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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燕忽然觉得自己有点伤感，她或许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思绪总是异常活跃，没有谁总是规定她束缚她想什么，怎么想，而她接受的信息又总是五花八门，她想做的事无论多难都一定要想法子去做。
“晓莉，你知道武峡教授吧！就是我不久前和你说起的国家科委的那位专家。他向我介绍了一些乡村教师的贫困情况，令人震惊呀！而这些教师又肩负着教育农民后代的重任。我查了一下，全国970万教师中，这样的乡村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有300万人。他们太不容易了！他们为中华民族撑着底。可中国落后地区农村教师的待遇和工作条件在全世界只有最穷的非洲国家的最穷地域能与之相比，这与一个外汇储备在世界上数一数二、已经快要步入信息社会的大国地位实不相称。我认为中国农村的教育不仅关系到国民素质，也关系到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我决定拍一部反映乡村民办教师的电视片……”
赵燕说，她面前是她起小的好朋友晓莉。晓莉是一家广告公司的老板，是一位真诚、有社会责任感的成功女士。没等赵燕把话说完，愣愣地睁大着眼睛注视着赵燕的晓莉就拦下她，说：“你这个决定好！我支持你，我现在要做些什么？你尽管说。”
“拍这部片子，我决定不去找企业拉赞助了，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每人出3000元钱。你看这样可行吗？”
“行！没问题。我带个头，然后至少给你再联络10个人。”晓莉没有须臾迟疑，回答说。
很快，赵燕和晓莉的30个朋友就为这部片子的拍摄捐了款。1995年11月，由三地11名专业人士组成的“拨亮烛光”摄制组也成立了。
拍摄地点选在了冀北的里平、满城两县最贫困的山区。
…………
（1）
天色渐渐黯淡了，摄制组的汽车依旧在满是崎岖的山路上向一个摄制点颠簸着前进，路上没有人，没有汽车以外的声响，只有愈来愈浓郁的暮色包围着行进中的汽车。接近留香村口了，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赵燕忽然听到了由远及近的悲戚的哭声。远远地，赵燕渐渐清晰地看到一位农村妇女跪在一座显然是新修的坟墓旁，一边烧纸一边哭泣。赵燕让司机停下车，下车向前走去。她注意到坟墓旁的两个花圈上有幾张白纸在寒风中瑟瑟舞动。她靠近观瞧，那几张纸原来是学生考试的试卷，上面都有教师判的“100分”的字样。
赵燕心跳顿时加快了，她一边安慰着哭泣的妇女，一边问故去的是她什么人。
女人依旧伤心地哭泣着，没有回答，旁边的人告诉赵燕说，坟墓里的人是这位妇女的丈夫，村里的小学教师。还说，花圈上的那些试卷就是他的那些学生粘贴上去的。赵燕看了墓碑上的名字，上面赫然刻着的是“魏香兰”三个字。
赵燕即刻招呼摄制组的同事，马上开机拍摄。
那位伤心、憔悴、苍老的妇女好像并没有意识到摄像机的存在，她在回答赵燕唠家常般的问题：“他是因为患肺癌去世的。他的病是给耽误的。”说到这里，已经不再哭泣的妇女，忍不住又要掉泪。
“他发高烧40摄氏度好长时间了，一直没找到病根。晚上输液打针，白天照样坚持给学生们上课。后来实在挺不住了，输液打针已经不顶用了，才到了地区医院。人家检查后说是患了肺癌，已经是晚期了，没法治了。他没有力气再给学生们上课了，就把在外面打工的儿子叫回来代课。他在家里教给儿子，儿子再去教学生。中午、晚上，随时随地给儿子指点教学方法，指导儿子备课。学生的作业，让儿子从学校带回家。他一边打着吊针，一边在床上批改。
