,学者们先后提出了“扶持之手”和“掠夺之手”两种理论。“扶持之手”假定政府能给企业带来诸如:税收优惠、融资便利等利益,目的是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支持企业发展;“掠夺之手”假定政府利用控制权,通过企业实现其社会和经济目标。虽然这两种理论相互冲突,但是学者们更倾向于研究政府对企业的“掠夺之手”,实际上政府对企业同时存在着“扶持之手”和“掠夺之手”。本文遵循了“政府控制(根源)-企业高管(途径)-并购效应(结果)”的研究思路。将政府控制、企业并购、企业高管及并购效应有机结合起来,剖析政府控制对企业并购的影响。本文选择2008-2011年间发生并购的1122家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讨论了政府控制权及控制层级对并购规模和频率的影响,然后进一步分析了政府控制权及其层级对企业并购效应的影响。鉴于国有企业高管由政府任命,于是将高管引入研究模型,研究企业高管、政府控制和并购效应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政府能显著影响企业并购活动,政府控制权与企业并购频率呈现非线性的“U”关系,且这种关系在地方政府控制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政府控制权越大企业并购规模就越大;但这种关系只在中央政府控制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同时还发现,政府控制权与并购效应之间却存在非线性的倒“U”关系,且这种关系在地方政府控制企业中更为显著。国有企业高管权力不利于并购效应的提高,因为高管没有把自身能力放到企业并购效应的提高上,而是放到了提高其薪酬以及控制权收益上。论文最后建议,我国国有企业政府控制权比例较高,应适当降低其比例,这利于企业并购效应的提高;因此,政府应推进国企股权多元化改革,引入多元化投资主体,建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机制。同时,密切关注国有企业高管权力及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的机会主义动机,健全企业内外监督激励机制,引导高管把精力投放到企业并购后经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