我丈夫有文化，工作之余也注意看书学习，学习新的知识，说是要给学生们多一点知识。他是挺勤快、挺和气的一个好丈夫、好父亲。
他是1995年当上村里的民办教师的，村里给他按每月28天算工资，合19元6角。他喜欢当老师，觉得光荣、体面。他当教师整30年了。
工资报酬吗？从19元6角到20多元、50多元、69元、90元，去年下半年刚涨到150元，还没拿到，人就死了。”
…………
赵燕带领的摄制组，跟着这位伤心欲绝的教师妻子走到了他们的家，眼前、镜头前是两间好像一阵稍大一些的风雨就可能坍塌的土坯房。屋子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只有靠墙的一个破旧的方桌和两个已经不很牢固的长板凳。一面墙上贴着写有魏老师名字的十几张大大小小的奖状;摆着两床棉被的炕的一角静静地躺着一摞魏老师的获奖证书。没有人坐下，屋子里只挤进了赵燕和摄像师，还站着魏香兰老师的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年纪也都不小了，都还没有成家。家里条件实在太差了，女儿不好嫁出去，儿子又娶不起媳妇。
闻讯赶来的，魏香兰老师所在学校的校长，一个也是满脸忧伤的中年男人说：“像魏老师这样的人，还年轻时随便到外面找个什么工作，也会比当教师收入高。可魏老师一直安心干了30年，他教的学生个个成绩都很好，真是尽心尽力了。魏老师走了，留给学生们的东西无穷无尽，可留给这个家的只有一万四千元的债务。他热爱教师工作，一生都想着能转成公办教师，我们报了不知多少次，可最后什么也没弄成，可他照样一心一意地教学。”镜头前，这位校长的眼圈也红了。
魏老师的儿子，一个看上去有点腼腆的大男孩儿，面向镜头边的赵燕说：“父亲去世前不久，知道自己不行了，拉着我和妹妹的手，让我和妹妹好好干，他说他没干好，让我们继续干，干下去，了却他的心愿，把孩子们教好。他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他说，干教育是为了出息一代代的孩子们，领导不会亏待咱，会照顾咱……”
离开魏老师家的时候，就在魏老师家的两间破屋前，那位校长又和赵燕说：“实际上，像魏老师这样优秀的乡村教师是很难得的，好多教师都因为这里的教师待遇太差，纷纷逃离了。‘希望工程’为乡村孩子们建了学校，如果没有教师学校不就成了摆设了吗？你们能宣传、介绍乡村的优秀教师实在太好了。社会、能关注、帮助我们的乡村教师实在太好了！”
…………
赵燕带领的摄制组，午后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了3个半小时才到达这里。完成这一天的拍摄任务后回到驻地的时候，已经是深夜时分了。 他们都没有感到疲倦、没有睡意，他们的心情都有些沉重。
（2）
他们要拍摄的另一位山村教师叫臧永彬。这位教师所在的村庄叫长角台。汽车一大早出发，在崎岖的山路上也是颠簸了近3个小时。
看到了，他们要到的村子。
眼前，一条清澈的溪流正蜿蜒地流淌，溪水洁净得几乎透明，水流的哗哗声在山谷里回响。溪流两岸是两座比较平缓的小山，山坡上的树丛中散落着百十栋房屋。缕缕炊烟正从一些房屋的屋顶袅袅升腾。
真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可是，村民们赖以生存的田地在哪里呢？几乎看不到，因为它们都太分散了，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
几位老人正坐在道边一处向阳的房屋山墙前享受阳光的温暖。赵燕走过去，弯腰问：“老人家好！跟您打听个人，小学校的臧永彬老师，您知道住在哪里吗？”
一位相对年轻一点的老人站了起来，往不远处指了指。还坐着的几位老人，七嘴八舌地说：“你们看哪处的房子最破，那一准就是他家。”
往上坡上走了不远的路，看见一位50岁左右的男子正站在一间小屋的门前朝他们张望。想必那就是臧永彬老师了，他早就站在他家的屋子前面了，他知道记者们要到他家里，学校的校长事先已经告诉他了。
“您就是臧永彬老师吧？”赵燕微笑着问。
臧老师忙不迭地点头，黝黑的脸庞上也露出了映着山里阳光的微笑。
在臧老师的引导下，赵燕和摄像师老王、录音师老于张望着走进了他的家门。
一进门，赵燕就惊呆了。
黑黢黢的，满屋都是黑黢黢的。四壁和屋顶房梁都黑得像锅底，这一定是常年烟熏火燎造成的。屋里除了土炕和灶台就没有别的家具了。一些当用的盆盆罐罐就放在地上，走进的人都无从下脚。数九寒天呀！已经破了的窗户纸在寒风中就像是几只白蝴蝶在冷风中飞舞……
天啊！这一家两大两小四口人过的是什么日子呀？
摄像师老王一边架着机器，一边喃喃自语：“老天爷，太惨了！真是太惨了……”
赵燕看着臧老师，努力着笑了一下，尽量显得轻松地说：“我们知道您是一位很优秀的教师，这些年为这偏僻山区的教育教学做了很多……”
赵燕还没有把话说完，就见臧老师眼睛里的泪水已经默默地往腮边流淌了。不知道是因为他内心被电视台认可的感激还是他面对家中窘况的委屈和痛苦。
赵燕注意到，站在一旁的臧老师的老伴儿，一个看上去比臧老师还显老，而且在屋子里挪动脚步都显得有些困难的妇女，眼圈也红了。
来臧永彬老师家之前，赵燕他们已经采访过了他所在学校的校长。
当谈到这位老师，那位校长的眼睛即刻闪出一种激动不已的光亮，说：“臧老师是我们这深山沟里一位少见的优秀教师，他从1970年开始就在我们这里当教师，干了25年了，3次被评为全保定市的优秀教师，差不多年年都是县里的优秀教师。各种奖状、证书一大摞。他教的学生学习成绩、道德品行都是全校最好的，特别难得的是，他的学生杨兴华，一个穷山沟里的农民娃娃，居然得了1995年全国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三等奖和华罗庚数学竞赛二等奖。这在全国大城市里也算是很杰出的成绩了。没有人能计算得出，臧老师为之付出了多少心血、辛劳和汗水。”
说到这里，那位校长叹了口气，才又接着说：“臧老师的家庭负担其实是很重的，他的爱人身体有残疾，干不了什么活儿;年迈的老父亲一直有病，去年去世的;两个上学的孩子也帮不上多大的忙，家里、地里全得靠臧老师一个人。可他一心扑在教学上，就连放农忙假时他也不放假，为了不让一个学生掉队，白天黑夜地给学生们补课。只能趁学生们做作业的一小会儿工夫，赶紧跑上山割上几把麦子背回家。”
校长又叹了口气，对赵燕说：“你们不是还要到他家里去吗？去看看他家那乱糟糟的劲儿，就能知道他整天都忙成什么样了！”
…………
此时，当赵燕他们走进臧老师的家时，不禁又想起了校长的那番介绍。
臧老师面对镜头的时候还不大自然，赵燕和他唠家常，使他一会儿就忘记了镜头的存在。
他对赵燕说，他的老父亲去世之后，他依旧要供养着全家四口人，一个身有残疾的老伴儿和一双上学的儿女。他当教师的工资从开始十几元钱，一点点涨，去年刚涨到160元。此外，山上还有五块儿不大的土地种着玉米和小麦。尽管基本上能吃饱肚子，但家里常常会捉襟见肘有快要过不下去的感觉。
他告诉赵燕，他的两个孩子都非常懂事。家里这种经济状况，供不起两个孩子继续上学了，只能有一个继续深造。两个孩子你推我让，都真心想让对方继续上学。因为哥哥考上了县里的重点中学，妹妹便以此为由坚决让哥哥继续上学，而自己则跑去城里的棉纺厂打工，帮助家里供哥哥上学。
说到这里，臧老师停顿了一会儿。赵燕注意到，他本来已经不再流泪的眼睛又浸出了泪水，他强忍着，没有让泪水流出来。
“我没有料到，我们大家谁都没有料到，好好的儿子突然发病。真是祸从天降，雪上加霜啊！我的儿子臧小广在学校读书时，因为穿着破旧，吃喝抠抠索索，常常被人嘲笑。他性格本来就内向，心里的郁闷总是埋在心底，从来也没发泄过。再加上他常常觉得对不起妹妹，他起小就和妹妹有着很深的情感。妹妹为了自己这么小就去了工厂打工，他心里总是过意不去。由于长时间的心情压抑，前年正在学校学习的儿子竟得了精神病。儿子是被五花大绑从县城送回家里的。”
說到这里，臧老师的眼泪已经流出来了。
“真是五雷轰顶啊！这不是家破人亡了吗……”臧老师说着，眼泪不住地往下流。“儿子回到家里后，我一没留神，他就跑出去了，跑到没有人烟的大山沟里去了。我急忙跑出去追，悬崖峭壁都找过了。我本来压力就挺大的，再加上得了精神病的儿子又跑了，我真的马上就要崩溃了。真想一头从山崖上栽下去。可想到学生们还等着我，家里的人还指望着我。才没有迈这一步。记不得听谁说过，人心里苦闷的时候，到没人的地方大声喊喊，可能会缓解一些。我站在山崖上大声喊。我喊：老天爷啊，你太不公平了呀！我可是个大好人呐……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你要是再逼我，我就不活了，我跳崖了！我等着老天的回答，结果听到了大山的回音，好像在对我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这么做。我愣愣地想了一会儿，又去找孩子了，终于把儿子找回来了。并把他送到了保定的专科医院，给他治病。” 臧老师叹了口气，泪不流了，两眼的目光直直的，接着说：“孩子送到保定的医院，花了好几千块钱。这钱都是我找亲戚和老乡们借的。到了今年的春节，又该交钱了，没钱就不给治了。我满村子借钱，借不出来了，因为都知道我还不上。没钱治，我这孩子就算完了。”
臧老师的眼球活动了，像是舒了口气，又说：“就在这个时候，我收到了300元的资助款，校长说这也是一种奖励，说这是一位美籍华人捐赠的，这位先生也曾在山区当过民办教师。我听说了，有120名像他这样优秀的教师得到了同样的资助。我是留着眼泪把这笔钱接过来的，这对我太重要了，甭说300元，就是30元，对我也是十分重要的。”
赵燕知道这件事，她也參与了这次来自海外华人对民办教师资助的发放过程，武峡教授还有许多人都为这次捐赠做了许多细致的工作。她现在拍摄这个介绍民办教师的片子，也就是为了这件旨在帮助全国民办教师的事继续做下去，做好、做大。
这次到臧老师家之前，赵燕他们也曾采访过他的学生。学生们说，他们看见臧老师一个人在办公室的时候，常常低着头发呆。他们都知道臧老师心里很苦，却不知道怎样才能帮助臧老师减轻内心的痛苦。这一段时间里，臧老师面对他们，并不说自己儿子患病的事情，依旧一丝不苟地给他们讲课，启发他们理解疑难问题，只是很难看到老师脸上的笑容了。
镜头前的臧老师抬起手臂，用他那如树根一样粗糙的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说：“我心里的苦水很多，但我尽量把苦水咽下去。我不愿意让人家说我太脆弱。我常想，我当民办教师确实穷，但我的精神上还是富有的。可是……”这时，臧老师的目光从赵燕的脸上移开，瞥了一眼他一无所有，却又乱糟糟、黑黢黢的家，泪水禁不住又要流出来了。“有时我也想：共产党啊！我从开始工作，就教育孩子热爱你。可是，你知道我是怎么过的，一天天怎么活的……”他眼里的泪水又流出来了。
赵燕也跟着流泪了。眼前这位教师流泪的时候，赵燕总是忍不住会跟着流泪。一直忙着的摄影师也是泪眼模糊，赵燕心里还嘀咕会不会影响拍摄效果。事后审片时，大家都惊呼拍得太好太真实，太有感染力，太能震撼感动人心了！
拍摄结束的时候，赵燕和摄制组的同志把朋友们捐赠给这些教师的棉衣被、棉鞋、大米、食用油等物资送给臧永彬老师。臧老师捧着这些东西又要流泪了，是感激的泪水。他的脚上还穿着露着脚趾的布鞋。
摄制组的汽车离开了，赵燕回头，看见臧老师还站在寒风中目送着他们，怀里还抱着刚刚收到的棉衣棉鞋。
赵燕打开车窗，探出身远远地向臧老师挥手，心里想：“但愿你以后永远不会再穿露脚趾的破布鞋;但愿有一天你们全家人像城里的普通人家那样，住在不透风、不漏雨的好房子里，在明亮的灯光下围坐在一起快快乐乐地吃晚饭……你们会这样吗？会的！我深信。我们会咬牙拼命，把旨在帮助民办教师的慈善项目建起来，做下去。”
“晓莉，你知道武峡教授吧！就是我不久前和你说起的国家科委的那位专家。他向我介绍了一些乡村教师的贫困情况，令人震惊呀！而这些教师又肩负着教育农民后代的重任。我查了一下，全国970万教师中，这样的乡村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有300万人。他们太不容易了！他们为中华民族撑着底。可中国落后地区农村教师的待遇和工作条件在全世界只有最穷的非洲国家的最穷地域能与之相比，这与一个外汇储备在世界上数一数二、已经快要步入信息社会的大国地位实不相称。我认为中国农村的教育不仅关系到国民素质，也关系到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我决定拍一部反映乡村民办教师的电视片……”
赵燕说，她面前是她起小的好朋友晓莉。晓莉是一家广告公司的老板，是一位真诚、有社会责任感的成功女士。没等赵燕把话说完，愣愣地睁大着眼睛注视着赵燕的晓莉就拦下她，说：“你这个决定好！我支持你，我现在要做些什么？你尽管说。”
“拍这部片子，我决定不去找企业拉赞助了，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每人出3000元钱。你看这样可行吗？”
“行！没问题。我带个头，然后至少给你再联络10个人。”晓莉没有须臾迟疑，回答说。
很快，赵燕和晓莉的30个朋友就为这部片子的拍摄捐了款。1995年11月，由三地11名专业人士组成的“拨亮烛光”摄制组也成立了。
拍摄地点选在了冀北的里平、满城两县最贫困的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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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色渐渐黯淡了，摄制组的汽车依旧在满是崎岖的山路上向一个摄制点颠簸着前进，路上没有人，没有汽车以外的声响，只有愈来愈浓郁的暮色包围着行进中的汽车。接近留香村口了，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赵燕忽然听到了由远及近的悲戚的哭声。远远地，赵燕渐渐清晰地看到一位农村妇女跪在一座显然是新修的坟墓旁，一边烧纸一边哭泣。赵燕让司机停下车，下车向前走去。她注意到坟墓旁的两个花圈上有幾张白纸在寒风中瑟瑟舞动。她靠近观瞧，那几张纸原来是学生考试的试卷，上面都有教师判的“100分”的字样。
赵燕心跳顿时加快了，她一边安慰着哭泣的妇女，一边问故去的是她什么人。
女人依旧伤心地哭泣着，没有回答，旁边的人告诉赵燕说，坟墓里的人是这位妇女的丈夫，村里的小学教师。还说，花圈上的那些试卷就是他的那些学生粘贴上去的。赵燕看了墓碑上的名字，上面赫然刻着的是“魏香兰”三个字。
赵燕即刻招呼摄制组的同事，马上开机拍摄。
那位伤心、憔悴、苍老的妇女好像并没有意识到摄像机的存在，她在回答赵燕唠家常般的问题：“他是因为患肺癌去世的。他的病是给耽误的。”说到这里，已经不再哭泣的妇女，忍不住又要掉泪。
“他发高烧40摄氏度好长时间了，一直没找到病根。晚上输液打针，白天照样坚持给学生们上课。后来实在挺不住了，输液打针已经不顶用了，才到了地区医院。人家检查后说是患了肺癌，已经是晚期了，没法治了。他没有力气再给学生们上课了，就把在外面打工的儿子叫回来代课。他在家里教给儿子，儿子再去教学生。中午、晚上，随时随地给儿子指点教学方法，指导儿子备课。学生的作业，让儿子从学校带回家。他一边打着吊针，一边在床上批改。
我丈夫有文化，工作之余也注意看书学习，学习新的知识，说是要给学生们多一点知识。他是挺勤快、挺和气的一个好丈夫、好父亲。
他是1995年当上村里的民办教师的，村里给他按每月28天算工资，合19元6角。他喜欢当老师，觉得光荣、体面。他当教师整30年了。
工资报酬吗？从19元6角到20多元、50多元、69元、90元，去年下半年刚涨到150元，还没拿到，人就死了。”
…………
赵燕带领的摄制组，跟着这位伤心欲绝的教师妻子走到了他们的家，眼前、镜头前是两间好像一阵稍大一些的风雨就可能坍塌的土坯房。屋子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只有靠墙的一个破旧的方桌和两个已经不很牢固的长板凳。一面墙上贴着写有魏老师名字的十几张大大小小的奖状;摆着两床棉被的炕的一角静静地躺着一摞魏老师的获奖证书。没有人坐下，屋子里只挤进了赵燕和摄像师，还站着魏香兰老师的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年纪也都不小了，都还没有成家。家里条件实在太差了，女儿不好嫁出去，儿子又娶不起媳妇。
闻讯赶来的，魏香兰老师所在学校的校长，一个也是满脸忧伤的中年男人说：“像魏老师这样的人，还年轻时随便到外面找个什么工作，也会比当教师收入高。可魏老师一直安心干了30年，他教的学生个个成绩都很好，真是尽心尽力了。魏老师走了，留给学生们的东西无穷无尽，可留给这个家的只有一万四千元的债务。他热爱教师工作，一生都想着能转成公办教师，我们报了不知多少次，可最后什么也没弄成，可他照样一心一意地教学。”镜头前，这位校长的眼圈也红了。
魏老师的儿子，一个看上去有点腼腆的大男孩儿，面向镜头边的赵燕说：“父亲去世前不久，知道自己不行了，拉着我和妹妹的手，让我和妹妹好好干，他说他没干好，让我们继续干，干下去，了却他的心愿，把孩子们教好。他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他说，干教育是为了出息一代代的孩子们，领导不会亏待咱，会照顾咱……”
离开魏老师家的时候，就在魏老师家的两间破屋前，那位校长又和赵燕说：“实际上，像魏老师这样优秀的乡村教师是很难得的，好多教师都因为这里的教师待遇太差，纷纷逃离了。‘希望工程’为乡村孩子们建了学校，如果没有教师学校不就成了摆设了吗？你们能宣传、介绍乡村的优秀教师实在太好了。社会、能关注、帮助我们的乡村教师实在太好了！”
…………
赵燕带领的摄制组，午后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了3个半小时才到达这里。完成这一天的拍摄任务后回到驻地的时候，已经是深夜时分了。 他们都没有感到疲倦、没有睡意，他们的心情都有些沉重。
（2）
他们要拍摄的另一位山村教师叫臧永彬。这位教师所在的村庄叫长角台。汽车一大早出发，在崎岖的山路上也是颠簸了近3个小时。
看到了，他们要到的村子。
眼前，一条清澈的溪流正蜿蜒地流淌，溪水洁净得几乎透明，水流的哗哗声在山谷里回响。溪流两岸是两座比较平缓的小山，山坡上的树丛中散落着百十栋房屋。缕缕炊烟正从一些房屋的屋顶袅袅升腾。
真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可是，村民们赖以生存的田地在哪里呢？几乎看不到，因为它们都太分散了，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
几位老人正坐在道边一处向阳的房屋山墙前享受阳光的温暖。赵燕走过去，弯腰问：“老人家好！跟您打听个人，小学校的臧永彬老师，您知道住在哪里吗？”
一位相对年轻一点的老人站了起来，往不远处指了指。还坐着的几位老人，七嘴八舌地说：“你们看哪处的房子最破，那一准就是他家。”
往上坡上走了不远的路，看见一位50岁左右的男子正站在一间小屋的门前朝他们张望。想必那就是臧永彬老师了，他早就站在他家的屋子前面了，他知道记者们要到他家里，学校的校长事先已经告诉他了。
“您就是臧永彬老师吧？”赵燕微笑着问。
臧老师忙不迭地点头，黝黑的脸庞上也露出了映着山里阳光的微笑。
在臧老师的引导下，赵燕和摄像师老王、录音师老于张望着走进了他的家门。
一进门，赵燕就惊呆了。
黑黢黢的，满屋都是黑黢黢的。四壁和屋顶房梁都黑得像锅底，这一定是常年烟熏火燎造成的。屋里除了土炕和灶台就没有别的家具了。一些当用的盆盆罐罐就放在地上，走进的人都无从下脚。数九寒天呀！已经破了的窗户纸在寒风中就像是几只白蝴蝶在冷风中飞舞……
天啊！这一家两大两小四口人过的是什么日子呀？
摄像师老王一边架着机器，一边喃喃自语：“老天爷，太惨了！真是太惨了……”
赵燕看着臧老师，努力着笑了一下，尽量显得轻松地说：“我们知道您是一位很优秀的教师，这些年为这偏僻山区的教育教学做了很多……”
赵燕还没有把话说完，就见臧老师眼睛里的泪水已经默默地往腮边流淌了。不知道是因为他内心被电视台认可的感激还是他面对家中窘况的委屈和痛苦。
赵燕注意到，站在一旁的臧老师的老伴儿，一个看上去比臧老师还显老，而且在屋子里挪动脚步都显得有些困难的妇女，眼圈也红了。
来臧永彬老师家之前，赵燕他们已经采访过了他所在学校的校长。
当谈到这位老师，那位校长的眼睛即刻闪出一种激动不已的光亮，说：“臧老师是我们这深山沟里一位少见的优秀教师，他从1970年开始就在我们这里当教师，干了25年了，3次被评为全保定市的优秀教师，差不多年年都是县里的优秀教师。各种奖状、证书一大摞。他教的学生学习成绩、道德品行都是全校最好的，特别难得的是，他的学生杨兴华，一个穷山沟里的农民娃娃，居然得了1995年全国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三等奖和华罗庚数学竞赛二等奖。这在全国大城市里也算是很杰出的成绩了。没有人能计算得出，臧老师为之付出了多少心血、辛劳和汗水。”
说到这里，那位校长叹了口气，才又接着说：“臧老师的家庭负担其实是很重的，他的爱人身体有残疾，干不了什么活儿;年迈的老父亲一直有病，去年去世的;两个上学的孩子也帮不上多大的忙，家里、地里全得靠臧老师一个人。可他一心扑在教学上，就连放农忙假时他也不放假，为了不让一个学生掉队，白天黑夜地给学生们补课。只能趁学生们做作业的一小会儿工夫，赶紧跑上山割上几把麦子背回家。”
校长又叹了口气，对赵燕说：“你们不是还要到他家里去吗？去看看他家那乱糟糟的劲儿，就能知道他整天都忙成什么样了！”
…………
此时，当赵燕他们走进臧老师的家时，不禁又想起了校长的那番介绍。
臧老师面对镜头的时候还不大自然，赵燕和他唠家常，使他一会儿就忘记了镜头的存在。
他对赵燕说，他的老父亲去世之后，他依旧要供养着全家四口人，一个身有残疾的老伴儿和一双上学的儿女。他当教师的工资从开始十几元钱，一点点涨，去年刚涨到160元。此外，山上还有五块儿不大的土地种着玉米和小麦。尽管基本上能吃饱肚子，但家里常常会捉襟见肘有快要过不下去的感觉。
他告诉赵燕，他的两个孩子都非常懂事。家里这种经济状况，供不起两个孩子继续上学了，只能有一个继续深造。两个孩子你推我让，都真心想让对方继续上学。因为哥哥考上了县里的重点中学，妹妹便以此为由坚决让哥哥继续上学，而自己则跑去城里的棉纺厂打工，帮助家里供哥哥上学。
说到这里，臧老师停顿了一会儿。赵燕注意到，他本来已经不再流泪的眼睛又浸出了泪水，他强忍着，没有让泪水流出来。
“我没有料到，我们大家谁都没有料到，好好的儿子突然发病。真是祸从天降，雪上加霜啊！我的儿子臧小广在学校读书时，因为穿着破旧，吃喝抠抠索索，常常被人嘲笑。他性格本来就内向，心里的郁闷总是埋在心底，从来也没发泄过。再加上他常常觉得对不起妹妹，他起小就和妹妹有着很深的情感。妹妹为了自己这么小就去了工厂打工，他心里总是过意不去。由于长时间的心情压抑，前年正在学校学习的儿子竟得了精神病。儿子是被五花大绑从县城送回家里的。”
說到这里，臧老师的眼泪已经流出来了。
“真是五雷轰顶啊！这不是家破人亡了吗……”臧老师说着，眼泪不住地往下流。“儿子回到家里后，我一没留神，他就跑出去了，跑到没有人烟的大山沟里去了。我急忙跑出去追，悬崖峭壁都找过了。我本来压力就挺大的，再加上得了精神病的儿子又跑了，我真的马上就要崩溃了。真想一头从山崖上栽下去。可想到学生们还等着我，家里的人还指望着我。才没有迈这一步。记不得听谁说过，人心里苦闷的时候，到没人的地方大声喊喊，可能会缓解一些。我站在山崖上大声喊。我喊：老天爷啊，你太不公平了呀！我可是个大好人呐……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你要是再逼我，我就不活了，我跳崖了！我等着老天的回答，结果听到了大山的回音，好像在对我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这么做。我愣愣地想了一会儿，又去找孩子了，终于把儿子找回来了。并把他送到了保定的专科医院，给他治病。” 臧老师叹了口气，泪不流了，两眼的目光直直的，接着说：“孩子送到保定的医院，花了好几千块钱。这钱都是我找亲戚和老乡们借的。到了今年的春节，又该交钱了，没钱就不给治了。我满村子借钱，借不出来了，因为都知道我还不上。没钱治，我这孩子就算完了。”
臧老师的眼球活动了，像是舒了口气，又说：“就在这个时候，我收到了300元的资助款，校长说这也是一种奖励，说这是一位美籍华人捐赠的，这位先生也曾在山区当过民办教师。我听说了，有120名像他这样优秀的教师得到了同样的资助。我是留着眼泪把这笔钱接过来的，这对我太重要了，甭说300元，就是30元，对我也是十分重要的。”
赵燕知道这件事，她也參与了这次来自海外华人对民办教师资助的发放过程，武峡教授还有许多人都为这次捐赠做了许多细致的工作。她现在拍摄这个介绍民办教师的片子，也就是为了这件旨在帮助全国民办教师的事继续做下去，做好、做大。
这次到臧老师家之前，赵燕他们也曾采访过他的学生。学生们说，他们看见臧老师一个人在办公室的时候，常常低着头发呆。他们都知道臧老师心里很苦，却不知道怎样才能帮助臧老师减轻内心的痛苦。这一段时间里，臧老师面对他们，并不说自己儿子患病的事情，依旧一丝不苟地给他们讲课，启发他们理解疑难问题，只是很难看到老师脸上的笑容了。
镜头前的臧老师抬起手臂，用他那如树根一样粗糙的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说：“我心里的苦水很多，但我尽量把苦水咽下去。我不愿意让人家说我太脆弱。我常想，我当民办教师确实穷，但我的精神上还是富有的。可是……”这时，臧老师的目光从赵燕的脸上移开，瞥了一眼他一无所有，却又乱糟糟、黑黢黢的家，泪水禁不住又要流出来了。“有时我也想：共产党啊！我从开始工作，就教育孩子热爱你。可是，你知道我是怎么过的，一天天怎么活的……”他眼里的泪水又流出来了。
赵燕也跟着流泪了。眼前这位教师流泪的时候，赵燕总是忍不住会跟着流泪。一直忙着的摄影师也是泪眼模糊，赵燕心里还嘀咕会不会影响拍摄效果。事后审片时，大家都惊呼拍得太好太真实，太有感染力，太能震撼感动人心了！
拍摄结束的时候，赵燕和摄制组的同志把朋友们捐赠给这些教师的棉衣被、棉鞋、大米、食用油等物资送给臧永彬老师。臧老师捧着这些东西又要流泪了，是感激的泪水。他的脚上还穿着露着脚趾的布鞋。
摄制组的汽车离开了，赵燕回头，看见臧老师还站在寒风中目送着他们，怀里还抱着刚刚收到的棉衣棉鞋。
赵燕打开车窗，探出身远远地向臧老师挥手，心里想：“但愿你以后永远不会再穿露脚趾的破布鞋;但愿有一天你们全家人像城里的普通人家那样，住在不透风、不漏雨的好房子里，在明亮的灯光下围坐在一起快快乐乐地吃晚饭……你们会这样吗？会的！我深信。我们会咬牙拼命，把旨在帮助民办教师的慈善项目建起来，做下去。”